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埃里克·方纳《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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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文研院微信公众号为此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本期推介，我们选择了文研院第二期特邀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教授的新作《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
埃里克·方纳 著 王希 编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目 录
译者序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王希）
奴隶制、反奴运动与美国政治
逃奴、“地下铁路”与美国内战的来临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
重建及其对美国历史的长期影响
谁是美国人？
关于美国自由的故事的新思考
附录一 回顾我的学术人生
附录二 “亚洲最好的美国史研究藏书”
——方纳教授赠书实录
参考和深度阅读书目
出版后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以埃里克·方纳教授访问北京大学期间所做系列讲座为基础，内容涵盖早期美国政治中的奴隶制、黑白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反抗、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重建时代的政治潮流，以及美国人围绕自我认同进行的长期辩论等重要问题，勾勒出一部波澜壮阔的19世纪美国的历史，堪为其60年学术生涯丰硕成果的浓缩。附录所收方纳教授对自身学术生涯的回顾，以及他为北大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的有趣故事均为首次发布，不仅体现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大师的技艺与风范，更表现出其作为一名具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的治学操守与追求。
作者介绍
埃里克·方纳教授
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曾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199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0）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2006）。方纳在美国内战与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奴隶制研究、美国政治文化史、林肯研究等领域中勤奋耕耘半个世纪，出版了近30部著作，其中多部专著以史料扎实、观点独到、思想深刻、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包括：《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1970）、《汤姆·潘恩与美国革命》（1976）、《除了自由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1983）、《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1988，获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等6项学术奖）、《美国自由的故事》（1998）、《谁拥有历史：在变化的世界中重新思考过去》（2002）、《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两卷本，2004）、《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2010，获7项学术奖，包括普利策[史学]奖、班克罗夫特史学奖[第二次]、林肯奖等）和《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2015）。
方纳：一个伟大学术时代的写照
王希
对本书的许多读者来说，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不需要太多的介绍。他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在美国史领域耕耘近60年，著述甚丰，在学界内外影响深远，获奖无数，其中包括普利策历史著作奖和两次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著作奖。
2017年3月，方纳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前来北大做美国史系列讲座，分别讨论了早期美国政治中的奴隶制问题、黑白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反抗、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以及重建时代的宪政革命，本书前四篇文章便是这次系列讲座的中文译本。随后收录了方纳所著主题与北大讲座密切相关的另外两篇文章：第一篇勾画了美国人围绕“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在历史上进行的长期辩论；第二篇审视了美国“自由”的概念在21世纪初的演变。附录部分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方纳教授20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为他举行的学术成就研讨会上的致辞，其中提到不少鲜为人知的成长故事，为首次发布，十分珍贵；另一篇记录了方纳教授两次向北大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的过程，展示他为北大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作出的另外一种贡献。与方纳教授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创作的辉煌学术成果相比，本书略显单薄，但浓缩了方纳学术的精华。大家小书——使用简洁的文字，讲述复杂的历史，揭示深刻的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19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正是如此。
方纳教授在北大做系列讲座
一 “方纳热”
方纳第一次来华是在2000年，以美国历史学会在任主席的身份应邀到国内五所大学讲学，但那次访问主要在世界史和美国史学者中引起较多的关注。2002年《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文版出版后，国内许多读者开始了解方纳。他的通史著作《给我自由》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之后，读者激增。十七年后再度来华时，方纳发现自己在中国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北大的讲座场场爆满，许多听众只能席地而坐，更有学生忠实地将每次讲座译成中文通过网络与人分享。北大和清华的前沿学者张帆、汪晖、钱乘旦和王立新等教授分别主持了他在北大的讲座。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北大历史学系为他的来访联合举行了研讨会，数十位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学者聚会北大，分享研究成果，并与方纳对话。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不仅为方纳提供了优质的办公环境，还精心安排了他与北大学生的座谈会。讲学期间，方纳还应邀到其他六所高校（东北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党校）做讲座，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他的两部近著的中译本。一时间，从南到北，出现了一股“方纳热”，有人甚至将之与一个世纪前美国哲学家杜威（也曾是哥大教授）访问中国时引起的轰动相比。
