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 | 刘斌：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八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的《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刘斌介绍了良渚文化的特点和良渚古城发掘的历史，并指出，考古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得以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中去理解世间万物。良渚文化是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玉器上统一的神徽图案反映了当时的一神教信仰。近年来新发掘的良渚古城，有着广阔的城市面积、高大坚固的城墙以及发达的水利系统。刘斌认为，良渚文化在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证明了它具有5000年的历史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和影响。本文根据刘斌在“第四届中国公共考古—荆楚论坛”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寻找消失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

文 / 刘斌

我刚刚在思考，考古人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自己觉得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真正关心、知道考古的人还是不多。我们要了解一下在没有考古之前，神学对人类的认识。中国有女娲造人，西方圣经中有上帝造人的传说。1650年爱尔兰主教圣经的夹缝中记载，上帝造人在公元前4004年，推算非常精确。说明距今300多年前人类对我们的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是这样的概念。直到19世纪以来我们才知道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人类起源于300万年前，因此这时才算开始了解我们所在的星球和人类历史，其中考古学做了很大贡献。近代科学和考古学对我们最大贡献就是让我们走向真实，让我们无限接近真实客观世界的可能。考古学就是走向真实之道。我们考古人一直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的前辈用了极少的人力、财力，建立了上百万年的人类历史，尤其是商周之前的史前史。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这都是近百年我们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们完成的工作。于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才能越来越清晰地知道我们所在的时间的坐标、空间的目标和文化的坐标。

那么考古之道究竟是什么？《大学》里面有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考古之道就是我们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放在一个大的时空框架当中去理解世间万物。所以不学考古学的人可能不太会有世界长河、时间长河这样一个概念。我也觉得公众考古确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良渚经常接待各种参观者，尽管他们中不乏很高学历者，但对于眼前的历史、文化遗产并不太关心、了解。所以我觉得把考古学变为公众的认识、政府的认识，才能够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或者说我们全民、政府能够有意识地保护文化，才能有意识地继承传统。

言归正传。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良渚。杭州所在的C形盆地，大概是1000平方公里左右。发掘表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大禹治水之时，这里确实发生过大水，洪水把整个杭州盆地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淹没了。地层上黄色的区域，就是现在水田、稻田下面的洪泛层，其下面黑色区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堆积。广富林文化之后被洪水淹没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一直没有人居住，直到战国时期才开始慢慢的人多起来。我们之前对这个被掩埋的历史知之甚少。2010年发掘茅山遗址时，我们在20公分厚的广富林时期龙山时代的地层下面发现良渚时期的水稻田。从杭州区块来讲，现在从良渚旁边流过的苕溪虽然在杭州的边上，但是它是长江流域太湖水系的一个主要源头，也一直是我们今天杭州抗洪的一个重点，每年只要连续下3天的暴雨，水就肯定要漫上了。余杭在传说当中被称为“禹航”，有很多的历史传说都说，这是大禹治水航行时登岸的地点，在绍兴还有大禹陵。春秋战国、汉代都在杭州地区留下很多的墓葬。再后来良渚区域内，有著名的沈括先生的墓葬以及他写的《梦溪笔谈》。到了宋代，良渚古城所在的地方也叫瓶窑镇，有很多烧窑的窑址，此地烧窑的窑址与宜兴地区相似，一直延续到清代。宋代时这个地方烧制的瓶子都叫“韩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

余杭地区和湖北天门长久以来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陆羽是天门人，但是他在良渚边上的径山寺出家，并在那里写了《茶经》。到元代时，这里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寺庙，有很多元代的造像，而且还有《普宁藏》，还有大藏经专门的一个版本。这个地区被洪水淹没之后就罕有人至，到汉代时也是荒山、荒地，因为这边是水路交通，所以高地上更没有人。到解放后良渚古城的这个位置，就变成一个果园，是杭州市民政局安置劳改犯的一个地方，所以能够保留到今天是有偶然性的。

