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省思 | 范家伟、陈昊：从医学社会史的视角看瘟疫·下篇

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本次疫情的严重程度，使得大家的关怀和追问远远超过了医学领域，而努力在医学、社会与历史的交叉与缠绕中，把握人类与疫病的互动规律。在这方面，国内外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如果说“瘟疫本身并不会独立产生意义，其对历史推动作用发挥，无疑有赖人类的理性和反省批评精神”，那么医疗社会史无疑在这种反省和批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组以“从医疗社会史的视角看瘟疫”为主题的笔谈，来自三位历史学者，余新忠、范家伟与陈昊。他们或者对传统中国疫病和防疫观念加以再认识，检讨遗产和教训；或者回顾学术史的源流，梳理疫病研究里带有丰富跨学科维度的前沿问题；或者另辟蹊径，透过“有害动物”的谱系，窥见人与环境和自然的关系变迁，都带给我们新鲜的视角与启迪。感谢三位学者赐稿，他们的单位分别为：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范家伟，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陈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本次推送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瘟疫的历史意义与疫病史的现实价值》，下篇为《疫情省思与医疗社会史研究》和《作为反派的动物？——重思疾疫和动物的历史》。特此推出，以飨读者。

疫情省思与医疗社会史研究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范家伟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下，各方专家正努力寻求解救之道。历史学者回顾历史上疫情研究，或会提供一些省思。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麦克尼尔在1976年出版名著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与人》)从疾病角度探讨世界历史演变。往后，关注疾病对人类历史影响的著作，陆续译成中文，成为畅销科普读物，多不胜数。疾病(尤其传染病)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和影响，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学术成果，为中国史研究开创新课题和方法，诸如梁其姿、曹树基、胡成、林富士、余新忠、李玉尚、范燕秋、Carol Benedict等学者研究。

在未有治疗药物出现前，防止自己受到感染，是至为重要的。有关防疫史研究，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是开风气之作，此书出版于1953年，仔细地论述中国古代防疫方法及其思想。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是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古代防疫的历史经验而写的，是最重要的防疫史著作。此书不仅按年代分述瘟疫流行情况、防疫医学思想和举措。此书其中一个重点是分析中共建国以来防疫工作及其成就，并对非典疫情防控的回顾。

《瘟疫与人》中译书影，中信出版集团，2018

中国历史上重要传染病，诸如天花、麻风、鼠疫，都是学者关注课题，有很多突出研究成果(参见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疾病的历史》，台北：联经，2011，页7-21)。建国以后传染病及其防治史，是尚未开拓的领域，还有许多课题和史料等待发掘。建国以后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是一场持续既久，规模极大的防疫运动，研究成果最多。(英文研究成果可参Gross Miriam,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参考书目所列；中文分别则有王小军、施亚利、万振凡专书)。此外，1966年至1967年，全国红卫兵进行大串连，引起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传播之快，流行之广，与新型肺炎不遑多让。当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停止乘搭交通工具、徒步进行串连。全国各地采取许多预防措施，当时全国物资缺乏，谈不上医疗系统支持抗疫，各地群众自制口罩，并限制人口流动。这次全国流脑爆发，损失人命众多，相关研究却很少(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页620-624)。相关传染病及其防治档案、文件分散各地方档案馆，学界仍未充分利用和研究。

今天在疫情肆虐下，能够对抗疫情，只能依靠科学和医学。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防疫史上的反传染思想。《晋书•庾衮传》、《隋书•辛公义传》为褒扬孝悌、忠义等思想而认为疫疠不能传染。南宋程迥《医经本正书》、朱熹〈漫记疫疾〉都是当中表表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页91-100)。这种反传染思想在历史上带来多大影响？理学家、医者面对这种思想又如何反应？值得反思。

此外，宗教在这个时候，往往也发挥作用。先抛开迷信心理，人在无助时候，希望寻找到精神的慰藉。正如张仲景所形容“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伤寒杂病论˙序〉)。东汉末年，疾疫流行，宗教兴起与疾疫流行关系，已有学者深入剖析(林富士，〈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载《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2008，页29-86)。然而，其他朝代疾疫爆发与宗教行为，除了救济之外，宗教思想会否有新的发展？新的教派会否由此出现？这些方面较才受到学者注视。