美国史学界也有自己的“方纳热”，始于1970年。当年，27岁的方纳发表第一部专著，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讨论美国内战的起因，挑战传统的史学解释，一鸣惊人，引发了第一波“方纳热”。此后，每隔几年他便有一部重要专著问世，而每部专著都给史学界带来一次“方纳热”。2016年年初，为办理邀请手续，北大请方纳寄一份学术履历。57页的履历如期寄到，用极简文字写成。我大致数了一下，从196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起到2015年截止，在50年里，方纳一共出版26种学术专著和编著，发表专业论文209篇，还撰写了上百篇书评和时事评论，并应邀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做学术讲座和媒体访谈473次。履历没有列举他最引以为豪的一项成就——他一共培养和指导了75名美国史博士，其中多人已是美国和世界各地高校的知名教授。桃李满天下，对方纳来说，是一份实至名归的荣誉。更高的荣誉则是来自同行的一致认可：方纳曾于1993年、2000年和2005年分别在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美国历史学会（AHA）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SAH）的会员直选中当选主席。对任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来说，能在这三大专业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当选主席都是一种终身荣誉，而能在这三个组织中都当选主席的，唯有方纳一人，充分说明学界对他学术成就的高度认可。
2000年方纳（右）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从前任主席罗伯特·达恩顿（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站立者）手中接过象征学会权力的会议木槌。
2001年我在《美国自由的故事》的译跋中写道：方纳的成就与才华“时常被历史学界视为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故事”，但事实上“方纳的学术生涯并非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今天重温这段文字，我依然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有机会重写，我会补充一句话：方纳的成就与成功还得益于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是方纳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民权运动在此时进入高潮，“新社会史”方兴未艾，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具有一种激进、开放的民主视野，提倡批判精神，致力于推动社会正义，鼓励新一代历史学家以诚实的态度和由下而上、多元互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国的过去，为一个追求更为平等、更具有包容性的美国建构一种新的人文知识基础。这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难得的伟大时代，我们今天见证的“新美国史学”（New American History）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果也深刻地影响了美利坚民族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有这个伟大时代的存在，更因为方纳的学术生涯与这个时代相伴而行，他获得了一个持续书写“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的机会，并因此成为新美国史学的一位开拓者和领袖人物。
时代并不自动地赋予任何人注定成功的机会，对方纳也是如此。从表面上看，方纳在起步时拥有一些他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出生于纽约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Jack Foner）和叔父（Philip S. Foner）都是优秀的历史学家，本科在哥伦比亚和牛津大学就读，博士论文得到史学名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指导。但换个角度看，这些“优势”也完全可能是一种“负担”。事实上，从投身史学研究开始方纳就同时肩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史研究的传统：一种是“老左派”的传统，另一种是“主流”美国史传统，前者是他自幼从父辈的教育和写作中习得的，后者则贯穿于他的本科和研究生训练过程。两种传统对美国历史有不同的解读，各自内部还有更为复杂的分野和冲突。此外，正在兴起的“新社会史”也对新一代历史学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样，从一开始，方纳的学术创作注定要在一种多重史学传统交错、交锋的背景中进行，而他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也决定了他的学术创作不可能是对某一传统的全盘继承或全盘否定，而必须是一种基于多种传统之上的创新。
二 “旧瓶新酒”的起步
创新的雄心在方纳写作第一部专著《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以下简称《自由土地》）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部著作的基础是方纳196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两卷本博士论文，其研究起源还可以追溯到他的本科论文。《自由土地》力图解读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内战前夕北部分散的政治力量为何能够在共和党的领导下迅速联合起来赢得1860年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从而成功地阻止了南部奴隶主势力借联邦权力将奴隶制扩展到美国西部的企图。从选题到材料的种类，这部著作看上去都是一部标准的“主流”美国史传统训练下的作品：研究的是美国史的经典问题，研究焦点放在政党领袖身上，虽然“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在同时代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寻觅到这种范式的痕迹。方纳曾提到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对南部奴隶制社会的研究方法激发他希望“对北部社会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做一种类似的剖析。
