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省思 | 吕博：张仲景经历的“大疫”——《伤寒杂病论》中的伤痛记忆
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近期，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面临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今日我们推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吕博的学术随笔，“张仲景经历的'大疫'”：《伤寒杂病论》中的伤痛记忆”。“瘟疫”始终是投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道阴影，命丧于斯的惨痛教训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其中有四人命丧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大疫。建安大疫，“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在“唯才是举”的建安时代，在笼罩病疫、灾难的东汉末年，张仲景选择博采众方，撰写医书。那么，在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当下，我们又该作何选择？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战胜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无数未知病毒，但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伤痛记忆中汲取教训，保持温情、同情以及恻隐之心。
吕博老师为文研院第二期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礼仪实践与政治变迁、文书行政、吐鲁番文书。该文首发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张仲景经历的“大疫”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痛记忆
文 | 吕博
最近我在东京，一切安好。可是三年前我注册了武汉户口，正式成为武汉人，看着眼下湖北、武汉发生的种种，真是比别人更忧心忡忡。我本来计划近期回家，回家之前打算起草最后一篇论文——也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正在写，本预期写完就回，没想到回家的路就这么封了。于是每日从微信看到各种新闻帖子……心情差到极点。飞速建成的火神山医院，火速支援的解放军部队与武汉城中祈求的眼神一起进行着，心提到了嗓子眼。我的受挫能力差，索性把微信关了，只在微博这个相对陌生的世界发发声。每天看着城中各种苍白的求助，除了在微博上转发，真是爱莫能助。一切都是那么无力。昨天随便在图书馆找了一部小说看，名字叫《南瓜花》，结果发现也是关于以色列士兵回家的故事，真是难受。现在所有在外漂泊的武汉人，特别有一种有家不能回的共情。谁想飘着？
网络目前是我了解武汉、窥探外界的唯一途径。最近黑格尔的名言响彻中国的网络：“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人人这么感叹，是因为不少中年人都记得2003年那场影响全国的非典战役。彼时我上高中，日常走廊里刺鼻的消毒水和每日上报的体温记录，怎么会记不得呢？可是绝对没想到没过二十年又几乎重演一次。作为历史学工作者，看到网络上的流行语，尤其感到刺眼和沉重，这不亚于说“历史没有用”的打击。
这几日特别多的感叹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此时，我站不到病床前，建不了雷神山医院，造不了防护服，分离不了病毒株。寄回武汉的援助口罩能不能到达？都是不敢想的问题。连想说的话都遮遮掩掩，时刻在担心着什么。我和无数人一样焦虑不安。我应该做点什么呢？学校号召我们要对研究生进行“云指导”。我突然想起我读博士时，老师给我们博士生布置的三篇文献《伤寒杂病论序》《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所以把这几篇文献布置给几位一起读书的学生。本来期待他们谈点什么，结果没有等来“云回复”。于是翻出数年前的读书笔记，自己随便写写吧。
一
《伤寒杂病论》与建安初年的伤寒疫情
《伤寒杂病论》太长，这里把《伤寒杂病论序》贴出来，来看看中医名著的成书动机：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足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势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歧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须臾，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闕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序
张仲景医圣祠（河南省南阳市）
这篇序言透露的信息很多。东汉尚名教，是儒家经学精神塑造的时代，医学在学术分类中属于方术，自然没有多少人投入精力研究。东汉末年，定于一尊的儒学开始瓦解，不能再维系人心。不少士人都对“惟名利是务”的社会风气表示了厌恶，张机仲景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士人回归先秦诸子的学说，企图推翻虚伪的汉代经学。有的崇尚法术，比如曹操；有的善于纵横，比如刘陶；有的追寻兵家，比如诸葛亮。而张机仲景选择倾心“方术”，崇拜医者。这么做，一是基于他对于社会上“趋势之士”，“驰竞浮华”十分唾弃和厌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汉末年屡起的瘟疫，亲故生死异路，让他感到异常悲痛。这在序言里有所说明。南阳张氏是历史名门，在张机的记述里，他的宗族强盛，有200多人，但是从有建安（196）纪年以来，不到十年间，有三分之二的同宗竟然溘然长逝。他们是因为什么疾病去世的呢？张机的回答很肯定，“伤寒十居其七”。十年里张机看到张氏亲族人烟凋零，内心十分感伤。伤逝的同时，他也在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他最终的决定是搜集古方，写一部医书：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論》、《胎臚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中医名著《伤寒杂病论》就诞生在这种伤痛刺激中。亲故死亡三分之二，只是张机一族的情况，张氏是南阳大族，乡里根基深厚，同宗间相互救助肯定存在，张氏宗亲除不幸罹患伤寒这种传染病外，不致贫困饥馁。普通民众在这次灾难经历过什么？体验过什么样的痛苦？我们只能从文豪们诗歌中偶尔的同情之语中管窥一二。
