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之路——奇迹般的金沙江、大渡河、泸定桥、翻雪山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和

来源：通吃岛

前情回忆：（长征之路——血战湘江的前因后果,遵义会议的前后）

金沙江——“巧渡”还是“险渡”？

上一篇说到，红军南下乌江、奇袭贵阳、调动滇军，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之精彩足以写入教科书。但凡事皆有两面性，红军的战略得以实施是建立在超高机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必然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行军，在云贵高原上如此奔波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极大的考验。更糟糕的是，红军自身并无任何生产力，其物资获取只有两种办法：

1.缴获。前提是与敌军开战并将其歼灭。

2.征、借或是打土豪。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在某地区有一定时间的停留休整，因为这些活动都要耽误不少时间。

很不幸的是，在毛主席指挥红军转战的这近一个月里，两种办法实现的机会都极少。毛极为强调机动性以调动敌军，自三渡赤水以来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正面交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缴获，同时更不可能在某地长时间停留，征借到的物资因此少之又少。

此时，红军虽然已经骗开追兵向云南方向进军，但蒋介石立刻命令当地集结的湘军、滇军以及周浑元部紧追红军。其实蒋介石当时判断，红军并不会去云南，应当仅仅是去到贵州西部活动，择机渡江。他这么想是极有道理的——红军的物资和体力不足以支撑他们继续进行如此长途的跋涉。

为此，蒋介石制定了十分针对的战术——追兵分三路在红军两侧、后方，像牛皮糖一样贴在不远处并遥相呼应，将其驱赶并断其后路，同时当红军企图掉头作战时又要及时避开，等待其余部队集合。

这可苦了红军了。为了抢在追兵之前抵达目的地，红军不得不以每天100里的速度行军，而且是在贵州的高海拔山地。大家自己可以想象，每天跑5万米，身上还有负重，脚上还是草鞋，走的是山路……

红军走过的贵州山路

虽然红军战士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以其顽强的意志和严明的纪律冲出贵州神速进入云南，完全超出蒋介石的想象，但是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红军内部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军事方面，非战斗减员数量大增，许多战士由于疲惫、疾病掉队或是去世，在贵州转战的这一个多月里，非战斗减员数量达到7000人。各类文学作品中常常描绘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冰雪、沼泽、缺衣少食等等，但事实上贵州的这段时间艰难程度绝不下于它们，因为雪山草地虽然条件更加恶劣，但是那时已经渡过金沙江跳出包围圈，无论心理上还是实际的行军都没那么紧张，可是此时的红军却是三面追兵，一个不留神就可能被包饺子，压力非常大。

第二，更关键的，政治方面，红军内部出现了政治风波，刚进入权力核心不久的毛泽东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中央的张闻天王稼祥到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等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不满。

4月23日，红军进入云南曲靖地区，三路追兵依然穷追不舍，由于长时间行军又得不到补给，底层战士们怨言很大。中央决定必须要寻敌作战，打击追兵，既是为了争取休整时间，也是为下一步军事活动扫清后顾之忧。

红军长征时穿的草鞋

中央于是下达寻机消灭曲靖、马龙之敌的命令。半小时后，前线的林彪聂荣臻发来回电，提出建议的同时隐晦地表达了对中央近期行动的不满：

“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25日，军委决定先消灭尾随之敌，而后进攻白水曲靖地区。前线的林彪聂荣臻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据前线的情况认为，敌追兵兵力很强且相互之间成掎角之势，云南地区地势狭小多山水，我军在此条件下难以回旋，即使取得一些胜利也没太大好处反而容易陷入重围。他们的建议是，少走弯路，以最快速度占领东川，从那里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前线的彭德怀也不同意打击追兵，理由类似。

军委接受建议，放弃回击计划，但是并未采纳占领东川以求渡江的建议，而是继续西进，迅速攻打白水、曲靖、沾益、马龙。

行军途中缴获了龙云送给薛岳的二十余份军用地图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等特产，这对彼时的红军来讲绝对是雪中送炭。

4月27日，红军占领沾益、马龙，直逼昆明。

其实蒋介石并不认为红军会占领昆明，或者说他觉得即使占领也无所谓——还能借此机会削弱一下滇军，他所担心的只是红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可是滇军首领龙云就不是这么想的了，顺带说一句，龙云是彝族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后来又担任校长，也算是朱总司令的校友，军事上还是很在行的。

