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与《文心雕龙》是如何名扬于世间的？

世人皆知，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评论书。且有不少人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体大思精、空前绝后，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巅峰。

但在古代，《文心雕龙》其实身世沧桑，久不受重视，作者刘勰也是名位不显。为何刘勰及《文心雕龙》能扬名于后来？

对此，《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在书中分析道，刘勰虽然名位不显，然其文论却可算是主流之一，与裴子野相呼应，强调经学、礼法、复古。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玄学与老庄，其实当时最重礼法门风、经史传家。刘勰就反映了这个时代风气。

 刘勰如何从名位不显到扬名于后来 

文| 龚鹏程

  1.

刘勰为何扬名于后来？

刘勰在当时名位不显，于文人间交流圈甚窄。其生活主要是两大圈子，一个是和尚圈，另一个是跟梁武帝有关的皇家人士。与所谓文学界的交往很少。

在刘勰生存的齐代，有王融、丘迟、陶弘景、江淹等著名文人以及齐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萧子良等。特别是竟陵王萧子良，周边有一大批的文士。但刘勰与他们来往极少。萧子良身边除了竟陵八友之外，还有很多人，但也没有人提到过刘勰。

梁朝，梁武帝是个非常特别的皇帝，饿死台城时已经八十六岁了。他既是文人，武功也好。据《梁书·武帝本纪》讲，他的文集就有一百二十卷。他特别喜欢文学，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跑到京城来献诗赋，希望得到皇帝赏识，这也带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

他的几个儿子都很有文采，最著名的是昭明太子萧统。萧统除了编《文选》之外，自己就有文集二十卷。而且曾收集当时重要的典诰，编成《正序》十卷。另有五言诗的选集，叫作《文章英华》，共二十卷。梁武帝当时也很栽培昭明太子，召集了张瓒、王锡、谢举、刘孝绰、张缅等十几个人到宫中陪太子游宴。他们在一起，形成了很重要的文学集团，除作诗之外，还集编了许多文献，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文选》三十卷。

其次是简文帝萧纲，也有文集一百卷。还有梁元帝萧绎，有《辞林》三十卷，或许也是类似《文选》的文章类集；他自己则有文集五十卷。

齐和梁两个帝室都喜欢文学，他们本身文采风流，也提倡文学，周边又有很多文豪。当时，大规模的文章选编，也必然推动了文学风气的盛行。

除了大规模选集之外，当时也有很多论文的书，比如任昉《文章志》三十卷。任昉很重要，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说他最推崇的人，诗是谢朓、沈约，文就是任昉。张率编过《文衡》十五卷，衡就是衡定评衡之意，他自己还有文集四十卷。

以上所论，一种是集编，另一种是写文章讨论文学。此外，还有专门论文的书，除了像刘勰《文心雕龙》一样的通论古今之作，也有专论一人的。前面谈过，顾欢《夷夏论》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佛教，梁武帝便找了一堆人来集论顾欢的文章，编成一本书。这很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开个研讨会来讨论某个作家，然后出一本论文集。这是专论一人之书的。

刘勰在上述各事中，皆算不上数。若刘勰在当时很有名望，他在做东宫通事舍人时，昭明太子当会提到他。而梁武帝对刘勰可以算是最赏识的，否则不会让他去修佛经。可是梁武帝选了一大批文人陪太子作诗文，这批文人名单中却没有刘勰。这表示，刘勰在文人圈中确实名气不大。

我这样说，并不是贬抑刘勰，认为刘勰不重要。事实上，当时文人荟萃，高手实在太多了。你去看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就知道当时文人之多，犹如繁星遍布夜空。

虽然当时文风炙盛，比刘勰名气大的文人很多，作品也多，可是很可惜，这些文集和评论文章的书，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历史上，如《文心雕龙》这样的书，也不应就没有，否则刘勰这本书应该会较受推崇。当时这样的东西可能太多了。刘勰的书能留下来，是他的幸运；而其他人的书，多淹没在历史中了。

