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直男说出「我是个女性主义者」
嘿，闭嘴吧
7月的北京粘腻闷热，“另一个书屋”书店的冷气开得很足。十多个女生盘腿坐在书店的地板上，坐了满满一屋子，一个年轻的男律师——这个沙龙的唯一男性，跟一屋子女生讲述关于性骚扰的法律解析。
男律师略有些紧张，说话的语速有点快。他手里捏着20页A4纸打印的讲稿，从法律的角度解释“调情”和“性骚扰”的区分，并提醒在座的女孩们，在职场遇到性骚扰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地说出“不”，才有可能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
“另一个书屋”是北京一家女性书店。今年4月正式开张。位置选得闹中取静，开在了北京天桥闹市区一栋百年历史的白色小洋楼里。小洋楼右边小门进入“弄堂SPACE”艺术空间，踩着红色的木制阶梯上到二楼，楼梯斜对角的小房间就是书店。
店面看上去只有三四十平，装修简洁利落，深色木制书架容纳了2000多本书。
这些书中90%由女性著成，大多数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新书，也有一部分是旧书。有通俗的女性读物，如《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秋园》，也有严肃的性别研究丛书，其中有一整套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14册，一直被国内研究者奉为经典，市面上并不好找。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书店，正好赶上了一周一次的女性议题沙龙。
一家女性书店长什么样，还不是我最好奇的。当我知道这家女性书店竟然是个男生开的，一连串问题就涌了上来：一个男性所理解的“女性主义”是什么？男性群体如何看待一个男性的“女性主义”？女性群体的接纳程度有多深？
书店的主理人叫阿崔，自称“标准的直男”，是个90后高个子男生，留着短短的胡须，头发盘在脑后，说话声音很轻，一笑就会露出两颗小虎牙。
这场性骚扰议题的沙龙，阿崔只是开场介绍了一下主讲人就“隐身”了。他守在书店门口，不再发言。
性骚扰法律解析主题讨论 seven_chen摄
沙龙的讨论，火星四溅。提问环节，披着一头卷发，戴着黑框眼镜的女孩立马站起来不解地问，“一个女领导在酒桌上公开问你‘Are you a virgin?’到底算不算性骚扰？”她说，当时自己被问到的时候当场尬住了。
7月，史航被曝光性骚扰的事在网上的声量很大，我以内容创作者的身份分享了关于这件事的看法。活动结束后，一个戴着芭比粉棒球帽的高个子女孩黑米一把拉住我说，“我想跟你讲讲我的经历。”
她愤愤地说，她在某宇宙大厂也遭遇了性骚扰，直属男上司给她打绩效评语，写的却是她“人美活好”，并且表示很喜欢她穿短裙白袜，坐着开会的时候，男上司喜欢腿碰腿。这种言行令她不适。
有一次，她因公出车祸被送进医院，赶来医院的男上司低头抚摸着她的大腿，轻吻了她的手背。黑米形容当时的自己被撞得“像个猪头一样”，坐在轮椅上毫无反抗能力，那一刻，她害怕极了。
即便律师的法律解惑结束了，女孩们还是围在一起各自聊着自己的经历，找到了同道中人、越说越兴奋的气氛，在书店蔓延着。
这正是阿崔想要的。为了维护融洽的谈话气氛，他会刻意回避在书店展开的女性讨论，克制住自己的表达欲。在他看来，谁在说话谁就掌握了权力，“我这个男人说得多一点，她们就势必说得少一点，”而他，“一个男的的思想”，在这里“微不足道”。
小黑板上的文字暗示着书店的与众不同 yumi摄
尽管当他说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心头一紧。毕竟，男人大多会觉得他这是一种背叛，女人又多会质疑他动机不纯，可能是一种伪装和欺骗。
但无论怎样，他警惕自己成为“一个滔滔不绝的男人”，就像索尔尼特在《爱说教的男人》里描摹的那种男性，“眼神固定在遥远而模糊的地平线上，那地平线就是他自己的权威。”
他知道自己很难对女性还有深切的感同身受。还是在朋友的建议下，他的书店才有了免费提供的卫生巾、止痛药和热水。
