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云端论坛03】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

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

史源学的意义

2020年6月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中华书局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联合举办了“官修正史与叙史框架——史源学的意义”云端论坛，就苗润博老师近期出版的新书《〈辽史〉探源》及其所运用的史源学方法展开讨论。论坛由中华书局副编审、《〈辽史〉探源》责任编辑胡珂老师主持，分为引言、对谈、圆桌讨论三个环节。

论坛伊始，苗润博老师作了题为“史源学的前世今生”的引言，爬梳了“史源学”这一概念形成衍变的历史脉络。1932年陈垣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研究”（后更名为“史源学实习”）课程，通常被看作史源学作为方法的正式确立。然而翻检《陈垣史源学杂文》及陈垣其他论著可以发现，陈垣进行史源学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是清人著作，很少将其用于更早史书的溯源工作。这其实牵涉到陈垣当时所谓史源学与今人所称之异同。以往认为“史源学”是陈垣总结乾嘉学术成果而提出的新概念，其实忽视了20世纪20-30年代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在陈垣使用“史源”一词之前，当时译介欧洲史学方法论著的一批学者早已开始使用此词，对应的其实往往是英文中的“source（s）”，指较为原始的史料，可能包括书籍、建筑、碑铭、语言等历史遗物。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

在当时为数众多的译介者中，对陈垣的“史源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姚从吾。1929年，留学德国的姚从吾在陈垣创办的《辅仁学志》上发表译文《蒙古史发凡》，他在《例言》中写道：“德文Quellenkunde一字，译之为‘根源学’，或‘根源的研究’，用于历史，则为‘史源学’，或‘史料来源的研究’。”“在所有史料中，最早最根本之记录或遗物为一切叙述纂辑所自出者，谓之史源。”同时还提出了“史源”与“参考书”这一对举的概念，前者为记事根本，不容增减，后者为专家研究，见仁见智。在姚氏1935年在北大开设的《蒙古史研究》课程大纲中，特别提到“关于成吉思汗的旧史源与新著作”。史源与参考书，旧史源与新著作，这种二分法，有助于我们理解陈垣的史源学即所谓“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这里的“史源”其实也是相对于“近代史学名著”而言的，即逐条追寻、检核近人论著所用的原始史料，判断其是非正误。姚从吾在北大开设的另一门课程“历史研究法”，对德国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进行了编选、译介。对于该书Quellenkunde一词，陈韬的中译本译为“史料学”，而姚从吾则采用“史源学”的译法，后者正是陈垣史源学的来源。可见，陈垣的“史源学”与傅斯年的“史料学”其实同出一源，都来自伯伦汉。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

在苗润博老师看来，陈垣的“史源学”方法其实是传统的乾嘉考据之学与新兴西方史学概念的一种嫁接。“史源”作为原始史料，被等于历史本身，是不可拆分的，这一脉络下的“史源学”其实并不具备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与独立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实证史学的兴起，“史源学”作为一种方法重新得到了学界重视，研究重心也逐渐转变为追索史书本身的来源，但主体路径仍未跳脱陈垣史料学的框架，将史书视为供史家采拾的材料，逐条溯源。这种“为我所用”的心态可能带有某种工具性、功利性色彩，因而传统意义上的史源学可能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由于缺乏对文献源流的通体关照，研究的结果可能服务于论证目的，缺乏规定性和可验证性，同时对文本的结构、层次、缝隙及叙述框架缺乏省思。基于此，苗润博老师希望将自陈垣以来的“史料取向的史源学”转变为“文本取向的史源学”，首先关注文献本身的生命历程，在整体、贯通的视野下研究来源文献的流传过程与最终文献的编纂过程，尤其重视文献与人的微妙互动，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呈现历史叙述的复杂性，开拓出全新的问题空间。这样的史源学关照或许不应再局限于一种基础的史料训练，而有望成为一种方法上的自觉，内化于新的史学探索之中。

