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的反击（完）

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完]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来源：地缘看世界 （diyuankanshijie） 

正文共： 4659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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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用一场（ 马邑之围）拉开了大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序幕！秦汉篇之<帝国的反击>大气磅礴，但超……长，喜欢历史特别是那个时段历史的读者不容错过。全文十六万字分四篇发完，合适在时间空闲的情况下阅读。

如果不是匈奴人明显进入战略反击阶段，并连续取得了三场胜利的话，远征漠北并不会成为汉武帝的选项的。在此之前的几次试探性远征（包括李陵这次），都是在浚稽山一带就折返回程的。相比耗资巨大的远征，帝国实际上更愿意把钱花在修筑从罗布泊——阴北草原的“外长城”上。以汉、匈双方的地缘特点，以及后来的发展来看，将军事重心放在外长城上，也的确更为稳妥。

问题是，自赵破奴两万汉军尽没匈奴之后的几年间，汉帝国已经连续在三场战役遭遇失败了，损失的精锐汉军亦将近五万。反观匈奴方面损失的兵力，至多也就2万余人。而之前由卫青、霍去病所领军的五大战役，汉军的损失合计也不过六万多，匈奴方面被斩杀、迫降的则达到二十一万之巨。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确很需要再用一场准备充分的大战，来挽回面子了。

现在的话，再想组织一场远征漠北的战役，汉军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机动兵力上的不足了。要知道，刚才所说的将近五万人，仅仅是这一阶段对战匈奴的损失，而两次远征大宛，李广利为帝国败掉的军力，更达到十万之数。事实上，早在赵破奴军全军覆没之后，帝国内部对于是否要第二次远征大宛，就存在不同意见。

主流意见认为，应该把为大宛之役所准备的二十多万兵力（六万主力骑兵，十八万用于转运补给的步兵）调回，专力对付匈奴。

不管汉武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象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一样），执意要将足以用来远征漠北的兵力，耗费在了天山南北是否正确。兵力的问题，俨然已经成为了首先需要消除的障碍。

为此，帝国发布了最严厉的征兵令，除了征集志愿从军的勇敢之士以外，同时还将法律上有义务服兵役的人员（所谓“七科谪”，即：犯了罪的官吏、杀人犯、上门女婿、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做过商人的人、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尽数征入军中。

追根溯源的话，这一兵役法则是当年的秦国原创的，汉帝国不过是萧规曹随罢了。类似的命令，在第二次远征大宛之役中也发布过。不过当时这些被强制征入的兵员，所担负的是转运粮草的后勤工作。这一次的话，他们则应该被编入了一线作战部队（当然，只能做步兵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以农为本，人口众多的中央之国来说，人力终究不会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机动能力。说起来，自公元前104年8月，赵破奴出塞接应左大都尉起，至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止，汉军倒也算打了五“大”战役。

与卫霍二人所组织的五大战役相比，兵力的的得失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五场战役所损失的战马、畜力几乎不能从对手那里得到补充。有鉴于此，汉军的第二次漠北之战所组织的二十一万一线兵力中，只有七万骑兵。

公元前97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第二次漠北之战终于拉开了序幕，由于两军最终的决战地点，在东单于庭所处的“余吾水”（图拉河），为了以示区别，我们也可以将第二次漠北之战，称之为“余吾水之战”。

有了第一次漠北之战的作战经验，第二次漠北之战的出击路线，汉军在选择出击线路上并没有大费周章。只不过，这一次汉武帝心目中，既能打仗，又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外戚，就只有李广利一人了。因此，汉军中大半的兵力都被调归了李广利。除了由他亲领从朔方郡（后套方向）出塞的六万骑兵、七万步兵之外，还有从居延塞方向出塞的，路博德所率领的一万步兵（主要为弩手）。

很显然，李广利的出击线路，是复制了当年的卫青部。至于路博德部与之会合的地点，应该就是在浚稽山了。问题是，七万骑兵中，有六万都调给了这位皇亲国戚，其他将领要想复制霍去病的成功，就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最终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出雁门负责从左路出击的公孙敖所率领的一万骑兵、三万步兵，在与左贤王部的对战中落败而归。

公孙敖的落败，固然与兵力较少有关。不过有李陵以五千步兵力敌匈奴八万骑兵的战例在前，也难免会让人假设，如果统率这四万汉军的是李陵的话，是否有机会在匈奴左翼复制霍去病的辉煌。

当然，李陵军的战力本身，也并非一般汉军所能比的。除了李氏家族在领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数年训练、磨合之外，俱为同出一地的“荆楚之士”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汉军中不得不紧急补充了诸多新兵（特别是来源繁杂的，不得不参战的“七科谪”），战力的确会受到很大影响。

除了负责西部军的李广利（包括与之会合的路博德部）、东路军的公孙敖以外，汉军的二十一万兵力中，还有三万兵力是从阴山山脉中部的五原出塞的。这支完全由步兵所组成的军团，本身的战役方向并不明确，从方位上看，其出塞路线应该是复制当年李广的线路。很不幸的是，二者的结果也是一样，都是未碰到匈奴人便无功而返了。

事实上，汉武帝应该也没指望这中路出击的三万步兵有大的作为，“游击”于戈壁南部寻找战机会，很可能就是这支部队的战役任务（领军者为“游击”将军韩说）。也就是说，选择让他们从中路出击，更多是摆出一种全线出击的架势，毕竟戈壁腹地虽然荒凉，但也难保拥有极强机动力的匈奴人，会从此方位出击或者迂回至汉军后方。

现在看起来，唯一有机会进入漠北草原，并与匈奴主力决战的，就只有李广利所统率的十四万汉军主力了。不出意外的话，汉匈两军的决战战场，应该还是在燕南山麓。不过这一次，匈奴单于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却并没有在燕然山一带以待汉军，而是东移至了肯特山麓的余吾水。

虽然李陵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汉军步兵军团的战力，但以步军远涉漠北，机动性不足始终是最大的障碍。第一次漠北之战，各率五万骑兵出战的卫青、霍去病，选择了在漠北入春的五月出塞。而这一次，汉军则不得不选择在二月就开始向漠北移动了。

很显然，因为汉军的行动迟缓，匈奴方面有了更多的时间搜集情报、调整兵力。在汉军主力明显从自己的右翼袭来之时，匈奴方面所做的相应调整，就是将主力调至肯特山前的余吾水。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汉军主力如果想与之决战的话，就不得不消耗更多的时间和补给。

匈奴单于亲领的这支主力，兵力共计十万，相比之下汉军在人数上看起来要更有优势些（六万骑兵，八万步兵），不过匈奴胜在骑兵数量多，地形熟悉上。最终双方在缠斗十余日之后，匈奴方面向漠北草原深处退却，而李广利部在余吾水周边搜索一番，无所收获后也班师回朝。

说到这里，正好回应一下之前有朋友提到的，关于“瀚海”方面的异议。按之前很多史家的观点，是认为汉史之中所指的瀚海，应该是一个大湖，而漠北草原唯一符合这个要求的，就只有贝加尔湖了。因此霍去病所登临、饮马的瀚海当为后来在苏武传中，被称之为“北海”的贝加尔湖。不过，由于后世瀚海一词亦明确指向大漠戈壁（加之在汉史中，贝加尔湖又明确记录为“北海”），所以霍去病到底有没有去过贝加尔湖，成为了一件疑案。

之所以采信了后一种说法，除了上述原因，以及地缘推导、判断出二军决战之地，当在肯特山南部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史书所记载的霍去病部出击距离，是在二千余里。而如果霍去病想喝上贝加尔湖的水的话，那路程至少在三千里。虽说古人在数字记录上，多有虚指，但一般而言总归是夸大其词的。在汉武帝为霍去病之功，大书特书时，并找不出理由压缩这个数字（对卫青倒有可能）。

当然，也许霍去病真的带领部分精骑，一路追杀到了贝加尔湖，毕竟这个无所顾忌的少年将军，看起来什么事都做的出来。即使仅仅是出于象征意义，他也有可能甩开大部队，特意跑到贝加尔湖去喝口水（看他封禅狼居胥山、姑衍山就知道了）。

顺便倒也可以说说 “瀚海”的第三种可能解释。在蒙古高原诸板块当中，色楞格河流域的优势在于，除了雨水、高山雪水补给之外，其大部分水源来自于丰沛的地下水（泉水）。这使得支流众多的色楞格河流域，能做到终年不断流。如果这一年的降水特别多，那么春季（阳历四——五月）冰雪消融、夏季普降暴雨之时，河水就有可能暴涨，并漫出河床淹没草原牧场。

霍去病出征漠北正是漠北春、夏之季，如果那一年正有洪灾的话，那么这个由肯特山、杭爱山、萨彦岭等山脉围就的浅盆腹地，就将呈现出一派水草交融的沼国景象。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所描述的“瀚海”，就很有可能指向的是肯特山前的草原地带了。

不管瀚海所指向的，是贝加尔湖、戈壁，还是被洪水淹没的色楞河流域腹地，都并不会影响我们对汉、匈决战地的判断。至于李广利本人，就算霍去病真的曾经跑到贝加尔湖去示过威，这种非常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仿效的。因此在匈奴方面向北退却之后，汉军也随之后撤。

史家并没有为我们记载下，余吾水之战以及东路军的战损，不过以李广利过往的战绩来参考的话，汉军在人员、物资方面的损失并不会比匈奴方面的少。也就是说，余吾水之战只能算是打了个平手了。当然，帝国家大业大，就是以二换一，看起来也比匈奴人恢复能力强。遥想白登之围，匈奴集结40万大军包围汉军的盛况，已是不复当年之勇了。

虽说收获没有第一次漠北之战大，但再一次深入漠北，对匈奴还是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的。以过往的经验来看，如果匈奴人获胜的话，那么信心大增的他们，接下来一定会侵扰帝国边境。在收降李陵的次年（前98年秋），匈奴就曾经南下攻掠过雁门郡的边市。而在余吾水之战后，匈奴方面过了六年（前91年），才又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秋季盛宴（攻上谷、五原）。

对于匈奴方面重又展开的攻势，汉武帝并不一定要再一次发起大规模战役的，毕竟打一场大战的成本很高。从战略的角度看，倒不如据守住外长城防线，并同时断绝匈奴向塔里木盆地绿洲征税的可能，匈奴方面就完全被框死在“草原”之上了。时间一长，一个无法帮助部族获得额外补给的游牧帝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虽然上述战略能够帮助汉帝国耗死匈奴，但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汉武帝还是更愿意主动出击，直接在战场上消耗匈奴的有生力量。而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临了，因为刚刚在秋季，南下上谷、五原打草谷的匈奴人，在回到漠北之后，很快就要面临一场严酷的冬季雪灾了。

匈奴人遭受雪灾的信息，从他们次年春季（2月），不得不再次南下，攻击酒泉、五原两郡就可以看出。不过，与匈奴博弈日久的汉帝国，应该不用等到开春，就能够探知匈奴的国力被天灾削弱了。正因为如此，在急于补损的匈奴人南下之后，帝国很快便集结好了十四万兵力，又一次兵分三路，向匈奴境内发起攻击了。这一战，也成为了汉武帝时期的最后一场大战。

鉴于汉、匈之间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游牧民族本身又行踪不定，汉军但凡大规模出击，都会采取数路出击的形式。然而公元前90年（4月）的这一次出击，与以往的战役在路线上却有很大不同。简单点说，就是汉军此次攻击的方向，完全在原来匈奴右翼的势力范围内了。

这当然也与匈奴本身的战略调整有关了。之前我们已分析过了，由于乌桓成为汉、匈之间的缓冲者，匈奴方面已经将左、中、右三路的防区向西做了大幅调整。受降城——车师一线，成为了汉匈争夺的主战场。

而被匈奴人称之为“天山”的博格达山南北，则升级成为了帝国的西部战区。由于在九年前的天山之战中（公元前99年），李广利率领的三万汉骑，在撤退中险些遭遇全军覆没的命运。因此这一次，帝国也为第二次天山之战，准备了更多的兵力（四万骑，重合侯马通领军），由河西走廊出塞（酒泉）以雪前耻。

博格达山及其周边地区，曾经在西域部分，被我们划定出了一个包含十五个西域小国，介于匈奴、乌孙、汉帝国三方势力交汇地带的“博格达地缘圈”。再次对其用兵，自然不仅仅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了。

尽管在天山之战中，车师国的态度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对于失败的战例，一般都不会大书特书细节的），但在匈奴人包抄汉军后路的过程中，这个吐鲁番盆地绿洲的控制者，最起码没有帮助汉军预警。而在此战之后，车师很显然会更加坚定的成为匈奴人的盟友（虽然表面上也不会得罪汉朝）。

不管在第一次天山之战中，车师人有没有直接帮助匈奴人切断汉军归路，吸取经验教训的汉帝国，都不愿意再次冒险了。在主力汉军出击之前的一个月（三月），西路汉军通过外交手段，征调了楼兰、尉犁、危须等六个西域国家之兵，又一次的攻击了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并使得这个枢纽国家重新又倒向了汉朝。

比起当日消耗巨大的远征大宛之举，用这种“以夷制夷”的方式来控制西域，显然更有利于汉朝。在两汉经营西域的历史中，政治、外交手段从来都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象大宛之战那样的案例，只能算是异数了。事实上，就连率领六国之兵进攻车师的将领，也是匈奴方面投降过来的一个部落首领（介和王成娩）。在后来汉、匈争夺西域的历史中（包括东汉时期），类似战例也比比皆是。

以夷制夷之法，虽然能够节约帝国的军事成本，但主战场上的胜利，还是要靠汉军自己争取的。然而当四万汉军穿越车师古道抵达博格达山之北后，匈奴方面便知趣的退军了。也就是说在西部战区，汉匈双方实际并未接战。对于希望以斩获换封赏的汉军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匈奴方面应该是沿博格达山北麓，一路向东退入巴里坤草原。也许汉军尝试过追击，不过如果匈奴方面不想接战的话，他们可以继续西北方向穿越今天中蒙边境的“阿济山”（蒙古境内），回到阿尔泰山及大湖盆地。

至于汉军，却并没有由此方向深入漠北的经验。在远离帝国核心区，且无农业绿洲的支撑下，驻军天山北麓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从战略上来看，能够通过此一战，将车师控制在手，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如果汉军一定要进入大湖盆地，攻击匈奴右翼的根基之地的话，由居延塞或光禄塞出塞，向北经浚稽山——涿邪山之间的“涿邪径”，进入燕然山之南是最为可取的路线。通过之前的若干战役，由此方向穿越戈壁阿尔泰山的线路，汉军已是了然于胸了。负责由上述线路出击的汉军兵力为三万（领军者为“御史大夫秺侯商丘成），在此次战役的攻击序列中居于其中，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中路军”。

由于河西走廊的机动兵力，都被集中到了西路军，因此中路军是从河套方向出塞的。他们的集结地是河套平原之南，横跨黄河两岸的“西河郡”。这也意味着，为了这场战役，帝国将那些储备在二线的兵力，也征调至了一线战场上。与未能与匈奴接战的西路军相比，中路军的“运气”要好的多，因为他们遇到上了匈奴右翼的主力，并与之展开了数场战斗。

