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抗战沦陷后的城市社会史，揭示 “畸形繁荣”的生活真相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的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那在这动荡的八年，身处沦陷区的苏州百姓又是如何度过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品牌新书《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跳出以往抗战“抗敌”研究层面，把焦点放到沦陷区的普通民众，是一部眼光向下的城市社会史著作，让我们看到抗战时期苏州城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此外，本书透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从普通市民大众及沦陷区百姓的生活生命体验的角度，揭示不同面向的抗战历史。
苏州站内挤满逃难民众的列车
为什么要关注抗战沦陷后的城市，聚焦沦陷区的百姓生活？为何会选择苏州这座城市？主要从哪些方面来探讨抗战沦陷后的城市生活？作者巫仁恕在书中对以上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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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天堂”》创作之缘起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也是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他回忆起那段日子，内心还是非常难过。张老师在抗战全面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凄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凄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采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点，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太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国军队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至于日常生活还算是正常。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著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他提及令人鼻酸的往事。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底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以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专书的念头。
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因为接触军事历史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Henriot）教授的邀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划“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City in Turmoil），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划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伪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度过那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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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北京、上海和南京
苏州，也是探讨沦陷区城市生活的绝佳例子
八年的全面对日抗战是中国人的“圣战”，其间中国最富庶的华中地区先后沦陷，1943 年日本占领地区（包括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中国的 46%；农作物产量所占的比重，小麦是 54%，棉花是 60%；近代化的工厂工人数量占全国的 90%，生产额占 94%。而华中占领区的地位，就农业生产力而言，约与华北占领区相当，但工业生产力是日本所有占领区的四分之三。沦陷后的华中地区受到日本与伪政权的掠夺与统制，经济凋敝、工商业与金融业萎缩、农业衰退；再加上粮食紧缺、生活日用品匮乏、物价飞涨等因素，致使民不聊生。而城市方面则是人口减少、城市建设破坏严重、城市功能退化等现象，成了一般人的印象。然而，1943 年 10 月，沦陷的苏州报纸上，有一则《闲话吴中四馆》的社论如是说：
诚然的，我们苏州地方，毕竟是天堂，虽则生活底指数，一天加高一天，凡百物价，如同飞机般的上翔，但，四馆的生意，却还是“座上客常满”，就这一点上瞧来，也就可以透视出社会的畸形。……至于本文所说的四馆是什么呢？就是“茶馆、酒菜馆、旅馆，及烟馆”。
该文指出苏州在沦陷后到抗战末期，该地的这四种业者不但未受物价飞涨的影响，反而是“座上客常满”的畸形繁荣。这样的景象和我们过去的印象有极大的落差，难道是报纸夸大粉饰？还是确实如此？如果属实，说明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不够充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象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呢？背后反映了战时的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结构性变化？
苏州车站站台被毁
抗战时期是民国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过去对于抗战时期的研究已经累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无论是中文学界或是欧美学界，大部分的焦点仍然是以“抗敌”的层面为主，长期以来学者的注意力较少拓展到抗敌活动以外的讨论；当时几乎占中国领土三分之一，拥有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沦陷区因此被学者忽略。若再从城市史的角度来观察，虽然近 20 年来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蓬勃发展，不过，到了抗战时期的城市研究，尤其是沦陷区的城市生活，除了少数的著作外，整体而言非常贫乏。苏州在抗战时期沦陷，伪政权成立后成为伪江苏省的省会，是探讨沦陷区城市生活的绝佳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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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对四种休闲业的分析