导致这个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梁朝灭亡。

刘勰刚好赶上了梁武帝年富力强，政治最清明的时代。刘勰死后，梁武帝佞佛成痴，相信佛教的一套理论，叫作“皇帝菩萨”，说一个人可以是皇帝也可以做菩萨、可以做转轮王。他期许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皇帝。但很不幸，晚年遭遇侯景之乱。侯景不是汉人，本属东魏，投降西魏，再降梁朝。他攻破建康，把梁武帝软禁在台城。梁武帝竟饿死了。据《通鉴》说他被囚时无侍者及纸，“乃书壁及板障，为诗及文数百篇，辞甚凄怆”。

这时建康已乱，只能靠湘东王。湘东王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江陵就是现在的武昌。在江陵即位之后，本来国势可以重振，因侯景之乱也被平定了。但就在南朝致力平乱之际，北齐趁机攻破了江陵，把文武百官都俘虏到了北方。这是一幅悲惨的画面。各位去看颜之推描述当时的文章，实觉凄怆；庾信《哀江南赋》“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碎，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也讲得甚是哀痛。

江陵将破时，梁元帝悲愤异常。说我们皇家没有失德，政治措施也还不错，却遭到了这样的不幸。既然要死，大家就一起死吧，“文武之道，与今绝矣”，竟用火把宫中所有文书都烧了。

江南文献，永嘉之乱以后，经过了上百年的积蓄，到了梁代，可说文物英华，粲然大备，远远超过了宋与齐。但是，一把大火全烧了。这是文化上的大损失，与当年波斯攻陷埃及，火烧亚历山大图书馆相似。我们现在看六朝，史书上记了许多文化表现，可是能够看到的东西却很少，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决定用大船将文献运往北方，可是船在黄河砥柱山竟又撞山了，文献全部都沉到水底。南朝的文献，经过劫火；南北统一之后，文献又遭遇了水厄。所以现在看到的非常之少。刘勰的《文心雕龙》能够传下来，还真是蛮幸运的。

当然，我们还能有另外一种想法：一个人和书，在历史上评价的显晦，与当时常不相同。在当时名望不显，后来却得到大力阐发，如刘勰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甚且可说是文学史的常态。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在刘勰之前有陶渊明，在刘勰之后有杜甫。

说起杜甫，盛唐开元天宝时期的诗坛，杜甫实在是默默无闻的。但后世杜甫的名气远超过当时任何人。杜甫的集子，经后人整理后也十分完善。

所以，一件事，在当时越盛行，往往在历史上能传下来的机会就越少。越时尚的东西，过时就越快，所以才叫作“时尚”。当时所尚，时过则不尚矣。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参考书、畅销书，现在还能到哪里去找？只有当时冷僻的一些学术著作反而会被留存下来。《文心雕龙》寂寞于当时而发扬光大于后来，大概也符合这个道理。

2.

刘勰文论在当时是主流

但是，我们虽一再讲刘勰名望不显，可是这不能说《文心雕龙》的理论在当时就不是主流。

上一单元，我曾经引了萧子显的《南齐书》说当时文风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一出自谢灵运，一出自鲍照，而另一派出自裴子野。我也跟各位介绍了裴子野《雕虫论》与刘勰的理论间有着呼应的关系。这即说明了：刘勰虽然名位不显，可是其所代表的理论，却可算是主流，或至少是主流之一。

因此我们要特别想想：刘勰和裴子野的理论为何会在这时出现？这就需留意到当时儒学的风气了。

裴子野基本上是复古，认为文章写作要学习《尚书》和《礼记》。

按刘勰的讲法，他将之推到更早，谓风气并不始于裴子野跟他自己这个时代。《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具体，是已经很像了；微，是规模比较小。这话讲的是晋朝的夏侯湛，他就是学《诗经》和《尚书》的。刘勰说他具体而微，已经像了，只是规模比较小。

夏侯湛作《昆弟诰》仿《尚书》，诗则补亡。《诗经》中有很多已亡佚的诗。补亡，是六朝时候的一种文体，对于古代亡佚的篇什进行补阙。就如对《汉书·艺文志》中看不到的书重新补齐。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