但《自由土地》在问题意识和政治识见上却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在方纳之前，学界关于内战起因的讨论已有数代人的积累，各种“学派”交替登场，从宪政运作、经济冲突、州权意识、选民的族裔构成等不同角度来解释内战的发生，但极少将奴隶制问题当成一个核心问题来考虑，也很少采用思想史的路径。方纳决定挑战这种状况。他选择从北部共和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入手，先是厘清构成共和党的北部政治派别的起源与政治诉求，然后追踪和梳理这些诉求的演变与交汇，从中整理出最终将它们联合在共和党名下的政治共识——对“自由劳动”价值观的推崇与捍卫。
方纳认为，共和党在内战前政党重组中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它将奴隶制及其对自由体制的威胁带入到全国的政治辩论中，共和党的领袖人物有效地利用了“自由劳动”的思想，在北部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不仅将分散的北部政治派别统合起来，还将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转化成为一场针对国家政治基础和立宪原则的定义之争，而当南北之争转变成自由体制与奴役制度的决斗时，双方不再具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内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青椒时代”的方纳——197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授课
《自由土地》给沉闷、老套的内战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史学界的反响热烈，不光是因为它的研究扎实、见解精辟和写作精致——这些均是霍夫斯塔特史学风格的特征（霍夫斯塔特在同年去世），也不光是因为它出自一位极富才华的“青椒”之手，而是因为它带有一种前所未见的、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性。方纳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了奴隶制、共和党意识形态的建构、北部的政治动员与内战发生之间的复杂关系，解释了为何北部在分享蔓延全国的种族主义思潮的同时还能建构起一种反对奴隶制的政治共识的原因。
他的分析将奴隶制问题放到了对内战起因讨论的核心位置，一方面大大提升了内战所蕴含的反奴隶制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内战时期美国人围绕“自由”所产生的分歧。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显示了对“自由”（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美国人在人权上的平等）的追求始终是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将内战与民权运动联系起来。在思想性方面，方纳无疑是得益于来自“老左派”史学传统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的影响。在“老左派”史学传统中，对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批判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方纳对此十分熟悉。而民权运动中南部白人对旧种族秩序的顽强坚守不仅暴露出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严重撕裂，而且促使方纳这一代知识分子更深刻地反省美国价值观内部存在的巨大矛盾。
方纳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们这样从小在‘老左派’家庭长大的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事情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他早就从父辈那里了解到被主流传统过滤掉的美国历史，并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民权运动的发生也赋予他一种使命感，激励他去探讨内战时期美国人是如何围绕奴隶制与自由体制展开争论的，并揭示19世纪的反奴隶制斗争与20世纪的民权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回过头看，《自由土地》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意味：研究路径采用的是“主流”史学的范式，但问题意识却深受“老左派”史学传统的影响。在研究路径上，方纳并没有照搬“老左派”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方法论，而是基于美国历史的发展，将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界定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中包含了北部普通民众的“信仰、价值观、恐惧、偏见、反思和意志”等。《自由土地》的贡献远不止将反对奴隶制和思想史放回到内战史研究的核心位置，而同时也为美国政治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新空间：它启发历史学家去关注19世纪不同种类的改革运动与反奴隶制运动之间的联系，关注“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联系，关注“自由”思想本身的演变（这一点最终将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得到透彻的描述）。方纳的著作还有力地改造了传统的政党史研究，扩展了19世纪美国“政治”概念的内容，揭示了美国政治中“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本土性。
三 发掘“有用的过去”
《自由土地》是方纳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也赋予他继续创新的信心和机会。博士毕业后，方纳破格留校，开设了哥大历史系第一门美国黑人史课程，希望将被过滤掉的“有用的过去”带入到“主流”美国史研究和教学中来。这样做是对民权运动之后的新美国的一种回应，但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因为他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黑人学生的“抗议”（后者认为黑人史应该由黑人学者来教）、传统课程设置的抵触（课程设置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基础知识的结构和训练）和教材的缺乏等。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黑人史学起源于20世纪初，但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影响，在民权运动之前，即便是受过正规训练的非裔美国人历史学家也一直无法进入“主流”学界，能够开设黑人史课程的大学屈指可数，黑人史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民权运动的发生凸显了黑人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当时黑人史的研究成果不多，尚未形成声势，在这种情况下，方纳首先需要做的是将与黑人史相关的重要历史文献编纂成册，作为教材，带入到课堂中。1970年和1971年，他编辑和出版了《美国黑人的过去》和《纳特特纳》两部黑人史读本，为正在起步的黑人史教学提供及时的帮助。方纳希望这些读本不但可以帮助白人社会了解黑人的历史，还能够纠正传统主流史学对黑人历史的深刻偏见。他在选取文献时，注重强调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的主体性、黑人社区的建构和黑人思想的内涵，力图呈现黑人历史的丰富性以及黑人史与美国史之间的密切相关性。