但好在，他拥有时时刻刻的自我审查——努力克制自己作为男性的优越感。这次沙龙后，我又去了几次书店，他反复流露出这种“克制”。
每当他在女生面前产生侃侃而谈的冲动的时候，另一个声音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嘿，闭嘴吧。
“你一个男生为什么要开一家女性书店？”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走进书店的读者都会问到的问题。
阿崔不紧不慢地从吧台后面拿出四页提前打印的稿子供大家传阅。稿纸经过了太多读者的手，已经起了毛边。
稿子的开篇就亮明了身份，“我是一个标准的直男，一个女性主义者。”
他在那份自述里谈到儿时经历，他辗转于亲戚家抚养长大，“家族女性长辈的庇护和关爱，是我生命最初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受惠于她们的善良和坚韧，受惠于作为一个男孩在成长的许多时刻得到的偏爱，我健康地长大。”
他的朋友中70%都是女性，阿崔说。因为父亲的家暴，让他滋生了对男性的恐惧和厌恶，受惠于女性的养育，让他觉得和女性在一起更安全，关系极好的朋友中，女性占了一半。
2017年左右，全球掀起的Metoo运动让女性浪潮再一次进入主流视野。阿崔第一次接触到了女性主义。这场运动的起点聚焦在性侵和性骚扰上，但是他敏感地捕捉到事件背后更深层的东西，其实是一整套父权体制和厌女体系。
他开始重新打量环绕在他身边的女性，“她们每天辛勤地洗衣、做饭、带孩子，如同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不断重复，永无止境，付出同样甚至更多的劳动却得不到报酬和足够的尊重。她们顺从、沉默、省吃俭用，拼尽全力做一个好妈妈、好女儿、好儿媳，却常常忘了她们自己。”
他很长时间都在困惑，“为什么她们那么优秀但总是低自尊？为什么男性就可以普通且自信？”
书店的肖像墙上贴满了不同领域的杰出女性 yumi摄
书店是朋友们和阿崔一起筹备起来的。有两名女性朋友也是书店的合伙人。选书的时候，阿崔会请性别研究领域的友人帮他把关。他还请教了学设计的好友，布置出一面肖像墙作为书店的主视觉，上面贴满了不同时代杰出女性的照片。靠窗的角落被他设计成一个小展区，每隔一段时间，他会选定主题展出不同的图书。他还靠墙摆放了两张大大的懒人沙发，读者可以随意坐卧。
走进书店的绝大多数是女性，有刚上大学的学生，也有一些阅历丰富的职场女性。阿崔从不盲推图书，他会仔细了解读者的背景和需求后再做推荐。
譬如，在了解了我内容从业者的身份后，他给我推荐了《始于极限》、《看不见的女性》、《捕杀:保护猎艳者的谎言、监视与阴谋》。
开张半年，书店已经举办了30多场活动。每场活动都会提出一些终极问题，比如：
共读上野千鹤子的《始于极限》时，有人问道，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可以培养出爱情吗？
在反家暴律师李莹的讲座上，大家讨论如何逃离充满暴力的亲密关系？
共读费代里奇《超越身体边界》时，现场的女生发出疑问，女性的生育权到底握在谁手中？
最开始，活动的议题由他和搞性别研究的朋友一起商议，也有一些是根据时下比较受关注的话题来随机决定，后来，他引入了读者视角，让读者提出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展开讨论。
34岁的田田是这家书店的忠实读者，来书店参加活动的频率不下10次。活动中，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人生，她觉得自己也在“进入别人的人生”，跟每个人都有了链接。她告诉我，她是个很害怕孤独的人，大家围坐一起的时候，这种“被人群包围”的感觉令她陌生而温暖。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友好地接纳阿崔和他的书店。
他的男性身份给书店带来的不仅仅是流量和关注，还有质疑，比如“一个男性开女性书店，是不是在吃女性红利？”
有的女生打卡书店后，在小红书的探店笔记里谨慎地提醒大家，“书店的老板是个男的”。有女生在下面留言，“呵呵……女权男，去死吧”。
艾玛就是抱着质疑的心态，在今年8月和朋友的一次夜骑中，临时造访了这家女性书店。今年34岁的艾玛瘦瘦高高的，手臂上纹着一条长线。
