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8年0存款，他却拍成一部上院线的片子
图片｜受访者供图
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
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多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六届平遥影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菅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后浪研究所”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菅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
菅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
35岁的菅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菅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菅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菅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菅浩栋第一次在大银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DV，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
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
2013年毕业后，菅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
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
2015年，菅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盲》，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
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当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
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
菅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她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盲》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
拍完《光盲》，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
菅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菅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
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三十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
菅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
《夜幕将至》剧照
菅浩栋
菅浩栋用了十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以及，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
“后浪研究所”和菅浩栋聊了聊他走过的这一路。以下是他的口述。
当我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
那年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
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三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
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盲》来到北京，一呆就是五年。这五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
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一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儿了。
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五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
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一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
《夜幕将至》中的父子
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
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我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
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
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
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
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
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两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
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
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
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不懂这首歌的含义。
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
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
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
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
“你在哪个单位？”
“我没单位，自由职业。”
“那你们挺赚钱的吧？”
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
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
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
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盲》，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
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
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钱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
《夜幕将至》中男主人公找人算命
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五六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盲》。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的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
“坑底”的勇气
《夜幕将至》路演现场
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
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儿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边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地看完了。
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