299期| 切尔诺贝利灾难、创伤的国家管理与人道主义的救援（BJS2016）

 编译：

Zhukova, Ekatherina. 2016. “Trauma Management: Chernobyl in Belarus and Ukrain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7(2):195–215.

Zhukova, Ekatherina. 2018. “The Anthropology of Humanitarianis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Apolitical and Private in Humanitarian Space ” Public Anthropologist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4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在一次安全系统测试中，发生爆炸。这场核电站爆炸在国际灾难排名上排在第七位，也是核灾难排名中第一位。核电站释放的放射性元素污染了土壤和水源、住房。

这场灾难，更让受影响地区的人们。产生长期低剂量辐射的影响之中。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白俄罗斯占其领土的23.5％和人口的35％）和乌克兰（占其领土和人口的7％）。该国经此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有500,000名幸存者是儿童。

作者Zhukova就是其中一位。她于2015年在Aarhus University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就来自不超过家乡这段历史、个人这段人生的追问：

Whose Responsibility? Chernobyl as Trauma Management in Bela

2016年，Zhukova在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发表一篇文章：”Trauma management: Chernobyl in Belarus and Ukraine”，比较自己的祖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经历的不同的创伤管理。

不同于从个人的精神创伤角度入手，Zhukova强调国家在大事件之后的创伤管理作用：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弥合历史与现在？如何承担起历史的责任？是让公民遗忘仇恨还是铭记仇恨？

实际上，虽然切尔诺贝利事件让白俄罗斯受污染的土地面积是乌克兰的三倍，受影响人口也是后者五倍，但是目前乌克兰仍然有四座核电站，而白俄罗斯才正在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白俄罗斯经历了历史反思，国家成功地主导和管理了历史创伤，但是在乌克兰，媒体却认为国家没有做得很挫败，人们对此事件仍沉在消极之中。

Zhukova区分了国家在创作管理中的四种象征性角色。

第一个叙述是最大的进步，国家作为一个积极的救世主（active saviour），试图恢复受损的安全，承担责任和建立对社会的信任。第二个叙述是最小的进展，国家充当了被动的救世主（passive saviour），不愿意为其公民恢复安全感，犹豫不决地承担责任和建立信任。第三个叙述是倒退（regression），国家表现为背叛者，没有为人民提供安全，人民对国家机构失去信任。最后的叙述是灾难（apocalypse），国家扮演着反对自己人民的肇事者的角色。

最大进步型的国家—创伤管理，有助于形成积极的民族认同，比如人类安全的复兴叙述、科技繁荣叙述，地缘政治独立性和道德有序性。其它三种则强化了消极的国家认同，反对了道德上的混乱、生存上的不案例、贫困感和政治对他国的依赖感。

纵观切尔诺贝利爆炸后，苏联（1986-91），苏联解体后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1992-2014）的反应结果来看，苏联往往被视为背叛者;而乌克兰的国家形象则是最低进步者或被动的救世主，但白俄罗斯却是作为积极救世主构建的最大进步的创伤管理叙事。

 一、作为背叛者的苏联（1986-1991）

乌克兰记者Lidia Surzhik回忆切尔诺贝爆炸后的情况：

I remember that we were eating bread and canned products the whole month . . .We didn’t let our children drink milk, as we didn’t trust the established permissible radioactive norms; we understood that they were far from permissible.

这种对基本的人类安全感的迟疑，也来自于科技方面的创伤。因为在切尔诺贝利之前，苏联人民认为核能是苏联对美国优势的证明。人们也为与外敌的核战争做好了准备——但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核灾难。乌克兰政治家和作家Yuri Scherbak回忆说：

在4月26日的早上，一位工程师从公寓的窗户看到被爆毁的核反应堆时，他疯了——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由于官方的误导和错误的反应，民众对技术的失望转变为创伤。苏联国家也因此被称为背叛者。尤其是，在爆炸后的第二天，官方的一纸命令，竟然是要将水倒在爆炸的反应堆上而不是减少辐射的灾难性影响。

苏联本来有机会再挽回灾难，但是它试图通过对灾难保持沉默，以便在资本主主义国家面前挽回面子。民众指责苏联当权者拒绝外界提供的所有帮助。即使是自己国家出手相助，也不理想，因为负责安排撤离官员大发国难财，甚至借此洗钱、制造假冒的受害者领取补贴、掠夺废弃的房屋等等。

二、国家作为何种受害者还是积极的救世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1992-2014）

1991年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痛定思痛，坚决要打造工业的生态安全系统，出台整套方案来指导建设。但是乌克兰却总是迟疑和回避，不愿面对诺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乌克兰的一位记者这样报道：

The officials . . . didn’t find time to work on the state programme to liquidate the consequences of Chernobyl . . . The unified decision-making centres for coordinating, organizing and solving Chernobyl problems is still absent.

 乌克兰科学家Boris Prister也说“当局不关心我们”：

The level of radionuclides exceeds the norm in more than 30 per cent of households in the 500 affected communities, and no one cares . . . We should be ashamed that after 15 years we haven’t been able to resettle all those who should have been resettled immediately due to milk contamination . . .

对两个国家来说，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核爆炸时，自己作为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要负责吗？当今的俄罗斯要负责吗？如果是他们的责任，那要依赖外部援助吗?

白俄罗斯始终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外部行动者（即使是联合国）援助的依赖，乌克兰则指责联合国、G7集团和没有协助处理切尔诺贝利事故，而非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办法。

就和俄罗斯的关系来看，由于白俄罗斯在族群与历史上对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历史依附，白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上，能够超越受害者的叙述，更加平等地以活跃于当今的救世主的形象出现，而非被历史迫害者所陷。与此不同，乌克兰的集体认同有两极分化，要么亲俄、要么强烈的反俄罗斯。就反俄来看，他们将二战以来历史建构为：乌克兰在二战时沦陷，是苏联的占领行为，而切尔诺贝利是苏联延续以降，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行为。

三、如何走出灾难：回到人道主义的人体经验

国家的创伤管理是宏观的、政策的，往往带有民族认同与历史包袱的，但对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来说，如何走出核灾难的阴影？如何让自己在健康上摆脱核辐射，都是更为直接的问题。

Zhukova反对国际流行的“难民营”的做法。因为难民营反而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的无意识负面后果，在一个极窄的人道主义空间内，生产无了无意义的生活，制造了新的痛苦。

Zhukova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明如何通过跨国的、个体化的援助关系，才是更为值得借鉴的解决办法。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意大利的角色。意大利民众发起了民间援助的活动，在1990 - 2015年期间帮助了46万多名白俄罗斯儿童。

Zhukova在11至14岁之间，通过切尔诺贝利儿童计划，三次造访了意大利的寄宿家庭。而寄宿的父母也多次拜访了她的白俄罗斯家乡。到了Zhukova上了大学之后，二者间又继续建立起了联系。

实际上，有些意大利家族对切尔诺贝利儿童产生深刻的情感依恋，视为己出，他们支持这些儿童上学，甚至收养他们、鼓励他们移居意大利、找对象、找工作。

 Zhukova将这种现象称为kinning。她还指出这种现象不独意大利—白俄罗斯之间。她的一位同事是伊拉克难民，年轻时移居瑞典，二者都感觉时：当自己听到意大利语/瑞典语，会有同样的兴奋感。Zhukova还指出，如果你到白俄罗斯，会发现意大利语已成为白俄罗斯的第三门广泛学习的外语（在英、德语之后）。在受核污染的地区，年轻人说意大利语比说英语还好！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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