彼时，艾玛刚刚离婚3个月。一段持续了4年的婚姻，后两年，她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离婚。那会儿，她遭遇了催生，尽管当时的艾玛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收入远高于自己的另一半。她希望丈夫能帮忙阻挡来自长辈的催生压力，但是现实令她失望。
两人因为生育的问题僵持不下，她一想到按照前夫勾勒的生活前景，她就觉得自己做不到，“我既要鞭策自己，还要为另一半提供情绪价值，扮演一个好妻子，将来生了孩子我还要扮演一个好妈妈……”
在婚姻中挣扎的艾玛对女性主义萌生兴趣。她跟我说起对阿崔的第一印象：第一次见到阿崔时，他正跟店里的顾客介绍图书，“这个男的好像确实懂这方面的内容。”
后来，她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阿崔不在的时候，她偶尔来书店帮忙。艾玛喜欢和来书店的人聊聊天，“我很享受在店里跟大家交流的感觉，我渴望和有不同视角、不同想法、不同水平、不同认知的人去沟通。”
或者，是触碰到感同身受。
一次观影，她们在店里看一部老电影《时时刻刻》，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的一天，她们依然闪烁着的梦想，和必须要面对的庸俗的生活。故事里的女性看似自由实则处处压抑，其中一个身在中产家庭的全职太太在生完二胎以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家庭，任由孩子隔着窗户拼命地叫“妈妈”。
观影结束以后，一部分女生对这个选择很难共情，“不知道她在作什么？”但艾玛发现，现场的田田，一位已婚女性，和她一样，经历过压抑的婚姻，完全能理解剧中母亲的决绝。
有一次大家共读上野千鹤子《始于极限》的“恋爱与性”，在讨论环节，她抛出了一个问题，“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可以培养出爱情吗？”有个女生很快反驳她说，“不能”。她有些失望。
跟田田聊起来我才知道，她跟丈夫几乎是形婚，结婚7年没用完一盒避孕套，也不打算要孩子。她从不和丈夫吵架，丈夫嫌弃家里卫生不好的时候，“我竟然会有一种负罪感，好像是我没有把这个家里的卫生搞好，”她感觉在家不像个主人的身份，更像个保姆，好像随时都可以没有任何留恋地离开这个家。
有时候，艾玛也在释放她对其他女性的好奇。
“有一次我们请李莹律师做反家暴的讲座时，我看到有个女孩带着她的母亲一起来的，那个母亲全程听得非常仔细。”艾玛揣测那个母亲是不是在亲密关系中遇到了一些难题。
艾玛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阿崔开这家店，“的确不是打着一个旗号或者噱头”。
但线上的对立情绪并不那么容易消除。
在小红书上搜索“另一个书屋”弹出的第一个词条就是“另一个书屋骂人”，原因是他点赞了B站采访他的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不知道怎么传着就变成了他骂人。
也正是那段时间，我第二次去书店，想约阿崔聊聊他和他的书店。当时刚好碰到他在楼下抽烟，我还没来得及上楼，他就直接拒绝了我的邀约，他看上去状态不好，胡子拉碴。他让我先等等。他说，“我可以理解那些质疑，但我需要一个消化的过程。”
其实，在决定开这家书店之前，阿崔已经做好了面对各种怀疑和困惑，打量和审视的准备。
“男人可能会觉得我哗众取宠，曲意逢迎，一种收割女性受众的可耻营销，一些女性会觉得我动机不纯，是一种伪装和欺骗。”阿崔在那份自述里写道，继而就质疑到他的人格和出身——他是不是有点娘，缺点男人味，是不是个伪装成直男的深柜，他是不是遇到过什么情感创伤，缺少安全感和爱，才产生这样“扭曲”的身份认同。
某种意义上，他对“一个男性开一家女性书店”这件事的剖析，比现实中遇到的质疑更加露骨。
夏天过完，银杏叶半黄的一个晚上，我又见到了阿崔。他已经剪了利落的短发，剃掉胡须的脸庞轮廓更加清晰，他略显轻松地一屁股坐在了懒人沙发里。
“你是怎么消化掉的？”我很好奇。
“就哭呗。”他不好意思地笑出声来。很down的那段时间，一个剃着寸头的女孩来店里给阿崔送了一束花，他记得那个女生跟他说，“谢谢你开了这家店。”