方纳的另外一个更深的用意则是通过读本将非裔美国人作为美国历史正剧的“演员”纳入到专业研究和教学中来。在《美国黑人的过去》的前言中，方纳写道：尽管美国黑人在美国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多数美国白人却一直认为黑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他们曾经是奴隶这一事实；他的读本则希望“拨乱反正”，从正面的角度来呈现非裔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今天，非裔美国人史学早已成为美国史研究的“显学”，方纳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功不可没。
与开启非裔美国人史教学的努力密切相关的是方纳对美国“激进主义”（radicalism）传统的研究，后者在方纳看来也是被主流史学“过滤”掉的重要的美国历史传统。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令许多保守派感到十分恐惧，但对方纳来说，对旧秩序的挑战和抗议，哪怕是诉诸激进方式，并非外来的“非美”思想和行为，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种美国传统，值得历史学家将其当成“有用的过去”来发掘。1974年，当他应邀参加霍夫斯塔特纪念文集的写作时，他选择了重建时代国会激进共和党人撒迪厄斯·斯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作为题目，打响了他在重建史学中的“拨乱反正”的第一枪。传统史学将斯蒂文斯视为重建政治中的一个狂热的激进派政客，而方纳认为，斯蒂文斯是重建时代的最具远见卓识的改革者，因为他敢于提出启动联邦政府权力为获得解放的黑人分配土地的经济重建方案，虽然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得到采纳，但它代表了一种对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改革。
从表面上看，方纳对斯蒂文斯的研究似乎证实了他的导师霍夫斯塔特的一个观点——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捍卫是美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如果仔细阅读，人们会发现方纳的写作不是证明美国资本主义的根基如何坚不可摧，而是力图呈现美国历史上提倡用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民主的激进思想传统。 这一时期方纳对激进主义传统的最重要研究应该是1976年出版的《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主流”史学通常因其激进思想和行为将潘恩排斥在美国“国父”的行列之外，方纳则希望为潘恩“平反”，恢复其在美国政治思想历史上的核心位置。在准备《潘恩》一书的写作时，方纳曾到英国讲学一年，在那里受到英国劳工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和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的影响，并从美国新劳工史领域的领衔学者赫伯特·戈得曼（Herbert Gutman）的写作中获益甚多。
他于是改变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将底层社会的政治意识纳入到研究范围之内。虽然《自由土地》与《潘恩》都属于思想史的作品，但后者在研究路径上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是传统的思想史与新社会史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该书通过梳理潘恩思想在美国和跨大西洋世界产生与传播的过程，凸显了潘恩为美国革命作出的关键贡献——从思想上将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转化为一种创造新共和国家的斗争，展示了中下层人民对潘恩创立的革命话语的重要贡献，也描述了潘恩的思想与语言对中下层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要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完成《潘恩》一书后，方纳还为卡托研究所出版的《关于自由的文献》一书编选了从美国革命到内战时期的“激进个人主义”文献。种种迹象显示，当时的方纳似乎希望梳理美国激进主义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的正当性和美国性。在这一点上，方纳与传统学派和“老左派”传统都保持着清楚的距离。他反对将激进主义视为“非美”和“反美”的传统，也拒绝套用“老左派”的意识形态透镜来解读美国激进主义，而是希望从美国历史自身来发掘和梳理激进主义的传统。这个时期的写作与思考无疑对他后来创作《美国自由的故事》做了重要的知识铺垫。
四 重建“重建史学”
帮助方纳将上述几个主题——内战史、重建史、非裔美国人史、激进主义传统——串联起来、融为一体的是《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的研究与写作。重建是美国在内战之中和之后在宪政秩序、经济秩序、种族关系和政府功能发生历史性转型的时期，其过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自19世纪末起就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方纳在中学时代曾对历史课老师讲的重建史观提出质疑，老师给他一个在课堂上讲述重建史的机会，讲完之后，全班只有一位同学对他的“重建史观”表示支持。这件事对少年方纳很有触动，进大学后他立志要写一部重建史。但真正给予他机会的却是来自“主流”学界的邀请。1975年，方纳收到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的邀请，请他为哈珀出版公司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写一部重建史。
这样的荣誉通常保留给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历史学家，方纳没有多想便接受了邀请，并打算用两三年时间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写一部综述性的断代史。但开始研究之后，他很快感到任务并不轻松。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众多不同的重建史学传统，尤其是如何处理统治重建史学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唐宁学派”（Dunning School）的传统。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美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多年的经营与传承，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传播甚广的学术门派，在学界外的大众记忆和大众文化中也很有影响。该学派将重建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和“仇恨”时代，认为国会共和党人出于惩罚南部退出联邦行为的动机，推翻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温和重建计划，错误地将选举权赋予了黑人，强制性推行激进改革，结果导致种族关系紧张、政府腐败丛生，虽然最终白人社会夺回了州政权，但南部却经历了一场政治灾难。
