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中国科讯】

2017-07-28 中国科讯

近日，标题为“一个美国教授写给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的信”火了，作者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的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袁传宓之女。她所带的一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被所在大学开除，作者给这位被开除的留学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她的观点。

克瑞顿大学规定，学生得到第一个C时，就会发送一封警告信，同时告知其导师。累计得到三个C，就面临开除。如果学生有特殊原因，可以向研究生院董事会上诉，董事会由各学院20多位教授组成，他们要根据申诉学生的作业、成绩、上诉理由、导师评价，投票决定是否开除。这个学生有止损的机会吗？有的，在收到前两个C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但是他的一错再错最终让自己得到被开除的结果。

袁教授在信中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不仅对在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有借鉴意义，对于当前中国高校学生中浮躁、冒进之风也有警示作用。

XX同学：

接到你要求“保留学籍”的上诉被研究生院董事会驳回的消息，我想告诉你：这是你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你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一个教授，一辈子培养不了多少研究生。你祟拜的Y教授，刚去世，他一辈子也就培养了九个“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生。

我创建的C大“东西方比较研究”，从第一个研究生到最后一个研究生，一共十一个。你是第十一个。现在，第十一没有了。因为项目停了，以后也不会再有。

在美国，或在C 大，遍地都是西方文化，加开一点中国文化研究项目，很不容易，全是教授自愿作出的无偿贡献。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教授的作品。我用同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研究生，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是杰出作品。你被取消学籍，第十一个作品报废。你没达到标准，是我和你的共同失败。

你想到的是：你的前途中断了。这是不对的。你的前途依然有无限多的选择。你可以从商，在网上办你的杂文网站，或回中国办公司，再换一个能收你的项目学习，等等。我希望你在别的行业和地方能有成就。如果，你下了决心要在学术界做学问，我下面写的东西，是给你的临别礼物。如果你不想做学问了，下面的话，你根本不用看。世界上路很多，不一定要做学问，做个好人，就值了人生。你可以就看到这句为止：“你当个好人，我祝你好运。”

如果你往下看了，那我假设你想知道为什么你刚开始往“做学问”这条路上走，就失败了的原因。如果，你还想走做学问的路，下面的话会对你有用。我对你直话直说。

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跟你绕过弯子，也没有改变过对你的要求。你失败的原因，有些是你自己的责任，有些是那些把你教成这种样子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的责任，有些是我的责任。

先讲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我不应该录取你。因为你想要的东西，我无法给你。

你想要的是到美国来见识一圈，和教授搞好关系，使一些点子，让教授按着你的设计，给你一些作业，你轻轻松松得到一个学位；再靠这个学位，说自己成为学者了，然后在中国或美国找个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你说你将来想在大学当教授，你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你必须得到这个学位。我懂这个学位对你的重要性。

但是，我能教给你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让你成为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真理的人。

在学术领域，你必须不为任何利益撒谎，只说真话，且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你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寻找未知，没有捷径可走；你还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和无知，把你个人的角度和判断低低地放在“公正”之下，这样，你才能开始做学问。

要想从我这里得到学位，你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不卖学位。我的知识可以无偿贡献给愿意跟着我一起寻找真理的学生，但不做交易。

这是我们之间的误区。我是在你选了我的两门课之后，才认识到我们之间的这个误区。这个误区，造成我们之间的所有冲突。我认识到，把你录取来，是我犯的错误，也是对你犯的错误，让你错误地计划了前景。

其次，讲你的责任。讲你的责任，其实是我对你的最后评价。或，是我给你的解释——为什么你不适合做学问。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公司老板或其他什么职业人士。搞学术，和经商或当清洁工，没有职业高下的不同，但明显有职业要求的不同。

做学问，要有品格，最首要的是，得做人。我前面说的误区，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如说是如何做人上的。你在C 大期间，做学问的技术，我时时刻刻在教你，那些技术都详细写在你的每一篇作业和论文上了。但是，关于做学问和做人的关系，我没跟你讲透彻。在谈你的责任时，我会讲这个问题。

因为你本科成绩不好，我亲自在北京对你面试后，才决定录取你。录取你，是我拍的板。当时，我对你的判断是：人很聪敏。但是，那是一个错误判断，因为那个错误判断，我得分担你失败的责任。现在，我对你的评价是：你不聪敏，你没有一点儿做学问的人所必需的聪敏。这种聪敏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我知道我的无知”。

你一进校的时候，就认为在美国上大学很容易，你知道怎么能玩得转。你不停地显出你什么都懂；参加讨论，不懂的事，你也常常不懂装懂，胡说一通。

上课，你原著不读，必读书不买，看一些网上第三手的书评、简介，就敢宣称：书读完，懂了。就敢狂加评论。你有种种理由认为你是对的，所以，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宣称，你懂了，你比同学教授都懂得快。你有你的机巧。