阿崔不记得当时跟那个寸头女生聊了什么，只是记得那句“谢谢”让这个八尺大汉泪崩了。
我第一次见到田田的时候，是我第二次去书店了。那天晚上，她手里抱了本书，穿着一件白色T恤，总是微微皱着眉，整个人看上去有些严肃。她后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壳，第一次走进这家书店的时候，她也带着自己的壳。
那次活动散场后，我们一起走路到地铁站，她才告诉我，她有抑郁症，她来书店是想来找答案的。
田田是一名会计，但是这份工作令她的状态糟糕透顶，每次有人拿着材料找她时，她就忍不住要爆炸，“想把报表摔人脸上”，她感觉自己快绷不住了。
不仅仅是工作，田田身上有着一个普通女性在当代遇到的普遍困惑，比如自卑，慕强，厌女。
她畏惧男性的力量。初中的时候，她去闺蜜家玩，却被闺蜜的弟弟推倒在地，男孩骑在她身上，她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那个时候起，她就开始恐惧男性的力量，但是又想拥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有点慕强，又不想承认自己的软弱。”
她还想到小时候练字的经历，她特别开心地拿给母亲看，母亲的反应却很冷淡。田田说，从小母亲就不停地说她“逻辑思维不好”，所有这些细碎的东西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所以她经常自卑。
“慕强”的另一面就是“恐弱”。在她既往的认知里，女性天生就比男性弱。田田说，长大以后的自己总在潜意识里回避自己的“女性特质”。她从不穿凸显女性身材的衣服，衣橱里都是宽松的衬衫和西装，一头短发，素颜朝天。
后来，在书店里读到《被阉割的女性》时，她才领悟到，长久养成的内归因的思考方式让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压制自己了。
阿崔默默耳濡目染着各种女性的遭遇。他也在逐渐读懂她们所经历的。
初中上学的时候，阿崔有时候物理考不好，别人会鼓励他“没关系，没到时候呢，高中你就厉害了。你觉得那只是你的失误，而不是你这个人不行。”但是，同样的问题放在女生身上，她极有可能听到的说法是“她不适合学物理。”
在生活细节上体现的就更加明显了。“当一个男生五分钟搞定刷牙洗脸等出门所需的时候，一个女生可能需要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往酸涩的眼睛里戴隐形眼睛。当男生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看书的时候，女生还在那忙忙碌碌地用卷发棒卷刘海，不能太慢，会耽误出门的时间，不能太快，会有被卷发棒烫伤的风险。”阿崔接着说，夏天的时候，女生咬牙忍受激光在皮肤上的烧灼，只为脱掉为数不多的体毛，“而我，一个毛发更旺盛的男人，却可以露着茂密的腿毛满大街溜达。”
他调动着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一群女性的成长经历遥遥呼应着。
那个让他困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为什么她们那么优秀但总是低自尊而男性就可以普通且自信？”他已经有了答案——成长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得到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是千百年来的厌女思想，对女性的苛刻，男女的双标，这巧妙的合谋，一步步让她们深陷泥潭，并夺走了她们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女性们之间，也在互相呼应着。
书店的一场观影活动中，田田见到一个央视的主持人，她跟我描述那个女主持“红唇，红耳环，”穿着紧致修身的红色针织衫，“非常美丽，非常健谈，非常具有攻击性”，她连用了三个“非常”。
从来往于书店的女生身上看到了更多女性的样子，这对她的冲击很大。
她开始尝试表达自己的“攻击性”，学着敢于愤怒。
她的新家正在装修，以往一切都听丈夫的，但是这次她要自己做主，她强调，“我就要这么装，就要！”