《送瘟神》书影（Gross Miriam,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Chairman Mao’s Campaign to Deworm China,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过去医学史研究，重视医学成就和突破，医学史就像是名医的历史。从病者角度出发的著作，仍然所占不多。人人都会生病，每个人一生之中不知成为病者多少次。医者与病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紧扣在一起。没有病者，医者失去提供服务的对象；没有医者，病者得不到治疗。在医学发展史中，医者与病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医者从事医学探究，最终目的都是使病者回复健康，挽救性命。若果没有病者，所有医疗技术、理论、临床经验，无从应用，失去可资凭借的对象。Roy Porter提倡从病者的角度撰写医学历史(a patient-oriented history)的取向(Roy Porter, “The Patient’s View: 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 Theory and Society, 14 (1985), 175-198)。病者身体感受，所能接收信息，以及与同时代文化、宗教、思想、社会、生活环境等等关系，都是很难在医书中寻找得到的。许多时能够看到的医案，都是医者的角度。病者的患病心态和恐惧、治疗行为、求医方式，以至患病时日常生活，很少在医书中提及。但是，病者与医者互相依存，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满的。当然，从病者角度讨论医疗社会史，也面对资料缺乏的问题。若果这方面能开拓一些新史料或新课题出来，相信能够丰富医疗社会史的内容。

1918 流感疫情中的美国

最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随着《燕行录》等史料出版，出现许多崭新的课题和研究视野，也是一时显学，除了政治、文化、经济等外，疾病和传染病史能否也可以成为当中课题？韩使带来药物清心丸，据说有治疗疫病的功效(李春梅，〈《燕行录全集》中的医学史料研究〉，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陈明，〈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册，2013，页77-102。吴政纬，〈论朝鲜清心丸的流行与清代辽东社会〉，《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62期，2019，页49-96)，然而《燕行录》之中有没有传染病史资料可供研究，有待学者开拓和进一步发掘。

作为反派的动物？

——重思疾疫和动物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陈昊

进入21世纪，全世界遭遇了多次疾疫的流行，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禽流感、塞卡、埃博拉、拉沙热、尼帕，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在这些疾疫的流行中，公众遭遇并记住了多种类型的病毒，同时也记住了各种作为病毒宿主和媒介的动物们，果子狸、骆驼、鸟类、食蟹猴、蝙蝠等等。圣安德鲁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和现代疾病史的研究者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Christos Lynteris）将这些动物称为疾疫流行叙述中的反派（epidemic villains）。（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Christos Lynteris ed., Framing Animals as Epidemic Villains: Histories Of Non-Human Disease Vectors,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1）当然，这样的故事并不是21世纪才开始发生，之前阿拉善黄鼠、跳蚤和鼠疫，蚊子与黄热病、疟疾，狗与狂犬病，钉螺与血吸虫病等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

而与这些故事相关，一个关于动物的知识范畴在不断变化，这就是有害的动物（vermin）。当然，有害动物的范畴不仅指向作为疾病携带者和传播者的动物，它更多指向动物与人类的食物争夺。根据玛丽·费塞尔(Mary Fissell)的研究，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有害的动物的主要特征是，它们会盗取人所需要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人们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培育或饲养出来的，在人们即将可以消费他们的劳动成果之前，狡猾的动物盗走了食物而大快朵颐。玛丽·费塞尔说，当时翠鸟、鹭、鹗和水獭都被视为有害的动物，这对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Mary Fissell, “Imagining Vermi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47, 1999, pp. 1–2）。而也正因为这些动物在与人争夺食物，因此杀死它们是可以被接受的。而在这一观念背后，是几个世纪以来农业制度的变化，包括庄园制度转变为封闭的私人耕作制度；牲畜和农作物的选择性育种；以及四种轮作制的引入（Jessica Secmezsoy-Urquhart, “The Troublesome Enemy: Vermin Agency in Pre-Modern Europe 1000-1800”, Sloth: A Journal of Emerging Voice in Human-Animal Studies, 3-2, 2017）。

