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临时工到假.副主任：从政府到智库的工作四年

首发时间：2018年6月1日

前几天发在豆瓣上过，转过来：

https://www.douban.com/note/670906835/

看了一篇找金融行业工作，投了400多份简历的经历总结的求职文章，突然激发了我，让我想起来，自己以前工作的时候。感觉自己差不多要忘了很多细节。越来越怕这种感觉，躺床上了还是爬起来写下来。

我的工作经历十分简单，2013年大学毕业，到一家官办NGO的智库，一工作就是3年8个月。

1. 从实习到入职（2012.12到2013.7）

但之所以能找到这份工作，其实倒是我大学二年级时候想申请去香港读mphil有关。在那个破211大学，一到大二的时候，就开始要有工作考证vs.考研保研的打算。但也突然让我明白，就算我考到985，还是在这个阶序中，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我还是直接申请出去吧。但只知道香港，其它不知道，只知道香港是有全奖的。结果因为这样，发现香港社会学/社会工作里，有做社会企业研究，于是就想着凑合上去，正好找到上海有一家相关的研究中心，挂在某985高校里，发布了这领域的案例库。我就拿来写了两篇论文，发了水文。

没想到，到了2012年年底，这个研究中心要招实习生，于是我想，反正自己申请完了，就去试试。结果人家根本不要我。我查了过往的实习生，最低水平的就是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我这破211，呵呵，果断被刷。但我发了一封邮件给这个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请他再给我一次面试机会。没想到这位秘书长很大方慷慨，允我来沪一试。也许是我之前利用这个研究中心的案例库，给他留下了印象，也可能是想多给年轻人一次机会，结果就这么录用当了实习生。

虽然也只是六年前，但那时候上海全家超市里的瓶装水还没超出5RMB。我就拿了400块钱的实习费，找了一栋（只有一栋）在一家民营医院旁边的回迁户小区的顶楼复式的16个小单间里的最小也最没信号的一间，5平方吧。正好400元/月。

实习到职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原来一同应聘上的那位，确是同济，和我同专业，还是研究生，更是当时人人网上的网红。简单介绍完工作，一道坐五角场地铁离开前，这位网红愤愤不平，因为分配给他的是营销策划类，分配给我的却是研究岗。于是，我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帮这个研究中心做一份孵化器的方案。

当时是没人教我，只是自己摸索。但摸索中也感觉得找正式工作。作为从小县城到中部省会读书的小市民的我来说，刚到上海的感觉就是贵贵贵，尤其是房价。因此完全没有留在上海工作的欲望，虽然生煎真的好吃，复旦北门的东北烧烤里的盖浇饭能给免费续米饭（每次续到第3碗，我都感觉老板说“米饭在这边”，我都真的不好意思了）。也因为家里有亲戚在珠三角，从小一直对珠三角有好感似的，就往那边投。

过年时候，我开始想，香港是没指望了，到底找什么工作。我初中到高中，因为玩网游，一直在网上做点不正经的小买卖，所以不想找商业公司类，我又不喜欢政府类，还是找传媒、NGO这里独立点。尤其是，当时还想着，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再出去，还是学术为优，这些更有利我的社会学训练吧。

结果必然的，传媒类没有一家给面试，找了一些职高的辅导员岗位，也肯定没offer，最后给我的三个offer的，全是研究型NGO。当然，我不可能对经济问题有概念，完全没考虑NGO会收入低，尤其是还抱着就算再读书肯定还是家里供着嘛。

最后挑了下其中一家。广东省X智库。

接到面试通知时，我正在实习那上班，说第二次上午就要面试。结果我立马打电话给我妈，请她汇机票钱过来。我到大四的时候，还没坐过飞机，也没去过机场，幸好下午时候，秘书长突然提醒我怎么还没走，否则都不知道要提前几个小时过去。

夜里十一点飞到广州，第一次到这个城市。只知道面试地址，完全不知道在广州什么地方。但我猜着因为在广州中心地方吧。就坐着一个去越秀公园的机场大巴，但一路漆黑，完全不知道到哪，直到底站，下来，不知道要住在哪里。夜里十二点的广州，街上其实还是有不少年轻小流氓。终于找到一家宾馆，花费不少地住下来，开始复习这个机构的知识：从网上找到些他们boss的访谈、文章等等，看到凌晨四点。

清晨六点，就得出发。因为我不知道走到这个机构到底要多久。

对于北方人来说，广州是乱乱乱。确实，这个智库所在的社区的告示牌上，写着本月抓到小偷多少个，破获抢劫案多少起。但没想到这个智库是在一栋小洋楼里（后来才知道，这些小洋楼是50年代三大改造时，没收华侨商人的），也没想到，首面我的那个三把手，竟然是直接看中的，是我在上海研究中心做的社会企业研究和经历。于是就带着我去见一把手，听他吹起牛来。幸好我没白复习，能凑上捧他几句，应合下他的国师论调。