在民权运动兴起前后，历史学界分别出现过“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对唐宁学派进行批评和对重建进行重新解读。“老左派”和黑人史学也曾对唐宁学派提出过反驳——著名黑人历史学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1935年出版的巨著《黑人的重建》就是对唐宁学派的一种正面挑战，但因为政治原因，这些挑战都未能得到“主流”学界的重视。民权运动之后，“新社会史”和黑人史开始兴起，重建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史研究成果，但它们研究分散，无法形成一种具有总体意义的新重建史观来与“唐宁学派”的重建史观抗衡。处理史学史问题的困难让莫里斯望而生畏，退出了这个项目的写作。
但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重构一套新的重建史叙事。如果新的重建史只是对现有重建史学传统的梳理和综述，其史学意义是要大打折扣的；民权运动的发生及其成果——包括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的立法、联邦政府为实施这些法律而采取的行动、南部黑人公民因重新获得选举权而给南部政治带来的巨大改变等——都生动地演绎了一个世纪前的重建宪政革命。如何对第一次重建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如何将重建与民权运动的关联性呈现出来，这是方纳面临的挑战。所以，他认为写作重建史不仅是一种学术任务，还是一种“政治任务”（political task）。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和重建史观，而两者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原创性的原始材料研究，所以任务的艰巨性远远超出最初的设想。
1978—1979年在南部的档案研究帮助方纳建立起了信心。在这次研究中，方纳在南卡罗来纳州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一百多箱重建时期该州州长收到的公民来信档案，里面包含了大量来自基层黑人的信件。这些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用方纳的话来说，它们记录了重建时期发生在南部基层的“乌托邦般的希望、破碎的梦想、卑劣的暴力行为、争取人类尊严的英雄行动、种族隔阂、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合作”等情况。这个发现给他极大的启发，他随之走遍了南部各州的档案馆，获得了重建时期黑人政治的大量一手史料，其中多数是历史学家从未使用过的。
与此同时，他也对不同传统的重建史学史进行抽丝剥茧式的阅读和提炼，对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重建是一场将奴隶变为公民的现代化运动——尤其重视。深入的档案研究和对现有成果的全面梳理对方纳的构思起了关键作用，也帮助他找到了将新社会史、激进主义传统、黑人史和联邦国家宪政转型结合起来的书写框架，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重建史观：重建是美国内战之后进行的一场激进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改革，它的核心问题是界定从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的地位和权利，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决定着美国“自由的新生”的内容和范围，非裔美国人在重建中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而重建时期建立的强调公民平等的宪政主义秩序也成为20世纪民权运动和权利革命的宪政基础；所以，重建不是美国历史上的灾难和悲剧，而是美国的第二次建国实践，其立法结构和从中产生的国家治理经验，以及黑白合作的种族关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种宝贵遗产。
依循这些思路，方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研究成果。1983年出版的《除了自由一无所有：奴隶解放及其遗产》讨论了内战后南部政治和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并将之与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的奴隶解放进程进行了比较，对黑人获得选举权和联邦国家角色的转换都做出了正面的评价，将黑白共和党人在奴隶制废墟上建立的跨种族民主称为是“19世纪世界的一场令人惊奇的（民主）试验”。在同期发表的一系列专论中，方纳对重建时期基层黑人领袖的背景、思想与行为进行详细讨论，既驳斥了“唐宁学派”将黑人政客统统斥为愚昧无知的说法，也纠正了“修正学派”对黑人领袖进行粗糙分类和过分抬高的做法。在评价黑人政治觉悟和能力方面，方纳与杜波伊斯等左翼学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反对将重建时期的黑人政治视为一种脱离美国政治和历史语境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强调黑人政治是美国本土政治的演绎。
1988年出版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以下简称《重建》）对上述观点做了更为全面、系统和细致的论证。从结构上来看，方纳在纵横两个方面扩展了重建史叙事，他不再将重建视为一场南部的改革，而是将其定义为全国范围内的、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动者和平等的公民”。在这个新的解释框架下，方纳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重建史叙事，讨论了黑人如何参与重建政治议程的设置和实施，描述了共和党内部、国会与总统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如何围绕黑人的地位和权利展开博弈，并以雄厚扎实的史料展现了南部黑人在争取经济自立和政治平等、创办州立公共教育、建立社区组织等方面所做的极具创意性的努力。
方纳认为，重建的改革虽然得以实施的时间不长，但它为20世纪美国宪政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黑人与白人改革者之间的合作开创了先例，成为20世纪美国的改革运动可以利用的重要遗产。《重建》再次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史料的非凡能力。该著获得多项大奖，影响力长盛不衰，被誉为重建史研究的“圣经”。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重建》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政治史研究的基层转向，促使历史学家将眼光放在基层黑人群体之上，观察他们如何领悟和习得政治意识，如何运用政治体制去争取和捍卫权利。这个被方纳称为“政治化”的命题对黑人史和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极富启发性。
方纳在1993年出版的《自由的立法者》则记录了重建时期在南部各州担任民选官员的近2000名黑人政治家的生平信息。这部著作的信息收集是方纳从在南部做档案研究时开始的，后来在无数的南部重建地方史研究中进行核实后才完成，耗时巨大，但它为推翻“唐宁学派”的结论、支持新的重建史观提供了坚实的原始史料证据，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也为后来者研究重建史和非裔美国人政治史提供了可靠的参考。
五 创作“自由”叙事