我们今天获知的从距今5300年到4300年这样一个真实来源的良渚文化，实际上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长远的过程。四川金沙遗址出土了良渚的玉琮，从这个玉琮的玉质和雕刻工艺来看，都可以证明它是良渚时代制作的，而金沙遗址后期——商代的器物也是按照这个来仿制的，说明当时已经有“文创”产品了。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苏州的一个窖藏里面出土的良渚玉琮是被当作玉料切掉的，当时并不认识良渚文化5000年前出的东西。南宋官窑里边有玉琮似的瓷瓶，说明南宋时期肯定有关于良渚玉器的收藏。乾隆皇帝喜欢玉器，所以很多人投其所好，他收藏的良渚玉琮上面刻有他自己的诗。他认为玉琮是周汉时期轿杆子上面的一个装饰。伴随真正的考古学传入中国，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开始了第一次发掘。一直到1959年，良渚文化才得到命名。玉器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出土，但是直到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的第一次发现，玉琮、玉璧和良渚的陶器在一个墓葬里出土才开始真正的认识到良渚时期的玉器是4000多年前的。实际上，真正对良渚文化的认知达到一定的高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江苏吴县张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以及浙江反山、瑶山等地的发现，才真正认识到良渚文化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我们才开始知道那次洪水事件，包括后来2010年发现的茅山稻田都加强了我们对洪水的认识。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我常常觉得我们就像一个站在局外的观众，或者说我们就像一个导演，我们知道之前未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施昕更撰写的报告

施昕更先生

良渚文化除了陶器之外，玉器也是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而且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个双重代表，反映了一个以神权为纽带的文明模式。良渚文化的神徽图案在整个太湖流域非常的一致，是当时“一神教”的重要表现。我想人类早期应该普遍存在巫术，根据巫术的理解，人和某种物质接触会产生一定关联，这是我对良渚玉器产生这种造型的认识。我认为良渚时代是一个宗教和巫术混杂的时代，良渚玉器系统的产生，主要是对于神像的表现，还有对巫师和神权的掌握，以及巫师要把自己装扮成神，就是跳大神的样子，作为神的代言人的样子，这就是良渚玉器系统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产生了一个共同崇拜的神，它的造型和很多玉器造型的产生有直接的关系，比方说良渚比较普及的是所有首领头上都要插一个装饰，通过梳子将其别在头发上，整个上面的装饰就是神像帽子的部分。这个帽子插在巫师或国王的头上，这应该是一个神的代言人的概念。这个冠状饰也可以做成各种造型，大部分没有纹饰，个别有镂空加阴刻。良渚文化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权杖设计。除了钺本身之外，钺上面像小船一样的装饰，也和神像的帽子设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到冠状饰是人像帽子对折的造型，之所以做成这样的造型，我认为是钺的出土位置一般在左手，刃部朝向前面，在前方观看钺像冠状饰或帽子对折起来的形象。《史记》中记载，武王伐商的时候，就是“左仗黄钺，右秉白旄”这样一个指挥形式，“钺”字完全就是钺的形象加上王的象形字。林沄老师的《说王》里面专门论述了钺跟王的关系，王是由钺字转化过来的字。也就是说在5000年前设计权杖的时候，除了象征王权之外，还在权杖的上面带了一个神的帽子，具有君权神授的意思。

神像玉琮造型（反山12号墓出土）

良渚最著名的重要法器就是玉琮，是神像的一个载体。反山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琮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神像玉琮造型的来源，就是用分节表示帽子跟兽面部分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件，在神像的两边都有鸟的形象，鸟的身体部分就是神像凸起的眼睛，我认为这种鸟是神的一个载体。良渚的玉琮经历了从圆到方、鼻线加高的一个演变过程。我们考古能够知道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在良渚晚期的良渚人后代并不太知道玉琮原先的样子。玉琮后来被用到天圆地方——“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概念中，实际是用了良渚玉器后期的概念，而良渚早期的圆形玉琮，主要还是一个神像载体的概念。

良渚比较重要的还有头饰——三叉形器，它作为男性首领的头饰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而玉璜则是作为女性首领生前的装饰。玉璧，在良渚文化早期并不重要，是可有可无的，像瑶山这么重要的墓地就没有出土玉璧。反山较大的一个墓出土了54件玉璧，这些可能是根据原料的质地和获取原料的原因来做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装饰品，手镯、玉管之类，还包括非常讲究的玉带钩，上面刻有神像。