可能在小县城长大，人情太密，官味太强，从小就看惯这种做法，也许我一工作，即使对纯的政府工作机构是排斥，但对这种奉承，却愿意为之，也注定今后为之。

我只感觉这家省智库的三把手和一把手都很热情待我，似乎是要我吧。但走了之后才想起来，好像他们一直没有给个准话。结果，我回到上海和回到学校，一直心里不安。偶尔趁个机会，比如发些和社会企业有关的资料给三把手，想确认下什么时候让我到岗等等。但都不明确。

原来，他们作为省委旧部门拆解后留下的研究会，都是退休干部，但想业务化运作，于是想和佛山一个区搞合作，派年轻人过去”锻炼“，以交换他们委托的研究课题。我只知道我将会年轻人中的一个，当然还不知道这些交换。

在离开上海之前，认识有一年多的吕炳强老师路过上海，请我吃顿饭。正好提到，他有位老友在广州一家研究院，事业单位，当一把手。我回去一搜，原来这家事业单位正好在招行政岗位的员工，于是我也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在政府工作了，就发邮件请他帮我。于是我要准备事业单位的考试。

结果我一买事业单位考试的试卷回来做，完全蒙逼了。这TMD的智商测试呀，我绕不过来呀。越练越迷茫，越写越焦虑，我真的是做一份行政岗位吗？因为很容易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还想做学术，毕业却做行政之类的工作，肯定会被磨掉学术热情。

纠结了几天，我还是决定算了。虽然又跑广州报了名，还是决定不参加考试了，浪费了老师的一份人情，还是决定去哪怕是NGO，哪怕还没通知我何时到岗的地方去，至少让我感觉还以“助理研究员”式的岗位。

2. 从政府内智库回到政府外的智库（2013.7-2014.7）

当我终于7月初广州的时候，结果因为时间冲突，不得不放弃去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理论工作坊和研习班的机会。我一直想出去看看，到底外面学术是什么样的。由于我当时完全是迷上了本土化的东西，所以这个工作坊和研习班正合我意。我很久以后才明白，这可能是我一个转折点。也许在那里认识一些师长，鼓励鼓励这个毛头小子，就让我以为真的能做好这件本土化的事，也许就考了北大或其它地方。尤其是，在2013年底，错过这次工作坊的半年后，我突然在人人网上，收到北大一位老师的私信，问我现在的情况，说我当时的论文让他impressive，和他研究很近等等。也许错过了真的却也是转折了。

我也没想到的是，工作竟然不是去佛山社会工作类的部门，而是在广州的政策研究室。我不懂这里是要干嘛，但我工作一两周就突然发现：我是突然被甩到丛林，要自己求生。因为我身边没有自己单位的领导，只是他人单位的领导和员工，只有我一个人是外来人。所以，这意味着我只能做打杂的，人家也不愿交重要的事情给我，而我又在别人眼里是那家智库的脸面，若做得不好被投诉，必遭本单位更严厉的批评。

幸在是，这是个刚成立不久的政研室，所以人手紧张，我反而能除了天天打电话稍发函收函和开会之外，还稍微能介入一点点有用的。尤其是，我自己既然对社会学有兴趣，很难不对当代中国政治无兴趣，所以也想着这是一个参与观察的机会。

所以，我总是留意领导关注的一些Points，网上收集一些研究资料，整理好给他。这家政研室的一把手，见我也想思考，于是有次早上竟然坐下来，帮我讲解要怎么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次序和逻辑。我一直受用到现在。

但我毕竟是被甩到丛林里的野物。如果一天见不到领导，心里感觉是开心，就不像突然不上课可以呆在家一样。但如果一个月，两个月见不到，那么就慌起来：我的本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但我也明白，对于智库来说，最想了解政府内部的资料、数据和动态，于是我就把这些东西为诱饵一样，时不时的投给本单位的领导，其实我自己心里只有一句话：您老可别忘了边疆还有您的好战士呢！

我想我真的是赶上好时机了。有件涉及两级整体权力划分的改革，谁都不接愿手，怕出力不讨好，结果政研室就甩给“边缘人”的三把手来做，于是边缘人加边缘人，我就应召入伙。我想，我终于可以除了打电话催开会，有点其它正经事情可以做了。

这位广州著名高校的博士生，在21世纪初读博时就发表英文论文了，结果来了这地方做公务员，是个认真读书也注定边缘的人。所以，尽管参加这个写作组的，不止我一个年轻人，但其他两三个年轻人，不仅有自己事情在身找各种理由拖延，也不愿与边缘人深交。