进入对谈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余蔚老师首先对苗润博的新著进行了评述。余蔚老师认为，《〈辽史〉探源》较之冯家昇的《辽史源流考》，是一部更具系统性的、集大成的著作。那么，在对《辽史》做了正本清源的探源工作之后，还有哪些工作可以继续推进？余蔚老师举两例以说明：一、过去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对于辽朝捺钵制度的研究，多致力于揭示辽朝捺钵之地的空间规律，但在《辽史》杂凑各方史料，并且以一时之现象作为一代之通例的状况被揭露之后，捺钵制度的研究应该转向其与辽朝当时主要的政治议题、军事动向、礼仪文化的关系；二、苗润博在离析了《辽史·营卫志》文本来源后，揭示了不同于以往认知的阿保机家族迁徙史和发展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事实上，族群构成处于不断地变化、流动之中，这给族群形成的追踪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苗润博在研究中的新发现，提醒研究者对文献系统的梳理，对文本生成的认识，应该成为一种学术自觉，这样学者便不会轻易地错过发现重大问题的机会。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1933年初印本封面

接下来发言的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张佳老师。针对《〈辽史〉探源》一书，张佳老师指出，由于与辽史相关的传世文献数量很少，因此书中有些结论的得出，依靠的是逻辑推理，而非文献确证。比如，对于不见于辽金旧史和南朝文献记载的内容，即判定为元朝人所添加的做法是否确当，值得怀疑。张佳老师进而提出质疑，事实上南宋对于辽的认识并不算十分匮乏，比如尤袤在《遂初堂书录·地理类》中就著录了15种与契丹相关的书目，史学家李焘进呈《四系录》，该书详细记载了女真、契丹兴衰起灭事迹。这些书有没有流传到元代为纂修官所见？在北宋仁宗年间赵至忠进呈书籍之前，辽、宋对峙已近百年，面对北方这一强大的对手，北宋是否真的缺少关于契丹的系统记载？张佳老师指出，北宋余靖《契丹官仪》开头就说：“契丹旧俗，皆书于国史夷狄传”，似乎在此之前宋代国史中就有关于契丹的详细记录。可见，南朝系统中关于辽的知识还有待清理。对于正史的史观问题，张佳老师指出，虽然在原始资料充足的明史研究中，《明史》并不具有“独尊”的史料地位，然而清修《明史》的史观却仍然在左右着目前学界对明史的整体性认识。在各种蓬勃进行的、旨在纠偏正缪的“新史学”（新宋学、新清史）当中，更有必要进行是“新明史”，其基本前提，便是反思钦定《明史》的明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邱靖嘉老师指出，一般读者甚至有些相关的研究者对史源学的方法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解，认为史源学不过是一种查证史料原文出处的技术性手段，而《〈辽史〉探源》对史源学方法的运用充分展现了史源学研究取向所具有的研究魅力。邱靖嘉老师认为，苗润博对《辽史》文本的全面离析为接下来的《辽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重建契丹王朝的历史论述，这是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对于本书所提出的新问题，邱靖嘉老师择要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一、契汉双轨修史制度的提出与发现意义重大，可以有效地解释过去我们不太理解的《辽史》文本现象，但这一“假说”是否成立，以及这套制度具体的运作方式、其发展演变过程等，还有待相关材料的验证和进一步的研究。二、元修三史同享共同文本资源这一事实，提醒研究者要打破对元修三史进行孤立研究的旧有格局，充分关注三史资料来源与编纂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三史作为整体进行考察。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元修《宋史》的研究相对薄弱，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供挖掘。三、过去研究存在的误区是，当《宋史》与《金史》记载出现冲突时，研究者往往认为《宋史》记载是不准确的。然而事实是，宋人对金史的记载并不全是讹传。相似的情况，在《辽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这提醒研究者对正史文本的经典性进行反思。对于《〈辽史〉探源》这本书的写作，邱靖嘉老师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首先，《〈辽史〉探源》对《辽史》史源研究的学术史缺乏更为详细的梳理与介绍；其次，就冯家昇对《辽史》的研究而言也不应局限于《辽史源流考》一书，还应该将冯家昇到美国后与魏特夫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纳入考察的视野；再次，除了本书已经清理过的《辽史》相关《纪》《志》外，他如《刑法志》以及《传》的一些部分，同样有待细致的个案研究加以厘清。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 by Karl A. 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1949年出版