探讨沦陷时期苏州的城市生活
前面提到 1943 年报纸上的那篇《闲话吴中四馆》社论，指引了我们一条路径。笔者拟透过对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这四种行业的分析，来探讨沦陷时期苏州的城市生活。
第一章“从传统走向现代”，将探讨战前苏州重要的休闲业“四馆”，从传统到现代所发生的转变。此四者早在传统时期，也就是明清时代就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这四种行业也逐渐走向现代化，无论是从茶馆、菜馆还是旅馆都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转型，如新式茶馆、西式大菜馆与洋式现代化旅馆开始出现，且与上海的影响密切相关。烟馆的起源较前三者皆晚，要从晚清开始，苏州城内出现许多鸦片烟馆。至民国时期，特别是军阀混战的时代，苏州的烟馆特别盛行。到了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开始禁鸦片，遂成立了不少禁烟所，鸦片吸食的风气才稍稍衰微。
苏州城内被炸之惨状
第二章标题是“从天堂到地狱”，此章探讨的时间是从抗战初期到沦陷以后，苏州从破坏到恢复，再到伪政权成立的经过。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逐步稳定了沦陷区的秩序。汪伪政府的财政结构中，消费特税是来自城市的茶馆、菜馆、旅馆等业者；物资统制政策中，粮食统制与配给对茶馆、菜馆的影响颇大；汪伪政权所发动的“新国民运动”，在推行节约消费方面对城市休闲业者也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除三害”中的禁烟运动，关闭了许多烟馆。与其同时，苏州的行政地位也开始出现变化，自从成为伪江苏省省会之后，大量的外来移民促使城市社会结构出现转变，也成了造就苏州畸形繁荣的重要背景。
第三章涉及茶馆。茶馆是中国城市内街头文化的代表之一，本章想要探讨的问题是：茶馆这种所谓街头文化之代表到了抗战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去茶馆所具有的多元功能是否依旧？在物价高涨与政府管制严格的时代，茶馆的经营者如何生存？消费者又如何透过茶馆这个公共空间来表达抵抗？更重要的是沦陷后苏州的茶馆反映了政府对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控制。沦陷之后的苏州茶馆并没有因此而萧条，反而生意兴隆更胜于战前。沦陷后苏州人热衷于茶馆的现象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集体的社会心理，也就是在未来不确定感的情况之下，找寻一种排解苦闷的出路。而当局对于茶馆内的公共论坛，也明示“禁谈国事”。这些都说明了在沦陷区城市里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休闲生活，也往往无法逃离政治，政治的力量甚至更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第四章是关于苏州的菜馆。苏州菜馆反映沦陷下的休闲产业如何在战时的各种管制体系下，仍然足以经营获利的最佳例子。沦陷后的苏州菜馆业，除了被日军占领的初期，之后的繁荣盛况甚至超越战前。无论是菜馆数量的增长，还是消费者光顾的盛况，都超越战前。菜馆业其实也面临许多难题，在经济方面因为通膨与物价的高涨，使其成本陡增。汪伪政权对菜馆业与其同业公会的控制也不断强化，不但规定限价，还有筵席捐的勒派，甚至到战争后期不断提高税率。不过，懂得经营的菜馆业仍可以获利一半以上。苏州的菜馆业本身在这段时间发生许多变化。如战前盛极一时的徽州菜馆，此时走向式微。还有许多菜馆与饭店纷纷成立咖啡座或咖啡厅，可见在饮食文化里出现中西合璧的现象。
沦陷时期苏州报纸的旅馆广告
第五章拟探讨的是苏州的旅馆。旅馆的消费者多是外来人口，所以苏州旅馆业的兴盛，可以反映苏州在沦陷区内的特殊经济地位，以及其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沦陷后苏州的报纸报道当地的旅馆业繁荣倍极，甚至比起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州旅馆业虽繁荣至极，但该行业者也面临许多经营上的问题。旅馆业者也是伪政府重要的征税对象，从旅馆捐、旅客捐到旅馆消费特税，业者都要付出代价。时而又有劳资纠纷，同业公会与职业工会在处理这类纠纷时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战前的劳资纠纷与苛捐杂税的问题之外，还要面对汪伪政权对社会的管制。而经营上，面对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业者在调涨房费与当局限价政策之间进行抗争。抗战后期，苏州旅馆的形象不好，常被视为社会问题丛生之源，是“烟”“赌”“娼”的渊薮。从旅馆的消费者与旅馆案件中的旅客身份，都反映出苏州的社会结构在当时所发生的变化，亦即大量的外来者聚居于此。
关于烟馆，是第六章所要探讨的主题。本章探讨沦陷之后鸦片烟馆如何在苏州蓬勃地发展，并以 1942 年下半年作为分界点，呈现沦陷前期与后期的变化。苏州烟馆的盛行，在四馆中与政治关系最为密切，苏州烟馆的盛行直接导源于日本人及伪政权的政策。苏州在抗战时期沦陷之后，就由日本人主导鸦片合法化，并且垄断鸦片的销售。日本人和“维新政府”充分合作，成立了三个主要垄断鸦片贸易的机构，也就是戒烟总局、宏济善堂与特业公会，同时鸦片贸易也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当时有政府执照成立的烟馆，被称作戒烟所和戒吸所，其实就是鸦片烟馆。戒吸所受到当局的控制更严，而且必须购买一定比例的官土。当时吸食鸦片的顾客层，除了社会高层阶级外，还有许多平民。因为鸦片价格的高涨，让许多平民的吸烟者走投无路，这时候我们看到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戒烟广告，戒烟医院与各种戒烟药成为当时的新兴产业。
抗战时期讽刺戒烟漫画
本书上述章节的讨论，呈现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个特殊案例。苏州四馆“畸形繁荣”的例子，与过去想象中抗战时期沦陷后城市生活的窘境有很大的落差。在结论部分，本书将进一步深入探讨四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为何在沦陷时期苏州的休闲业呈现畸形繁荣的现象？笔者将尝试从战时城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变化，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对伪政权统治沦陷区的评价。过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观点，仍视之为傀儡、汉奸、通敌者，但欧美学界有称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协力”（collaboration）。笔者将伪政权放在“傀儡／协力”两端的光谱上来比较，并尝试从市民大众的生活，来评估伪政权在沦陷区的角色与其所发挥的作用，但绝非为其翻案。
第三，沦陷后苏州的休闲业者面对伪政府的统治与税收政策，如何生存下去？如何持续经营且获利？这些业者又透过什么方式来达到“日常反抗”（daily resistance）。
第四，将此时期的苏州经验置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脉络中，探讨与申论其所具有的意义，并提出其代表一种城市发展的模式。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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