二
建安七子与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建安并不平安。这场被张仲景命名为“伤寒”的瘟疫时断时续，影响颇久。挺过伤寒大概全靠人的免疫力，一直到建安二十年前后，依旧能看到疾疫的影响，可在正史的记录中只有一句话“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除了“大疫”两个字，我们很难获得别的什么内容。其实这就是古代有关疾疫记录的一个缩影，你很难在里面找到疫情背后的民众，也很难看到政府能有什么实际的救济措施。曹植写了一篇《说疫气》，共103字，让后世的人们对这场瘟疫，能稍有了解：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在当时的医学知识背景下，稍有文化的人对疫疠的认识都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这好比很多人看到冠状病毒肆虐武汉三镇，突然想起这个冬天有点太暖，总是觉得天气有点奇怪。可是环球同此凉热，冠状病毒为何就青睐一个海鲜市场？有的人“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在曹植讲述的语境里，这些人就“低端”了。宗教界的神职人员也一般持有这样的看法，东晋葛洪《神仙传》说“先是蜀中魔鬼数万，白昼为市，擅行疾疫，生民久罹其害”。张道陵入蜀后厉斥鬼众，流放群魔，“于是幽冥异域，人鬼殊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导致“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与他父亲曹操所描述的“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仔细琢磨一下这个画面，真是凄惨至极，战乱加大疫，“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有的民众实在没有办法，就“悬符厌之”。曹植说他们是“愚民”，深觉可笑。在疾疫面前能提供“符”的人大概也就是像张角这样的民间“巫觋”。张角“符水咒说，以疗疾病”，《张鲁传》裴注引《典略》说：“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人类历史上总有太多惊人相似的一幕。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曾谈到14世纪基督教全球发展与黑死病流传的关系，在疾病的恐慌中被嫌弃的人群，基督教给他们提供了精神归宿。在东汉末年，道教大概也有类似的庇护和安慰功能。也不知道曹植嘲笑的背后究竟担心什么？他们曹家人对十余年前张角率领的“黄巾军”并不陌生。他爸爸也是因为收编“服符水”的青州黄巾，进而天下无敌。事实上，他的父亲曹操何尝不是“不问苍生事鬼神”？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本来没有“阶级”，可是在曹操儿子曹植的眼里，罹患疾病的都是“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他的意思很直白，就是穷人易得病。而“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似有神助，鲜有遭难，这是典型的疫情血统论。他没有把疾疠流行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瓮牖绳枢”之子，已算是笔下留情。其实仔细想想“钟鸣鼎食之家”和“瓮牖绳枢之子”谁更爱弯弓射大雕，铜鼎煮野味？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难道不是证明吗？
石牌：“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河南省安阳市曹操墓出土）
曹植还写过一首诗歌叫《名都篇》，充分证明“重貂累蓐之门”放鹰逐马，餐食野味的情形：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
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事实告诉我们，钟鸣鼎食之家，也并不能幸免。在曹植哥哥曹丕的记录中，他们“曹家人”的贵族朋友圈建安七子，有四个“文艺青年”都死于建安年间的瘟疫。与曹植这篇充满偏见的文字相比，人们更喜欢他哥哥曹丕的文章，除文辞典雅外，里面至少能读到“同情心”。曹丕有两篇文章，一篇叫《典论·论文》，一篇叫《与吴质书》，因记录“建安七子”的文学才华，广为人知。在《典论·论文》中，曹丕称赞七个文学青年才华绝伦：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在《典论·论文》的最后，曹丕提到了建安七子的死亡，“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进一步说到建安七子的死亡是因为“昔年疾疫”，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前后的大疫。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其实，徐、陈、应、刘诸位并不知道，他们在大疫面前绝不应该“行则连舆，止则接席”的亲密接触，也不应该“丝竹并奏，酒酣耳热”的觥筹交错。不知道“仰而赋诗”，直喷的飞沫对他们的共同感染有多大影响。说不定自视血统高贵的他们中间就有一个超级传播者——“毒玛丽”。曹丕参加“文学沙龙”，肯定会接触细菌、病毒，最终没有发作，证明他显然是基因筛选的幸运者。在四个朋友去世的这一年，性格乖戾的曹植就逐渐失宠，后来哥哥曹丕正式成为魏武王世子。这么说，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正式称帝，也有微生物放过的偶然因素。
总之，在曹丕“痛不可言”的记录里，“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年内，四人体染疾疫，一时俱逝，邺下贵族文学沙龙因是落寞。医圣张仲景的“伤痛记忆”也告诉我们在建安前十年内，他的亲故感染伤寒，家族日渐衰败的历史。但这些伤痛的信息都十分零碎。推一知十，我们可以想象普通民众在建安这二十余年间经历过什么。他们除了不停地掩埋故人的尸骨，祈求神灵，在恐慌中默默地继续生产生活下去，好像也并没有其他好的办法。贵族们当然也没有。曹操颇有感慨，写了些如“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不满百，威或少欢娱”这样的诗句。作为曹操这样手持格虎大戟短矛，杀害野生动物的“老英雄”，估计也不是无病呻吟，空发感怀。尽管他有时候连杀人也不眨眼，可疾疫时临，生离死别，也多少会有些对于生命易逝的感悟。他的长歌短歌大概都是在死亡阴影下写就的名篇。细细想来，建安年间真正寻求治疗办法的也就是医疗工作者张仲景，因此，不管他的药方是否有效，昔日去南阳张仲景祠瞻仰，总是对他敬意无限。