但你的读书“机巧”我完全不看好，那是做生意的机巧，不是做学问的技术。我对你的判断是，在我的前三门课上，我要求的必读书，你不是没读，就是没读懂。你真正开始认真读的一本书，是我的第四门课“比较逻辑”上的《逻辑》。这本书，目前，你读懂了60%。这是你的进步。

我想告诉你：你这种很坏的学习方法，至少得为你的三个“C”和两个“I”，负一半责任。

用你那种学习方法做不了学问。你可以东找一点西找一点猎奇的信息，放到你的网站上，让大众读着玩（这是你的权利），就像旧时茶馆里说书的、传小道消息的人，目的就是吸引听众兴趣一样。这没什么不好，也是一种传媒方式。但这种方式绝不能用来做学问。

做学问，不是猎奇，也不是快速地搜罗信息。做学问，是一点一点地积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用理性拷问自己，拷问先人；然后，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摔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将能不能把思维说清楚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你很爱说，也总是在说。但是，你很少能把问题说清楚。在做学问上，“凡你能说的，你说清楚；凡你不能说清楚的，留给沉默。”（维特根斯坦，Tractatus）在一知半解的时候，你胡说，那叫“扩散无知”，是害人、误导，是浪费别人生命。

做学问的人，要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如果你不能，或不想负这个责任，你别走这条路。我不培养产品推销商（不会），也不培养哗众取宠的网络编辑（没能力）。

因为你学识基础很差，你得弥补这个致命缺陷，才能去做学问。学识基础差并不要紧，你从基础开始好好补，是能赶上去的。

但是，你却用了一些奇怪的、与学者品格不相容的方法来掩饰你的致命弱点。第一个例子，你刚来的时候，和我谈话，动不动就扯出一些社会“名人”，这个，那个，你跟他们都认识。

你说的这些“名人”，我半个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名字夹在你和我的谈话中。我也不想认识这些社会“名人”。

如果他们有成就，我为他们高兴，但是，他们与你我都无关。你要做学问，好好跟我学，不必去追啥社会“名人”。

学术不是社交，不是出名，是坐冷板凳。你做学问的目的，必须是对真理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心。名不名与学者无关，得奖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对学者来说，做学问本身，就是乐趣所在。想用社会“名人”来衬托你自己的地位，你要么是骗人，要么是骗自己，都是想掩饰你先天的不足，没有自信心。如果你不想用你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信任，你也不能做学问。

再一个例子，就是你在XXX课上的抄袭问题。你可以跟我解释，从网上复制了东西，贴下来当作业交给我，不叫“抄袭”，是我“误解”了。

事实上，我也没真报告你抄袭。你也用不着解释来解释去，说你不是存心要抄袭，怪我不理解。我理解或是不理解，其实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一，我没有报告这事件；二，不管我“误解”不“误解”，事实是你交来的作业，7%以上绝对与网上他人的东西一样，这就叫“抄袭”（按C大校规定义，7%以上雷同就叫“抄袭”）。

这件事，是我坚决反对你想找捷径、借以掩盖你的基础差和没有治学能力的缺陷的开始。我就此警觉并反对你的走捷径，一直和你对抗到上周的最后一次考试。

对你第一次“抄袭”这事本身，我只希望你说一句话：“对不起，我再不这样做了。”然而，我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报怨：为什么我不理解你的解释——那不是“抄袭”。

我没有报告你抄袭，甚至都没有取消你的奖学金，这是我所能做到的对你的最大保护，是给你改正机会。但，你要我接受“那不是抄袭”，这是你在指鹿为马，还公然要求你的教授跟着你一起自己骗自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可以赖掉一个错误，我可以不追究，但你同时也失掉了我对你的信任。如果，你还想做学问，你永远要有能力和勇气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错误，不然，你不能做学问。

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还包括你的人格分裂。这一点，不能全怪你，人格分裂是畸形教育的结果，这也是我最后要讲的你的社会背景的责任。你是我见过的最自相矛盾的学生。当我想到你的社会背景，我对你的人格分裂抱有同情。但是，我还得指出，这是病态。你应该尽快找心理学家帮助，治好这个毛病。

做学问的人，必须里外一致，言行一致。

信中可以看出，导师志在 “做学问”，学生只想“混学位”；导师追求的是一步一个脚印探寻学术真理，寻求做学问本身的乐趣；学生希望在留学期间学业事业双丰收，但事与愿违。