右上起顺时针依次为：玉璧、玉钺、玉琮、玉三叉形器

（良渚博物馆藏）

在卫星图上可以看出，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面积是尼罗河三角洲的1.5倍大。良渚的位置在太湖水系——东苕溪的上游，主要在C形盆地范围内，这4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良渚遗址的保护区。下面是钱塘江，东边是京杭大运河，这就是整个保护区的情况。良渚古城是一个很偶然的发现，2006年时，在莫角山遗址的西侧，因为要拆迁和安置农户，在发掘时候我们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在对河岸解剖的时候，发现河岸三米多厚堆积下有石头的地基，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就总结了一些现象和特点：石头是在三米多厚的黄土堆积的下面，而且中间没有间隔，这说明这些石头应该是三米多厚的土的一个基础，另外它还有可能是苕溪的大堤。考古就是教我们怎么样去追寻遗迹，怎么样去发现它的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整个史前考古就是以哪里堆积文化厚、陶片多为主要寻找目标，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陶器的谱系，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基本上有了陶器的谱系。我们在良渚古城的实际发掘过程中，没有去发掘陶片丰富的古河道，而都挖的是没有陶片的黄土。通过2007年的钻探调查，我们把古城的这一圈给找出来了。这一圈总共有6公里，东北角和西南角利用了两个自然的山来修筑，城墙的西北角被现在的苕溪大堤压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是作为良渚重要的宫殿区，莫角山遗址最早是1987年发现，到1992年基本确认。在90年代的时候，考古界形成一个说法认为，认为莫角山是台城，山东那边有很多台城，认为土台子本身就是个城，而莫角山这个土台子有十几米高，城墙发现之后，我们就确定了莫角山不是台城，而是城内的宫殿区。

良渚古城遗址示意图

目前来看，良渚古城的北城墙是保存最好的，4米多高，整个城墙都是黄土堆的，底下都铺垫了石头。跟其他地区发现的城不太一样，因为这里在修城之前是沼泽地，沼泽土不适合做城墙，所以先在沼泽地上堆石头，石头上面再堆黄土，石头和黄土都是从远处的山上运过来的。2007年之后，我们对整个范围进行了大面积勘探，现在我们对两山之间的地貌有了初步的认识。大遗址考古，需要站在一种透物见人的角度去设想下一步的工作。我们站在莫角山宫殿区上观察四周的地形地貌，常常会思考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后来经过钻探发现，这地方在几座自然山阻挡了苕溪的水之后，形成一个小的绿洲，这也是当时人选择在这里居住的一个前提条件。另外这地方刚好是两山居中的位置，是当时选择居中位置来设计城的一个理念。作为长江下游整个良渚文化的一个都城，它为什么会选择建在一个山沟里面？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就是现在的苕溪用于运输，船只能开到上游瓶窑镇的位置，再往上游河就变窄变浅了。由此可见，这是下游地区主要的运输通道。从这里到太湖大概只有60多公里。而太湖作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区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也就是筑城要选择这个地点的原因。

我们的钻探大致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寻找最初的原始地貌，就是绿色三角洲部分，勘探出它的边界。早期的时候城内的水面比较多，河流比较多，黄色的部分就是居住地，中间是宫殿区。经过了几百年的使用，很多的河流都被垃圾填埋。填埋之后再铺土作为居住地，良渚晚期城内的河就比较少了，很多的河流也不再贯通，主要保留了一个“工”形的交通干线。城外也是大面积水面。这些年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城内的认识，一是继续在城外寻找相关遗迹。对于城内， 2016年基本上对宫殿区的土台有了初步的认识。整个莫角山宫殿的土台，东西有600多米长，南北有400多米宽，面积约30万平米，基础高度12米左右，上面还有3个小型的台子，是三座宫殿台基。最大的大莫角山台基高15米。绿色的部分是我们这些年在宫殿区内发现的房址，上面的房址不是很多，黑色的部分是一些石头的墙基，在整个大的宫殿区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围墙。最初在建造大莫角山主要宫殿区的时候，外面留有一圈水沟，与后代宫殿的设计可能会有一定联系。这些白点都是经过钻探的部分，钻探后我们对整个堆土的厚度有了基本了解。它原本依托一个自然的小山，西侧堆有3米多高，东侧有12米多。由此，我们可以比较精确的算出来它的土方量。通过对大莫角山南侧土堆的解剖发现它在堆到一定高度时，会在整个的地上铺木头，还留有纵横交错的木头烂掉的痕迹，就像现在做地基的钢筋一样，对宫殿基础可能会起到一个整体的平衡作用。