4月28日，蒋介石电令龙云将兵力调动，封锁金沙江，重点是龙街渡口（如图最西部，又称金沙渡）。

4月29日，红一、红三军团分别攻占昆明东北的嵩明、寻甸，几乎已经是兵临昆明城下。虽然蒋介石一再命令集中部队于金沙江畔各个渡口而不要固守云南，可是龙云哪还能顾得了那么多，急令部队收缩于昆明，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于是，滇北到金沙江沿岸的守军就大大减少，红军北上渡江路途中的压力也因此极大地减小。

同日，军委下发指示，说明了云贵地区情况的恶劣，决定渡过金沙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这是近几个月以来基层部队第一次收到明确的行军指令，士气也为之一振。

同时，具体渡江计划也得到明确布置：中央纵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分别在刘伯承、林彪、彭德怀的指挥下，从皎平渡、龙街渡口、洪门渡口分三路渡江。

5月3日，抢占皎平渡成功，4、5两日，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另外两路红军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4日，红一军团先锋到达龙街渡口，却发现渡船已经被川军拉到北岸。

龙街渡口不比皎平渡，一直就是蒋介石重点布防对象，追兵很紧，天上又有敌机侦查骚扰。无奈之下，作为先锋的一师只好借来门板等材料架设浮桥，没想到水流太急，还没到河中央桥就支撑不住了。

现在龙街渡口仍留有当年红军的宣传标语，长征真的是“播种机”

这时国民党万耀煌部的追兵已经到达昆明，离红军只有不到2天的路程。红一军团其余部队也临近渡口，如果大部队集中在江边无法渡过的话，将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林彪急了，在电话中怒斥一师师长李聚奎，李当然也急了，他们师再英勇也不可能左右江水的流动情况啊，他向林彪建议，能否请使军委，转到皎平渡渡江。

随后，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相似地，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遇到这个问题。

皎平渡是个很小的渡口，根本不可能让红军主力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江，且在红军由龙街向皎平渡行军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敌兵拦腰截断。这个选择也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红军将无法渡江，牺牲于金沙江以南。

皎平渡现在已经架起大桥

在此危急存亡的时刻，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次拯救了红军——追兵的先锋万耀煌部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单独追缴红军，于是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说前方并未发现红军，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而后原路返回与友军汇合，一起进剿其他方向的共军。这为红军赢得了珍贵的四天渡江时间。

更重要的是，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译出。

朱毛周等中央领导终于松了一口气，接到林聂电报后，同意其转到皎平渡渡江，但务必在7日赶到以防被拦腰截断。

当时已是黄昏，林聂部队接到回复后立即出发沿江向东。据聂荣臻回忆：

“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48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120里地，疲劳极了。”

120里地，6万米，也就是一个全马加一个半马，负重，夜路，草鞋，这路不是跑道也不是公路，而是急流中的大石块。

这究竟是一只怎样的军队。

即使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也有受不了的时候。

在读博古李德领导红军长征段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他们“死脑筋”，一心只想和红二六军团汇合，因此那套路被国民党摸得清清楚楚。其实他们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脱离根据地的日子太苦了，基本上每天都在行军，没有持续的补给吃了上顿没下顿，四周围都是敌人还常常遇到侦查的敌机，真是提心吊胆，睡觉都不踏实。

另一方面，由于长征本身并无明确的目的地，再加上敌情不断变化，所以朝令夕改的事情很常见。战士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也不知道要走多久，只是跟着命令盲目地走来走去。其实累并不可怕，只要有目标就有盼头，有盼头就有力量和勇气（怎么有点像鸡汤……），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劳累。

而以上两点状况在四渡赤水到渡过金沙江这两个月里被无限放大。

后来教科书上讲起那段历史必然是令人眉飞色舞的：四渡赤水让敌军晕头转向摸不清红军真实意图，兵临贵阳吓尿蒋介石调出滇军，奇袭昆明抽空滇北军队，又北上巧渡金沙江彻底甩开国民党追兵。