当然，这是不是“运气”，还是要看最后的结果。要是象李陵上次那样，那就是晦气了。只是历史仿佛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在浚稽山北，带领三万匈奴骑兵阻击汉军的，正是上一次率领汉军在此苦战的李陵！

可以肯定的是，初入匈奴的李陵，是决不肯为匈奴领军对抗汉军的，其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相信很多朋友也已经知晓了，那就是汉武帝诛灭其族。从这一点来看，最应为李陵叛汉承担责任的，应该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武皇帝了。其实整个李陵事件，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系列错误和误会所引发的。

在最初的震怒（李陵没有杀生成仁）后，汉武帝也意识到，李陵以5000步军出战匈奴，能做到此种地步已是极致了。他甚至承认，如果不是因为自己（怀疑李陵有怯战之心）没有坚持让路博德前去接应的话，事情的结果也不至如此。

为了对自己的过失有所补救，在李陵兵败一年多后，汉武帝下诏嘉奖、赏赐了那四百多，在浚稽山之战中突围而归的汉军。另外，由李广利领衔的第二次漠北之战，除了战略上压制匈奴的反攻势头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机接李陵归汉。直接领受这项任务的，是负责从东路攻击的公孙敖。不过结果我们在前面也写过了，东路军并没有突破匈奴左贤王部的阻击，最终落败而归。

实际上，即使公孙敖也能够攻入漠北，也很难有机会找到李陵，毕竟匈奴有足够的纵深，将这位尚有归汉之心的将军藏起来。如果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的话，相信李陵日后还是有机会归汉的（或如赵破奴般寻机出逃，或如苏武般通过外交手段索回）。

然而一个错误的信息，却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由于肩负寻找李陵任务，从俘虏口中收集相关信息，也成为了公孙敖战时的工作。他战后向汉武帝所陈述的报告是：俘虏言李陵教单于用兵以防备汉军，因此臣无所获。

最终的事实证明，帮助匈奴训练军队的，是另一名归降匈奴的，原来驻守长城的汉军校尉“李绪”。很难说，这个消息是不是匈奴方面使用的反间计。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将战事不利的原因，归结于李陵投降匈奴（使匈奴战力增强），却为东路汉军，甚至整个第二次漠北之战的不利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其结果就是，震怒之下的汉武帝诛灭了李陵全族。

在这种情况下，李陵的归汉之路被完全堵死了。反过来，匈奴方面也认为，可以让这名强悍的汉将真正为己所用了。因此在公元前90年，李陵回到了浚稽山，成为了中路汉军的阻击者。

不过匈奴方面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这位看起来，除了为匈奴效命别无出路的降将。这三万匈奴骑兵并非完全由李陵统帅，而是另有匈奴大将与之联合指挥。换句话说，此一役更象是匈奴方面迫使李陵交出的投名状。

匈奴方面之所以要这个投名状，是因为之前的种种，更多是汉武帝单方面的过失（也通过使者得知了真相）。如果汉庭后来能够直面错误的话，李陵并不排除还会归汉。有鉴于此，李陵此战中应该并没有真正的指挥权，至多只是在战术上，给予匈奴军一些指导。至于是否出工不出力，在缺乏史料记载的情况下，我们更多只能从结果上判断了。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额外对李陵此时在匈奴中的政治地位，做一个解读了。在之前的内容中曾经提到，李陵没入匈奴后，单于不仅将女儿与之为妻，甚至封其为“右贤王”。细细想来，当日采信此种说法的原因，主要还是在潜意识里对李陵的同情（希望突显李陵的价值）。如果纯粹从客观线索来判断的话，李陵没入匈奴之后，所受封的应该是为其专门设置的“右校王”（匈奴原无此职）。

不管李陵做了个什么“王”，此时他都不得不站在汉军的对面了。更为戏剧性的是汉匈双方接点的地点，并非是与涿邪径相接的匈奴水（拜达里格河）一带，而就是李陵当年与匈奴接战的地点：东、西浚稽山之间。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路军的战役任务实际上与李陵当年是一样的。在没有遭遇匈奴人的情况下，应该是南穿浚稽山后，沿故龙城道返回受降城。不过，在匈奴三万骑兵追至浚稽山并包围之后，汉军不得不改变方向，沿浚稽山北向夫羊句山北麓方向退却。在向夫羊句山方向突围的过程中，汉、匈两军反复交战了九天，最终在横穿整个湖谷，抵达蒲奴水（翁金河）之后，匈奴方面撤军而去。

匈奴方面之所以在此时退军，表面原因是因为中路军作战顽强，对匈奴人造成了大量的杀伤，但这却并非是主要因素。我们知道，当日李陵同样在浚稽山让匈奴人尝到了苦头，却始终未能摆脱匈奴人的追击（包括赵破奴军也是）。换句话说，如果汉军又是孤军深入的话，匈奴人完全可以战至光禄塞北再行退兵。

让匈奴方面不得不退军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汉军真正的主力此时已经深入漠北草原腹地了。李陵及其所属的右翼骑兵，不得不回防色楞格河流域。在我们一开始便交待汉军是三路出击的情况下，大家很自然的想到这支汉军主力，应该是东路军了。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这支军队深入漠北却是一个计划外的事件。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东路军的兵力相当于西、中两路汉军的总和，也就是七万人。统帅这支汉军的，毫无疑问的是汉武帝心目中的第一大将——李广利了。与中路军的出击方向有所不同的是，出受降城之后的李广利军，计划是穿越夫羊句山，沿蒲奴水方向攻击前进。其目地的，最多应止于哈拉和林河谷的西单于庭（龙城）。然而在李广利刚刚领军出塞之后，一场始料未及的变故发生了。

这场变故并非发生于军事战场，而是在后方的长安城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自行百度“江充巫蛊案”的词条。简单点说，这是一场因政治斗争而引发的人祸。其对前线汉军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在于，李广利的妻、子因受此案牵连被收监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身处前线的李广利，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

如果此时李广利的家属，象当日李陵的家人一样被族灭了，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就此没入匈奴了。然而性命暂保的现状，却让李广利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此战得大功而归的话，当有机会将功折罪。

实际上李广利在获知后方有乱的消息之时，东路军已经初战告捷了。两千受命为先锋的属国之兵（之前投降的匈奴部落），在穿越夫羊句山之时，打败了五千前来阻击的匈奴骑兵（匈奴损失数百人）。

夫羊句山战斗的胜利，无疑又可作为“以夷制夷”之策的典型案例。问题是，李广利此时，肯定已经无暇去做这些总结了。因为要想从一场牵扯到政治阴谋的案件中脱身，仅仅依靠几百匈奴人的首级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获得更大的功绩，就必须更加深入匈奴境内，寻其主力决战。

以前两次漠北之战的经验来看，李广利应该在燕然山或者肯特山南端，就能够遇到匈奴主力了。然而匈奴人这一次，却真的是长进了，他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引以为傲的骑、射，而是漠北草原所赋予的纵深。当戈壁不再成为阻止汉军前进的障碍时，匈奴又为什么一定要将主力集结于草原边缘，与汉军决战呢？（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思路的教训，在红色军队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也总结过）

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匈奴方面在听闻汉朝大军出动的消息后，就开始大范围的向北进行转移。单于本部将辎重、粮草转移至燕然山北的色楞格河（郅居水）一带；而正面不再有防御任务的左贤王部，则越过余吾水向北后撤了六、七百里，驻扎于肯特山西麓。

如果仅仅是想避祸的话，匈奴左翼部落其实是没必要进入色楞格河流域的。将左贤王部调至肯特山西，意味着匈奴方面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做好了在色楞格草原腹地，与汉军决战的准备。

不过，做好诱敌深入的准备，并不代表匈奴人就完全放弃在燕然山南与汉军接战的想法了。实际上，在汉军北上的同时，单于本人已经带领数万精兵（包括本部及左翼之兵），沿姑且水南下，准备试探汉军的实力了。

试探性阻击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解读过了。向西追击中路军（出涿邪径）的三万匈奴骑兵，以及向南阻击东路军（出夫羊句山狭）先头部队的五千骑兵，都没有获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方面果断决定将全部兵力，迅速撤至色楞河草原腹地。如果汉军就此撤军，匈奴人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汉军继续进攻的话，那他们就将在一片完全陌生，且更加远离长城的地方与匈奴决战了。

以之前的经验来看，匈奴人应该更相信汉军不会深入自己的腹地。实际上，汉军最初的计划中，应该也最多只会及于燕然山麓哈拉和林河谷（没有从匈奴左翼的攻击部队，事前不会计划对余吾水的攻击）。然而前面我们也说了，为了“将功折罪”，李广利现在的目标只能是匈奴主力了。即使匈奴人退至了汉军从来没有涉足的草原，李广利也必须硬着头皮上。

对于李广利来说，肯定是希望越早遇到匈奴主力越好。只不过，匈奴方面既然已经有了打开国门，诱敌深入的想法，就不会轻易与之决战了。在沿哈拉和林河谷北上，穿越安侯水（鄂尔浑河），进入到整个流域的干流——郅居水（色楞格河）之南时，汉军依然没有机会与匈奴一战。在汉军到来之前，驻防于郅居水南的匈奴人，很快便渡河向北后撤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广利只能带领汉军继续北上，向贝加尔湖方向搜索前进。从这一点来说，李广利应该是最为深入匈奴境内的汉将了（如果霍去病没去过贝加尔湖的话）。最终在茫茫漠北草原上，汉军终于咬住了两万由左贤王部所率领的骑兵，并与之一战。单就这一战的结果来看，李广利应该还是满意的。左贤王部死伤惨重的同时，甚至还阵亡了领军大将（左大将）

以七万兵力对战两万匈奴骑兵，汉军获得最后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只不过，匈奴人在此时与汉军接战，很大程度其实是想试探一下诱敌深入的成果。毕竟汉军已经出塞差不多三千里了，在匈奴人看来，体力和心理上都应该到他们的极限了。

尽管左贤王部在此战中大败而归，但匈奴单于却也通过接战，判断出汉军已经十分疲惫了，用一句话描述，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基于这个判断，匈奴方面很快便集结了五万骑兵，准备与汉军展开真正的决战。

当匈奴方面开始筹划更大规模的战斗时，李广利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现在的斩获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赎罪，他的心里并没有谱。以漠北之战中，卫青的战例来参考，当下的战功最多只能做到无功无过罢了。也就是说，李广利的本意，应该还想继续在漠北草原游击，以寻机再战的。

然而另一方面，如此深入漠北草原，已经严重偏离了最初的战役任务。汉军此时所面临的，不仅是生理、心理上的疲惫，更已陷入了军心不稳的境地。如果不处理好的话，便有叛乱的风险。

事实上，汉军也的确差一点爆发内乱。感觉到李广利是为了一己之功，领孤军涉险地的几名高级将领，预谋将李广利控制起来，并率军南归。不过，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事先获知消息的李广利，抢先一步将叛乱的组织者诛杀了。问题是，诛杀叛乱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很显然，这支军队已经面临崩溃的境地，摆在李广利面前的，只剩下南归一条路了。

对于单于来说，汉军南归自然是个极大的利好了。如果汉军此时处于大胜而归士气高涨的阶段，匈奴人应该并不会有什么举动。而现在，很明显深入自己腹地的汉军，战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最终，原路返回的东路军，在燕然山麓遭遇到单于新领的五万匈奴主力的截击。

虽然与匈奴主力决战，一直是李广利所期盼的，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兵力也不会比对手多了），汉军只能靠最后一口气硬撑了。在最初的交战当中，拼死一博的汉军和志在必得的匈奴人，都死伤惨重。然而，此时的战略优势，已经完全掌握在匈奴人手中了。即使李广利能够突破匈奴人的防线，进入湖谷。匈奴方面也会持续增兵，并一路尾随攻击至戈壁阿尔泰山南部。

可惜的是，汉军已经没有足够的士气连续作战了。在匈奴方面乘夜在其军前上挖掘几尺深的壕沟，并绕至汉军后方发起总攻后，这支军队便彻底崩溃了。匈奴人的战术，甚至让汉军没有了分散突围的可能。即使败退的汉军能够爬过军前的壕沟（而且必须弃马），他们逃散的方向，也只会离汉朝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遭遇了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七万汉军及汉武帝最为器重的将领李广利，尽没于匈奴。

前面我们也说过，汉军在草原之上几乎无法围歼游牧骑兵，一般情况下只能击溃。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今天李广利七万骑兵却尽没于匈奴，看起来是很有些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有李陵三千步军面对匈奴数万骑兵，尚且能有四百壮士突围的战例在前。之所以会有这个结局，盖因为李广利这个主将，在最后关头主动放弃抵抗，率军投降匈奴。

李广利投降的原因并不复杂，要是他能够将这支部队基本完整的带回去，并加上击溃左贤王两万骑兵（包括斩杀左大将）的战绩，还是存有一丝将功折罪的可能的。问题是，在匈奴主力断其归路的情况下，正面强行突围（或分散突围）对于李广利个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即使他能够带领一两万汉军回到受降城，也只会因兵败而让自己和家人罪上加罪。类似的情况，在赵破奴两万汉骑尽没匈奴之役时，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率军投降匈奴的，是害怕因主将有失，回去受罚的高级军官们。比照来看，造成这两战这全军覆没的原因，都在军事之外了。

如果说赵破奴军的全军覆没，更多应该被视为律法严明的副产品，那么最应该为李陵和李广利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无疑就是汉武帝本人了。从微观历史角度看，若李陵当日能全身而退，且汉武帝能以绝对的信任平分兵力，李广利、李陵当有机会在公元前97年（余吾水之战），复制22年前卫、霍二人漠北之功。

假设所有的事情可以从头再来，对于汉武帝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了。公元前87年，这位伟大而又长寿的武皇帝，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时年70岁）。而汉、匈之间的博弈，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总结汉武帝领导的汉匈之战，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汉朝战略反攻阶段。在卫、霍二次领军的五大战役（前129年——前119年）中，汉匈双方的损失比约6：24

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前119年——前104年），这一阶段双方隔大漠戈壁而治，未有大战发生

第三阶段（前104年——前90年），则是匈奴战略反击阶段（但战术层面上，主动发起攻击者多为汉帝国）。在这一阶段中，汉军损失在对匈正面战场上的兵力，至少在11万5千人之上（李陵、赵破奴二役，以及李广利的天山、燕然山之役）。加上二征大宛，以及其它对匈战场的损耗，汉军在这十五年间的兵力损失，超过了二十万。而匈奴方面所损失的兵力，则五、六万左右。

虽然我们将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奴兵力损失各自相加，会发现双方看起来象是打了个平手。不过不要忘了，匈奴的人口数量与汉帝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即使汉武帝在后期因为自身的原因，让帝国遭遇了不必要的损失，但在他的连续打击之下，曾经强大无比的匈奴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走上了衰退之路。

从地缘角度看，汉武帝终其一生，将匈奴人逼回漠北；以外长城为界，将阴北草原、河西走廊纳为帝国领土；羁縻塔里木盆地诸国，协乌孙、乌桓两部自立于匈奴之外，以断匈奴左、右臂。凡此种种，无论对于汉匈博弈的走势，还是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最终定型，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一定要划分汉武帝一生功过的话，倒可以套用一个现成的比例——“三七分”。

