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摘录| “中研院”杨文山研究员退休演讲：量化社会学者的求学与研究

整理/高行云

 1 退休

1. 今天是我退休演讲。我退休了第一件事，要回家睡个觉。

2. 这个演讲，我很紧张。XX（同事）有一天和我说：“抱歉，我不能来参加你的演讲。这个演讲，每天人只有一次机会。”我就更紧张了，因为我不能做“第二次的退休演讲”。

3. 我本来想叫这个演讲是《我的学思历程》，可是我发觉，能叫这个题目的都是“中研院院士”，这是院士级才能做的事情（哈哈）。于是我又想叫个“文青”的题目，叫《我在社会所的日子》，但是想想又太“文青”了。 

3. 退休生活常常适应不了。我有个朋友，在美国社会学现在很红，因为专门研究老年人的退休离婚问题。我也有个同事，叫陈肇南，说老人三宝：老本、老伴、老友。可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人，老本就是我们还有书本陪伴。我们的钱不多，但还有书本。

马里兰大学有一个教授，工作了四十多年了，发了篇文章说：“我是在国际学界这么知名，但我退休后半年，走在系里，就没有人认识我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位研究者，其实是具有privilege的一群人，每个人都对我尊重。那退休后，我到底是谁？但好在我们的研究是个“生涯”（career）而不是一位工作。

 2 求学历程

1. 我的同事都是（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或其它系，都是非常好的背景，也非常聪明，但我不同。我是毕业于辅仁大学。我和张茂桂（“中研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谈的时候，他把他的PPT（退休演讲）给我看，他说自己从高中开始就受《寂寞的春天》影响，开始关注环境议题，有了calling——要做个社会学者。但坦白地讲，我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就是被分发到社会学专业了，我和所内同事不太一样。

我的社会学启蒙很晚，但我有个特点，我喜欢到处跑图书馆，东翻西翻，我想当个刺猬，但只能当个狐狸，还是喜欢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从专业上也可以讲，我在社会人口学研究，理论很少，所以也更适合做狐狸。

2. 辅仁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对我影响大的是罗四维神父，他一生在台湾，也葬在台湾。他在晚上特别开社会学的英文课，教我们读英文书籍。他让我们把一本社会学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3. 辅仁毕业后，我到了Virginia Tech。这个学校不是很有名，虽然我们读完后会说这是“南方的MIT”，因为校名都带“tech”。我的硕士题目是用台湾的数据研究生育控制。我用contextual分析，当时也没有统计软件，我只能用分解法研究对个人行为影响。

当时密歇根大学搞了ICPSR，上课无拘无束，不要钱还给奖学金，现在一堂课是2000美金。我在那就学到很多东西。于是Alan Acock和我一篇合作。他是一个重要的家庭学者，因为他在方法上很有名，也像“肯塔基的爷爷”。他作为一个教授也不是很有钱，有很多个小孩，生活也艰苦。我当时去看过他，他房子也不是很好。但是，时势造英雄，他写了一本书，叫A Gentle Introduction to Stata，每两年出一本新书，只要你学STATA，你就会买这本书，所以现在这位恩师开了车到底去休闲。他就是找到了一个niche。他们出书很简单，因为出版社给了版面，只要照着打就行了，他现在生活就不错了。

1982年我写这个文章，“Parental Power and Adolescents’ Parental Identification。”Acock说这个是有趣的文章。我当时只是硕士班学生，但胆子也大，社会学用工具变量很少，经济学也才开始做，他鼓励我用。这篇文章也在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发表。这里提出了“月晕效应”：当父亲能当他的权威影响女儿的话，他也借由这个月晕效应影响女儿对母亲的认同。