但事实上，无论是普通士兵还是高级军官，那段时期都是极为痛苦的。当时大家的想法一样，最好的消息是建立根据地，其次是原地休整，再次是与敌军开战，最不愿意听到的命令就是行军。每天走来走去，昨天刚过了赤水，今天又接到命令要回去，明明说的去昆明，刚看见城门突然又掉头北上，很多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是写实，不是夸张）。死在战场上好歹血性、光荣，而这两个月，大部分牺牲的战士都是非战斗减员，真是令人憋屈。

1935年5月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

长征中的毛泽东与林彪

5月11日，林聂军团到达会理城外休整。憋了一肚子火的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当着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等主要领导的面，大声讲道：

“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了。

聂荣臻批评林彪，说他不讲组织纪律，有不满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提出来。

随后，林彪给周毛朱三人写了一封长信，部分如下：

“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而且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部队弄得精疲力竭，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而后请在场领导联名签字。由于无人愿意签字，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件发出。

之前已经有很多军官反映前线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对宁走路不打仗、走弯路不走直路的不理解，再加上林彪这一封火药味如此浓烈的信，毛周等人感到，召开一场解决现阶段思想问题的会议已经是刻不容缓。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城郊外召开，史称“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毛泽东与林彪“弓背”“弓弦”之争

其实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渡过金沙江，但仍然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彭德怀攻打会理城连续三日而不下，部队无法前进只能驻扎于郊外；国民党军队已重新集结抵达江边准备渡江，四川境内的敌军（杨森、刘文辉等）在前方做好防御准备并且派兵赶来。

但是毛、周等中央领导知道，此时红军内部已经出现问题，拖得越久伤害越大，必须尽快解决。现在虽然仍处在危险之中，但是追兵数量庞大，在渡船稀少的情况之下想要渡河仍需3-5天，而前方的川军为保存实力也不会贸然单独出击。所以一定要趁此机会，抓紧时间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

会理会议虽然远没有遵义会议知名，但它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尤其是对于毛主席在党内地位的稳固意义非凡。很可惜，与很多长征期间召开的重要会议一样，此次会议没有会议记录，另外回忆录提及的也很少，所以只能还原个大概：

与会人员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前线的红1 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和红 3军团负责人彭德怀、杨尚昆（红五军团的董振堂是否参加存疑）。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会理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右边坐着的是毛泽东和朱德，后面站着周恩来和陈云，左边三人为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问题，对于他这种宁走不打，宁走弯路不走直路的打法，全军上下很多人颇有微词，中央就是以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代表，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三人团成员，大家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吧？

会议一开始，张闻天作为主持就让王稼祥先讲，说说他听到的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王稼祥推了一下，让张闻天先讲（真是套路啊），于是张就把这种对长时间走而不打的疑惑讲了出来，请大家讨论。

而后彭德怀发言，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应当尽量避免走弯路，避免长时间疲劳行军。

然后林彪发言，一样，认为应当避免走“弓背路”，要走弓弦。

毛主席越听越怒。

现在我们知道，毛的打法应该是最合理的选择，张闻天王稼祥不懂军事也就罢了，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彭德怀和林彪当时也不能理解呢？莫非他们的军事水平比毛差得很远吗？

其实他们的分析过程并没有错，他们理解不了毛指挥的原因在于，毛掌握了许多他们并不知道的信息。

当时军委下辖一个“二局”，专门负责无线电侦察，他们破译了国民党军队所使用的密码，这带来的后果是，国军的许多作战行动都为红军所知晓，也正因此，毛主席能够指挥红军避开敌方主力，在云贵川之间来回穿梭。

 
长征胜利后军委二局部分同志的合影

但是这件事情只有中央少数高层才知道（除三人团和朱德张闻天博古李德外还有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曾希圣、王诤等），前线的指挥员是不知晓的——这种事情当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彭德怀林彪对于毛的不理解，所以他们会问，明明可以直走过去为什么要绕圈子？毛多么想回答，因为直线上面有敌军啊！

所以林彪又会问直线上敌军数量不多，为什么非要绕开而不采取小部监视掩护主力红军迅速通过的办法？毛多么想回答，因为附近的敌军正在朝这个方向集结支援啊！

但是他不能回答，一旦回复被敌军知晓，那红军很可能陷入危险。这并不是说林彪彭德怀得到情报后会做出和毛相同的指挥决策（因为密码早在毛上台之前就被破译了，当时的领导也没像他这么打，毛在破译密码前也是这么个套路，多走少打），而是说起码他们会理解毛指挥的意图，现在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没头苍蝇，来回乱走。