当然，如果三七分的伟人都没有那么长寿的话，他们一生评分肯定会更接近满分了。就汉匈之战来说，事实上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制定了今后的战略走势。在匈奴被迫退入漠北之后，帝国即使完全采取守势，减少匈奴从农耕区获得额外补给的机会（包括西域）。时日一长，匈奴帝国也将陷入内乱。

事实上，在李广利兵败漠北之后，汉武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后期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了，他甚至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反思自己自大宛之战起（也就是我们总结的第三阶段了），因好大喜功而过度用兵，造成百姓疾苦的种种错误。

通过这些时日的解读，对于汉武帝个人的功过，我们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之前看到有朋友评论说，汉武帝比他的儿子要弱一些，因为是他的“儿子”最终摆脱了匈奴的威胁（实际是曾孙汉宣帝时期）。然而事情却不能这样看，有一个吃馒头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并不能因为吃最后一个馒头饱了，就认为最后一个馒头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后世诸帝的对匈战略，也仍然是在汉武帝时期就制定好了的。

在最后的总结中（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总结了自己后期的种种过失。在这其中，对后世对匈战略影响最大的有两条：其一是以内政为重，鼓励生产、恢复马政（如果为国养马者可免徭役赋税）。通过这些汉初曾经实施的经济政策，一方面能够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另一方面也让汉武帝挥霍掉的国力、军力得以恢复元气；

其二则是完善外长城防御体系。尽管在公元前102年，以光禄塞为代表的，圈入漠南草原之地（包括阴北河西走廊）的外长城体系就开始兴建，但由于在此之后的十余年间，帝国将主要力量都投入到那几场得不偿失的大战中了，所以整个外长城体系并未完善。这在昭书中总结为“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为此，整顿边塞军务，将军事重点转至长城防线之上，也成为了汉帝国下一步的战略方针。

之前我们也说了，从地缘特点来看，劳师远征漠北的确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之举。比较三次漠北之战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匈奴人因为掉以轻心，而损失巨大之外（那时他们完全不相信汉军能跨越戈壁作战），李广利所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漠北之战，均以平局、惨败而告终。

并且无论胜负如何，汉军都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所谓“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千羊”与“一狼”的换算比，就是匈奴人总结出来的，汉军跨越戈壁，深入漠北作战的经济帐。

不过，尽管劳师远征对于汉帝国的国力消耗很大，但却并不代表匈奴人可以躲在漠北，高枕无忧了。事实上，汉军一次次的远征，对于匈奴的经济伤害也很大。我们知道，匈奴战力最强的时候，是秋高马肥之时。反过来，春季则是熬过寒冬之后的畜群，急于补充营养的季节。

这一时期，是非常并不适合集结兵力、坚壁清野的。也就是说，只要汉军有迹象发起远征（几乎肯定是在春季），匈奴人的生产秩序就将受到极大影响。基于游牧民族脆弱的经济链，这种影响对匈奴的伤害程度，甚至高于汉帝国（因远征而损失的国力）。

当然，前面我们也同样分析了，即使不劳师远征，仅仅让匈奴无法南下攻略农耕区，漠北匈奴的经济结构，也会在经历一次次大灾后，面临崩溃的边缘。因此在公元前87年，年仅八岁的汉昭帝继位之后。帝国也就此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很显然一个八岁的孩子并不可能主政。此时帝国的决策者，正是少年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同父异母）——霍光。

这并不是一个点评政治博弈的帖子，所以关于那些外戚与汉宫之间的恩怨，大家尽可以百度之。我们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后武帝时代，汉匈博弈的战略走向。从前面的内容，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出。无论谁主政，接下来汉、匈之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大战了。只是在汉军不再主动出击后，匈奴人自是会重新入驻戈壁地带，周期性的向南攻掠了。

依照汉武帝生前制定的战略方向，帝国在随后几年对边塞防务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增强外长城防线的防御力。比如将驻守河套的军队调至河西，另补充进精兵强将入驻河套。其实所谓防线，并不仅仅理解为那些城墙、堡垒了，关键还在于人。

所谓“人挪活，树挪死”，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官员，在一个地方呆久了，都会容易滋生腐败。这一点汉武帝也看的很清楚，罪己诏有言：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边疆障候官员派兵士狩猎获皮肉之利，兵士劳苦而烽火松弛）。

当帝国的重心转向长城防务后，上述调整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这些修补、整饬防御体系的工作，很快也在防御匈奴的秋季攻势中，得到了回报。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公元前82年）。

这一年，匈奴人组织了左、右两翼共计二万兵力，分四路展开了他们的秋季攻势。然而受益于外长城防线的烽火预警工作，汉军得以迅速集结兵力，在对手劫掠得手，返回漠北之时追上了这些满载而归的匈奴人。除了夺回全部的损失（人口、财务）之外，汉军还斩获了9000余匈奴人。以匈奴的人口数量来说，近万精壮人口的损失是非常大了。这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当汉军将主要精力用来防御时，汉匈战场的地缘优势，就将转向对手一方了。

此战获胜对于匈奴方面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让其暂时不敢南下。以汉武帝时期的经验来看，汉军的这种反击战，往往是为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热身。也就是说，匈奴人认为，汉军有可能又一次远征漠北了。

更加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这次惨败让还损失了一位重要的部落首领“瓯脱王”。这位匈奴王的领地本身并不肥沃，是在戈壁边缘的荒漠草原地带。匈奴人所担心的是，熟悉地形的瓯脱王在归降之后，会带领汉军觅得新路，穿越戈壁攻入漠北。

为了防御汉军有可能发起的第四次漠北之战，匈奴方面在惶恐之中做了三方面的准备（公元前81年）：一方面调换新的部落，入驻原由瓯脱王部负责的戈壁边缘；另一方面在调集九千骑兵，重点布防受降城一带以为预警。

不过，这两项准备都不代表匈奴人准备与汉军一战。因为这些军事调动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在汉军出击之时，有充足的时间坚壁清野，退入漠北草原腹地。为此，匈奴人甚至事先在余吾水上架桥，以随时接应那些在戈壁中承担预警工作的部众。

其实，为了应对汉军随时有可能发起的漠北之战，匈奴人在这次南侵之前，本来还有意筑城掘井、储备粮草，与可能入侵漠北的汉军展开城防战的。提出这个建议并着手实施的，是又一名投降匈奴的帝国官员——卫律。在匈奴的政治体系中，这位曾经的汉使受封为“丁零王”。

卫律归降匈奴并非其本意，也是受国内政治所累（好友李延年因事被捕，怕被株连）。说起来卫律和之前投降匈奴的赵信一样，本身原也是匈奴人。作为知己知彼的匈奴人，他们都曾试图将自己在中原学到的战术，传授给匈奴人。

然而“赵信城”在漠北之战中，被卫青部攻破，并焚烧粮草的惨痛教训，使得匈奴人并不认为，这种筑城以自守的战术适合自己。在李广利最后一次攻入漠北时，匈奴人就把粮草辎重转移到赵信城北的郅居水一带，而不是囤于城中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坚壁清野”防御战术，匈奴人实际上只愿“清野”，而不愿意象汉军那样“坚壁”。

匈奴人的担心自然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的生活习性，更习惯于在大草原上机动。所以虽然卫律提出了，让当年避祸逃入匈奴境内的秦人后裔（比被迫归降的汉人可靠）来承担城防任务，这一计划也还是在挖了几百口井，砍了几千棵树后被终止了。不过，我们后面会解读到，卫律对汉匈博弈的进程，还是有很大贡献的。

最终在匈奴方面精心做好这么多的准备工作之后，汉军却并没有主动出击。对于这一点，匈奴人应该是很有些意外的。当然，对于大家来说，通过前面分析，对此应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问题是，汉帝国既然已经选择了依托长城，进行长期防御的战略，是不是就此意味着汉军就此再不会集结大军，主动出击了呢？

事实也并非如此，只是战略既定就不会轻易改变。要想让帝国改变自己的战略取向，除非有重大战略因素发生的变化。

一次失败，并不足以让匈奴人知难而退。在匈奴人已经明显将战略中心向西转移的情况下，他们对收复河西走廊，重新将西域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还是心存希望的。为此公元前80年，匈奴右贤王组织了四千人，分三队对酒泉、张掖两郡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之所以会有这次攻击，是因为情报表明当时河西走廊的驻军战力较之前，已经有所削弱了。

不过右贤王准备来袭的消息，却被汉军事先获知了，而消息的来源则是归降的匈奴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试探汉军虚实的匈奴骑兵，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最终能够脱逃的匈奴人仅有数百骑。从战术层面看，这似乎又是一次因为“叛徒”而导致的失败。然而从更高层面看，失败却是再所难免的。

因为经历过半个世纪的战争之后，匈奴帝国的内部凝聚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事实上，这次承担攻击任务的“汉军”主力，并非真正的汉军，而是来自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属国。也就是说，即使匈奴有复占河西走廊之心，那些早先归附汉帝国，能够稳定从农耕区获得利益的叛逃者，也不会再愿意做他们的内应的。

这种对游牧民族分而治之的做法，也是后来中原王朝所惯用的。那些愿意依附中央之国的游牧部落，通常能够获准游牧于长城北部的草原地带，并从“互市”交易中获得稳定的收益。而这些从农耕区交换来的商品，甚至还可以转售其它部落，以获得贸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就不再仅仅是中央之国唯一可以依托的防线了。

当匈奴人不再对重夺漠南之地，抱有幻想时，他们对汉帝国所能做的，就只剩下南下打草谷这一件事了。在进攻河西挫败的第二年（前79年），匈奴就组织了数万骑兵南下阴山劫掠。

问题是，在汉军长城防线愈发稳固的情况下，即使一二次劫掠得手，也无法让匈奴恢复元气了。更为致命是，当汉军不再主动出击漠北时，地缘优势就转向汉朝一边了。匈奴的每一次南下，都可能面临有来无回的境地。

站在匈奴人的角度看，当劫掠中央之国所直接经营的那些富庶的农业区，能够成为他们新生存空间的，就只有西域了。然而在与汉帝国争夺西域的博弈中，匈奴人的进展并不顺利。汉军甚至在公元前77年刺杀了楼兰王之后，将这个据守西域东大门的国家，南迁至了塔里木盆地南沿（改称鄯善）。

从地缘结构上看，匈奴与塔里木盆地的接触面，较之汉朝并无优势。在汉帝国已囤田至罗布泊以西地区的情况下，匈奴人巴里坤草原的跳板，就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了。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和汉帝国反复争夺车师的控制权，并无助于扭转这种劣势。唯一能够让匈奴占据地缘优势办法，就是控制天山草原。

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我们之前曾经用大量篇幅进行了解读。很显然，如果匈奴能够直接或间接控制这片草原的话，那么汉帝国控制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北线）的难度将成倍增加。问题是，作为汉匈之争第三方的乌孙，此时的态度更趋向于骑墙。一方面，乌孙人仍然奉匈奴为宗主；另一方面，却又接受汉朝的示好，并与之和亲。

  乌孙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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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匈奴此时的攻略重心，还是阴山——燕山一线的话，对乌孙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倒也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在西域已经成为匈奴救命稻草的情况下，乌孙人再想这样骑墙，就很难为匈奴所容忍了。其逼迫乌孙表明态度之举，是向乌孙索要汉朝与之和亲的“解忧公主”。在未能如愿之后，匈奴方面则直接出兵攻取了乌孙东境的恶师、车延两地。

所谓恶师、车延之地，既为今天准噶尔盆地南部，天山北麓的乌苏市——沙湾县一带，而这也是乌孙的东境。匈奴此举，不仅意在切断乌孙与汉朝的直接联系，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就是伊犁河谷了。既然这个本来应该跟自己亲如一家的游牧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是自己的盟友了，那为什么还要让肥美的天山草原，游离于自己的控制之外呢？

很显然，乌孙人现在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交出公主、摆明态度，成为匈奴人坚定的盟友；要么求助于汉朝，与匈奴彻底翻脸。在一甲子之前，乌孙人应该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站在匈奴一边。而现在，联盟汉朝，以抗匈奴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这不仅仅是因为汉朝的强大，更在于汉朝对那些游牧民族所看中的天山草原，并无兴趣。

对于汉帝国来说，这是一个迟到了一甲子的好消息。我们也知道，张骞出使西域的使命，就是联合西迁伊犁河谷的“大月氏”人，以断匈奴右臂。在知晓乌孙替代大月氏人，成为天山草原的主人后，这一战略使命的游说对象，也变成了乌孙。然而在这几十年当中，尽管乌孙人看起来也愿意与汉朝交好，甚至与之和亲，但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同时也不会得罪匈奴人，更多是想做一个置身事外，两边取利的第三方罢了。

在上一节我们曾经说了，如果没有重大战略因素的变化，现在的汉帝国并不会大规模主动出击（尤其不会深入漠北）。依靠经营长城防线消耗匈奴，已经成为了汉朝的国策。只是现在，乌孙这个第三方态度的转变，意味着汉匈对抗的地缘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在这种时候要是不抓住机会主动出击一下的话，就显得太保守了。

实际上，在乌孙求救于汉朝之前，位于匈奴“左臂”位置的乌桓人，本来也有机会成为这个关键的第三方的。不过相比乌孙人之前的两面讨好，乌桓人显得有些自不量力。一方面，在匈奴不再从东线南下的情况下，坐大的乌桓人并没有经受住富庶农业区的诱惑，多次袭扰帝国的边郡；另一方面，与匈奴人原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他们，又通过挖掘匈奴故单于之冢的举动，示威匈奴。这种两面为敌的后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前解读过了，那就是在公元前78年，南、北两线先后遭受汉、匈两军的攻击（汉军斩首6000，获三王）。

能够在汉、匈两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不在于乌桓人本身的力量有多强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匈奴还是汉朝，都不能通过攻灭乌桓获得额外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倾向于在这个方面，存在一个缓冲“国”。相比之下，地缘位置看似更为超然的乌孙，却因为能够关联到西域乃至丝绸之路的利益，而必须做出选择了。

为了准备这次历史性的联手，乌孙方面所准备的兵力是五万人。这个数量相当于乌孙可以调动兵力的一半。如果不是因为乌孙的西、南部，还有一直与之有地缘矛盾的康居存在，相信乌孙人为了这次攻击，甚至会动用倾国之兵。至于家大业大的汉帝国，所集结的兵力就要多出乌孙许多了。

公元前72年，刚刚继位二年的汉宣帝（汉武帝曾孙），决定抓住这次历史机遇。集结于河套——河西一线的汉军，总兵力达到了空前的十六万骑。为此帝国甚至从关东调动大批的精兵强将（各郡国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将吏，凡勇健、善于骑射者一律从军）。其意图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借与乌孙联手之机，给予匈奴致命一击。

汉军五路出击的线路，想必通过之前的内容，大家也能猜到一二了。鉴于匈奴左翼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浚稽山与杭爱山之间的湖谷，再一次成为汉军主力出击的目标区域。共计四路人马，合计十二万多骑，由光禄塞（三路，十万余骑）、居延塞（一路，三万余骑）出发，投入了这一战区。最后一路，则由名将赵充国所率领（三万余骑），出酒泉投入天山战区。以方位来划定的话，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东线战场，后者则相应的标定为西线战场。