于是我成了唯一能做事情的人，也终于学会了如何写官样文章。但学会了也没用，即使表现得是个能用的人也没用，我终究是个外人。因为这种劳务派谴，无非是一年最多就回去，谁愿意培养一个注定要走的人呢？我的工作就只能是打电话催发通知罢了。

好在呀，本单位的老领导还是记着有位好战士了。由于这家NGO在业务化市场化初期，虽然依赖项目化聚集一些高校的老师来帮忙写作，但终于要有自己的班子才行。但初期意味着没年轻人可用，以致连我这个野外生存的人也要用上。

我当然开心，除了终于有点正式的事情可以做，也因为收入。没有项目就没有分成，没有分成就得靠底线工资，很低。

但苦闷的是，虽然我一直尝试运用工作之外的时候看些书，但要接上做项目研究的话，就分身乏术，要在政府里下班之后才能开始做。而且自己在外，也没法和领导间面对面互动，更没法参加一些调研，又得自己动手上网自己学习：好在是，已经有了边缘三把手领导，教了我写官样文章的思路。

这样8+8小时的双重工作，让我没有时间学习。我记得，我在工作半年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没时间看书，这样真不行，要像别人都会说得那样：在工作中磨掉对学术的热情，最后还没开始读研就告别学术。我不甘心，也不服气。我知道自己没有精力和时间（因为当时下班后还要工作到11点多），所以只能用两个措施：1. 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办公室，在这段最没有人打扰的时间里，校订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2. 周五晚上干脆就不回去睡觉，在办公室睡了。因为当时租的房子，室友意见不合，连网络都不愿装。

可又能学到多少呢？已经注意有一天的2/3被割出去了，有2/3时间里在消磨和烦躁中度过了。终于在工作满一周年的时候，爆发了。

政府这边想“续借”我半年，当然是找了理由。智库是乙方，怎么可能不顺着甲方呢！我不干了。我受够了天天只是发通知催开会，渴望一周半月的才能观察到一点有意思的所谓的中国政治现象。我要辞职。

但这时候，一直帮我看我校订、教我细读文本的吕炳强老师打了一通电话，语重心长地批评了我。他以一贯的循循善诱的方式，最终给了我两个理由：1. 你现在英语也不好，读文本也没功力，就算你现在到台湾读书，也没法得到老师们的欣赏；2. 就算你回中国教书，按你将要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早一年晚一年已经没区别了。

我被说服了。当时更大的理由还是：我父亲反对我读研。在他眼里，有一份安稳工作，就够了，还想这么多干嘛。我原以为，读研当然还要靠家里支持的想法，就破灭了。虽然他们没有说不出钱支持再读书，但我要自己心里有口气还在，还能赚到钱，就绝不能再跟他们伸手。可能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工作上的纠结，工作结束的一天晚上，我突然大哭的一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哭，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打了一通电话给前女友结果当然是被鄙视了一番。

幸好，智库本单位的boss还劝留了我，单独请我吃顿饭，我本是婉转地说给我三天时间思考再复，以给他面子，但此时的说服和压力，反而让我有回转余地，还是决定留了下来，不再辞职。也因此我这样的举动，政府方也答应不再留我，我终于可以从丛林野生，回到营地了。

3. 用政府内的眼睛做政府外的智库活（2014.7-2018.3）

回来后，我才明白，吕炳强老师和我说，“你这经历不一般”的意思。即使我在政府里智库只是打下手，但毕竟是权力的最中心。一个简单的案例：party的常务会议之类的会议，不允许一般人员参加，只有这种办公室机构，才能以录音记录为由，旁听了解。所以，最直接的讨价还价、甩脸命令的官员动态，都多少过目了一些。就算是打下手，还多少写了一些文件，懂了一些规则，尤其是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官员们想看的文章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就是“局内人”的思维吧。

最看似平常的一个例子。政研室主任，一直是12：30才去吃午饭。我一直不明白，只感觉他是工作太忙。但终于有一天我才明白，原来12点吃午饭，大家都直接去了，他要等大家回来才去，因为食堂是最交头接耳，打听消息的地方，他又是离一把手决策最近的人物，谁不想让他说两句话，或者提前打听下一把手的想法呢。当然要避来。

这种局内人的思维，让我在写局外人的智库工作时，不仅轻松起来，也自然使得领导爱用。但时过境迁，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我入职时的智库了，已经招了几个年轻人，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好在是，按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划分，我虽然只能做些项目奖金少些，但多少避开竞争了，专注在行政、社会类的课题了。