这也是毛发怒的一个原因啊——好容易开始指挥军事，屡出奇招帮助红军逐步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结果却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和两大前线将领的质疑，然后由于保密原因自己还不能解释。

 
明明做英雄救了大家却受人质疑还不能解释，老毛心里苦啊

另一方面，毛认为林彪这封信是张闻天联合彭德怀指使他写的。因为虽然林彪与毛从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争执，有时还很严重，但是毛不能相信他一个前线指挥能够在信中直接写“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换一个人指挥”，这应该是中央内部有人支持他这么做，那段时间刚巧张闻天是和三军团一起行军的，而原来质疑走路过多的中央领导主要就是张闻天。

对彭德怀的怀疑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林彪这信里面提到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个军委负责人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彭是林的同级，他们一直是负责具体战役指挥，因此这种提议有些让人莫名其妙。其次，林彪写信前和彭德怀通过气（这个毛知道），彭德怀虽然口头上批评了林彪，但是并未制止他寄信给中央，也未向中央汇报，这也可疑。第三，对于毛泽东走弯路不走直路的质疑最早就是彭德怀他们红三军团发出的，早在二渡赤水的时候，彭德怀、杨尚昆以及当时担任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就联名给中央反映了这种质疑。

综上考虑，彭德怀对军委的指挥也是有不满的，他其实是同意林彪在信中有关军事的论述的，彭仅仅是不同意林彪处理这件事的方式。

 
后来毛彭二人的合影

果然，在会上当毛指出林的信是彭鼓动写的，彭否认以后解释的原因只是“遵义会议才选出的新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并未讲军事上的原因。中央让他反思军事上的认识错误的时候（自我批评是开会的一个正常环节，不是特别针对谁），他仅仅讲到鲁班场战役的反思，只字未提“弓背弓弦”问题。

毛是满腔怒火啊，本来遵义会议以来他性格变了好多，力求团结大多数，可现在实在忍不了了，又开始批判在座诸位，说林彪“是个娃娃，懂得个啥”，说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革命战争”（哎，这两个批评好押韵啊）。

随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知情领导人站出来力挺老毛，认为他的军事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发言，基本都表达了对林彪事件的批评，表示要支持中央的决策。

最后，张闻天作总结，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 克服右倾思想；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主要在5月12日召开，但其实断断续续延续了三天，毛和张应当在私下里有交流）

在会理会议召开的同时，前线的红三军团一直在围攻会理，可惜迟迟打不进去。为什么要打会理城呢？个人认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红军自渡赤水开始就一直在行军，没有攻下任何一座城池，粮食弹药得不到有效补给十分匮乏，若能打下会理城，则对红军而言是一次很好的补充。

第二，应该是老毛刻意为之。因为当时军中厌倦走希望打的呼声越来越高，你们要打，那咱们就看看打的效果到底如何，红军究竟是否具备打的实力，同时还能趁此停留的机会召开会议解决思想问题。

所以毛对彭的指示是：

最好能打下会理城，实在拿不下来，就把他们困在城里，别让他们出城来打搅我们。

而彭德怀的回应是：

遵义城都打下来了，还能打不下会理城？

然后果然没拿下来。敌军远比彭想象的顽强，红军又缺少重武器，从5月9日一直打到5月14日都未见成效。

 
会理城十分坚固，战役开始前川军已经将周围民房全部焚烧，坚壁清野。

5月14日，会理会议正式结束。

5月15日，红军放弃进攻会理城，继续走“弓背”，由红三军团一部掩护，主力部队绕过会理城，迅速北上向西昌方向前进。

5月18日，正当西昌守军心情忐忑严阵以待之时，红军绕过西昌城，直奔大渡河去了。

跋山涉水来看你——从彝海结盟到强渡大渡河

此时的红军可以说短暂地脱离了危险状态，可是仍处于危机之中——想彻底摆脱追兵就得北上，想北上就得渡过大渡河，且不说大渡河是出了名的险，目前红军能否顺利到达大渡河畔都是个未知数。去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是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而是从冕宁到安顺场渡河。

