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瑞典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通过对远古人类基因的研究，致力于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帕博破解了“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密码、发展了“古基因组学”，证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现在的我们）有过繁殖历史，并且现在欧亚人类的基因组里，有1-4%可追溯至尼安德特人。
提到“基因”，即使是普通大众也不陌生了。我们觉得这非常神秘，但又非常日常。究竟“基因组学”又是什么？对我们理解社会生活又有什么影响？社会学家也早已对基因组学及其类似议题——基因、遗传、演化等早有兴趣，因为正如帕博的贡献那样：当它能说明我们从哪里来，就会和种族/民族认同密切相关，变成了社会问题。进一步，当基因研究普及化，和我们的基因检测的医疗化有关，甚至和产前筛查有关的时候，又进一步变成社会争论的焦点。
社会学对这方面的关注，甚至能追溯到韦伯。如果你读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会发现收录其中的、发表于1920年的《序言》颇有意思。作为韦伯的宗教伦理比较研究文集的开篇，他在该文结尾最后一段，却是直指类似于当今基因研究的种族议题——当时刚兴起从生物遗传的角度理解种族与各国发展差异。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韦伯从宗教伦理比较各国资本主义精神就完全没道理了。所以，他才在篇末不得不回应这一点。只是由于韦伯一笔带过，所以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就不会留意到。
实际上，韦伯一直反对当时从遗传与所谓的国民性角度研究的“有机社会学”，甚至他也反对现在习以为常的“种族”（race）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容易政治化、带有价值判断。韦伯在德国社会学界界的短暂时光里，一直对这种生物学化的社会学有所批评。然而在他去世后，这些种族遗传论的社会学家就搭上纳粹的东风，趁势发展起来。
有兴趣可以看我之前分享过“后韦伯时代”的德国社会学种族化/政治化问题。最近Jack Barbalet也在《古典社会学学报》（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发表一篇分析韦伯的种族观。理解韦伯的这种时代背景与学术态度，就会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现在的“基因组学”被称为“新种族科学”。在华语界，中国台湾前两年已经汇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共同探讨了基因组学的社会议题，目录见下（标题略有简化，详细可自搜介绍）：
导读、潘朵拉的黑盒子解码后：基因科技与伦理、法律和社会的交缠共构
第9章 从老大哥到大数据：国家大型人体生物资料库的隐私权议题
第12章「天生」赢家？从世大运剖析原住民运动基因的再现与迷思 不过，宽泛地讲，以基因研究为代表，并不总是和政治/种族/社会议题的具体研究有关，也会和演化生物学有关，这对社会理论有启发——社会学家总是认为人是社会人，但如果人是遗传的、生物的、演化的，那么社会学理论要怎么改写呢？说出来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读过《社会理论的结构》一书的作者乔纳森.特纳，但你不知道的是：他其实近些年就致力于发展演化生物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结合。
（特纳和他的经典理论教材）
比如，他近年就出版了至少四本书和此有关，谈宗教的演化、《新演化社会学》、《论人类本质：关于我们从何而来的生物学和社会学》、《人类原初制度的演化》等等。
不过，到底演化生物学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能够走多远，真不好说，因为文化选择的演化理论、文化人类学等阵营方面也并不同意生物学。比如，我最近在看建模的方法论研究，就有关于ABM的一项经典案例，和此有关。
为什么在公元800-1350年，北美的印第安人中的一支阿那萨吉人，经历了繁荣时期，但后来离开了他/她们栖息的定居山谷呢？到底迁移的决策是什么呢？
科学家从当代土壤、气象、繁殖等自然与生物数据加以人工模拟，但发现都失败了，无法解决当时人们为什么要迁移。因此，从这场关于环境压力与自然选择的人工模拟实验中，得出一种结论：应该只能是社会或文化影响了迁移。
所以，最近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学系的何荣宗老师在《社会学视野》（Sociological Perpsective）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批评Turner等人发展的新演化社会学，忽视了基因—个人行为—文化的交互影响。
如果你想系统地学习了解基因组学的社会学，那么特别推荐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Jeremy Freese的课程大纲。
这个大纲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学、政策研究、人口学等多种视角分享基因组学的公共议题，分享的文献也不仅包括社会科学，还包括像Nature等期刊的自然科学文献，具体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