《重建》奠定了方纳作为“新美国史学”开拓者和领袖人物的地位。1990年，他受美国历史学会的委托，负责编写了《新美国史学》一书，为专业研究与教学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史指南。次年他又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约翰·加拉第（John Garraty）合编了《美国历史读者参考大全》，将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及时与大众读者分享。在90年代，方纳应芝加哥市历史学会和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的邀请，分别参与了美国内战和重建史的大型展览的策划与写作。这两个展览展出后，在公众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方纳还应邀为迪士尼乐园的“美国总统历史”节目撰写解说词，担任美国联邦公共电视台（PBS）制作的重建史纪录片和纽约百老汇音乐剧《内战》的历史顾问，并与其他历史学家一起发起了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内战纪念遗址的申请活动，呼吁将内战中获得解放的奴隶进行自由劳动的活动作为国家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永久保存下来。方纳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与大众分享史学研究的成果，将正确的历史知识有效地传达给大众，但在参与公共史学实践的时候必须严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方纳卷入公共领域最深的是1994年关于美国中小学历史教学指南的全国性辩论。辩论的焦点是美国学生究竟应该学习什么样的美国历史。由历史学家和公共利益团体共同制定的“指南”希望将新美国史学的成果融入历史教学中，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辩论起源于80年代，与90年代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共和党人里根的当选带来了保守主义思潮和政策的复兴，冷战的终结致使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两极对抗骤然停止，保守派在欢呼冷战胜利的同时，也对民权运动的重要成果——包括多元文化主义政治与实践——发起了全面批判，包括对新美国史学进行质疑。
此刻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的方纳，始终站在辩论的前列，为捍卫新美国史学的成就立下了汗马功劳。方纳注意到，保守派政客对新美国史学最为不满的是说后者过分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黑暗面”，诋毁了美国的光荣传统，并过分强调了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基础的群体经历，破坏了公民对美国政治传统的欣赏和认可。在1994年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讲中，方纳已经提出了美国“自由”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的观点，但同年赢得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电视访谈中声称，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是市场自由、企业自由、经济上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方纳后来回忆说，正是在听到金里奇对自由的定义之后，他决定写一部关于美国自由的著作，以反驳保守派对美国自由的解读。
如何写作一部能够完整表现美国自由的丰富内容的历史叙事，在方法论上，是一个新的挑战，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写成一部关于自由的抽象含义的讨论。方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自由”为关键词，写一部美国人对“自由”的认知史和经验史。方纳认为，无论关于自由的哲学定义如何周到和完美，它都无法完整地捕捉到“处于历史中的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解释”，因为现实中的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一种权力的表现和对权利的享有，关于自由的讨论不能脱离社会和历史背景。方纳的这种构思包含了复杂的成分，既有霍夫斯塔特史学的影响（后者强调“思想”［idea］和“经验”［experience］的互动），也有他从《自由土地》和《潘恩》的写作中所观察的“自由”的多元性的影响，更有《重建》研究带给他的激励——那些被排斥在主流叙事之外的美国人不仅拥有自己的自由定义，而且他们的自由思想最终会成为美国自由思想的一部分。
《美国自由的故事》于1998年出版，这是方纳带给历史学界的又一个惊喜，不仅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为专业史学如何与公众史学结合树立了一个典范。《美国自由的故事》以“自由”作为叙事主线，从“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选择自由”等侧面来考察不同时期的不同美国人群体对这些“自由”的理解和享有，并揭示不同“自由”的竞争与较量。与此同时，方纳还引入了“自由的认知”（什么是自由）、“自由生长的条件”（对自由的享有如何在权力体制中成为可能）和“自由的界限”（谁应该享有自由）三个分析维度，来建构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整体叙事，讨论不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说明关于“自由”的争论如何不断改变了美国“自由”的内涵与范围。基于这样的叙事，方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自由的认知：美国自由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或概念，而是一个价值复合体，其中同时包含了相互对立的价值诉求；美国历史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了不同“自由观”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美国自由的历史也因此始终是一个“充满辩论、争议和斗争的故事”，美国自由的叙事也不应该是直线式的，而应该是一种“竞争性叙事”（contested narrative，旧译“质疑性叙事”）；自由的这种复杂性和反复性也说明，美国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可以给予的自由也可以被剥夺，一切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
与他先前的创作相比，写作《美国自由的故事》难度更大，因为方纳必须熟悉和掌握19世纪美国史之外的研究成果，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提炼。此外，他需要做大量新的史料研究，以求精准地识别和呈现不同的“自由”思想，建构一部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自由叙事。方纳的确希望通过《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写作来创造一种新的美国史叙事，将不同的史学传统整合起来，但他深知这样做的风险，所以他称《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写作如同是一场“赌博”。但这一努力得到了学界内外的赞赏。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教授对《美国自由的故事》的评价甚高，认为在将如此复杂而广泛的研究成果以如此连贯有力的方式组织起来方面，没有人比方纳做得更好。
六 建构新的民族记忆