5月19日，军委派刘伯承聂荣臻率部作为先遣队打探情况。调查结果不容乐观：第一条路已经被国民党派重兵堵死，硬闯的话造成伤亡不说，更重要的是耽误时间，后面追兵以来就会被包饺子；第二条路虽然并无堵截，但情况可能比第一条还糟糕，那是彝族聚居区，道路崎岖难走容易迷路，且当地彝民势力很大，常常截掳附近居民和往来人员，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已经多次被他们袭击缴械，以致有命令团以下编制的队伍不允许单独接近该地区。

没办法，第一条路肯定完蛋，第二条或许还有机会，于是军委决定，通过彝区。

5月22日，刘伯承所率先遣部队进入拖乌，刚开始非常和谐太平，没遇到任何阻力。正当指挥官们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后面枪响了。原来，工兵连因为携带了一些设备行军较慢，稍微掉队了一段，然后就被突然杀出的彝族武装缴去枪械夺走所有物资，连所有士兵的衣服裤子都被扒了个干净……

但是，毛主席和朱老总在临行之前反复叮嘱刘聂二人，一定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只做宣传工作决不开枪，所以，那支工兵连的指导员一边被扒衣服一边还大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没办法，继续走吧。

行至喇嘛房附近的时候先头部队也受到了许多零星的攻击试探，略有伤亡。部队继续前行到达彝海，情况出现了，当地三个主要部落的彝族部落从三面包围了红军，想要进行缴械和抢夺。

司令刘伯承命令布置阵地准备防御，政委聂荣臻命令继续喊话宣传，没半点效果，很多战士疑惑了——TM对方是不是听不懂汉语？

双方不断僵持，太阳渐渐西斜，如果不能天黑前跳出包围那红军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刘伯承下令，进行反击。

当然，这种反击主要是威慑，战士们用大炮、机枪在射程范围外进行射击，掩护6名战士武装泅渡过彝海，而后战士们用冲锋枪向山顶射击。

这可把对方吓了一跳——彝民大都没见过大炮、机枪、武装泅渡这种现代战争中的东西，很多人认为这是天神而不敢进攻，各部落看到捞不着便宜就退了开去。

 武装泅渡一向是我军强项，1965年9名战士背着手枪、子弹、手榴弹、匕首、水壶、鸡蛋等共十多斤的物品，武装泅渡琼州海峡，耗时8.5小时，创造军事史上的奇迹

不久后，其中一个部落“沽基”的首领小叶丹派使者找到红军交涉。红军反复声明自己的主张，自己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青面獠牙”的恶魔，只为北上路过这里，绝不会侵犯彝族各部落的利益。当地处于川军的统治区域内，汉彝矛盾很尖锐，汉族人瞧不起他们所以称其为“夷族”（改称“彝族”是建国以后毛主席的提议，他对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讲，“夷”有歧视的意味，而“彝”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正应了彝族喜欢喝酒的传统，这个字中间有“米”还有“幺”(绞丝)，象征你们族丰衣足食），极尽压迫，彝族部落对于汉族也是极尽劫掠，此时红军却向对方一再强调自己“民族平等”的主张，认为应当让“彝族管理彝族”，各民族都是骨肉至亲，应当共同反抗反动军阀的统治，由此博得了对方的好感和信任。

当时主管宣传的肖华（后来兰州军区政委）适时地提出，我军司令刘伯承可以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使者于是离开回报。

不久后，小叶丹亲自带人下山，与刘伯承二人在彝海之畔以湖水代酒，歃血为盟。这就是著名的“彝海结盟”。

“彝海结盟”被传为佳话，曾经被拍成电影，很多历史节目也频频提及。

上世纪末所拍摄的电影，如果当时你在上小学的话很可能看过

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宣传的迷雾就会看到，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的浪漫气息，反而夹杂着许多现实的利益的因素在里面。

当时国民党对于彝区的统治政策延续了清末以来的“坐质换班”制，就是各部落首领轮流到冕宁县城做人质，以此来保证附近地区的基本稳定。得闻红军马上要打来，守城的李德吾一团要撤退，就把彝族人质一起带走。