1958年吉林通化除四害战果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个时代有害动物的观念与疾病无关，只是这种关系与现代观念颇有差异。如果我们以鼠疫为例回观疾疫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叙述。按照露辛达·科尔（Lucinda Cole）的看法，当时虽然有时候会提到动物是疾病的媒介，但却很少认为老鼠是传播瘟疫的动物。但是，老鼠和其他小动物在连接却在一种超自然的语境下将环境和疾病关联起来，一方面，它们被认为是腐败的生物，另一方面，蟾蜍、蝾螈和老鼠这样的生物被认为与巫术、恶魔有密切关系，在瘴气（miasma）的理论中，啮齿类动物也扮演了角色，它们需要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疾病负责（Lucinda Cole, Imperfect Creatures: Vermin,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ces of Life, 1550-17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6, pp. 24-48）。这种观念随着西方殖民的进程，也将有害动物与东方联系起来。一位生活在17-18世纪的旅行作家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1653– 1731)曾对印度的蜘蛛惊诧不已，他评论说，印度季风季节有害动物的大量繁衍，导致了空气的恶性腐败，而这对前来印度的欧洲人产生了可怕的影响（John Ovington, A Voyage to Surat in the Year 1689, edited by H.G. Rawlin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145）。在这里，动物被塑造为有害的过程，与它们生活的地域环境被塑造为危险的东方的过程密切关联，成为殖民性知识想象的对象。

老鼠和鼠疫传播之间关联的最终建立是在1894年，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在被感染的寄主的血液中观察到到了鼠疫杆菌（asteurella pestis，又称耶尔森菌氏Yersinia, pestis)，并且分离出了跳蚤作为中间寄主的角色：当原有的寄主死于鼠疫后，吸了血的跳蚤找到另一个寄主，将疾病传播给它。这并非是一个个例，在19世纪后期细菌学的叙述中，动物并非被视为疾病的源头，但是动物在疾病的传播的存在论和动力学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重大的概念性的转换（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p. 4）。与之相关，它也引导了一种治疗和防疫策略的变化，即，当无法有效的治疗或者对抗细菌时，我们可以杀死是作为寄主的动物以及改造相关的环境。这也改变了理解有害动物的基本知识基础，虽然它们依然可以被杀死，同时，它也将有害动物生活的环境转化为可以被改造的对象。

黑死病蔓延时期的医生形象——Paul Fürst，来自罗马的长喙医生

而在最近这样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变化，在2014年至2016年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中，公共卫生的关注点开始转向野味（bushmeat）的获取、屠宰和消费（J. Fairhead, “Understanding Social Resistance to the Ebola Response in the Forest Region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9-3, 2016, pp. 7–31）。在这样一种知识论的转向中，表面上看，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不再被视为疾疫传播的罪魁祸首。克里斯托斯•林泰里斯却也担心可能会将热带丛林描述为一个原始而神秘的自然领域，一旦受到人类的侵扰就会释放大量致命的病毒（Christos Lynteris, “Introduction: Infectious Animals and Epidemic Blame”, p. 10）。这样的想象也有可能导致公众对于野生动物及其生活的生态环境的误解、恐惧乃至污名化，而进一步将人与动物所生物的环境割裂开，进而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经济和政治下的极端生态错置，即，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生物被剥离出它的生态环境而在全球的贸易/非法贸易链条下成为大规模人群聚集区的消费品。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曾在他对霍乱史的研究中，称历史中的霍乱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取样装置”，让我们可以研究构成经济生产力的各种有机关联的社会因素（Charles Rosenberg, Cholera, Fever 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18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在这里，疾疫的历史及其其中的病原体、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会构成一种取样和反思的路径。让我们重思人类对于动物的认知是如何历史性建构起来的，从而帮我们理解当下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意义（Erica Fudge, Brutal Reasoning: Animals,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88）。

栏目推荐

责任编辑：王东宇、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