汉军出击的时间，是在公元前71年春（二月）。尽管这一次出击的声势极为浩大，但吸取之前教训的帝国，并不打算就此攻入色楞格河流域。沿湖谷那几条南北向的河流，向北扫荡至燕然山南麓，是东线汉军的任务。基于这次所调集的兵力如此之多，如果没有数万级的斩获，很显然是无法让皇帝陛下满意的。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东线四路大军总计的斩、俘也不到三千人，兵力最强的一路（四万人）甚至只有不足挂齿的十九级（另加牲畜百余头）。其实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国力渐弱的匈奴，早已不愿意给汉军决战的机会了。在听闻汉军重兵出击的消息后，匈奴主力以及老弱辎重，都在汉军到达之前逃匿于草原深处了。也就是说，汉军能够收获的，只是那些在燕然山以南地区预警的匈奴人。

虽然从战役结果来看，汉军的这次出击只能算是一次示威之举，但在战略上还是又一次削弱及震慑了匈奴人。最起码他们当年的春季生产工作，又一次被打乱了。当然，这些领军的将军们肯定是没办法拿这一点向帝国中央请功了（其中两人还获罪并自杀）。

相比湖谷战区的失意，汉、匈双方这些年来在西线反复博弈的“天山战区”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这一战场的收获，却并非由领军的赵充国领军完成的，在战后帝国中央的奖惩令中，接受奖励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家——常惠。

看过苏武故事的朋友，应该对“常惠”之名有印象。正是这位随从苏武出使的副使，将苏武尚在人间的消息透露给了汉使，并最终与苏武一起返回汉朝。由于苏武年事已高，常惠在后来实际成为了帝国对匈事务的第一参谋以及管理者。在这次汉军五路出击匈奴的战役中，常惠的任务则是出使乌孙，协调两军的配合问题。

就战役设计来说，由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的三万汉军，本来是应该北出车师，在博格达山北与乌孙的五万余骑会合，再共同向东攻击匈奴右翼在蒲类泽（巴里坤草原）的天山基地的。然而报仇心切的乌孙人，却早于双方约定的会合时间到达，并对巴里坤草原发起了攻击。

想让随性惯了的游牧民族，象汉军那样令行禁止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乌孙人敢于在没有与汉军会合的情况下，就率先发起攻击，其实也是因为这次有了汉军作为后盾。换句话说，如果一战而胜，那些匈奴囤于巴里坤草原的人口、牲畜就是乌孙人的战利品了；而如果受挫的话，三万汉骑就会投入战斗，合力击退匈奴人。

不得不说，乌孙人的算盘打的很精。作为协调者的常惠来说，说实话也不好因其未按计划与汉军会合而横加阻拦。毕竟气可鼓不可泄，乌孙人既然愿意当前锋，率先冲阵，对于汉军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另外，“以夷制夷”本来就是汉家外交家所最善长的策略。要是说乌孙人抢先发起攻击的想法，是被常惠本人挑起的，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对于乌孙人的这次攻击，匈奴方面是有些始料未及的。因为在之前的战役中，作为匈奴右翼渗透天山南麓的跳板，巴里坤草原一直没有受到过直接攻击。为了经营好这个基地，单于甚至将在匈奴政治体系中，地位仅次于左、右贤王的“右谷蠡王”王庭设置于此。所谓左、右谷蠡王，与左右贤王又合称匈奴“四角”。结合地缘结构来看，它们所经营的区域也应该是匈奴在前线最为看中的板块。由此，也从侧面印证了巴里坤草原对于匈奴帝国的重要性。

要是没有乌孙人的配合，汉军这次攻击的目标区域，应该也还是和以前一样，止步于博格达山北麓。在哈密绿洲尚未得到开发的情况下，帝国并不愿意冒险深入哈密盆地以北的巴里坤盆地。这也让匈奴人形成了惯性思维，即将天山北麓的部众，后撤至巴里坤草原就足够安全了。

匈奴人的误判让乌孙人的这次攻击，取得了巨大的战果。措不及防的匈奴方面，损失的人口达到三万九千余级，各类牲畜七十余万。包括单于亲属在内的一大批匈奴贵族，也随之成为了乌孙人的俘虏。

能够给匈奴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长安城的皇帝陛下自然对常惠的工作是十分满意的了。而在乌孙之后赶到战场的赵充国和三万汉军，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一个倒霉单于使者，及其带领的三百随从。

事实上，天山战区也是赵充国的成名之地。十七年前（前99年），李广利率领三万汉骑所打的那场天山之战，在撤军遇伏的时候，正是依靠赵充国所率领的一百多敢死之士杀出一个缺口，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一次未能建立新功，应该也是相当遗憾的了。不过对于整个汉匈战场来说，让乌孙人成为最大的收获者，却是一件“极好”的事。

如果乌孙人这次只是辅助攻击部队的话，他们与匈奴的外交关系应该还有缓和的余地。现在的话，对匈奴造成如此之大损失的乌孙人，相当于向汉帝国递交了一份出色的投名状。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要是常惠真的挑动乌孙率先发起攻击的话，这一定是他的主要目的。

不管乌孙是因为何种原因没能与汉军会合，他们当下成为匈奴人最为仇恨的敌人，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了。要知道，上述数字只是乌孙在战场之上的收获。为了将剩余部众紧急撤至阿尔泰山一线，匈奴方面在后撤过程中所损失的部众、牲畜也是相当大的。

为了惩罚这个曾经的小弟，当年冬天单于便亲率万骑对乌孙展开了报复性攻击。然而这个不合季节的轻率之举，却让匈奴人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损失。在俘获了少量乌孙老弱部众之后，回师的匈奴人遇到了暴风雪的袭击。最终能够回到匈奴境内的部众仅有十分之一。

乌孙人的背叛，对于匈奴人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加上东部乌桓人已经站在了匈奴的对立面，现在匈奴在东西两翼的影响力，都已不复存在了。更为致命的是，在帝国两翼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漠北草原后方的贝加尔湖一带，也出现了危机。在匈奴帝国的版图上，蒙古高原最北部是由一支不同于匈奴本部的部族——丁零人所覆盖的。只不过，因其身处匈奴帝国的后方，丁零人并没有取得乌桓、乌孙这样的独立地位。在已知的历史中，之前投降匈奴的卫律，就是匈奴人用来直接统治丁零部落的 “丁零王”。

操持突厥语的丁零人，也是后来突厥、回鹘等突厥语部族的祖先。在匈奴人衰弱并被迫西迁，东胡系的鲜卑人南下中原，并最终被华夏文明同化之后，这些突厥系部落，最终填补了匈奴人的空白，成为了亚洲草原的主人。如果不是身为东胡后裔的蒙古人，在13世纪的崛起。今天从阿尔泰山到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可能也会是一些人幻想“斯坦”的所在。

想看到突厥人的崛起，大家还要再等上几百年了。现在的话，丁零人只是在匈奴衰弱之机开了个好头。公元前70年，乌桓、乌孙、丁零从三个方向同时对匈奴发动了攻击。而为了应付这些反叛者，匈奴方面又损失了数万人口以及大量牲畜（包括几万匹马）。至于汉帝国，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不过，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虽然收获少，但耗元气）的汉军，并没有动用太多兵力。然而三千骑兵的收获，也已经比前一年十几万人的斩获要多了（俘虏数千）。

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匈奴人一下子损失了十分之三的人口（包括因损失牲畜而饿死和背离的）以及半数的牲畜。可以这样说，元气大伤的匈奴帝国从此很难再翻盘了。而“外患”问题凸显所随之带来的就是“内忧”，简单点说就是——匈奴帝国很快就有可能分裂了。

除了强大的汉帝国以外，之前或直接或间接，受匈奴节制的乌孙、乌桓、丁零三部，也成为了匈奴人的对手。就匈奴所面临的地缘形势而言，就象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唯一存在的扩张空间，还是在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小国。

塔里木盆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及了。匈奴人势在必得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在于这些绿洲的粮食储备能够帮助匈奴度过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饥荒。其实相同的需要乌孙也同样存在，不过乌孙西境与大宛接壤，完全可以从中亚农业区交换、掠夺补给。

争夺塔里木盆地的关键，依然在于车师。对于这点，汉朝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尽管车师本身不在丝绸之路（汉）的线路上，帝国在公元前68年又一次攻占车师后，还是尝试在车师屯田，以备匈奴。然而匈奴对于汉朝试图建立的这个突出部，自然也是视为眼中钉，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对于是否要争夺车师这个据点，汉帝国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反对方认为，在孔雀河一带的渠犁屯田驻军，就已经足够庇护丝绸之路了；而赞成方则认为，车师位置关键，匈奴一旦侵占，从孔雀河派兵相救就太远了。

说起来，不管汉、匈两边到底准备怎么控制吐鲁番盆地的，车师都不可避免的成为了那个倒霉的一方。在汉帝国一开始决定放弃吐鲁番盆地，并将车师之民尽迁于汉军屯田的孔雀河中游时（公元前68年），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解脱。靠近汉军屯垦之处安居，又能远离匈奴人，何乐而不为呢？

车师人的这种心情，十年前从孔雀河下游，南迁至车尔臣河下游的“楼兰”人，应该最为理解了。与南迁之后的楼兰人，更改国名为“鄯善”一样，车师人于孔雀河中游所建立的国家，也被重新命名为了“渠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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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在铁门关南的孔雀河中游，除了人口九千六百的“尉犁国”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邻的，人口四千八百的“渠犁国”（自然选择下，同一地缘板块，很难并存两个性质相同的国家或部族的）。

车师之民被迁往吐鲁番盆地，并不代表车师国就此不存在了。在汉迁车师之民于渠犁之后，匈奴马上就重新另立了一个车师王，并帮其收集余部复国。然而汉朝很快就意识到，将吐鲁番绿洲交给匈奴是一个错误。因为这片绿洲，及其出产的粮食将会成为匈奴渗透塔里木盆地的跳板和补给。所以在第二年（公元67年），汉朝又组织了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共击车师，再一次将车师王和他的国民带离了这片土地。

再次进入吐鲁番盆地的汉军，终于开始依托吐鲁番绿洲开始屯田了。至于匈奴方面，当然还是又再找一个车师贵族（车师王的弟弟）做车师王了。只不过再次成立的车师国，却是只能迁往博格达山以北，并没办法留在故土了。

汉匈两国对于吐鲁番盆地乃至整个南疆的争夺，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前66年，匈奴方面再次在博格达山以北集结了两万兵马，以威胁乌孙和塔里木盆地诸国。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匈奴人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这次囤于博格达山以北的匈奴人，甚至也象汉军一样尝试了囤田。当然，让这些习惯草原生活的游牧者下地种田，一时是很难做到的。真正帮匈奴尝试种植业的，应该是那些投入匈奴的车师人（也可能还包括从西域、汉朝劫掠的农业人口）。

后世入主中原的那些游牧、渔猎民族，都有在经济生活中，融入农业因素的过程，而他们进入中央之国越深，农业所占的比例也会越大。当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战斗力，这些马上民族一般都会刻意划清自己与农业民族的界限。从这一点来说，匈奴人屯田倒算得上是顺应历史潮流了。

如果匈奴人能够重夺河西走廊的话，他们应该并不会重新把汉朝开垦的那些农田变回草原的。不过现在的话，博格达山北麓的气候注定了这种农业尝试并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只能小环境尚可的山谷中种植少许作物）。有鉴于此，两年后匈奴派出六千骑兵南攻驻扎于车师城的汉军，试图夺取博格达山南麓那些成熟的绿洲。只不过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而汉匈之间争夺吐鲁番盆地的战争，也就此宣告结束。

汉匈反复争夺吐鲁番盆地的直接后果，就是短时间内出现了四、五个车师王。这也使得在西域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很快出现了五个系出车师的王国：后来被迫分裂为了五个国家：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以及孔雀河畔的渠犁国。对于汉帝国来说，顺势将车师分而治之是有好处的，毕竟这个位置最北的绿洲国家，离草原的距离远小于汉朝直接驻军的其它绿洲。

问题是，如果匈奴人还是一直在天山北麓虎视眈眈，无论驻军吐鲁番与否，根本性威胁都没有解决。事实上，在匈奴屯军两万于博格达山之北，誓言报复西域诸国合兵攻击车师之事时，身处塔里木盆地南线的莎车国，就因此而出现了变故（公元前65年）。

亲匈奴的势力在刺杀了汉朝扶立的莎车王之后，一方面扬言匈奴已经控制了北道诸国；一方面攻击南道诸国，以建立反汉联盟。当然，莎车的叛乱很快便被帝国扑灭了，战术上也还是征调了西域各国之兵。只是要想彻底让西域安宁，还是要看匈奴本部何时崩溃。

匈奴帝国政治体系崩溃的征兆，很快就在出现了。在西域——中央之国核心区两线受挫的境地，加之饱受乌孙、乌桓、丁零三族的侵扰，使得匈奴方面试图放手一博。公元前62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前68——前62年在位）集结了十多万大军陈兵于长城之外，准备大举攻汉。

由于汉朝此时已将重心转至经营外长城防御体系了，匈奴此前多次南下袭扰，都以失败而告终。因此这次南下除了从汉朝边郡掠夺人口、财富之外，匈奴方面更希望藉此破坏汉朝所建立的光禄塞长城。以为后来的南下行动打开缺口。

然而在汉强匈弱的当下，汉帝国所依靠的预警系统早已不只是外长城沿线那些烽火了。事实上在这位虚闾权渠单于继位之初的振声之举（当时准备了两万骑兵攻汉），就被烽火以外的因素破坏了。为汉军提供预警的，是三位逃入汉境的匈奴骑兵。与六年前一样，战前叛逃的匈奴人，又一次成为了汉朝的编外“烽火”。在严阵以待的汉军面前，匈奴终究没有胆量攻塞。

在经历汉帝国数十年的打击之后，十数万骑兵已是匈奴方面所能集结的最大兵力了。由此可见，匈奴对这一战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也可以说，匈奴的政治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再没有一场大战改变现在的颓势，单于的威信就将进一步丧失了。

虚闾权渠单于应该也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本人已经不用在承担后果了。因为进退维谷的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打击，很快便在军前吐血了。至于撤军的命令是在他病前下达，还是病后所为已经不重要了。回到漠北的单于，需要为匈奴帝国的未来考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草原维持统一。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之所以对农业区有那么大兴趣，说到底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方面游牧民族需要很多农业区的出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没有也能活，但品质会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大的灾荒，一切身家系于牲畜的他们，需要农业区的储备来救急。战争或者逼迫农业区纳贡，并不是唯一获取这些资源的方式，和平同样也可以在平时获取这些物资。

匈奴帝国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能够帮助草原诸部从农业区获取利益。现在既然依靠武力得不到这些，那匈奴单于所能期待的，就只有和汉朝和解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缘民族达成和解，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和亲。这种形式，其实也正是汉初由刘邦所尝试的。只不过，这种“和亲”实际上是汉朝在乞求和平，匈奴方面除了定期向汉朝索取财物外，也更愿意经常性的破坏约定，自己到汉朝边郡去打打草谷。