《美国自由的故事》为方纳写作《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其实，在方纳学术生涯起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写作通史教材之中，但他必须回应时代的召唤。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国内形势、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令方纳这一代历史学家感到，传统美国史教学已经不能适应一个经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洗礼的“新美国”的需要，冷战的结束和新保守主义的复兴也对历史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美国史叙事通常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群体的政治历史为主体，强调“天定命运”和“美国例外论”的主题，呈现一条单向的、直线的、“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美国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美国历史上的许多不正义、不自由和不平等现象被掩盖被过滤，一大批美国人的历史被排斥在历史教学之外，不仅他们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得不到承认，还否定了他们对美国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制造了一种并不完整、并不完全真实的美国历史。方纳感到，“新的美国”需要一种新的美国历史知识，需要一种能为越来越多元化的美国人所分享的国家认同。这种紧迫感成为推动他写作通史的动力。
史学发展本身出现的问题也引起了方纳的警觉。20世纪后半叶，“新社会史”、族裔研究、社会性别研究、语言转向、后现代史学、跨国史等新学派不断出现，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一方面丰富了美国史的研究，同时也使美国史研究的“碎化”现象日趋严重，对通史教学造成了一些困扰，并引发了史学界内部的批评与反思。2000年方纳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后，位置不同，视野也更为开阔，对“碎化”问题更加关注。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传统史学有一套脉络清晰的美国史叙事模式，能清楚地勾画美国发展的脉络，非常适用于通史课教学，但在新美国史学时代“如何将美国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准确地传达给学生，并帮助他们理解为何‘自由’和‘民主’等这些概念不断被质疑、挑战和被重新定义”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于新兴学派的一些观点，方纳也不是照单全收。
譬如他反对将历史叙事统统斥为虚构的说法。他强调说，历史学的本质就是“表现和叙述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变化”，讲历史仍然离不开叙事，不能只“给学生机械地罗列一大堆不带历史概念的事实和数据”。他当时希望创作一种新的叙事，能如实地反映和呈现不同美国人群体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不同群体的历史之间、所有群体与全民族的经历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考的结果是《给我自由》的写作。
《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以下简称《给我自由》）于2004年出版，很快成为美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美国通史教科书。《给我自由》虽然采用了《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主题思想，但在叙事结构、内容、材料和写作风格上却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在时段方面，它覆盖了美国史的全部历程，从前殖民地时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并将美国史的起源提前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帝国殖民美洲的15世纪末，这样的处理是为了凸显美国史与美洲史、世界史的密切关系，也是一种挑战“美国例外论”的努力。在主题方面，它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思想、社会和环境等侧面都纳入美国“自由”史的叙事之中，注重讨论这些侧面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部以自由为主线，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叙事连贯的美国历史故事。
《给我自由》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全面、充分和细致地呈现“新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呈现被传统史学所忽视和无视的其他美国群体的历史经验，对土著美洲人、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妇女、移民、劳工、激进改革派和曾被压制的宗教群体等的历史予以了大量的关注，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也在该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在传统的通史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方纳对群体史的处理不是在传统叙事的框架上添加一些装饰性叙事，而是将它们当成美国史正剧本身的一部分。所以，《给我自由》绝非一种“政治正确”的姿态，而是反映了美国史学界在认知美国历史方面的一种深刻而真实的整体转向，而方纳之所以能够如此淋漓尽致地展现这种关注，恰恰是因为“新美国史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方纳的写作提供了丰富、过硬，和可信赖的历史素材，方纳则通过《给我自由》将这些成果提炼出来，融入到新的美国通史叙事中，使其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如同先前的著作一样，方纳并没有拒绝或抛弃传统美国史学的成果，事实上，在谋篇布局、主题设计、内容搭配和材料取舍等方面，方纳刻意追求一种“新美国史学”与传统史学主题之间的平衡。他希望《给我自由》既能反映不同群体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各群体历史经验之间的相关性和交叉性，并能如实呈现所有美国人共享的传统——对自由的追求。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精英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给我自由》中仍然占有自己的位置，但它们不再是美国历史叙事中唯一、全部的内容；美国历史大剧的主要演员也不再只是精英人物，而是增加了大量曾被有意过滤或忘却的人物，包括力图摆脱奴隶制压迫的奴隶、为争取选举权和堕胎权而奋斗的女权主义者、为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被投入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等。恢复这些群体的历史地位，发掘并解读它们的历史，使读者不仅能够获取更完整、更客观、更具有包容性的美国史知识，而且能够得到一种对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新的、更令人信服的历史解读。