（配图有误，已在留言处详细说明）

刘斌研究员在文研论坛上发言

另外对整个宫殿区土台的东西两侧都做了解剖。东面解剖后发现其经过夯筑，西侧解剖发现一个用于登上宫殿区的码头位置。码头修建之前曾在河的泥地上铺有竹编，跟现代建筑的脚手架几乎是一模一样，有2米多长，1.6米宽相同大小的竹编平台发现有3块。在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草裹泥，证明码头废掉之后曾用草裹泥把它堆起来，草裹泥的做法非常明显，一大块一大块的，颜色却不同，应该是不同地方运来的。草裹泥的发现对我们后来发现水坝等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良渚古城外围我们也一直在做钻探调查。良渚古城的外郭城有8平方公里。整个城大致上分为三圈：宫殿区、内城、外城。由于苕溪的原因，西北角残缺，没有闭合。在外城，我们对美人地进行了解剖，它是外城的居住地。经过对居住地的解剖发现当时用木板做护岸，木板现在还保留有1.7米多高，后来居住地扩大，就把木板埋进去了，所以能够保留到现在。居住地一般30米宽，500多米长。整个居住地的规划与现在江南水乡生活的场面相似。比如江南的乌镇、苏州一带的水乡，每家每户的屋子后面都可以停船供出入，屋子的前面则是街道。现在都是用石头做的，良渚时期可能用木头更加多、更加方便，因此都用木头来做河岸。

刻符陶片（良渚博物院藏）

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也是偶然。在古城西面大概8公里的位置，2009年当地在此处取土时，发现这里是一个人工堆积。外面是黄土山，中间是黑色青淤泥，这个淤泥证明其是人工堆积的。从200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调查，一直到2015年才大致上清楚。现在总共发现有11条水坝，可能还会有更多。2010年一次下雨把草裹泥冲出来了，我们从制作工艺判断它是良渚时期的。后来拿这个草去北京大学做了碳14测年，数据结果是距今5000年到4900年这一阶段。这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如何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水坝，如何找证据证明它的年代，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工作。经过多年的调查，可以看出水坝都是连接两山的结构。到2013年，我们陆陆续续找到了10条，加上1999年就认识到的北面一条，总共11条水坝，其中六条做了碳14测年。对水坝功能的初步分析，我们认为水坝会形成一个8平方公里多的水库，水库的水可以蓄到古城北面斜山坡的一些高水坝，上游的修筑这些高水坝是做什么用呢？我们经过计算机的科学推算，水库按照差的高度，水大概能蓄上去两公里。我们认为主要是想将上游山区的木头等资源运下来，取代人工搬运的麻烦，可以轻松运到古城里去。

在2015年老虎岭的发掘现场，我们选了其中一条水坝，利用当地百姓取土破坏的剖面进行铲刮。发现了一个个草裹泥堆筑的情况。另外在解剖沟里面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灰沟，灰沟里面出土了良渚文化陶片。这样我们就有两重证据，一个是碳14测年，一个是地层叠压的证据。碳14的年代集中在距今4700年到5100年之间。尽管我们选择不同的实验室做的，但年代都是一样的，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精确的测年。对7条坝做了碳14测年，获得了6条水坝的数据，6条都是集中在这个年代。

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

原来我们一直说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现在我们就有证据了。人类发展到这个历史时期，有很多的共性，5000年的时候是一个平台，各地陆续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古埃及、苏美尔及古印度都是在这个时间形成王国阶段，我们中国也可以在这个时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文化。从工程量的角度，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是不低于其他文明的。

另外，我认为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方面也都证明它具有5000年的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得到了一定的传承和影响。往南可以到广东的石峡文化，石峡文化出土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在良渚时代稍晚的龙山时代，陶寺遗址显然也受到良渚玉琮的影响。延安卢山峁的玉琮从质地和作法都与良渚文化比较像。石峁古城遗址在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玉器里面就有良渚晚期被切成片的玉琮。说明在良渚以及它稍后的龙山阶段，它的文化已经扩散到很大的一个范围。到商周时期，很多的玉器也是受到良渚玉器的影响。它是一个文明的传承，从殷墟妇好墓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些玉器可以看出，都与良渚文化的玉琮有着直接关系。所以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不曾断裂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我们从良渚最近几年的发现和对玉器的研究来讲，都证明这是个一脉相承的文化概念。

延伸阅读

责任编辑：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