4. 我下一站是到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William Parker Frisbie是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是很有出名教授，他是著名的cowboy。他在美国德州不是很好的大学读了英语系后，为了帮助他爸爸的农场，用了3年半完成社会学博士学位，也找了个教职。他教我对人大方和关照。他是真正的cowboy，投票肯定投共和党，一定要戴个牛仔帽子，牛仔裤要“regal”（音）牌子，不能穿Lewis，底下要有喇叭的，一定要穿靴子，车子要开复古的。1980年代，他就看到中国开放的状态，当时很多研究中国人口的留学生，都是他指导，所以他对中国人口研究是有影响的。

 5. 我有个很棒的机会去Carnegie Mellon大学读博士后，这是非常有趣的大学，是个未来的大学，全是在做电脑，连哲学系也在研究这个。1980年代他们就在研究microscopic robot和AI。

我有时跑到哲学系，看到三个人在研究causal modelling，我想看看他们怎么做。当时Clark Glymour和Richard Scheines, Peter Spirtes坐在教室门口，天天在发展这个电脑的东西，这就是后来我们做的“反事实分析”。这是30年前。

我当时问他们，怎么也学这个。他告诉我去买一本书，叫Judea Pearl的Probabilistic Reasoning in Intelligent Systems，我从第一页就看不懂。我到匹斯堡、亚特兰大，一直带着，再到台湾，我还是看不懂。30年后，他出了The Book of Why（中译：《因果革命：人工智慧的大未来》），台湾卖得很好，因为标题带了人工智能。

6. 我下一站是CDC（美國衛生部國家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tlanta，这其实是个弱连接的关系。因为当年我在美国的统计学会上遇到一位台湾学者，姓吕，在CDC上班，聊得挺开心。我回去后，他打给我说有个program，要懂“社会介入”。我觉得不错机会，就去了。我第一天上班，老板就扔了一本书给我，说我们单位是根据这本书Evaluating AIDS Prevention Programs来成立的。这本书说怎么做防治、怎么做介入，做真正的random control，想看看到底艾滋防治计划是否有效。美国国家的budget里面，要每个防治计划有3%经费做评估。

我回来之后想推这个，因为这是很好的就业机会。像我这样的cohort毕业的，只有45%到高校，其它也可以到这样的做评估之类的工作。

 2 回台工作

7. 我回到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原三民主义研究所）

第一个研究计划是社会意向调查，当时是叶（启政）主持 。当时他们容忍我，让我做东西，因为当时台湾贿选很多，但到底有多少贿选呢？我就想能不能用社会意向调查来了解，用“随机问答”，但这个很不好调查的。

这个文章，知道得不多。这是我研究生涯很骄傲的东西。

有一天，有个人告诉我：“我的老师是洪永泰老师。他说过有一个人叫杨文山，发表过一篇关于贿选的文章。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一篇像样的文章就可以了”。我当时很感动，我很敬重洪永泰老师。也许他不记得了。

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我我在当时所长支持下，在地震后第一个礼拜就做了一项调查，可能是最早研究的数据。我们后来做了连贯六次的调查，看看这些受灾的难民，睡觉的状态、变化的趋势等。我们也用我们资料估计台湾人捐助了多少钱，我们估计了有400亿。最后官方公布结果是420亿左右。

台湾少子化与家庭研究。台湾因为生育率下降，婚姻市场挤压关系，我发觉台湾有75万的男性，找不到适合的女性，于是越南有一些女性迁入了台湾。后来我们也出了一本书，Ais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我以为是第一本关于亚洲的跨境婚姻研究的书籍，后来才知道我们所的萧新煌老师之前出过的才是第一本书。

The Economist的亚洲版出过一期叫“Asia’s Lonely Hearts”，那个作者在伦敦。有次，我在国际会议是遇到他，他说每次我们办公室的The Economist都压着一堆但没人拿，但就这一期大家都拿完了。这一期是关于亚洲的单身女性的“不婚”问题。我的论文也被他有提