在写作技巧方面，《给我自由》充分展示了方纳作为一个史学大师的技艺和风范。该书围绕“自由”这一主题，按时间顺序，将不同时段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串连起来，融为一体，构成前后呼应、具有内在联系的叙事。全书的史实多而不杂，繁而不乱，结构清晰，叙述流畅，既有细致入微的生动描述，也有画龙点睛的精辟分析，令人难忘的故事与发人深省的思想交相辉映，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时间、人物和思想经过方纳的点石成金的叙事安排，成了读者理解美国“自由”和美国历史的关键细节，时常给人豁然开朗的震撼感。方纳还为《给我自由》编选了《自由之声》文献读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选择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处在不同地位的美国人对“自由”的定义和解读，不仅丰富了叙事，还带给当代读者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联想力和对不同美国自由传统的欣赏。
七 伟大时代的写照
《给我自由》出版之后，方纳的写作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如既往地以高产、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方式进行着。在过去十年（2010—2019）中，他又出版了三部专著，都与内战、重建和奴隶制的历史相关，其中《烈火中的考验：林肯与美国的奴隶制》（以下简称《烈火中的考验》）和《自由之路：“地下铁路”秘史》（以下简称《自由之路》）都再现了方纳极为精湛的研究技艺。《烈火中的考验》处理的是内战史研究的另一经典问题——林肯在美国废奴进程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是不是大众话语中的“伟大解放者”？方纳在材料上并不占优势——因为所有林肯的材料都是公开的，但他采用的方法却是独到的。他将林肯放回到内战时代的语境之中，详细记录和跟踪林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思想和政策的变化与演进，观察林肯如何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民意做出反应，观察他如何与废奴主义者交往并如何从后者的立场中吸收精神营养。全书的文献考证丝丝入扣，分析令人信服。
该书不仅成功地描述了林肯从一个温和的反奴主义者转化成长为坚定的废奴主义者的过程，而且非常有效地再现了两种不同的激进主义传统——黑白废奴主义者和林肯——的冲突与交汇，帮助读者认识到林肯所称的“自由的新生”这一思想产生的过程。与《烈火中的考验》一样，《自由之路》一书在史料的使用上也树立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点石成金的典范。方纳利用一本偶然发现的废奴主义者的记事本，精心求证，旁征博引，重构了美国内战之前曾秘密畅行于纽约市的“地下铁路”——帮助逃奴脱离奴隶制、奔向自由的交通网络——的历史，为长期作为一种“迷思”而存在于大众记忆中的“地下铁路”正名，并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证据。
这部著作的写作更具有故事性，人物描写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逃奴们争取自由的勇气和智慧，展示了白人废奴主义者的正义感与勇敢，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了美国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传统。就在本文写作之际，我收到了方纳教授寄来的新著《第二次建国：内战与重建如何重塑了美国宪法》。这是一部从宪政史的角度来讨论重建史的研究，我相信，它将在美国学界引发新一轮的“方纳热”。
方纳的著作《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获2011年林肯奖（Lincoln Prize）。图为方纳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办公室，右前方的林肯头像是林肯奖的奖品之一。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方纳曾不止一次谈到不同史学传统对他的影响。他称自己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所谓“霍夫斯塔特问题”上，即注重弄清政治思想、政治行动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关注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联系，但他的学术创作却显示，他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问题意识上，始终坚持向新社会史、新劳工史、女性研究学习新的知识和研究思路，他一直在探索如何将社会史学的研究成果与“霍夫斯塔特问题”的叙事结合起来，这也许是他将自己的写作称为“新旧史学的混合产物”的原因。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专业历史学家，方纳时刻注意区分他作为学者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对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他曾做过一个生动的说明：“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决定了我们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所在——包括我自己对自由问题的兴趣，因为它与非裔美国人、妇女和其他人的历史相关——但现实只是决定一个人对研究问题的选择，而不能提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将历史研究当成是一种用来鼓吹自己（政治）观点的垫脚板（soapbox）的时候，你的著作被下一代人读到的机会一定会大大减少。”
这是方纳始终遵循的一条原则。他在将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从不同的史学传统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结合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重新“发现”历史，探索和创造属于自己风格的美国史研究路径。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辛苦的，坚持下去，不仅需要出色的才华、扎实的学术功底、真诚的理想主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而且还需要拥有一种持续进行“自我教育”（方纳语）的意愿和能力。方纳的学术生涯正是这个过程的真实写照。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借这个机会，对邀请方纳教授访问北京大学并作出精心安排的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雅理读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等机构为欢迎方纳教授来访所做出的一切贡献表示感谢。
王 希
2019年8月20日初稿
2019年11月2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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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关雪、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