在此之后，苗润博老师对以上三位老师的讨论做了简单回应。对于余蔚老师提出的辽朝捺钵问题，苗润博老师认同余蔚老师关于辽朝捺钵制度应该与辽的政治、文化议题放在一起考量的看法，同时指出，游牧社会本身是否遵循农业社会的节律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于张佳老师的疑问，苗润博老师提到，全面爬梳宋人、元人关于契丹的知识流变可知，在赵至忠入宋并上呈契丹书籍之前，宋人对契丹的认识确实相当匮乏，同样地，元人对辽史的认识普遍比较隔膜，至正修史之时能够利用到的资料也相对有限，我们几乎可以一一考出。至于邱靖嘉老师提到的契汉双轨问题，苗润博老师表示，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寄望于俄罗斯所藏契丹大字抄本的公布情况。关于《辽史》列传部分的情况，苗润博老师进一步补充道，新出《韩德让墓志》的内容与本传的巨大差异，恰恰印证了他关于辽代官、私传记资料系统相互隔绝的观点，辽朝很可能并没有行状考功、史馆报送的制度。

紧接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聂溦萌老师发言，她在评议中强调了“探源”工作对其他相关领域的意义。她指出，《〈辽史〉探源》一书以诸志的探源为主，通过将元人增饰的错误因素剔除，从而考证出辽代制度相对真实的原貌。然而，聂溦萌老师强调，历史记录并不等同于事实。苗润博老师在《〈辽史〉探源》及其他相关文章中对西辽开国始末，契丹建国前史的研究，在考证事实的基础上往前迈进了一步，触及到历史记忆的建构问题，为探源工作开拓出更大的空间。不过，对于苗润博老师对《辽史》粗制滥造的批判，聂溦萌老师则认为如果过分关注于史书修撰之优劣，可能会遮蔽一些更本质的问题。古代史家编撰史书的一般做法与现代历史研究的目的本身就不一致，在这一点上，《辽史》与其他正史没有根本差异。聂溦萌老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献特点为例说明，对材料的“模糊”处理可能会有助于史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问题。同时她强调，支配古人编纂史书的并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追求，而往往是搜集、拼接文献这个程序本身所形成的一些格套化方法。唐宋以后，国家垄断正史修撰，使官修史体制嵌合进政治体制之中。聂溦萌老师相信，对史书编纂规律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认识到，正史不是“历史”本身的绝对代表，而有其独特的形成因素。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孙正军老师也充分肯定了苗润博老师将史源学从传统的史料取向转变为文本取向的方法，这一跨越使得史源学从单一的文献学研究发展为兼具文献学、历史学的复合研究，由此大大扩充了史源学研究的范畴和价值。接着，孙正军老师评述了《〈辽史〉探源》在具体操作中值得称道之处，如强调文献的整体源流以及溯源手法之巧妙。另外，孙正军老师还指出，以往历史学领域的文本分析较多关注纪传文字，对于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志留意较少，学者多将书志视为某朝制度的如实记录，直接用以研究。然而苗润博老师的研究则表明，《辽史》诸志不仅编撰粗糙、史源不一，其中还可能混杂有元人的辽史观，这样的文本直接用来研究辽史非常危险。孙正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史料批判研究，他从方法论层面提示包括史源学在内的文本分析在文献不足徵的状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厚诬古人”的可能，书中一些判断或可更为谨慎；又具体到史源学，指出由于史源学侧重追寻史料来源，故往往对历史编纂过程中史家的角色关注不够，书中将《辽史》中种种不合理之处简单归结于元代史家的无识、颟顸，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点。孙正军老师强调，在辨析史源的基础上重视史家（包括时代和个人）在历史编纂中的积极作用，或更能呈现文本生成复杂多歧而又生动细节的一面，且史源学并非探求文本生成的唯一维度，有些问题是史源学鞭长莫及的。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仇鹿鸣老师同样认为，相比于《纪》《传》，《志》的史源更难于推考。苗润博老师所标举的“新史源学”，其特点是找到了“中间文本”，使得他的研究区别于前人对文献线性传抄的认识或仅对正史材料来源做简单推测。在史源学研究中，提出判断相对容易，关键的是要找到“中间文本”，而此书的突破点即在于大多数情况下都找到了可靠的“中间文本”。对于“史源学”与“史料批判”“历史书写”的立场差异，仇鹿鸣老师以《〈辽史〉探源》中提及的辽乾统七年全年无一干支系日这一奇怪现象为例加以说明，“史源学”在没有找到确凿的“中间文本”例证时并不轻易地作出推断与解释，宁可阙疑待考，而“历史书写”则倾向于从史学编撰的角度作出合理化的解释。接着，仇鹿鸣老师对苗润博老师所谓的“元人的辽史观”这一说法提出了商榷意见。仇鹿鸣老师认为“史观”具有明显的个人意图，而通过将元人修《辽史》这一行为还原到历史现场考察，他发现元人其实并无所谓“史观”，《元史》不过是一个急于“结项”的国家政治工程，而元人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技术性的删削。就正史校勘而言，仇鹿鸣老师指出，《〈辽史〉探源》为二十四史校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过去对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很大程度上沿袭着清人的老路子，对相互矛盾的两段材料，认为必有一误。在史源学的视野下，这种“本校”存在着很大问题。走出以辨析文本正误为第一目的的校勘学，转而对史书文本不同层次进行剥离，进行同史源校勘，进而作出对某一正史史源的系统研究，或许是更有意义的工作。最后，仇鹿鸣老师提出了一个疑问，即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与陈大任的《辽史》究竟是源流关系还是平行关系？