当时人对《诗经》的理解，是从诗文亡佚的角度来理解的。事实上，这些诗并不是亡佚了。因为《诗经》中有一些诗只是乐曲而本来就没有歌词。这些诗，在《诗经》中有六首，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就像我们学校早晨做早操，每个班级列队进操场，旁边会奏乐。奏乐就没有唱词。两个国君会盟之时，旁边乐队演奏时也没有歌词。《诗经》中的很多篇章就是这样作为乐曲来使用的，不是声歌，而是演奏。因为不唱，所以没有词。可是，魏晋人因为从诗文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只有目而无词，必是词亡佚了，所以好意来补亡。这是学《诗经》和《尚书》的风气，刘勰认为魏晋以来一直都有的。

今天，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经学和文学风气。

刘勰的《文心雕龙》，如果要定性的话，即是经学传统下的文论。而这个传统，恰好又是大家所不熟悉的。我们平时谈到六朝，总认为汉代是讲经学的，魏晋南北朝则盛谈玄学与老庄。这真是“未之思也”！

经学的代表作是哪些？如今所谓“十三经”的框架中，最主要的是五经。五经中，《春秋左氏传》，在《十三经注疏》中用的是杜预注，杜预即是晋朝人；《公羊传》用何休注，何休是汉朝末年人；《穀梁传》用范宁注，范宁是东晋人。与何休同时代的大师就是郑玄。郑玄是汉末经学具代表性的大师，乃汉末三国间的人物。至于《易经》，汉代易学是讲象数的，诸如纳甲、爻辰等。汉易最著名的大师是虞翻，而虞翻便是三国时的吴国人。

到了晋朝，还出了一个能与郑玄匹敌的经学家王肃。王肃的父亲王朗也是经学家。他们这一家在晋朝地位很高，因为王肃是皇帝的儿女亲家，所以太学很重视。郑玄之所以地位高，是因为他遍注群经，打破了经今古文的藩篱。西汉和东汉前期基本上都是专治一经的，而郑玄是遍注群经的大师。王肃也同样遍注群经，而且其所注的经，在当时还有凌驾于郑玄之上的趋势。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势力。

到王肃，已经是晋朝的前半段了，此后的经学更是名家辈出。譬如上文所说的范宁，编写《后汉书》的范晔就是他孙子。范晔不但在《后汉书》中列了《文学传》，而且有一封在监狱中写给外孙的信，评论当时文风，表达自己所喜欢的文学写作样态，也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文献。而他这个家族，正是传习经学、史学的家族。

同时还有何晏注解的《论语》、王弼注解的《易经》。何晏和王弼都是我们现在认为很重要的玄学大师，现在读《论语》最早能见到的就是何晏的《论语集解》。

所以，我们不能如一般的思想史文学史所谈到的那样，说起魏晋就只知道玄学，没有注意到当时经学非常昌盛，并未因玄学起来就被打倒了。

 关于本书 

《文心雕龙讲记》

龚鹏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1

图书简介：《文心雕龙》被推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圣典，其研究也被称之为“龙学”，但近世对其也存在较多误解。本书即是著名学者龚鹏程先生多年精研《文心雕龙》的会心之作，以“讲记”的形式、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刘勰的身世，《文心》宗旨，刘勰文学观、史学观、文体论、文势论等内容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剖析梳理；辨析纠正了前人对《文心雕龙》的误读之处，厘清了《文心雕龙》及刘勰的历史真相。并将其与《文选》《诗品》进行比较，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全书多具新见，如辨定刘勰身世为没落士族，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最重礼法的时代，等等；格局宏大、博通古今，关涉经史；重治学之法的传授，其充满思辨性和勇于质疑的治学之法，具有很强的意义。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市，祖籍江西吉安。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称号。2004年起，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文学散步》《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书艺丛谈》《国学入门》《龚鹏程四十自述》《中国诗歌史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侠的精神文化史论》等一百六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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