其实自漠北之战后，面对强势崛起的汉帝国，匈奴就已经有和亲之意了。只不过手握筹码的汉武帝，此时要求的已是居高临下的和亲了。换句话说，汉朝需要匈奴以臣服的姿态，来换取和平。对于这点，高傲的匈奴人自然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那些对汉朝国力和潜力有所了解的匈奴人，却是极力主张应该牺牲这点面子，与汉朝和亲。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曾经身为汉使的匈奴人——丁零王卫律。

我们之前说，卫律之人对于汉匈关系还是有直接影响的，指的就是他的和亲之策。在其死后，当时的匈奴单于也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可行的道路。只是这毕竟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在不知汉朝之意的情况下，贸然示弱除了要承担被汉朝拒绝的风险，还要承担国内鹰派由此而发动政变的风险。时至今日，在熄灭这最后一博的希望之后，剩下的也只有这条路了。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在向汉朝派出和平使者之后，并没有等到答复便病亡了。接下来匈奴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汉朝的态度，而是的权力争夺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任何政权都会存在权力的争夺，所不同的是，一个处在上升期的政权，更趋向于达成一致，以集合力量争取更大的利益（尤其是外部利益）；处于衰退期的政治体系，则更容易着眼于内部，出现复杂的权力斗争罢了。而这种权力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了。

汉帝国从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所获取的第一份大礼，就是西域安全问题的解决。公元前60年，在单于之位争夺中受挫的匈奴日逐王（匈奴贵族大部分认为他更有资格接任单于），率领本部数万人（也有言一万二千人的）由巴里坤草原南下，归降汉朝。

在匈奴内部体系中，直接负责管理天山南部诸国的，就是日逐王。日逐王的投降，直接让汉朝在西域的压力骤减。为了接应这位重要的匈奴贵族，也为了示威，汉朝组织了以西域诸国之兵为主的五万大军，穿越博格达山北上。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匈奴囤田的车师人，首先成为了牺牲品（后其地设为车师后部二国）。

汉军之所以声势浩大的接应日逐王，很大程度也是吸取当年赵破奴部接应左大都尉失败的教训。事实证明，这些准备工作也的确发挥了作用。虽然匈奴方面并没有发现并派出主力截击日逐王，但与当初浑邪王部归汉一样，并不是每个日逐王的部下都愿意成为汉朝臣民的。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动摇者也都被汉军一一追杀了。

归汉之后的日逐王部，被安排到了黄河上游（青海境），以远离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自此，张骞当日为帝国所规划的，经略西域的宏伟蓝图终告完成。公元60年，也就是日逐王归汉之日，制于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宣告成立。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这一阶段代表汉帝国屯田渠犁，数次与匈奴争夺车师，并率军接迎日逐王的，是汉将“郑吉”。

这位在民间名气远逊于之前那些人物的将领，也是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因此在汉书中，对汉帝国经略西域的这段历史有一句总结即为：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如果说，汉朝对西域施加影响力的时间，起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公元前119年，那么到真正将西域置于帝国版图内，时间恰为一甲子之数。而这一甲子的时间，匈奴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西域。日逐王的叛逃，只是匈奴内乱的开始。很快，一场 “五单于争位”之乱，即将席卷整个草原。

实际上，接到匈奴和亲请求的汉朝，现在已经同意了罢兵和亲。事到如今，无论谁接任单于之位，这个消息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利好。至于说汉庭，倒也无所谓说最初提出请求的那位单于是不是死了，只要接受赐婚的，是能够号令匈奴的单于。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让汉朝方面开始犹豫了。

原因很简单，刚刚在第一场争位斗争中，挤走了日逐王（先贤掸）的新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并不能服众，仅仅在位不到两年，就被另一位由匈奴左地贵族拥立的单于所击败了。

在匈奴这段纷乱的历史中，前后出现了将近十位单于。对于一般人来说，记住这些单于的封号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位在公元前58年，一战而夺位成功的单于，你一定有印象，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者“王昭君”的丈夫——呼韩邪单于。

从血统上来说，呼韩邪单于倒也根正苗红，他本人就是吐血而亡的那位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不过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之前被逼叛逃汉朝的日逐王，也是前前前任单于的儿子。在更崇拜丛林法则的草原上，贵族血统只是一个基本条件罢了，能不能成为草原之主，关键还是要看实力了。

呼韩邪单于的上位，看起来似乎应该结束匈奴的乱象，为汉匈两国带来长期和平了。因为在我们学过的中学历史中，这位对汉朝首称臣的单于，和王昭君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大团结的赞歌。

假如王昭君此时正在宫中，并被选中出塞和亲的话，她个人应该还算是幸运的了。虽然历史并没有为我们记录下她未来夫君的年龄，但上位单于时的他正值青壮年肯定是无疑的了。只是最终前往草原和亲的汉女并没有那么幸运，因为汉朝最终答应和亲的时候，已是二十五年之后（公无前33年）。而前往和亲的王昭君，只能感叹“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是唐诗，只是意境合此境，借用一下）。

汉朝之所以拖延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勉强作出和亲的决定（公主都没给），原因还是一个字“乱”。因为接下来的匈奴，依然还是一片乱象。谁也不敢保证汉家的公主会不会走在路上，才发现自己的夫君已经换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汉庭并没有必要参与进去。反正分裂的匈奴已经对汉朝边界构不成威胁了。坐山观虎斗，静待事态平息才是上策。

接下来对呼韩邪单于发起挑战的，是由匈奴右地所拥立的“屠耆单于”。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所谓单于争位，实际上就是地缘矛盾在政治上的反应。在这种乱局之下，草原上的每一个地缘板块，都希望扩大自己的话语权。也正是因为这种心态，在呼韩邪单于攻灭握衍朐鞮单于时，匈奴右地才保持了中立态度。等到二人两败俱伤后，才起兵攻入色楞格河流域。

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火拼，在最初的战争中，呼韩邪单于和他的左地部落被迫退回肯特山以东地区。然而入主单于庭之后的“屠耆单于”，同样也没过上安稳日子，因为他派往左地防御“呼韩邪单于”的两位将领，在他们的部落拥立下，也自立为了两个单于：乌籍单于和车犁单于。

估计很多朋友，已经被这一下子冒出来的几个“单于”之名，搞的头晕了。不过我们上一节已经提示过了，这一阶段是“五单于争位”，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单于要出世。现在的话，看起来从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之间的漠北草原，已经被这四个单于瓜分完了。要是再出一个“单于”的话，他的地盘应该在哪呢？

最后这个乘乱也自立为单于的匈奴贵族，地盘并不在蒙古高原，而是阿尔泰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在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已经解读过了，匈奴、乌孙两国，基本上是以“准噶尔盆地西部山地”，也就是今天的塔城地区为界，中分了这个盆地。受封管理此地的匈奴部落为“呼揭部”。因此最后这一位单于，自然也就叫“呼揭单于”了。

没能攻灭左地的呼韩邪单于，自己下面又出现了三个新单于，这位屠耆单于的麻烦够大了。不过就实力来说，那三个跟风而立的“单于”并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乌籍、车犁二人率部向右地移动，以和呼揭部联合。由于这三位单于选择了抱团取暖，再有三个单于就不现实了。所以在乌籍、呼揭二人自去单于之号后，共同拥立车犁单于。

变成三单于争位之后，草原上的地缘格局变的明朗了起来。车犁——屠耆——呼韩邪三人，各以匈奴的右——中——左三地为基地，图谋一统草原。这个格局颇有点象后来中央之国的三国格局。而居于其中，占据“中原之地”的屠耆单于，看起来压力最大。因为相当于曹魏的他，将要面临两线作战，以剿灭帝国两翼的这两股异端。

当你不得不面对两线作战的局面时，最好的办法并不会是同时开战，而是一守一攻。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屠耆单于来说，解决那三个抱团取暖的右地部落，要优先左地的呼韩邪单于。因此在部署了四万军队在肯特山麓，以备呼韩邪单于后，屠耆单于亲领另外四万骑兵进入大湖盆地，攻击盘据于此的车犁单于。

集结于大湖盆地的车犁、乌籍、呼揭三部之兵，总兵力也在四万之数。不过从结果来看，屠耆单于所率的四万主力战力看起来要更强，很快便击败了三个“叛徒”所组成的联军。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三个“单于”各有各的打算，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部众冲在前面当炮灰。

战败之后呼揭王，自然是退回了阿尔泰山南麓的根据地。至于已经没有地盘了的车犁单于和乌籍都尉（前乌籍单于），则向西北方向逃入了唐努乌梁海（公元前。这个位于蒙古高原西北角的世外桃源，正是当年李陵受封的领地。不过李陵本人，已经在公元前74年病故了，新的右校王正是他的儿子。

对于屠耆单于来说，车犁与乌籍二人暂时已经没有威胁了，将那片孤悬于阿尔泰山之南的呼揭之地，重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获胜之后，屠耆单于及其所部，并没有向西北方向追入唐努乌梁海，而是向西南方向移动，准备在休整之后，穿越阿尔泰山攻入准噶尔盆地。

游牧民族是沿什么路线，穿越阿尔泰山进入准噶尔盆地的，相信是很多朋友所感兴趣的，尤其这还牵扯到，之前曾经提到过的“阿尔泰——北塔山盆地”，这块在民国地图上存在，当下归属蒙古国的“领土”。不过汉匈之战始终不是解读这一板块的最好时机（所以当日中止了解读），还是待日后有机会再行解读吧。

事实上，屠耆单于也没有完成他进击准噶尔盆地的计划，因为他在阿尔泰山北麓休整的部队，遭遇到了从左地前来的突袭。很显然，呼韩邪单于并不想等屠耆单于整合好了右地之后，再集中力量来对付自己。在这次突袭之中，屠耆单于的部队损失了上万人（领军者为呼韩邪单于的弟弟）。

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右地的军情已不是最紧急的了。盛怒之下的屠耆单于，率六万大军急行近千里，准备攻入左地复仇（应该还包括之前留守，以备左地的部队）。当然，也许会有朋友说，屠耆单于应该沉住气，先彻底解决了右地的不稳定因素后，再东征。但是呼韩邪单于既率先打破了沉寂，就不会在左地坐等屠耆单于回军了。在派军前往右地突袭的同时，这位后来的汉家女婿，也亲率四万主力进入了色椤格河流域。也就是说，如果屠耆单于不回军的话，他的大本营就会被呼韩邪单于乘虚而入了。

既然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双方最终接战的地方就不会在肯特山东了。至于到底是在哪打的，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知道的结果就是，以逸待劳的呼韩邪部四万人，战胜了千里回击（且刚经过恶战）的屠耆单于的六万人。而屠耆于单于本人，则在兵败后自杀身亡了。

现在，呼韩邪单于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入主色楞格河草原了。至于五单于争位战中的那三个单于，倒也没有给他增加太多麻烦。地处边地的呼揭王，本来也已自去封号，顺势臣服呼韩邪单于并不会有什么损失；保留封号的车犁单于，在兵败之后也无实力东山再起，也同样识时务的归降了呼韩邪单于。唯一的异数，是那位曾经的“乌籍单于”，在李陵之子的支持下，他又一次复立为了单于。

李陵之子在这次匈奴内斗中，到底出于何种动机参与搅局，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他的血统来说，肯定是不可能亲身参与争位的（乌籍单于是日逐王的哥哥，也是前单于的儿子）。假如有一天有人，想为李陵写个剧本、小说的话，这段故事倒是可以用上，也有无限发挥的空间。

也许李陵之子认为，凭借自己与汉朝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果角逐草原最高权力的话，他和他的代理人，会有机会得到汉朝的支持。只是当下的话，我们所能明确知道的是，乌籍单于和李陵之子最终并没能成功。在呼韩邪单于的攻击之下，这两个历史人物很快便不知所踪，成为过眼云烟了。

从呼韩邪单于战胜“握衍朐鞮单于”，第一次入主单于庭，到攻杀乌藉单于，结束五单于之乱的时间不过两年时间（前58年——前56年）。不过这次内乱给匈奴造成的损失，却是非常巨大的。

除了那些因为相互攻伐而损失的人口以外，分属不同阵营的匈奴多部，因不堪忍受持续的内乱，而纷纷南下投奔汉朝。这其中，甚至包括胜利者呼韩邪单于部下的左大将（及其父）所率的数万部众。

对于汉帝国来说，这当然是大大的红利了。只是如此一来，名义上重新统一了草原的呼韩邪单于，实力就堪忧了。入主色楞格草原的他，实际所能掌控的部众不过数万。在崇尚丛林法则的草原上，这样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成为各部落的共主。

第一时间出乱子的地区，依然是匈奴右地。屠耆单于的一个堂弟（从弟），率部回到大湖盆地，重新割据为了“闰振单于”，而这并不是呼韩邪单于遇到的最后一个麻烦。在他入主色楞草原之后，替他统领左地，受封左贤王的他的哥哥，很快也等不及接位，自立为了“郅支单于”。

闰振单于在右地的出现，致支单于在左地的出现，意味着五单于争位战时期，所形成的匈奴帝国“左——中——右”三板块分裂的地缘格局，又一次再现于草原。假如此时你我是生活于当时的匈奴百姓，估计心里一定在唉叹，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看起来，呼韩邪单于现在面临与当日屠耆单于一样的局面了。问题是，当日屠耆单于旗下尚有八万骑兵，在草原上实力首屈一指。而今天，呼韩邪单于手下连同老弱在内的部众，总计不过数万，根本没有实力去应对两线的压力。对于这一点，他的对手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三位单于倒也相安无事。毕竟经历之前那场战事之后，整个草原都需要点时间休养生息了。

这种平静不久之后还是被打破了。公元前54年，闰振单于率先挑起战事，从燕然山以西起兵，向肯特山以东的郅支单于发起攻击。如果再以三国类比的话，这一攻击方向，很有些类似吴、蜀之争。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即使单个PK，此时占据“中原之地”的呼韩邪单于，对另两“国”也并不占据优势。

单从战术角度来看，闰振单于掠过呼韩邪单于，攻击左地之举也太过冒险了。即使不考虑呼韩邪部会横插一刀（或抄其后路），这种远程攻击本身，也会让对手占据更多的地利优势。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获胜之后的郅支单于也得以顺势，统一了匈奴左、右两地。

如果说之前三部，都没有必胜一个对手的实力，那么现在合并了左、右两地部落的郅支单于，就有足够的实力战胜坐山观虎斗的呼韩邪单于了。很快，郅支单于便入主了单于庭。

之所以要交待一下匈奴分裂的这段历史，一方面是要引出呼韩邪和郅支这两位匈奴单于来。西汉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也正是因他们而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借此验证，我们在当日开始解读蒙古高原时，曾经提到了蒙古高原内部地缘博弈的模式。

即漠北游牧民族的内部整合工作，总是围绕着以肯特山、杭爱山为分割线，所划分的“左——中——右”三板块来进行的。在当时，为了让大家尽快理解这一概念，我们试举了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的案例（蒙古<东>——克烈<中>——乃蛮<西>）。