彝族人当然不干了，本来他们部落内部还在打斗，听闻这个消息后立刻搁置争议一致对外，联合起来在路上打败了李德吾那一团，救回头领人质并进行缴械。

这应该是整个彝部罕有的大收获，一共有大几百条枪。实力一增强，他们就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劫掠，将周围汉族区的物资夺了个遍还掳去大量平民做奴隶。这时红军就到了。

彝族部落的首领并分不清红军白军，只知道有一股部队到来，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以为是前面李德吾部的落单部队，于是就再次埋伏起来意图继续抢枪，这才有了这次交火。当发现这是一只战斗力极强的正规部队时，各部落立刻逃离，因为以之前的经验来看，从清政府到川军，常常会对他们进行报复性回击，一旦抵抗就是屠杀。

小叶丹之所以没逃走反而派使者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的部落就在这旁边，不可能离开，所以它来的目的应该是照旧来投降归顺（暂时的），然后询问上交多少东西才能够避免被屠杀，没想到红军非但不杀人不要东西，还宣扬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并且还要和他结拜兄弟——这令小叶丹喜出望外。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见到刘伯承后他提出的请求是，能不能让红军帮他攻打另一个部落罗洪，其实仍然是归顺的意思，类似于古代的藩属国请求宗主国发兵。红军拒绝提议又反复强调，民族内部不要争斗，共同的敌人是川军刘文辉，所以又请来罗洪部的首领大家一起喝酒聊天。

可红军宣传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在短短半天的时间内如此巨大地转变延续了几百上千年的观念，刘伯承还是赠送了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子给小叶丹并封其为小队长。

 图为小叶丹妻子。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遭罗洪部的人伏击而死。

随后，小叶丹派出向导，指引并且护送红军走出彝区。

5月24日，主力红军陆续穿过彝区，当晚先遣部队红一团继续前行到达大渡河渡口安顺场附近，该地有敌军一营把守。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先派一小部队到下游佯攻使敌放松警惕，后突率主力偷袭占领安顺场。之所以在优势兵力下还选择突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将毫无防备的敌军迅速击溃，防止其烧毁物资尤其是渡船。

然而一团搜寻整个渡口，仅发现一条船。

怎么办？

1863年，同样也是5月份，翼王石达开陷于此地，多次派兵强渡大渡河全部失败，常常是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渡河队伍在河中全军覆没。无路又无粮的情况下，石达开曾给清军写信“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希望投降自刎以换三军之活命，没想到最终不仅自己被凌迟，其部队也被清军全部屠杀，年仅33岁。

现在仅仅过去72年，大渡河边甚至还有当年亲眼见证太平军全军覆没惨状的老人，他能清楚地回忆起幼年时看到的恐怖景象：汹涌的河水被染得通红，太平军被抛尸河中，到处都漂浮着尸体。

 石达开凌迟处死的时候留下了一组照片，这是其中一张，已经过打码处理。

所幸红军此时的境况要好于太平军当年。

当年的石达开在渡河前不久由于夫人生产全军庆祝三天而贻误了重要战机，导致清军烧毁船只且大部队援军到达对岸部防。如今红军行军神速，不仅迅速占领渡口，对岸川军大部队仍在路上，只有一个营把守且战斗力较弱。

必须把握时机。

一团挑选出17名战士作为渡河的突击队。虽然渡船最多可容纳40人，但是考虑到各种武器的携带、河水之险和船只质量所以最终17人分两批渡过。岸上则集中所有炮火向对面打击，为突击队作掩护。

25日临近中午时，突击队渡河成功，川军根本无心恋战，退向成都方向，安顺场渡口彻底为红军所控制。

此时，困难再次出现——大渡河水流湍急，无法架起浮桥，渡口附近除了这艘渡船外就只找到几条小木船，要想靠这些船把红军送过河可能要接近一个月。

 红军渡河用过的旧木船

朱毛等军委领导商议后决定，红一师继续渡河，其余部队北上由泸定桥渡河。

27日早，王开湘和杨成武所率的第四团作为先遣队向泸定桥进军，川军的援军也正火速赶去，一场长达160公里的负重障碍越野比赛开始了。

知道下什么叫“信仰”——飞夺泸定桥与翻越夹金雪山

安顺场到泸定桥全长是160公里，军委命令三天赶到，也就是说每天要行军50公里以上。这种速度对于已经历过数月长征洗礼的红军来说并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初所担心的是遇到国民党部队的阻截耽误时间，于是王杨二人决定走小路抄近道。