袁劲梅教授为何如此“较真”？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此事引起广泛关注，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一个教训，它能够很好的告诫正在美国留学的其他留学生，以及告诫未来想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出到一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习环境，要有思想准备去适应和学习新的东西，原有的东西是不够或不实用的，否则就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迷失而犯错。”

“古语有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人贵有自知之明。无一不体现出中华文化里认识自己不足，不避短扬长的态度。可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却愈发的忘了自己可能从小学就熟记的这些呢？说句大不敬又有些以偏概全得话：中国人的聪明，大多都是觉得自己聪明。”

“记得读研的时候，导师的学术研讨请了几个国外专家，后来吃饭的时候，国外专家说中国的科学家都很了不起，导师问为什么，那人说中国科学家又能搞政治，又能做学问，太难了，但是你们又都做的不错。这句话在他嘴里我相信是褒义的，因为我导师的项目做的踏实认真，国内外还有国家层面的非科研关系又斡旋的很好。但我导师的回复是，其实他可以做的更好，但是很大精力都放在处理关系上了，没办法全身心投入科研。讲这个好像和故事没太大关系，但何尝又不是国内学术气氛的写照呢，这样的气氛培养出的人才又有多少能像我导师那样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到搞学问上来，哎。”

“我觉得这个教授的行为很正确。但是这句话说的太过于绝对，没有录取这个人之前，他怎么会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呢。他录取了，才知道这个学生不务实，只是想捞个证书，给自己镀金，好回国找更好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个教授来说，确实是个打击，本来想培养一个好学生，好的学术研究者，不曾想却碰上了这么个学生，浪费了自己的一番苦心。”

“人人都想成为A+藤校生，历尽艰辛终于收到了藤校offer，满怀憧憬的上了藤校。只等着毕业、当上总经理，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然而上了藤校之后，才知道，上学容易，毕业难。”
“据统计：美国高校在2012-2013学年共开除了1657名中国学生。2014-2015学年大约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被学校开除，其中不乏在常春藤名校就读的学生。学术表现差是造成中国留学生被开除最主要的原因，占了总样本的57.56%，并普遍存在于各类学校。“有些学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大学开除制度的严肃性，往往抱着玩到最后一秒再突击的侥幸心态。而在美国大学，取得优异的成绩绝不是一蹴而就，或是可以凭侥幸取得的。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不适应、压力太大、或者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你可以的、都有个适应期、会过去的、坚持坚持就过去了。”
“我17岁就移民到了加拿大，本科研究生博士都在加拿大读的。我只是想说，国外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学术操守要远强于国内的。在国外一群奋力钻研学问的人是一群痴迷者，而不是梦想着拿到学位作为人生里程碑然后去赚大钱的功利主义者。而在国外，学者算不上清贫，但也绝对不会富甲一方，而且给不了这种人存在于学术圈的机会。所在在国外的环境里，这位同学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当从在国外镀金在国内发财的角度上来讲，这样的安排确实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很可惜，这样的情况成为了假学者，真商人的一条成功捷径。”

“美国教授非常幸福了，这才是真正的双向选择！这要是中国的大学，一言不合就开除，一定被网络喷死了！即使坚强不被喷死，家长、兄弟姐妹赖着学校不走了，唉，一声叹息！”

“我是两个小孩儿的父亲，看到这封信的内容，我就只想问2个问题。第一、这位学生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我应该教育我的小孩儿做一个生存的强者还是做一个朴实的圈外领路人？”

“我很信服这个教授，可能这个学生并不是很适合做学问，在国内就是很多不适合做学问的人非要做，不可否认有时勤能补拙，但你想挑出一个人能够靠勤奋练球打进NBA，就如同希望每个孩子都是爱因斯坦一样不现实，还是该物尽其才，知行合一。”

有人说袁劲梅教授留美多年，学会了“认死理”，忽视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学术环境。有人说袁劲梅教授这封信金句频出，振聋发聩。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从袁劲梅回忆父亲袁传宓的文章里，也许能找到答案：

袁传宓

生物学家，一生致力于生物学尤其是水产与渔业方面的研究，在拯救长江刀鱼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袁劲梅著有散文集《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其中一篇文章提到长江里第一只白鲟就是她父亲发现并命名的。

生物学家袁传宓：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取的是庄子《大宗师》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着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可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着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 袁传宓(中)与研究小组成员林金榜、秦安岭

1977年开始，袁传宓教授带领南京大学四位同事开始奔走于长江沿岸，追随长江刀鱼洄游的路线。这是中国学者拯救长江刀鱼的首次努力。1981年，开始着手做长江刀鱼的人工繁殖。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去世之前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相机拍了一只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像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逍遥自在。

父亲在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像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信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父亲唉声叹气，但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上世纪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洲坝开始。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 父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名研究生去了葛洲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于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位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