尽管匈奴当初统一草原时的进程，并没有被详细记录下来，但通过 “五单于争位”前后这段历史，已经足够让我们明白，漠北草原内部地缘博弈的模式，最起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而这一块，也正是大家在过往历史阅读中，所容易忽视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总是在统一并且南下为患中原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就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内部博弈来说，上述模式并非唯一，或者说所体现的只是漠北板块的地缘博弈特点。相比之下，大家应该更为熟悉以戈壁为中心的，漠南草原——漠北草原相争的南北分裂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位呼韩邪单于。

在漠北草原争夺战中，落败于郅支单于的呼韩邪单于，现在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先在漠北找个边缘板块落脚（比如唐努乌梁海）；要么向南暂避于漠南草原。第一个选择做起来，实际上是死路一条了。因为不管那些边缘板块土著部落，愿不愿意为这位失势的单于赌上自己的身家，已经据有漠北三大核心板块的郅支单于，都不会给他的弟弟，以喘息之机的。这一点，呼韩邪单于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不久之前，被自己攻灭的乌籍单于就是前车之鉴。

现在看起来，要想生存下来就只剩下退入漠南草原一条路了。如果只是草原之争，穿越戈壁退入漠南，也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漠北的对手，同样会尾随而至，不让你有机会得到休整。

真正能够为落跑者提供安全的，是与漠南草原相邻的中原王朝。如果大家仔细研究后世的草原南北对抗模式，就会发现漠南草原总是在与中央之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时，才会开启这种模式的。

由于大多数中原王朝，并不会试图在草原上建立控制线，所以大多数时候，盘据漠南的游牧势力，只要和中原王朝达成和解，就有机会与漠北分庭抗礼了。然而对于呼韩邪单于来说，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更为艰难。

因为汉帝国已经在漠南草原的边缘，修建了以受降城为中心的外长城。如果他想在此休整的话，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俯首称臣的话，汉庭凭什么相信你的诚意，让你进入自己的土地呢？

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虽然在此之前，有N多匈奴部落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并被安排在了汉朝直接控制的草原之上以为属国，但作为匈奴最高权力的象征，单于本人这样做就完全两样了。这意味着呼韩邪单于即使复国，匈奴也只能算是汉朝的臣子了。

最终，在一片反对声中，呼韩邪单于还是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艰难的选择，不仅派出自己的儿子入质汉庭，甚至还亲身前往长安城，以臣礼朝见汉宣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部族能够栖身于阴北草原，并且有朝一日在汉朝的支持下，重返漠北的单于庭。

当然，简单说自己想来避难，未免太没有外交技巧了。为了打动汉庭，这一请求被包装成，希望能代汉朝，在受降城保卫帝国边疆。

外交上怎么包装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不会真的影响汉朝的决定（但站在对方角度提建议，更容易被接受）。对于汉朝来说，匈奴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尽管是落跑的）前来投降就已经足够了。

既然汉朝不可能真的将统治力，延伸到漠北，那么挑选一个又有资格，又有诚意的代理人，成为匈奴之主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有鉴于此，呼韩邪单于在汉庭也受到了极高的待遇。随单于南下的部众，也被安置在阴北草原之外。为此，汉庭还前后转运了三万四千斛粮米，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恢复呼韩邪单于的权威，汉庭还派出了上万骑兵出鸡鹿塞，入驻阴北草原，以帮助他威慑、讨伐那些叛逆者。当然，这样做自然也有监视呼韩邪单于的作用了。所谓忠诚是要用时间来验证的，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手段，谁又能保证单于在重新做大之后，不会尾大不掉呢？

在汉朝的庇护之下，身居漠南草原的呼韩邪部逐渐恢复了元气。很显然，有了汉朝的支持，不仅他亲自率领南下的部落能够安居乐业，也还会有很多之前归降汉朝的匈奴人，或者不愿受郅支单于统治的漠北匈奴人，前来归附。

用后来护送呼韩邪单于出塞（呼韩邪单于多次入长安，觐见皇帝）将领的话说，就是：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人丁兴旺，连草原上的鸟兽都被他们打光了，力量足以自卫，不用再惧怕郅支单于了）。

呼韩邪单于做大，最为不爽的自然就是郅支单于了。事实上，郅支单于也十分清楚，现实的匈奴已经完全不具备和汉帝国对抗的资本了。反过来，谁能够得到汉朝的支持，谁就有机会在内部博弈中取胜。

正因为如此，在呼韩邪单于将自己的儿子入质汉庭，以示归附之心时，郅支单于也做了同样的事。这种态度也让汉庭暂时没有选边，而是看起来一事同仁的，享受两位竞争者的朝贡。

然而一碗水总归是很难端平的，相比远在漠北的郅支单于，身居漠南，且数次亲身前往长安城觐见的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从汉朝得到的好处，总归要少的多。这也让郅支单于感到，如果有一天自己与呼韩邪单于重起争位之战的话，汉朝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对手一边。

正当郅支单于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惴惴不安时，看似应该一统在他旗下的漠北草原内部依然没有太平。出现不稳定因素的地区还是屠耆单于家族崛起的右地。这次在右地聚拢旧部，自立单于的，是之前曾经投降过呼韩邪单于的，屠耆单于的一个弟弟（伊利目单于）。事实上，在呼韩邪单于开始南下归降汉朝时，这位试图代表家族东山再起的伊利目单于，就脱离呼韩邪部，带领部众回到了大湖盆地。

在呼韩邪单于南附汉朝之后，一直不稳定的大湖盆地，就成为了郅支单于攻击的方向。很快，大湖盆地的这场叛乱就被镇压下去了，伊利目单于所集结的五万部众，也重新归入了郅支单于的治下。

基于这段时间，草原不断出现各种试图争夺最高权力的势力，估计大家已经对新出现的这位单于，兴趣索然了。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要是郅支单于荡平右地后，自己家族根基所在的左地，又出了乱子，相信大家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郅支单于自己不就这样起家的嘛）。

真正引发我们注意的，是右地之战后，郅支单于所做的战略决定。一方面因为右地一直不是很安稳；另一方面也是获知，汉朝出兵出粮帮助了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对自己能否压倒呼韩邪单于，稳坐单于庭产生了怀疑。基于这些考虑，征服右地的他，并没有回到色楞格草原，而是索性留在了大湖盆地。

从战略上看，郅支单于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以中、左之地为经营重心的话，一旦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支持下打了回来，那么向东败退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他以匈奴右地为经营重心，统领漠北草原的话，即使最终呼韩邪单于回到漠北，他也能向西扩张势力范围，与之相对抗。基于大湖盆地从未直接遭受过汉朝的直接攻击，在此屯居也让郅支单于感到更加的安全。

郅支单于战略性的入驻匈奴右地，并以此为基地向西扩张，为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内部的博弈，又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东——西对抗模式。事实上，将本部屯居于大湖盆地的郅支单于，并不看好自己能够仅凭这个板块，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

要知道，如果呼韩邪单于回归的话，漠北“中——左”两地，以及漠南的匈奴部众，都有可能是他重新崛起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郅支单于在战略上所期盼的，实际上在这三大核心板块之西，汉帝国军力所难以影响到的地区，另起炉灶。

熟读历史的朋友，此时心中应该对郅支单于所憧憬的这片新天地，有所领悟了。在后来的历史中，最经典的东——西分立模式，就是以阿尔泰山分水岭为界的，东、西突厥。不过在匈奴的历史中，阿尔泰山以南山地草原的核心地区，始终没有纳入他们的版图。盘据于伊犁河谷的乌孙人，将是“西匈奴”蓝图上的最大障碍。

郅支单于是否在西迁之时，就想好了要吃掉乌孙，并不是十分确定。因为历史记载，单于使者向乌孙所表达的，是希望与之结盟。只是这个结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郅支单于真想与乌孙结盟的话，无非有两个想法：一是借助乌孙的力量，成为真正的草原之主（压倒受到汉朝支持的呼韩邪单于）；二是借助乌孙的力量，图谋西域。

当然，更大的可能是，郅支单于向乌孙示好，只是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并出其不易攻入乌孙的核心地区。如果郅支单于能象当年乌、匈联军，一战而从月氏人手中夺取以伊犁河谷为核心的“天山草原”的话，那么即使他不进一步图谋西域，或者反攻整个蒙古高原，最低限度也可以有资本，迫使汉朝将之视为能和平相处的“第三方”。因为以之前的经验来看，汉帝国来需要的是天山草原与蒙古高原，分属两股游牧势力。至于占据这片土地的，是月氏人还是乌孙人，并不重要。

为上述推断提供佐证的证据，是郅支单于在派出使者的同时，已经率主力进入了准噶尔盆地，陈兵于乌孙边境。假如只是想结成战略联盟的话，并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过，不管郅支单于此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他都没有机会突袭乌孙了。

因为虽然乌孙其实很满足于做“第三方”，心里也不并愿意与匈奴为敌（上次是被匈奴人逼的），但在匈奴内乱的情况下，乌孙人也不愿意随便就和哪个匈奴“单于”结盟的。即使要与之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也要看汉朝是支持谁。

很显然，在漠南享受汉帝国保护的呼韩邪单于，更有机会成为整个蒙古高原的主人。这一点，即使是那些留在漠北的匈奴诸部和郅支单于本人，也很清楚，否则的话，他也不用主动放弃单于庭，试图在西方打出一片天地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宝押在郅支单于身上，是非常不明智的。

有鉴于此，在收到郅支单于的结盟信息后，乌孙方面马上就做出了自己决定：将使者斩首并送至西域都护处（由此也可看出，郅支单于的结盟要求，有直接影响汉朝利益的成份）。同时，派出八千骑兵突袭已经移动至准噶尔盆地的郅支单于部。

从战略上看，乌孙人的选择是明智的，也可以说是识时务的。不过就战术层面来说，仅仅派出八千骑兵去突袭郅支主力，则明显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至于郅支单于，虽然没有直接收到使者被杀的信息，但使者迟迟未归，乌孙方面又有大军向北运动的消息，已经足以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在双方都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决定胜负的因素主要就是实力了。乌孙人并不能指望，自己的八千骑兵，就能击溃郅支单于亲领的数万主力。然而在击败这支攻击部队后，郅支单于再想突袭乌孙也不可能了。对于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在匈奴和乌孙之间，打出一片进可图谋乌孙，退可反攻漠北，且汉军鞭长莫及的根据地来。

在这样的战略思维指导下，最先成为牺牲品的，就是占据半个准噶尔盆地，以阿尔泰山南麓草原为核心的“呼揭部”了。在击溃乌孙八千骑兵后，郅支单于很快便回军进占了呼揭之地。只是这片草原的体量还是太小，做为根据地的话，抗衡乌孙都很困难。

问题是，在呼韩邪单于得到汉庭力挺的情况下，蒙古高原核心的左、中，甚至右地诸部，人心都倒向了呼韩邪单于（强行兼并的话，只会内乱）。也就是说，郅支单于想打出一片天地的话，只能在匈奴帝国的边缘板块打主意。

呼揭部所控制的半个准噶尔盆地，并非是匈奴帝国在西部唯一的边缘板块。在控制呼揭部后，郅支单于紧接着便越过阿尔泰山分水岭，进占了由原李陵家族控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不过，现在的唐努乌梁海的控制者，很可能不是李陵之子了，毕竟他上次压错了宝。在乌籍单于被攻灭的时候，李陵之子很难独善其身。

统领唐努乌梁海的匈奴贵族，目前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唐努乌梁海，唐努乌梁海以东，至贝加尔湖一带的山地，之前都不是由匈奴核心部落所控制。前者所覆盖的部族，被称之为“坚昆”（被认为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后者则是“丁零”（突厥系民族的祖先）。

由于这些山地并非是完全的草原地带，而是覆盖了大片森林，夹杂部分草原的“森林草原”地带。因此生活于此的土著部落本身，带有浓厚的渔猎属性。也就是说，他们和靠近大兴安岭“森林草原”地带的东胡部有些类似，属于渔（猎）、牧混合类型（小气候合适的河谷，还会有些农业成份）。

这种混合特质，我们当初在解读唐努乌梁海时，就曾经专门做过分析。今天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土著，仍然根据各自领地的地貌、气候，分别经营的渔猎、游牧、农耕三种经济。当然，这些后来被蒙古人称之为“林中百姓”的土著，只要迁入草原，就会很自然的变身为纯粹的游牧民族。

不过在匈奴所处的时代，他们看起来并没有将这些“林中百姓”，整族迁入草原地带。象李陵（右校王）、卫律（丁零王）这些从汉地没入匈奴，拥有更多管理经验的降将，受命管理了这些边缘之地。

在匈奴帝国强大时，这些地缘上拥有独立性的边缘板块，自然是为臣服于单于庭的控制，并在战时出兵、出力的。然而在匈奴人自己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单于的时候，就不能指望这些板块的忠诚了。丁零人脱离匈奴人的控制，南下攻击匈奴本部，以及李陵之子试图乘乱取利之举，都是这种地缘独立性的体现。而现在的话，郅支单于也看中了这一点。

在入主唐努乌梁海之后，郅支单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紧接着越过东萨彦岭，控制了丁零人。

至此，在图谋乌孙之地受挫之后，郅支单于很快便凭借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在蒙古高原的西、北边缘地带，准噶尔分盆地西部山地——贝加尔湖之间，控制了一块能对匈奴本部、乌孙之地同时造成压力（且汉军鞭长莫及）的位置，占据了一片根据地。用土著部落名，来命名郅支单于所控制的三大板块，就是呼揭——坚昆——丁零了。

至于这三大部落是否真心归顺郅支单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郅支单于所亲领的部众，在实力上对每一个板块都有压倒性优势（能迫使土著部落臣服）。拥有上述三板块之后，郅支单于也算拥有了与乌孙或呼韩邪单于对抗的资本。如果这个地缘格局能维持下去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将之命名为“西匈奴”了。而这个西匈奴的地缘核心，就是唐努乌梁海了。

单就郅支单于现时的控制区来看将唐努乌梁海作为自己“单于庭”的所在地，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过，只拥有这三个边缘板块的“西匈奴”并不成气候。要想真正获得与匈奴本部，甚至与汉帝国抗衡的资本，郅支单于还是必须得到乌孙之地。因此在稳定根据地之后，郅支单于多次派军南下攻打乌孙，并取得了胜绩。

此时，历史已经推进到了公元51年。尽管西迁之后的郅支单于，与汉朝的盟友乌孙一直保持战争状态，但这却并不代表郅支单于，就会与汉帝国为敌。此时的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汉朝的支持，让自己有机会名正言顺的成为草原之主。

问题是，相比之前（屯驻于大湖盆地之时），郅支单于本人又更加远离了汉朝的势力范围。这虽然能让郅支单于感觉更安全，却也让郅支单于在与呼韩邪单于争夺汉朝支持的博弈中，完全丧失了翻盘的机会。

公元前49年，虽无大的战绩，却从匈奴内乱中收获大笔红利的汉宣帝病故（前74年——前49年在位），汉元帝继位。然而在这个历史节点，汉庭的政权更迭并不能吸引我们的目光。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时候匈奴内部的地缘格局开始出现异动了。

