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研究的第一步：如何确认一个社会现象有多严重？看理性数字还是理解社会心态？

文/高行云

首发时间：2022年3月24日

不管研究什么，你都可能提出“严重性”问题：

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人口拐卖有多严重？

战争风险有多严重？

犯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X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像疫情，你要确认这个严重程度，是地方病（Endemic）和传染病（Epidemic）还是全球大流行（pandemic）？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现象不能直接谈。所以你也在关心的这个议题。我会从社会科学哲学角度，以及犯罪率/犯罪严重度的问题，绕一下，切入。

- 1 - 如何确认一个社会现象有多严重？

因为我们做研究，往往要先确认这个问题是严重的，才是有研究意义的。但是这个“严重性”其实是个“严重程度”的问题，也是个“严重立场”的问题。二者经常交叉在一起。

比如方，犯罪率也好，疫情致死率也好，可能都没有得那么高，但是我们恐惧。我们的恐惧常常让我们觉得“想象中的犯罪率/疫情致死率”是更高的。因此，从我们的主观感知的这个立场上讲，严重度很高，但从统计数字上讲，又没那么严重。

这种情况让实证研究者很难办，因为实证研究会看的是数字，但社会心态和数字都不符合。其结果，是建立一种二分法：

研究者=理性的=看得清实际情况

被研究者=不理性的=看不清实际情况

这种预设往往成为很多研究的基础，因为研究者可能趋向关注那些“脆弱的群体”，以证实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关于对犯罪率的态度与认知研究中，会特别关注老年人、女性，因为她们能够符合这种理性/不理性的二分法。

这背后涉及到社会科学哲学问题：

我们是研究者是专家，被研究者是常人（lay actor），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以他/她们的信念作为我们的研究判准，还是相信我们作为专家有超越于被研究者的地方

我们要相信以谁的“严重立场”下的“严重程度”观点作为研究成功的判准？

- 2 - 现象的严重性如何判断？以被研究者为中心

我们继续看“犯罪严重性”研究。你可以联系到疫情问题，有类似的道理。

如果我不再高高在上以“专家观点”和统计数字来压制老百姓的恐惧感，直接了解他/她们的严重性感知呢？

英国著名的犯罪社会学家Ian Taylor曾开创性地研究了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两个城市，使用了著名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概念，希望站在被研究者立场理解“犯罪严重性作为一种主观态度”。1997年，Hollway and Jefferson两位社会学家进一步以精神分析的理论深入这条路径。她们发现了“恐惧的悖论”：实际风险最小的群体（尤其是老年妇人），反而对犯罪的感知最为担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对英格兰北部住民的访谈过程，二人发现：相较于其它的恐惧来源来说，犯罪议题像疫情一样，都是更加可追溯的（比如案件报道），也最为可控的。之所以说最为可控的，是从个人角度，是因为当一个人感到恐惧担心的时候，他/她们就很容易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比如疫情之下，人们减少出门、多戴口罩。因此，关于犯罪的恐惧和焦虑容易深入人心，进入潜意识，时刻提醒自己要做点什么。

Hollway and Jefferson教授也发现，这种焦虑感是和“社会角色失位”有关。比如，她们的受访者中，如一位叫Bob的老年妇人，之所以陷入这种“恐惧悖论”，是因为退休了，失去了社会角色，加上年纪较大，会在潜意识中形成“外面世界=恐惧的世界”的想法。

不过你会发现，这样虽然看似尊重被研究者/常人的想法，但实际研究者还是高高在上——凭什么你能判定她们的潜意识呢？在这般解说，好像她们的潜意识真的还就是“非理性”？

澳洲的犯罪社会学家Deborah Luption and John Tulloch希望进一步打破这种“理性=研究者=专家；非理性=被研究者=老百姓”的优势观念，希望打开老百姓的恐惧焦虑感形成的过程。详见她们发表在《英国社会学学报》（Britain Journal of Sociology）上的论文，《关于“犯罪恐惧感”的理论化：超越理性/非理性的对立》（Theorizing fear of crime: beyond therational/irrational opposition）。

她们同样采访了一些老年妇人，终于得到了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群体的“理性论证过程”。

比如，一位68岁的妇人Mae，生活在新南威尔士的小镇。和上面提到的Bob那位英国老妇人有类似的世界观——外面世界=恐惧的世界，要担心入室行窃等问题。然而，要解释这种犯罪恐惧感，要回到这位澳洲老妇人Mae的生命历程：为什么Mae最近几年形成了这种犯罪恐惧感，而几年前却没有呢？

通过这个对比性提问，你很难将“非理性”的本质直接扣在这类群体身上了。接着，两位作者发现，在受访前的18个月，Mae的爱人去世了。为此，Mae不再敢一个人看关于犯罪纪实的电视节目。接着，由于爱人去世，她的生活世界本来依靠丈夫关于外面世界的陈述，有更多的实际互动与观察，但现在变得更依靠报纸媒体。结果，媒体可能会抓眼球的报道一些消息，比如犯罪问题、毒品问题。由此，Mae形成了一套关于犯罪率和犯罪行为的媒体语言式的因果故事。比如，由于失业率上升，年轻人可能走上不轨之道。同时，Mae也联想到自己的孙子，也开始担心他们会染上越轨问题。

（Deborah Lupton教授）

另一位受访的老妇人Moira，也有类似表现，同样给家里安装的防盗门，对外面世界有所恐惧，认为犯罪率比实际数字更高。但是，她的问题却在于：为什么Moira一直有这种想法呢？

这要回溯到她的生命历程：作为南非的移民，她虽然来到了澳洲，但是依然保留了南非的生活经验与观察。她认为在南非，你总要关好门窗，应该犯罪率总是很高，出门就可能有风险。因此，即使到了澳洲，她还是没有摆脱这种习惯思维。

这些生命历程与故事，能够被简单地涵盖到“非理性”吗？恐怕未必。

作者指出，做“犯罪感”的研究，是要去理解被研究者/老百姓的诠释过程与意义建构，理解他/她们的推理方式。比如，Mae如何建立媒介渠道与生命历程的关系，Moira如何建立移民经验与犯罪问题间的延续性的观念。

回到开头的疑惑，当我们再做研究，总难免要问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这样问题的时候，究竟要站在谁的立场呢？

你作为研究者的外面观察与知识分析，很可能是和被研究者的心理感知是有所出入的。

外卖小哥是被算法宰制还是自主呢？

乡村振兴是被政府控制的还是村民积极的？

微博小粉红或饭圈女孩是不理性的还是有自己的诠释与推理逻辑？

我们要如何反思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优势视角”，也就要同样接受被研究者/常人有同样的反思力。

文献来源：

 Lupton, Deborah and John Tulloch. 1999. “Theorizing fear of crime: beyond the rational/irrational opposition” Sociology50(3): 507-523.

* 这是Sociological理论大缸的第638期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