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2024年第5期语音预告(下)
预告
为丰富刊文样式,更好地适应读者阅读习惯,《财经研究》特别推出“语音预告”,耳听为先,敬请关注。请点击以下每条语音后的圆形按钮播放收听单篇文章。
壹
/ 专题讨论·ESG研究
中国主流ESG评级的再评估(孙俊秀、谭伟杰、郭峰)
ESG表现与企业专业化分工(马融、王光丽、豆建民)
贰
/ 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会计学的近代探索(李艳、张申、程霖)
叁
/ 专题讨论·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改革与企业所得税避税的联动效应(陈冬、陆佳妮、周宇洁、戴明婕)
普惠性减税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赵弈超、刘行)
肆
/ 专题讨论·医疗改革
信息技术进步、医疗信息溢出与患者就医选择(靳卫东、郑浩天、薛晓靓)
综合医疗改革是否促进了家庭消费?(逯进、王为)
伍
/ 产业经济研究
产业政策优化、地方经济竞争与官员的“理性选择”(郑立晨、戴宏伟、王佳宁)
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沈春苗、曾红丽、郑江淮)
陆
/ 中国经济论坛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申志轩、祝树金、汤超、文茜)
外资并购效应:价值俘获还是价值创造?(李逸飞、梁婷、楚尔鸣)
Topic.4
信息技术进步、医疗信息溢出与患者就医选择(靳卫东、郑浩天、薛晓靓)
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基层医疗资源投入,力图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很多患者并不了解自身病情,也无从知晓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为了避免误诊及其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只能盲目“趋高”就医。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利于缓解这种医疗信息不对称,为患者改变盲目就医行为提供了可能。
文章基于我国医疗信息不对称的事实,研究了信息技术进步对患者就医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进步改变了患者就医选择,有助于其选择自我诊疗或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机制分析显示,信息技术进步有利于疾病诊疗信息溢出,增进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了解,从而减少盲目就医;同时,信息技术进步还有利于扩大各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信息溢出,从而在“强基层”背景下吸引更多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
为了城乡患者合理就医,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包括完善医联体和医共体、增加基层医疗资源投入以及推进分级诊疗改革等;二是要积极构建涵盖医学知识、临床路径、诊疗方案等多方面内容的社会共享医疗信息系统,并建立对疾病诊疗虚假信息的干预机制;三是要通过推广智慧医院建设、构建众多医疗服务社交平台等,扩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信息供给,并引入第三方机构以完善我国医疗机构层级评价体系。
Topic.4
综合医疗改革是否促进了家庭消费?(逯进、王为)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能为缓解就业压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等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持。但近年来,我国居民整体消费增速趋缓,居民的平均消费率和消费倾向较低。因此,我国亟待通过有效方式促进居民消费,以释放潜在的经济增长动能。
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短缺且配置不合理,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增进人民福祉,国家大力推行综合医疗改革试点政策。那么,综合医疗改革试点政策能否促进居民消费?如果能,综合医疗改革通过何种机制促进消费?对不同特征的家庭具有何种异质性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综合医疗改革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综合医疗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综合医疗改革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这一效应在高社会信任度家庭、中低收入家庭、高社会联系度家庭、有老龄人口的家庭、以互联网为信息渠道的家庭以及农村家庭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综合医疗改革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改善家庭健康状况和缓解家庭医疗负担而促进家庭消费。
文章认为,政府应利用多种手段加强政策宣传,在提高政策灵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推进综合医疗改革试点,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并持续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帮扶。
Topic.5
产业政策优化、地方经济竞争与官员的“理性选择”(郑立晨、戴宏伟、王佳宁)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产业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在不断调整,尤其是各地产业政策总体上呈现适时变动的特征。那么,产业政策变动与经济增长存在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地方官员调整产业政策的效果及政策选择动因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文章探讨了地方产业政策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的适时变动及优化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当地发展情况对产业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及优化,表现为地方官员不断进行新政策的实验,不断废弃效果不佳的产业政策,做出所谓“理性选择”,筛选后得以保留的产业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相关行业创新。地方产业政策变动及其背后的政府行为发挥了类似于“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作用,客观上提升了产业政策效果,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文章的政策启示是,地方政府应注重对本地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的调研,建立科学的产业政策评估机制,并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使地方经济发展更具竞争力。
文章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区分了官员变动和政策变动,发现地方产业政策的变动呈现“优胜劣汰”的特征,并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第二,解释了地方政府调整产业政策背后的逻辑,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有为政府”不断调整优化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和路径。
Topic.5
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沈春苗、曾红丽、郑江淮)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中国总体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技能溢价变动引致企业投资和个体教育投资自发调整的内生决定过程,而技能溢价的变化趋势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规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从前者出发,对技术进步偏向成因和机制展开了丰富研究,但关于劳动力市场规制尤其是最低工资制度如何通过技能溢价变化影响技术进步偏向,现有文献较少涉及。
文章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所引致的短期内技能溢价下降纳入包含非中性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中,基于资本技能互补和技能投资内生化假说,从微观层面揭示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并在合理估算地级市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资本深化和消费升级两个机制,促进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水平。
文章的研究对于充分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深层次影响、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政策效应以及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一是要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以充分释放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二是要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以满足资本深化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的要求。三是要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部门自由流动,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并通过地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效降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成本。
Topic.6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申志轩、祝树金、汤超、文茜)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打好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保障实体经济的投资和融资期限结构匹配,避免债务违约风险蔓延至金融系统。在此背景下,促使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合理化,对于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实体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从负债和资产两端“开源节流”,为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可行路径。
文章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长期信贷获取能力和资产利用率这两条途径,缓解了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此外,数字化转型具有溢出效应,行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将通过协同效应来缓解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企业数字化转型将通过供应链溢出效应来进一步缓解上下游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减小投融资期限错配所引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并降低破产风险。
文章的政策启示体现在:第一,企业应把握新一轮技术革新的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此外,数字化转型领头企业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产业链供应链溢出效应,带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对于传统产业和弱势产业,政府应给予适度的政策支持,如数字化投资税收优惠、数字化建设专项资金贷款等。第三,政府应坚守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增强实体经济防范与化解风险的能力。
Topic.6
外资并购效应:价值俘获还是价值创造?(李逸飞、梁婷、楚尔鸣)
外资并购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参与外循环的重要形式之一,畅通外资参与国内价值创造的渠道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外资并购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常见现象,被并购企业的优异绩效表现既可能来源于并购前的“价值俘获”行为,又可能来源于并购后的“价值创造”效应。因此,评估外资跨国并购与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以及厘清“价值创造”效应的获得渠道显得尤其重要。
文章研究发现:第一,并购时存在“价值俘获”的行为,并购会带来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这两种效应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第二,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在于,外资并购显著缓解了融资约束,提升了自主研发概率,从而显著改善了绩效。第三,“国外市场获取机制”并不显著,“技术进口机制”仅在进口中间品方面成立,进口先进机器设备直接带来技术外溢的渠道仍不畅通。
文章的研究厘清了外资并购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具体影响机制,明确了外资并购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是价值创造和价值俘获的共同结果,为发挥外资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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