异动的导火索，是呼韩邪单于以部落遭受天灾为名，又一次向汉庭求援，并很快得到的新皇帝的帮助（二万斛谷物）。这也让身处西方边缘之地的郅支单于感到绝望，毕竟政权交替之际，往往也是外交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有鉴于此，郅支单于也彻底放弃了获得汉庭支持的想法。他甚至直接派使索回了之前入质汉庭的儿子。

尽管要求索回质子，已经能够让汉庭觉得，郅支单于不愿再屈身于汉朝了，但汉庭在接到郅支单于的上书之后，却并没有将之马上定性为决裂之举（“上书”这种形势，表明郅支单于在文字上还是以臣礼事汉庭）。

鉴于之前的厚此薄彼之举汉朝方面也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时的意气之举。事实上，汉庭也不认为仅凭一个质子，就能控制匈奴人。在第二年，汉庭甚至将呼韩邪单于所送的质子，也送回了匈奴，并诏告匈奴，愿意赫免那些曾经与汉朝为敌的匈奴人。

汉朝做出的这些收心之举，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自信，如果郅支单于能够领悟，汉庭其实也很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匈奴的（分而治之）。然而接下来的事件，却将“西匈奴”彻底的推到了汉朝的对立面。

让郅支单于自绝于汉庭之举，就是盛怒之下的他，斩杀了护送质子归来的汉使。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汉朝允许早有返回漠北之意的呼韩邪部，回到漠北。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支持下，养精蓄锐将近十年，又在漠北诸部拥有群众基础的呼韩邪单于，再一次成为了匈奴帝国的主人。

很明显，汉朝放呼韩邪单于回归漠北的意图，就是让他去收拾成为“异端”的郅支单于。冲动之后的郅支单于也马上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机会，在呼韩邪单于与乌孙人的包夹之下生存下来。虽然从战略上看，这一幕应该迟早会发生，但在对乌战争还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情况下，就与强大的汉帝国撕破脸，绝对不是步好棋。

大部分的匈奴人，可能会选择拼死一博后，再思考退路。不过从之前的表现来看，郅支单于却并不是这样的人。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漠北出现权力真空时，就放弃色楞格草原西迁，说明他还是有一定战略思维的。然而现在，他需要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代价了。

郅支单于所做的战略选择，就是在呼韩邪单于站稳脚跟（在漠北），对他发起攻击之前，就迁出两面受敌的唐努乌梁海。

郅支单于这次的选择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乌孙之南的康居之地，成为了他迁徙的目的地。从整个草原的地缘格局来看，这一大胆选择却是有极高地缘战略价值的。我们知道，乌孙并不是中亚草原的唯一控制者，除了北方渗透入阿尔泰山南京麓的匈奴人外，西、南方向，包括哈萨克丘陵、塔拉斯河谷及其以南草原的区域，都是康居人的领地。同样作为草原游牧者，康居人与乌孙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再所难免。

在乌孙饱受匈奴压力的同时，康居人也同样在承受乌孙人的压力。而当乌孙因为与汉朝联合，北方压力骤减的时候，康居人在南方所遭受的攻击，也日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康居人也急于希望寻找到一个战略盟友，抵御乌孙的侵袭。

与汉帝国联合，固然是一个选择。不过为了应对匈奴的压力，乌孙已经与汉帝国形成了稳固的联盟关系。即使康居人只是想让汉庭出面，主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汉朝方面也犯不着为他们强出头（没有地缘利益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康居人把结盟的目标，锁定在了匈奴人身上。毕竟作为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民族，匈奴人现在已经和乌孙翻脸。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双方是很有机会南北夹击乌孙的。

以康居最初的想法来说，应该只是希望和匈奴方面达成战略联盟。不过在郅支单于即将被赶出匈奴之地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变更为，迎接郅支单于部南下康居之地，在天山北麓的塔拉斯河谷驻扎，以为康居番守北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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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居人来说，这一计划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要知道，在经历和汉帝国长达百年的战争后，匈奴人在战术、装备上比之其他游牧民族，有了相当的比较优势。最现实的案例就是，只得匈奴帝国边缘板块之力的郅支单于，在北方已经打的乌孙没有还手之力了。

要不是呼韩邪单于已经回到漠北，并凭借汉朝的支持即将整合好匈奴诸部的话，郅支单于还是很有机会，从北方逐渐蚕食乌孙的。

当然，从长远来看，引匈奴人入境也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做大之后，会不会反噬自己。不过，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引入一支在军事上拥有诸多优势的生力军，总还是能解决当前问题了。

至于郅支单于方面，他本来正在忧愁，即将面临呼韩邪单于、乌孙，乃至汉帝国的三面进攻。现在有一个远离汉、匈势力范围，又能让他继续图谋乌孙之地的机会，自然是一拍即合了。

康居人的领地范围，我们在之前的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了。从唐努乌梁海南下的郅支单于部，并不需要经由天山北麓的乌孙之地，再进入康居境内。西南方向由哈萨克丘陵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穿越，就能绕过乌孙人的控制区，进入康居人在天山北麓的领地——塔拉斯河谷了。

然而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这一线路并不会遇到乌孙人的阻击；尽管为了迎接这位匈奴单于，康居方面也派出了数千牲畜所组成的支援部队前往迎接，但恶劣的天气（应该是暴风雪）却让匈奴人损失惨重。最终顺利抵达塔拉斯河谷的郅支单于部，仅有3000人。

对于郅支单于和康居人来说，这样的兵力显然有些少了。不过对于匈奴人来说，康居之地却有他在北方，所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那就是紧邻大宛等富庶的中亚农耕区。要知道，相比强大的汉帝国，大宛等绿洲国的军队，防御力要差上许多。

而匈奴人的战力，又比康居等中亚游牧民族强出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许久未得农耕区补给的匈奴人，很快便从大宛等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被匈奴人敲打之后，为了求自保的中亚绿洲国家，被迫向盘据于塔拉斯河谷的郅支单于纳贡。

凭借这些就地补给的物资，郅支单于甚至在塔拉斯河谷筑了一座城——郅支城，以为自己的根据地。而休养生息后的郅支单于部，也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他们紧接着便和康居人一起（由郅支单于统领），向与之相邻伊塞克湖及楚河河谷地区发动了数次攻击。

联军甚至攻入至与塔里木盆地相邻的乌孙冬都——赤谷城，掠夺了大量乌孙人畜。在二部强大的攻势这下，乌孙人甚至被迫放弃了西部方圆千里的土地，向伊犁河谷一带收缩。

此时的汉帝国，原本并没有太在意这支流浪绝地的匈奴人。依传统的地缘格局来看，匈奴全境已经在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之下，臣服于汉帝国了。即使说日后有变，汉帝国的压力也还是依旧来自于北方。然而对于郅支单于在七河之南的做大，却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

敏锐意识到危机的，是西汉帝国最后一位名将——陈汤。这位当时的西域都护府副校尉，并不认为郅支单于已经不会威胁到帝国的安危了。因为对于丛林法则盛行的游牧民族来说，一个人数虽少却战力强大的部落，会很有机会吸引周边部落前来投靠，并最终如滚雪球般做大。

尤其是郅支单于本人，还拥有匈奴帝国的政治遗产。一旦他反客为主，将康居诸部纳入旗下，依托从大宛等地强征来的补给，攻占乌孙之地的话，那么帝国所面临的地缘格局就将发生重大变化了。

要知道，乌孙人可能会满足于作为第三方，经营自己在天山草原的一亩三分地，但匈奴人却绝不会满足于此。如果从饥饿草原到大兴安岭的广阔草原地带，都系出同一部族体系的话，即使在一开始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局面，但彼此之间都会有与对方整合在一起的想法（无非是谁吃谁的问题）。

类似的局面，1600多年后，入主中原的满洲人就遇到过。以乌孙之地为根据地的准噶尔蒙古部，不仅凭借地缘优势顺势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甚至进一步渗透了卫藏地区），更在壮大之后进占色楞格草原，侵袭渗透漠南蒙古诸部。

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坐视郅支单于做大的风险，就在于有可能会提前上演准噶尔部，由西至东重新统一蒙古高原的一幕。要是这样的话，汉帝国就将面临一个，比之前更为强大的草原帝国了。实际上，在与康居联军攻击乌孙的同时，郅支单于也的确在做上述准备。他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威信，让康居人归入他所图谋的“西匈奴”旗下。

尽管陈汤和后世的我们，都能感觉到郅支单于千里跃进塔拉斯河谷的战略风险，但此时的汉庭在武帝罪己之后，战略上已经趋向于保守了。这些年来，这种以长城、烽火，切断匈奴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也可以说，匈奴出现分裂、臣服汉朝的局面，正是这种积极防御政策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远征大宛、漠北那样，去远征一片看似与汉朝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草原（即使那上面是匈奴人），看起来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然而力排众异的陈汤，还是成就了这场伟大战役。那句流传千古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也正是源于此战之后，陈汤向汉庭上呈的报告。

为此战而集结的军队总计为四万多人，除部分汉军之外，大部分为西域属国之兵（共计十五国）。依汉军一贯的战术，这些部队被分为了两路。一路沿张骞当年出使大月氏的线路，经疏勒——捐毒——休循境，由阿赖谷北入费尔干纳盆地。再出大宛，沿天山北麓，穿南饥饿草原——塔什干绿洲，最终翻越卡拉套山，从西南方向攻入塔拉斯河谷。

当我们在地图上沿上述地标画出这路汉军的行军路线时，就会发现这样走绕了一个大圈子。不过从战略角度看，这支部队的作用，其实并不在于主攻郅支单于，而是切断其落败后，南入塔什干及粟特地区的退路。至于正面攻击任务，由陈汤、甘延寿亲领的主力部队，则沿着另一条翻越天山的捷径来完成。

公元前36年，由西域都护府所组织的联军，开始向郅支城方向进发。由于最终的战场，是在康居境内（郅支单于算是客居康居），因此这一战我们也可称之为“康居之战”。

陈汤、甘延寿所率领的东路军穿越天山的路径，我们在解读阿克苏河谷时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别迭里河，经由姑墨、温宿北入乌孙“赤谷城”的别迭里山口。今天，这个古老的山口，仍然在中吉之间的经贸往来中，承担着口岸作用。

翻越别迭里山口，仅仅是此次天山之旅的开始。接下来，联军可以选择西北方向，直插塔拉斯河谷；也可经由伊赛克湖西，穿越博阿姆峡谷进入楚河三角洲，再沿吉尔吉斯山北麓向西，攻击塔拉斯河中游的“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从历史记载来看，陈汤显然选择了最接近直线的方案，也就是直插吉尔吉斯山与塔拉斯山之间的塔“拉斯河上游河谷”。

正当联军一步步向目标挺进时，意外发生了。由于乌孙人在郅支单于连续的攻击下，已经放弃赤谷城——伊赛克湖以西的天山草原。联军此时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康居的控制区（此时的郅支单于算是康居的雇佣军）。就在陈汤和他的部队向塔拉斯河谷进发时，一支深入赤谷城东，劫掠乌孙得手的康居人部队，出现在了汉军的后方。

在匈奴人刚刚成为康居雇佣军时，针对乌孙的攻击都是由郅支单于亲自指挥（康居“借兵”给郅支）。不过现在，康居人已经有信心，独立向乌孙人展开报复行动了。从战果来看，这支由数千骑兵所组成的攻击部队，收获还算不错。乌孙方面损失了上千人及大量的牲畜、财物。而当康居人心满意足的准备原路返回时，联军后部的辎重部队，又给了他们扩大战果的机会。

就陈汤来说，应该没有想到战火会最先从自己的后方燃起。不过这一变故，并没有让这位名将慌乱。他甚至没有直接动用汉军发起反击，而是把立功的机会给了那些属国“胡兵”。

很快，眼中只看到辎重，不知道前方还有大部队的康居人，就被击溃了。除了之前劫掠的四百七十名乌孙部众被联军夺回之外（联军所损失的辎重，自不在话下），被斩杀的康居骑兵亦有此数。

尽管初战告捷，汉军甚至因此从康居人那里获得了额外的补给，但联军此行的目标，却并非康居人。事实上，在这次远征的计划中，以纵横之术，分化匈奴、康居之间的关系，是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

要知道，康居所拥有的总兵力超过十万，能够在天山一线调动的战士数以万计。如果康居人铁心和郅支单于捆绑在一起的话，此次远征的胜算将大打折扣（二者的联合，已经打的乌孙无还手之力了）。

有鉴于此，陈汤并没有为难俘获的康居人（当中有康居显贵），在接下来的行程中。除了严令沿途不得惊扰康居牧民之外，陈汤还特别对接触到的康居贵族（有约请来的，也有俘获的）言明此行的目的，只在郅支单于。汉庭愿与康居结盟，共保天山南北的安宁。

从结果来看，陈汤发起的外交攻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那些与汉军接触过的康居贵族中，甚至有人愿意充当向导，带领联军攻击郅支单于。这当中起了最大的作用的，当然是汉帝国强大的声威，以及联军所显然出来的实力了。不过郅支单于本人，却也为康居人的背离做了推手。

事实上，此时康居内部对于匈奴人的到来、做大，态度也出现了分化。就康居王本人来说，他还是很满意能够借助匈奴人的力量、声威，扭转对乌战争的形势的。虽然有一天郅支单于势必会拥有自己的地盘，但在康居王看来，受损的是他的宿敌乌孙人。在完全击溃乌孙人之前，双方的联盟还是很稳固的。

然而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让双方合作产生芥蒂的根源，是匈奴人在合作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在郅支单于看来，自己并非是寄人篱下的雇佣军，而是被康居王请来的上国单于。也就是说，骄傲的匈奴人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双方合作的主导者（所以他只是“借兵”康居，攻击乌孙）。这也影响到了，郅支单于对于康居人的态度。他甚至直接征发康居百姓，花费了大量人力，用时两年修筑“郅支城”。

说起来，到底以谁为主，很大程度只是一个面子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还是在于有共同的利益，或者说有共同的敌人。就面子来说，康居王本人还是给足了郅支单于的，在匈奴人到来之初，他就将自己的女儿送给了单于为妻，并且没有追究郅支单于那些出格之举。而为了巩固双方的关系，郅支单于的一个女儿，也同样嫁给了康居王。

然而并非所有康居人，都有康居王那样的大局观。最起码那位嫁给郅支单于的康居王女儿，就不认为自己是高攀了匈奴人。这种不经意显露出来的轻视态度，也再一次触怒了郅支单于的坏脾气。盛怒之下的他，将这位新婚的妻子，以及陪嫁而来的数百康居人（包括贵族）尽数杀死。甚至将其中部分人肢解投入了塔拉斯河，以泄心头之恨。

郅支单于的这种做法，让请他入境的康居王陷入了尴尬境地。从大局考虑，他并不希望因此而影响与匈奴人的合作。毕竟在匈奴人的帮助下，康居的确扭转了与乌孙的战局。如果此时撕破脸，逼迫郅支单于与康居为敌的话。即使匈奴人不反过来与乌孙人合作，康居人所面临的形势，也肯定比之前更加险恶了。