当智库再招新人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当时在政府，只是临时工！那些被派到政府工作的人，也都是大学毕业，但都不过是因为政府需要人手，智库以帮忙解决人力短缺的名义，从社会上招个人来，派过去打杂，由此讨得项目和促进合作。 多数临时工都不过是干几个月就辞退不再需要或自己辞职，而接我而去的虽然也是和我同校的一位毕业生，但到政府里也颇为不顺。

回来的最大好处还是可以多做项目，多拿分成，多些收入。但钱并不好拿。不同的政府、不同的领导，需求都可能完全不一样，有时有套路，有时完全没有，三四个甲方领导给不同意见要改，也可能是免不了的。从省一级，到镇一级的项目，需求的方向又完全不一样。比方说，原以为省一级可能需要的是战略性的，但副省长和我们说，他就想知道这个政策，“临门一脚”要怎么踢。原以为县一级，只不过要些实操，但人家也一样觉得，我这么懂政府了，要花钱咨询你，就是想给我们这些天天呆在政府里的人一些不一样的启发，要干活我们自己上手就行了，哪用得着你。所以，大约到了工作两年的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因熟悉而导致的时间成本在下降了。

虽然名义上得到了升迁，最后变成副主任，但其实都是虚街，因为下面并没有真正的兵。真正的兵是要自己能管到对方的考核和酬劳才行。但在非事业部的组织架构下，在业务和行政分离的情况下，其实这样的官街都虚的。但问题是：官是虚的，活是实的。现在让你带几个年轻人做一个事情，你得让年轻人，尤其都比我年纪大，按我的方向做事——却没有实权。

带新人的思路和自己单干完全不一样。有位朋友有兴趣来我这工作。到任时，我本以为他以前在政府里工作过，但竟然连官样文章和理解官员的基本思维都没准备好。起初，我大想轻松的目标结果管理，想着你写好初稿交我就行了，但发现能力不够做不出成型的东西出来，让我也担心自己严厉会让他有不恰的反弹。结果，我只能转成过程管理。我努力只教他一件事：什么是现实。

由于智库工作基本上是看文字，但文字是最虚的，想一个人改变文字风格，是非常困难也非常虚幻的。我每次都告诉他： 我们不是在写文章，是在做手机。iphone的手机为什么好用，你要点几下才能到你想要的功能，这种东西的手感要怎么样。把文章想象成做手机，就得考虑到用户/甲方的体验，最直接的体验/触感。在这种具体化思维培养中，过程中卡几个点，让他现实起来，逼他从用户体验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智库策划。

在政研室工作过的另一帮处，反而是从给party书记当秘书写讲话稿，变成了给智库一把手当秘书写讲话稿。其实写讲话稿是种权力。这种权力不在于它有多大的实权，而在于和一个最有实权的人物能近距离的了解他的焦虑处和表现点。

如果不是因为第一年的野外生存，我想在：秘书活（半月一月一篇）+项目活（通常同时要写三四个）+带团队（甚至没有实权）情况下，不可能把时间成本降下来，也就不可能还有时间再搞学术，做公众号。最后算一算，三年多也做了20多个课题

但越有降低时间成本，越证明工作是无聊乏味单调的。尤其是，在以都是半路出家为背景的智库机构里，根本没法体会到什么科学化的训练。大家不过是靠熟悉政府思路，有些关系，写些官样文章罢了，真正要技术的地理式规划、数据类评估，都做不到。但话说回来，也许本来就不应该来学术研究的质量标准来衡量智库机构。

虽然领导们不无可被欣赏的地方（比如一把手真的是1vs.1面谈时，非常会引导官员；二把手在做企业改制方面非常有经验），但总体上半路出家无专业知识凭经验的氛围，加上官办NGO传统下来的压抑，真让我变得小心谨慎，不主动拍马但绝对奉迎。

这种小心和奉迎，其实不仅来自于组织内部的年龄结构、文化背景等因素，也来自于自己对自己能力的心知肚明。即使在这个机构里，我混到一把手想随身带的人，但我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一把手、这个机构，屁都不是。不信跳槽试试？所以，工作三年八个月，其中也不是没想过，但这个行业不仅天花板极低，而且行业极窄，更有学历、专业、地域限制，想要找到同等收入和位阶的其它机构，根本变得不可能。所以，时常感觉自己像抱着一根独木在漂流一样，不敢自己掉出去，只好更奉迎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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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还想写细一些，最后工作两年的事情，结果发现，竟然完全没有在政府里工作时候的有细节记忆了。可能真的是太单调了，虽然要真让我说几个项目有挑战的、有转折的，也不是没有，但至少对于辞职读研一年的我来说，还是感觉也就那回事。也许日子再久一些，就更清晰了。本来还想写些，怎么每天写讲话稿+项目报告的同时，还要搞学术发论文学英文，但想想似乎也没什么值得一提，可能要花更多时间来消化过去，才能讲得清楚吧。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第2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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