被无数人喜欢的“三国”，从开端起，就一直笼罩在疾病、死亡的阴影下。同呼吸共命运。大疫北方流行，南方也不会避免。普通的小民在大灾大疫面前依然要继续生产生活，承担十分沉重的徭役赋税。在军阀们的驱使下还要耕作、打仗。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
最后，百姓们只可能变成一串数字，在户口统计中，隐约能让我们觉察到他们所遭受的集体苦难。
三
建安疾疫与北方人口锐减
建安过后占据大河南北广大地区的曹魏政权，辖境内的着籍户口非常寡少。《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条》有如下记载：
（魏氏）有户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按照《通典》所载曹魏时期户口数，比照续汉书郡国志载东汉相当区域户口数，可知人口的减耗十分惊人，着籍人口从3000多万锐减至400多万。前辈学者十分强调人口逃亡、大户包荫对于三国人口统计数字有重要的影响，当然，还有战争影响的因素。前辈卓见，我们自然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可是基于张仲景家族、建安七子的死亡比例，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疾疫对于人口的损耗。
为了理解疾病对于户口的损耗，这里再举我们不少人熟知的两个例子。据一种统计，14世纪黑死病造成的欧洲人口死亡达7500万，超过了一战二战死亡人口的总和。1918年的欧洲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约5000万至一亿，当时全球的总人口才大约18亿。微生物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远远大于“钢铁”与“枪炮”。说起来能幸存的人们，真是自然“放过”的结果。《瘟疫与人》的作者麦克尼尔便强调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筛选，叙说人类不可豁免遭遇病毒的历史。的确，人本是“动物”的一种，任何动物都不能避免抵抗微生物的侵袭，无论愿意与否都必须接受大自然中优胜劣汰的法则。为了安慰阅读者恐惧的心灵，麦克尼尔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瘟疫让你变得更强大。”这固然也没错，但太冰冷。麦克尼尔以客观的口吻，几乎不讲述人们在瘟疫之下的相互扶持，主观能动。其实那些没被微生物杀死的人们，何尝不是依靠人与人的温情、同情以及恻隐之心携手渡过魔鬼笼罩的黑暗。
瘟疫结束之后，我们不应该只是留下一串冷冰冰的数字，包括感染、死亡和幸存。前些天一块和同学们讨论读书问题，我说：“别总看微信，你们最好每天至少写两百字，记录当下。也算是学习历史的职业使命吧。”特别强调的原因是，在我的阅读记忆里，在唐以前的历史里真的很难找到灾疫下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北野武说：“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二万人’，而是’死了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次。两万次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痛彻心扉，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确实，悲伤的情感，任何人的代笔、转述都很苍白无力，但现实是我们连转述都看到的很少。无论如何，在当今时代，这些个体的悲苦需要有人来记忆。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网友转发的两条新闻，不禁动容：
昨天有两条新闻：
一条是，河南有个村子捐了十万斤大葱。
另一条是，云南有个寨子捐了22吨香蕉。
前者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且因为联系不到刨葱机械，300多个村民到地里用手硬拔了三天。
后者里有一半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摘完香蕉之后还用摩托车队运下山。运送的司机们也是志愿者。接力运送到湖北。其中有一个开1800公里的司机，说他挺身而出的原因是父亲曾在武汉服役。
这大概就是我说的温情、同情以及恻隐之心，一切那么朴素无言，一切却那么打动人心。网友说：“这两个数字夹在几亿几十亿的捐赠里，并不显眼。但可能是他们能掏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也是他们能掏出来的全部了。记得这些人。不要辜负他们。”类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发生在医生、司机、外卖小哥、普通志愿者等等的身上。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今天没有理由不记录、称赞他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不是伟人的才智，而是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应当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
黑格尔的名言充满了宿命论的悲观，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要多写些个人记录，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的孩子讲述历史上经历过的以及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那些艰难。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希望他们记住祖辈、父辈的教训，不要再经历类似的困苦。有句俄罗斯谚语说“谁记得太多，谁就感到沉重”，可是如果连记得多都谈不上，又怎么谈沉重？
2020年2月8日
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布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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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锐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