虽然康、匈之间的合作，并没有因为上述事件而破裂，但郅支单于心里也很清楚，自己已经引发康居民众的反感了。而对于远征至此的陈汤来说，这些反匈情绪也让他分化康、匈联盟的策略，实施的更为顺畅。

很快，郅支单于就要为自己的冲动，再一次付出代价了。以他之前种种战略之举来看，这位曾经统领漠北的单于，并非是不能做出战略判断的人。每当他判断出，自己没有获胜把握之时，就会选择避其锋芒。

在获知汉朝大兵压境的消息之后，郅支单于最初也的确想的是向西、南方后撤，避免与联军接战。问题是，匈奴人也深知自己在康居人当中，他们已经失去了民意。之前作为帮助康居攻击乌孙的尖刀，还能勉强维持这种合作关系。

而现在，要是作为落跑者深入康居境内的话。很有可能等不到联军动手，自己和那三千匈奴人，就被康居人吃掉，用来向汉庭请功了。

既然已经自绝后路，郅支单于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外交手段来阻止联军的攻击了。事实上，此时的郅支单于自认为也还没和汉庭撕破脸（也没这个实力）。为了赢得时间，之前他还特意向汉庭表示，自己已经陷入绝境，愿意再次送上质子，以示臣服。

当进入塔拉斯河谷的联军，在距离郅支城仅有三十里的地方扎营时，对外交努力还抱有一丝幻想的郅支单于，派出了使者前往军营询问汉军此行的目的。而看到匈奴人明知故问，陈、甘二人也顺水推舟的回应到：“单于上书说现在处境困难，愿意归附汉朝，亲自入汉朝朝见。天子哀怜单于离开匈奴的广阔国土，在康居受到委屈，所以派都护将军来迎接单于的妻子和儿女，恐怕惊动了您的左右，因此军队不敢到城下。”

匈奴人当然不会相信，西域都护府如此兴师动众，跨越天山而来，是为了接自己的妻儿去汉朝享福了。同样的，陈、甘二人心里也不会认为，能够不战而降服郅支单于。在双方互派几次使者，试探对方虚实之后。联军第二天完成了最后的行程，陈兵于郅支城下。

此时郅支城内能够一战的，就是郅支单于所带来的三千匈奴人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争，郅支单于也算倾其所有，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布设数百甲士登城守备，以步兵百人于城门两边列阵（鱼鳞阵）以外，还并在主城（土城）之外，另筑一座木城，布设弓箭手以为呼应。除此之外，匈奴人甚至在汉军扎营之后，率先派出百余骑兵冲击汉军阵营，以试探联军的战力。

上述准备也可以看出，在经历与汉朝的百年战争后此时的匈奴人已经具备很高的战术素养了。这也使得郅支单于的这支几千人部队，能够在康居人的后援、辅助下屡胜乌孙。然而这些比较优势，在汉军面前就荡然无存了。更何况汉军此时还能指挥数以万计的西域之兵。

实际上，郅支单于此时也并非没有后援。在匈奴人据城以自守的同时，康居王也派出了一万多骑兵环绕城外，与城内的匈奴人相响应。这其实也是郅支单于没有在联军压境之前，就弃城而逃的直接原因。

在汉军白天攻城未果的情况下，这些康居骑兵乘着夜色，也对联军阵营发起了数次攻击。匈奴方面也派出了数百骑兵充当主力，试图借机突破联军的包围圈。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并非缺乏战术指挥的游牧骑兵，而是由汉朝所组织的联军。在展开攻城战的同时，亦有足够的人力在挖掘壕沟等工事，以迅速完善对郅支城的包围圈。

严阵以待的联军阵营，也让前来夜袭的康、匈骑兵遭遇了失败，匈奴方面前往冲阵的骑兵，也几乎全部损失（康居人肯定不会那么出力的）。等到天亮，为联军声势所迫的康居人首先退出了战斗。基于之前的既定策略，他们的退出并不会受到联军的阻拦。只是城内那些剩下的匈奴人，就完全没有退路了。

没有有康居骑兵在外围的支援，郅支城内的守军，也再没有机会，组织第二次夜间突围行动了。很快联军便攻入城内，而那位试图建立“西匈奴”的郅支单于也受伤而亡。三千匈奴人，一半被杀，一半为联军所俘（战俘分给了参与战役的西域诸国）。至此，康居之战宣告结束。

总的来说，康居之战在当时，是一场非常冒险的战役。所冒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因为当时汉帝国的国策，已经不支持这样的远征了。更何况郅支单于的势力，看起来还没有对汉朝造成影响。

这场战争之所以让陈汤名垂千古，是因为敏锐感觉到战略风险的他，集结兵力发动远征时，并没有得到汉庭的同意。甚至说他的直属上司西域都护甘延寿，都是在木已成舟后，才不得不和他一起赌上一把。

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至于说这种自作主张是否被汉庭事后所认可，更多只能靠结果来决定了。当然，整个战役前后的过程也证明，陈汤并非是在赌博。一则他没有耗费帝国中央的力量，完全靠西域都护府就完成了这次远征。

“以夷制夷”（征调西域十五国之兵）的做法，让汉朝所承担的风险降到了最低；另一方面，在远征过程中，以政治手段分化康居与匈奴之间的联盟，也大大提升了成功率。并且不至于在击败郅支单于后，让康居成为汉朝的敌人。

外交为主，军事为辅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两汉经营西域的核心思路。换句话说，具备外交思维的将领，才能够真正维护汉朝在西域的利益。后来投笔从戎，携三十六壮士重返西域的班固，也正是秉承这一思路，帮助东汉帝国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基于上述考虑，尤其是对比了当年李广利耗举国之力，远征大宛的惨淡结果（那种情况，还大受封赏）。汉庭最终还是褒奖了陈汤、甘延寿的这次远征。而这次远征在战略上，除了消除匈奴在西域开辟第二战场的隐忧以外，还极大的震慑了身居漠北的匈奴本部。三年之后，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前往长安，提出愿累世称臣，希望汉庭能够同意和亲（公元前33年）。

在此之前，由于草原内乱不休，汉庭虽然在战略上已经和匈奴达成和解，但却并不愿意以和亲之举，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到底支持谁）。现在，呼韩邪单于终于成为了匈奴帝国唯一的单于，并且显示出了自己对漠北的控制力。汉庭再拒绝和亲的话，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只是今时不同往日，一个宫女（王昭君）就把呼韩邪单于给打发了。

现在，汉朝的边境看起来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在此之后，西、北边境也的确在长达44年的时间里，未再燃起烽火（至公元10年）。实际上，如果从公元前62年，虚闾权渠单于最后一次，陈兵十余万于光禄塞外算起，汉朝的边境在匈奴陷入内乱后，所迎来的和平时间长达70余年。

然而从地缘角度看，这一微观历史中的和平年代，并没有足够的地缘支撑。因为抛开那些表层政治之后，我们会发现，此时汉、匈双方的地缘格局，与汉武帝后期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仍然据有整个漠北草原的匈奴，在休养生息之后，依旧会成为汉帝国的隐患。

这其实也不仅仅是汉帝国所面临的困境了，在中央之国二千年的所谓“封建史”中，农业文明的中原王朝，始终没有办法渗透漠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匈奴帝国成为了过去式，草原之上也依然会前扑后继的出现各种力量，继续他们与农耕区的恩怨。相比之下，能够以外长城防线，锁定阴北草原的汉帝国，已经算是做的相当不错的了。

事实上在和亲之后，汉庭就对外长城防线（主要是光禄塞）是否还要维护展开了争论。在匈奴人和支持放弃者（汉朝方面）看来，既然大家已经和解了，就应该尊重各自的地缘特点，以农牧分割线，也就是内长城来确立双方的控制区。这个理由看起来也的确充分，特别是在这样一条草原长城，本身就在中央之国地缘控制力之外的情况下（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然而这样做的话，相当于又让匈奴人恢复了最初的控制区，并且可以直接对农耕区造成威胁。因此在经过庭议后后，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以及居安思危的想法还是占据了上风。

也就是说，汉朝并没有因为暂时到来的和平，而放弃外长城防线。只不过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自然是不能以这样的理由用来回复呼韩邪单于的。为此，汉庭特意派出使者表示，汉朝需要这样一条长城，并不是防范匈奴，而是为了防止国内的不法之徒，出塞祸害匈奴。匈奴人当然不会真的相信这样的理由，不过相不相信都已经不重要了。对于匈奴来说，他们已经没有筹码来要求更多了。

将阴北草原保留在汉朝的直接控制区，并继续让乌桓人游牧于燕北草原（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南下捣乱），的确能够让汉朝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绝对的安全，既然汉朝自知无法渗透漠北，那么让漠北草原保持分裂状态，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只是当下汉匈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汉庭看起来暂时并没有必要，去动摇呼韩邪单于及其继任者的权威。

最终进一步分裂匈奴的想法，是由那位超前的改革者“王莽”来实现的。在取代汉朝，建立“新朝”后的第三年（公元10年），王莽不仅对内尝试了诸多改革措施，也对“前朝”略显保守的外交政策作出的重大改变。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儿子，尽数立为“单于”。

王莽的这一做法并非首创。当年汉武帝正是以“推恩令”来分裂、削弱国内诸藩王势力的。以结果来看，王莽的这一做法，也的确让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做法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新朝”直接插手内政感到不满的匈奴人，再一次南下攻击汉境。也就是说，汉匈之间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就此打破。

由于王莽的介入，中央之国就此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内乱期。虽然名义上，东汉帝国的开创者——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就结束了王莽的统治，以洛阳为都城复建了汉帝国（都城东迁，是为“东汉”）。

但这场内乱却使得匈奴得以有机会，反过来介入中央之国的内政。由于匈奴人的介入，东汉帝国直到公元40年，才收复阴山一线的五个边郡（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而在此之前，这一地区是由一个假称汉武帝曾孙的诸侯“卢芳”所割据的。

在地缘的技术条件没有大变化的情况下，历史看起来就是一次次轮回。在西汉帝国建立之初，似曾相识的情况也同样在此发生。那时试图依附匈奴图谋自立的，就是那位也叫“韩信”的“韩王信”了。不过地缘关系类似，但结局却是不同。刘邦在击败韩王信之后，旋即在大同盆地陷入了“白登之围”。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让汉帝国又花了一甲子的时间，才有机会开始着手解决北方边患。

相比之下，刘秀和他的子孙，面临的局面就要好的多了。西汉帝国对匈奴的连续打击，不仅留下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人心思汉，包括匈奴也是打着恢复汉室的名义南下）让他得以有机会重组汉帝国，更让匈奴帝国就此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汉帝国重新控制长城防线之后不久，在天灾人祸的助力下（遭受天灾的同时，还遭受乌桓等国的攻击），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内乱。而这一次内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呼韩邪单于的一个孙子（时为日逐王）率部南下，希望仿效他的祖父，依靠汉帝国的力量重返漠北。为了显示自己与归附汉朝的决心，这位单于甚至直接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

既然有前例可循，汉庭自然不会反对这位小“呼韩邪单于”留在阴北草原休养生息了。不过这一次，漠北匈奴的控制者，却并没有如郅支单于那样，“战略性”的西迁。有鉴于此，匈奴帝国开始进入了南、北分立时代。而与归附自己的南匈奴联合，进攻身在漠北的北匈奴，也成为了东汉帝国的首要任务。

有了南匈奴的加盟，只据有漠北草原（最重要的是，没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了）的北匈奴，基本上没有翻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北匈奴所面临的新挑战（汉朝之外），并不仅仅是来自漠南草原的兄弟部落。

当年被匈奴所攻灭的东胡系游牧民族，也开始了战略反攻。除了一般盘据于燕北草原的乌桓人以外，一直在大兴安岭北部蛰伏的鲜卑人，也开始进入匈奴左翼，试图从崩溃的匈奴帝国身上分一杯羹。

在多重打击之下，北匈奴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仅仅是在公元83年至85年，先后就有七十三批匈奴人，从漠北南下附汉。公元91年，在苦撑43年之后，北匈奴终于重复当年郅至单于的选择，向西跨越阿尔泰山，开始尝试建立“西匈奴”了。

如果这又是匈奴内部的一次轮回的话，接下来南匈奴应该回到漠北，重建匈奴帝国了。然而这一次，情况又略有不同。因为抢先一步填补空间的，是从肯特山之东发起攻击的鲜卑人（留在漠北的匈奴人，都融入鲜卑部了）。也就是说，在北匈奴迁入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后，整个蒙古草原的地缘格局，变成了南匈奴与鲜卑，南北分立的格局。

从东汉帝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局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让草原由两个不同部族控制，更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则。有了鲜卑人在漠北，南匈奴也就只剩下依附汉帝国这条路了。为了进一步控制这些匈奴人，他们后来甚至被允许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对于汉帝国来说，有了南匈奴取代长城护卫北方边境，固然是一件省力的事，但这也对中央之国内部，造成了巨大的地缘风险。至于风险是什么，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现下，我们更关心的是退入准噶尔盆地的“北匈奴”，又去往何方。从地缘结构上看，如果他们真想重建匈奴帝国的话，就必须南下吃掉乌孙、控制西域，就象郅支单于当年所尝试的那样。然而由于汉帝国的存在，这一尝试依旧未能获得成功。

公元119年、124年、126年、137年、151年，汉匈双方围绕着巴里坤山南北，在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前后进行了五次战役。最终，即无法吞并乌孙，又无力渗透西域的匈奴人，选择再一次西迁。

以地缘结构来看，匈奴人再一次西迁的方向，只能是康居人的领地的。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这两支有共同敌人（乌孙）的游牧民族，是否又一次把联盟的基地，设立在了乌孙之南。由于在后来的历史中，中央之国内部开始陷入内乱，并最终因为游牧民族的渗入，陷入了长达四百余年的内乱状态。因此天山南北，再次发生些什么，已经不是中原史家所能够关注到的了。

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不管你叫这支西迁的匈奴人叫“北匈奴”还是“西匈奴”，他们从此之后与中央之国再无交集。公元五世纪中叶，一直明显来自亚洲草原的黄种游牧部落，在征服南俄草原之后，开始攻击分裂之后的东、西罗马帝国。。

在对照中央之国的历史之后，这股被西方人称为“匈人”的亚洲游牧势力，与西迁之后的匈奴人对上了号。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北匈奴在脱离与汉帝国的接触之后，花了三百年的时间向西渗透。以地缘逻辑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康居人在哈萨克丘陵一带的领地，以及阿兰人所占据的南俄草原，都曾经被匈奴人所统治过。

不管最终攻击东、西罗马帝国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人的直系后裔，都意味着公元五世纪中叶，在东亚大陆处于因游牧入侵，所引发的大分裂时代时（南北朝），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也被迫开始接受来自亚洲草原力量的影响了。

在此之前， “世界岛”的另一端，以罗马帝国为最终表现形式的欧洲文明，也已经依托地中海文明圈，独立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体系。

鉴于现代文明体系，是由欧洲人所开创的，所以长期以来地中海文明圈，被理所当然的被视为人类文明正源（华夏文明及其它文明，就被视为旁支了）。所谓“世界史”也被看作欧洲史，及欧洲史的延伸。当然，作为华夏文明继承者的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大历史的角度反驳这一观点，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中央之国对现代文明体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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