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小路崎岖难走多河多山，让红军反而绕远了不少，更恼火的是路上接连遭遇两支敌军队伍，虽说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有不少缴获，但这次任务是赶时间。

第一天仅行军40公里。

第二天一早接到军委消息：限明天夺取泸定桥。

是夺取。

也就是说，明天一早就必须赶到。

也就是说，还有24小时，需要行军120公里。

红军之前的行军记录是一昼夜80公里，第四团必须创造奇迹。

各党支部开紧急动员会，一群人聚成一团，一边行军一边开，开完就散开。

前方关口发现敌军，不停止，不打阵地战，借着大雾偷偷摸近敌军，直接手榴弹加刺刀击溃。

桥被炸毁水流湍急，修桥，其他人趁机休息，之后继续急行军。

晚上七点，已经过去13小时，行军70公里。

天公不作美，突然黑云密布下起瓢泼大雨。

本来路就难走，现在更是又滑又泥，原本能轻易趟过的小河也变得水流湍急起来。

红军战士又累又饿，有的人走着走着竟然可以睡着，稍打个迷糊可能就会滑到河里。

没办法，军委命令大家解下绑腿，结成一条长绳，连在一起拉着前进。

24小时过去了，早上六点，王开湘杨成武率领部队到达泸定桥西岸。

敌军根本没想到红军会来的这么快，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把西岸阵地拱手相让。

这边，王开湘杨成武等人在一个天主教堂里紧张地召开会议商讨夺桥问题。

那边的敌军更加紧张——他们兵力不够啊！本来在泸定桥驻扎的部队总数就只有两个旅，红军竟然从东西两岸分别进军，两岸路上都要设防，这导致现在泸定桥守军只剩下38团大部，没多少重型武器，弹药也不足。

川军这边确实安排了大量的援军，但红军来得实在太快，那些每天抽大烟的兵痞子根本没赶到，连个影子都没有。

所以，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战斗一开始红军竟然对敌人进行了火力压制——四团集中所有炮火，为22名突击队进行掩护。

 今日泸定桥俯视与仰视

对面守军叫苦不迭，人少、弹药不足、没重武器，怎么搞得好像我们是共产党，他们成了国军。而且由于红军来得太快，他们甚至连泸定桥都没拆完……

眼看22名突击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边铺木板边摇晃着前进，敌军赶紧放火烧桥。

为时已晚，突击队冲上岸，后面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三连也跟了上来，紧接着全军渡过泸定桥。

东岸敌军无心抵抗，弃工事而走，泸定城很快也被攻克，22名突击队员仅仅牺牲3人。

当晚，从安顺场渡河的东岸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师第三团也到达泸定桥，两岸彻底为红军所占领。

5月31日，毛周朱张王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渡过泸定桥到达泸定县城，泸定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相关记录也并不多，主要就是讨论了红军之后的行动方向——维持之前的决定，继续寻找红四方面军与之汇合，并且确定大致行军路线，避开人烟稠密区，向北翻越雪山。

6月2日，全部红军渡过大渡河，军委传令放弃攻取清溪、荥经，向雪山方向前进。果然，虽然途经环境险恶的二郎山，但附近驻扎的川军为保存实力不愿与红军正面交锋，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一些骚扰。

6月9日，仍然是杨成武王开湘所率红四团作为前卫团率先到达夹金山脚下的宝应县城，6月12日，开始翻越雪山。

有关过雪山的叙述、回忆太多了。首先要明确一点，红军翻越的雪山不止一座，而且三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所翻越雪山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二方面军（当时叫红二六军团）。

三路红军长征路线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 5 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闹分裂的问题，所翻越雪山数量更多，且夹金山、梦笔山都是两次经过。

一般大家提到中央红军“过雪山”主要指过夹金山，流传的故事、回忆录也以这个为主。这主要是由于它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没有经验，身体上和心理上都没准备，所以遇到的困难最大，给大家的震撼也最大。

