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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爱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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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 宣教士的历史值得永远怀念，这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无数生命如何被爱改变，信仰如何成为时代巨大的变革力量。戴德生，剑桥七杰，威廉波顿，慕拉第，李爱锐，艾伟德，贝德士……，他们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来到古老的中国，进入内地偏远的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再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报偿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但是他们持之以恒地朝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到千百万中国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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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1905年），出生于英国的约克郡，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凭着信心，将福音从沿海推进中国内地，使基督的光亮照遍中国大地。与亚伯拉罕一样，他被称作“信心之父”。1905年6月3日，他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在长沙去世，葬在镇江扬子江畔，陪伴他的还有结发妻子和四个早夭的孩子。他的墓碑上刻着“在基督里的人。”这个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一家5代人生活中国，为中国人服务。
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不同宗派的西方传教士加入。内地会在经济上，坚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戴德生说：“出来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赖神的供应。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戴德生的信心是大的，神给内地会的祝福更大。
戴德生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他也不接受。
戴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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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写了个小册子：“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主耶稣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中国人，你们还能袖手旁观吗？”这个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剑桥七杰 ，中国也开始成了他们的负担。 1885年，剑桥七杰放弃了爵位、军衔、如日中天的运动生涯，他们投身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在青海、西藏、云贵山区和黄土高原，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身上。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年-1946年），出身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将军之子，原是炮兵少尉，因受戴德生影响，毅然前往中国宣教。戴德生去世后，他担任中国内地会负责人30年。1935年退休后仍留在中国，中日战争爆后，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才被释放，在中国居留达60年。
司米德（Stanley Smith，1861年-1931年），英国前圣三一学院划艇队队长，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或往铝瑞得理学院接受圣职人员的训练，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的事奉，他也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中国宣教。
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1860年-1931年），出生于英国贵族之家。他是剑桥的板球队队长，无论是打球、 投球，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投球方面，他更是打破了全国记录。 然而就是在他板球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放下了板球，决心前赴中国传扬福音。
章必成（Montague BeauchamP，1860年-1939年），英国男爵之子，一个高大、强壮的划船选手。他不仅放下了世上的享受，更放弃了大笔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想给章必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宣教，回英国打理房地产业，章必成毅然拒绝了。他宁愿艰辛地旅行布道，也不要大笔财产。他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里路传福音。
西瑟（Cecil Polhill Turner，1860年-1938年）与亚瑟（Arthur Polhill-Turner，1862年-1935年）是两兄弟 ，西瑟在家中排行老二，亚瑟 排行老三，他们也是英国富家子弟，父亲是 上校。在七杰中，亚瑟是第一个蒙召往中国宣教。来中国四川后，1888年，亚瑟被按立为牧师，并迁居到人口密集的乡下，以尽量接触更多的普通百姓。 西瑟是骑兵军官，又得过足球奖章，但他清楚神的意思并非要他稳步地爬上陆军元帅的高位，而是要他前赴中国宣教。来到中国后，他负责西北部西藏边区，1892年，他和妻子在暴乱中差点丧命。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1858年-1925年），在剑桥毕业不久，就成了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他在贫民中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场并非英国，而是遥远的海外。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
剑桥七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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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1902年-1945年），苏格兰最伟大的运动天才。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他对于信仰原则的坚持。1924年他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当他发现100米的预赛是在星期天举行，他拒绝参赛，而是去了教会讲道。虽然他最擅长的是100米，他改跑400米比赛。在决赛中他赢取了金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他的运动才华和他的信仰原则，成为好莱坞影片“烈火战车”的主题。“烈火战车”荣膺四项奥斯卡大奖，包括1982年“最佳影片”奖。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爱锐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他的父亲当时是在中国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詹姆士·丹露帕·利德尔牧师。埃里克在中国长到6岁时和8岁的哥哥罗伯特回到英国，进入专收传教士孩子的寄宿学校伊尔撒姆学院，而他的父母和他的妹妹珍妮则又返回到中国传教。1925年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再次来到中国，成为宣教士在华北一带传教。
二战中，因为他的英国国籍和传福音的行动，被日本军队监禁在山东的集中营。1945年在战争结束前夕，他病逝于山东潍县的集中营。战后李爱锐被安葬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烈士陵园，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烈士。1991年爱丁堡大学用苏格兰的花岗岩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镌刻着《圣经》以赛亚书中的一句话：“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李爱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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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波顿（William Borden,1887年-191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库克县，一位才华横溢的耶鲁毕业生，百万富豪。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舍弃百万财产，甘心奉献给中国，他本人也同时前往中国。他的目的地是中国的甘肃，向中国的穆斯林传福音，他在赴中国的途中停留在埃及，学习阿拉伯文，却不幸染上了脑膜炎，25岁便英年早逝。
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生命？离世前，威廉·波顿在《圣经》上自己曾经写下“毫无保留”和“永不后退”两行誓言的地方，写下了他最后的心愿：“无怨无悔！”
威廉·波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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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传教士在中国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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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编不赞同视频最后说的“不管上帝是否存在，高尚之人的确存在”）
威廉·哈维·杜布森（William Hervie Dobson 1870年-1965年），出生在新泽西瓦恩, 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1897年，杜布森作为医疗传教士被美国长老会派往阳江行医传教。20世纪初，杜布森在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的白内障手术闻名阳江。
杜布森（中间）
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不远处的一个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周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杜布森发表在1930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的报告指出，阳江王母岗由一些麻风病人聚居而成，离阳江东门约1英里，全部是泥砖屋。杜布森从自己每月90美元的薪水中拿出5美元来帮助他们。杜布森常常与麻风病人在一起，不顾自己受其传染。
阳江王母岗门口的麻风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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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因医疗所限大量患者致残，官方毫无办法，收容麻风病人于深山或孤岛，采用断粮、断交通令自生自灭。1891年，英国医生傅特请求英国万国麻风救济会帮助，在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附设麻风院收容病人百余名，即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传教士与麻风病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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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来华的传教士们，并不欠咱们什么。但他们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到偏远、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才华……无怨无悔的献给了中国。很多宣教士离开他们的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祖国，长眠异国他乡。
他们不需要我们回报什么，也从来没要求过我们回报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更不能心安理得看着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处心积虑、持续不断的抹黑他们，把恩人变成仇人。 人需要有信仰，我们需要知道真相。我们需要真诚地、深情地向他们说声：“谢谢！”更应该对差遣他们的上帝，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献上我们应有的感恩。
往期经典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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