台湾历史人口研究。最早推动的是庄英章和Arthur P. Wolf。Wolf在1958年来到台湾对婚姻研究有兴趣，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也使他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家庭研究争论：富人循环与穷人循环，富人才能组成联合家庭，但穷人没办法。但是Cohen和Wolf研究表明，穷人也可能形成联合家庭。这个材料非常复杂，我们要每一笔核对和匹配。结果我们发觉，Wolf结论的比较对。不过这个研究，可能也不时有人看了。但这个研究很重要，所以我要单独提出来给大家看看。

一位听众现场说：

杨文山，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去密歇根参加ICPSR暑期班，跟年轻人比，结果问得年轻人都不理他，都不知道这个叔叔是谁。

讲座来源：

facebook“中研院社会学所”专页的直播影片。

以下是“中研院社会学所”杨文山研究员的简介：

学历与工作背景

研究自述（略有调整）

最近幾年來，我的工作重點著重在：嬰幼兒早期健康與成人健康關係的研究；台灣地區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歷史人口學研究，以及家庭、婚姻與台灣新住民適應等研究主題。

近年來，我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同仁，共同完成一項有關嬰幼兒健康的長期追蹤調查研究計畫，並以類實驗科學方法，對於嬰兒健康的介入計畫，進行評估。同時，國際學界也重視嬰幼兒早期健康與成人健康間的因果關係。由於嬰幼兒本身的健康素質、營養與健康照顧對於成人健康會產生累積性的效果，加上外在的社會環境因素，例如：嬰幼兒出生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氣候，與生活環境是否清潔等，都可能影響成年人的健康，因而受到社會學者相當的重視。這一方面的研究，除了利用橫剖面（cross-sectional）的資料外，也需要藉由長期追蹤資料（longitudinal data），搭配多元混合模型（mixed model）以進行統計模式的估計。台灣的「老人生活健康狀況調查」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資料庫，可用來協助進行此一方面的研究。

再者，“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之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所蒐集的台灣歷史人口戶籍資料，亦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研究素材，可藉以研究日治時代嬰幼兒出生健康狀況與社會環境因素對於成年時健康的影響。未來將針對此一研究題材，進行資料的整合工作，進一步檢視不同世代的嬰幼兒健康與成長機會，同時研究嬰幼兒健康與成人健康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行長期資料的統計與分析工作。

誠如一位研究台灣歷史的人口學者所言，研究中國歷史人口的長期變化趨勢，不在中國大陸，而在台灣。台灣地區日治時期所蒐集的戶籍人口登錄資料，對於瞭解台灣、中國大陸歷史人口是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原始資料庫。因此，我將藉由分析日治時期台灣戶籍資料庫，研究日治台灣社會女性的生命歷程與不同生命階段的生涯轉換，藉此瞭解台灣婦女的生活史與生命史。並藉此分析、比對不同社會歷史脈絡下台灣女性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們對台灣社會的影響與貢獻。目前已完成日治時代的婦女婚姻與生育史的探討，包括不同婚姻型態，如大婚、招贊婚、妾婚等不同婚姻中女性的生命史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有助於釐清日治時期不同婚姻類型的組成與分佈，以及這些婚姻型態對女性生命歷程的影響。

家庭研究方面，我的研究主題是台灣地區婚姻與家庭長期變遷的趨勢，以及台灣新住民的生活與社會適應等研究。台灣地區目前有偶婦女的總生育率，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此一趨勢將對於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與家庭關係產生重要的影響。台灣地區有偶婦女生育率的長期下降趨勢，與台灣地區女性的不婚、遲婚有關。因此對於影響台灣地區男、女性進入婚姻的影響因素，婚姻調適，以及影響婚姻穩定的因素，都是重要且值得研究的課題。台灣地區的跨國婚姻將逐年降低，但是新住民在台生活適應，以及新住民子女家庭、學校社會適應等問題，是台灣社會不可忽視的問題。希望藉由社會所，未來「家庭與生命歷程計畫」所蒐集的青少年步入成年初期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對於這些研究問題，作出重要的研究成果。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487期推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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