她还开始化妆，涂红色的口红，穿紧身吊带，像准备战斗一样用最好的状态面对世界。但是她没有把衣柜里的西装和衬衫全部扔掉，而是把新买的紧身吊带跟衬衫挂在了一起，她说，“我接受之前的自己，但我也愿意尝试多样的自己。”
“我这是中年叛逆”，她说。
这家书店偶有男性到访。
阿崔粗略估计过，书店开张半年，有100多位男性踏进过书店，绝大多数都是误打误撞进来的，一小部分是特意来访。他记得有一次，几个高中老师带着30多个男女学生涌入书店，那个男老师给学生们介绍“女性主义”，叮嘱学生们，波伏娃的书“一定要看”。
老师在现场笑着说，如果哪位同学能说出为什么要读那本书，老师可以帮他报销。那天，阿崔卖了很多书。
在场的一个男生跟阿崔聊起“爹味儿”，阿崔拿起一本摆在推荐位的《爱说教的男人》给他看。他也把这本蓝色封面的书拿给我看，“当你的自我过于强大的时候，当你想给别人输出，想教导别人的时候，你就会有爹味儿。”所以，当一个人总是忍不住“滔滔不绝”的时候，你就要当心了。
这种“抵制爹味儿”的念头，像一把剑时时悬在他的头顶。
阿崔并不是个很健谈的人。他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比如，我问他，你对“女性主义”的理解是什么？他思考过后说道，“是一种包容性，是对女性有利的一切。”这样的回答实在有些泛泛。
但是聊得越多，你会越发现，阿崔的“不善言谈”是刻意为之，是一个与“爹味儿”对抗的过程。
他会克制地表达见解，并且谨慎地下结论。
我问他，“你能理解女性吗？”
他说,“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加深理解的程度。”
“你觉得你尊重女性吗？”
“相对尊重。”
“你开这家书店的目的难道不是想从精神上帮助女性脱困吗？”
“不是‘帮助’，是相互取暖。”阿崔否认了我的说法。他谨慎地使用“帮助”这样的词汇形容自己的作为。
所以在书店里，他一直保持了自己“i人”人设，尽管他后来笑眯眯地说，自己是个“e人”。
在女生们的讨论中，阿崔不确定自己的男性身份会不会给每周的活动带来干扰，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退出了主持的工作。他不会轻易打断她们的讲话，也不想急于发言，他希望每个人在这里都能自如地表达。
活动临近尾声的时候，他才走进来跟大家打招呼。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围读《始于极限》的最后，他被聊嗨了的读者安排坐在圈子的最中间，接受“女性凝视”，他乐呵呵地坐在中间，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这种换位的“凝视”并不会给他带来不适，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这种‘凝视’并不带着性意味，跟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是两回事。”
但是在面对男性的时候，他又露出了自己的“e人”本性。阿崔不放过一点可以向男性解释“女性主义”的机会。
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花了三个小时向他们科普“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应该被重视”，“女性面对男性时产生的被伤害的恐惧”，以及让“误以为女性在要特权而不是平权”的男性从“田园女权”的信息茧房里走出来。
他还给男性列了一份“女性主义”实操清单：
1，语言上少用辱女词；
2，多听，少说；
3，尝试理解认可女性的愤怒；
4，多看书。
这份清单也同样成为他的一种“执念”，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即便如此，当他看到一个长腿美女路过的时候，他还是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另一个声音也随之升起：怎么又来？
（应受访者要求，田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