今日的夹金山。当年气候远远比现在恶劣得多。

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经过华南、西南地区到达四川，绝大多数战士都是南方人，抗寒能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一路行军打仗缺少给养物资，许多人穿着单衣，用起满血泡的脚踩着自制的简陋草鞋就走上雪山。

这种情况下，红军准备了大量的辣椒生姜和烧酒进行御寒，冷了就吃一口辣椒，有战士晕倒了炊事班立刻赶过来灌辣椒水。

出发前反复强调过雪山时不能停下太久，尤其不能坐下。但真翻越到海拔较高处时，很多战士支持不住想坐下休息，这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成了一个个雪堆。

坚持行军的战士们也大都是浑身发僵，一不留神滑倒根本都没法挣扎，直接顺着雪崖滑下山去。

晚上红军在山谷雪洞里休息，三五人一伙背靠着就露营睡觉。第二天改行军时就发现自己背靠的人已经僵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本来先过雪山的队伍会留下纸条做路标，后来发现根本不用，后面的队伍只需要沿着尸体走就可以了。

恶劣的环境、简陋的装备，红军战士们为什么能够以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克服这些困难，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本科专业是“工商管理”，《管理学原理》的第一堂课上老师留给大家的思考题就是“胡萝卜+大棒”理论，认为企业一般运用的激励方式有两种，胡萝卜（奖励）＋大棒（惩罚），也就是正激励加负激励，这是基于“经济人”假设所创立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

“Carrot and stick”诞生于《经济学人》，后来甚至写入牛津词典。它的最初来源是一则古老的谚语：

“dangling a carrot in front of a mule and holding a stick behind it.”（要使骡子前进，就在它前面放一个胡萝卜同时用一根棒子在后面赶它。）

红军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这一理论的实际执行者，军饷制，有赏有罚。

直到毛泽东出现。

他认为人不是骡子，哪怕在管理中也不能简化成骡子（经济人）看待。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个有着独特思想的个体。

于是有了三湾改编，建立士兵委员会，民主决策。

毛推动废除薪俸制，军官和士兵一样不发钱，胡萝卜没了。

毛推动禁止军官打骂士兵，强调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官兵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工作不同罢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大棒也没了。

其中阻力有多大这篇文章就不多提了，总之，从朱总司令和毛委员做起，军官与士兵吃穿用都一样，精神上也完全平等。

红军就这样完成了脱胎换骨。

过雪山时是怎么体现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本来配有马或骡子当坐骑，也可以坐担架，但他们把这些全部让给伤员，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都是徒步翻越的雪山。

聂荣臻本来因病坐担架，后来把担架让给左权，带病徒步走过雪山。

夜晚前行至海拔较低温度较高的山谷，红军战士们疲精疲力竭坐下休息，准备第二天翻越最后一个山头。朱老总仍然像往常一样四处巡视。

周总理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伤员，哄他说“你坐担架我骑马，不是一样吗”，送走他之后又把马让给了其他伤员。下山后自己就开始咳嗽，8月过草地时高烧多日昏迷不醒（电视剧“陈赓大将”也曾描述过这一事件，陈赓想尽办法从背阴处挖到一块冰给周恩来退烧）。经诊断患了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

1958年周总理亲自在十三陵水库劳动

红军普通战士们也是同样的伟大。

本来中央命令炊事班轻装，只带过雪山所需1-2天食物即可。可炊事员们为大家着想，粮食、行军锅、生姜、辣椒、干柴，都是负重五六十斤，有人甚至超过七十斤。

担架员们不仅负责运送伤员过雪山，同时有同志晕倒掉队还要把他们运下山去，再回来追赶队伍，一趟一趟地跑。

过雪山时，反而这些后勤人员牺牲得最多。

现在很多人想抹黑当初那一代领导人，乃至抹黑整个红军的历史，但我想说的是，

“跟我上！”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是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她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整个中华民族，激励我们在追求公平和真理的复兴道路上不断奋进。

 红军用飞夺泸定桥和过雪山等一系列人类无法完成的行动，生动翻译了了：什么TMD叫信仰，什么TMD叫TMD信仰！

6月17日晚，红军翻越过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在维镇顺利会师并召开联欢会。但这热闹与团结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张国焘正准备从茂县赶来，两河口会议即将开始，矛盾马上就要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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