在回应环节，苗润博老师指出，恰恰是因为《辽史》的“粗制滥造”，才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史源学批判的试验场，但其实他本人并无评骘《辽史》修撰优劣的意图。《〈辽史〉探源》只是尝试还原《辽史》修撰的历史现场，考察元人到底利用了哪些以及如何利用那些材料的。苗润博老师也肯定了从创作意图、权力话语等角度切入的史料批判的价值，但他同时强调，“史源学”和“历史书写”存在着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创作意图、权力话语等的分析只有建立在对文献源流的总体把握之上才能生效。无论哪一种文本研究，大家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地关注史源，但关键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究竟关注了没有、如何关注的。对于仇鹿鸣老师的提问，苗润博老师表示，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与陈大任的《辽史》并非线性关系。可以确定的是，陈大任修《辽史》时，仍然可见耶律俨《皇朝实录》之前重熙十三年所修的“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另外，针对仇鹿鸣老师提出的“史观”问题，苗润博老师进一步申述道，在讨论“史观”之前，需要对“史观”进行概念界定。在他看来，“史观”并非仅指主观意图，史书所呈现出的客观的叙述框架同样也是“史观”，这种无意识的史观往往更容易影响后人。

接下来，论坛进入“圆桌讨论”环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晓伟老师首先发言，对史源学作用于校勘学的研究路径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他指出，文献校勘存在版本和版本较、正史文本本身的讨论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奠基性作用。对文本源流的研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向过程，侧重研究文本信息在传抄过程中的变异；一种是逆向过程，侧重祖本的构建与复原。今天的研究，面临更多的是逆向研究的困难。版本校的尺度和标准主要取决于版本系统的情况，具体而言，也有两种情况：一、版本多元非一源；二、祖本及其衍生版本。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祖本与衍生版本的单线传递关系，就需要充分尊重祖本原貌和纠正版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因此，陈晓伟老师强调，处理正史文本时，研究者要树立史源意识。以往对“二手文献”编纂思路及史源问题认识不到位，导致种种误校。以探索史源为前提，能够帮助我们把握校勘的尺度和彻底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

文本源流研究的两种情况

站在纂修者的立场看版本校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老师在讨论中指出，就历史学而言，“史源学”仍当属于史料学的范畴，是对史料进行处理的一种方法。苗润博在本书的结语中，将“史源学”视野下的史料批判分成了两个层次：一、对文献本身的研究；二、对文本背后的创作意图、权力话语、历史图景的批判。这涉及“史源学”与“史料批判”的立场问题。在党宝海老师看来，在史家与史料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中，这两个层次的研究其实是交替进行的，并不一定具有先后次序。另外，党宝海老师注意到元修《辽史》的不同的人员构成，并推测因为他们各自出身、学术背景的不同，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分工。我们现在知道，元修《辽史》对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有所继承，但究竟哪些是至正史官的史观，哪些是耶律俨、陈大任的史观，仍有待厘清。

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康鹏老师认为，苗润博的《〈辽史〉探源》一书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研究局面，辽史研究中的很多重大问题都需要重新予以探讨，一些新的研究点也由此引发。对于《〈辽史〉探源》一书，康鹏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辽人对耶律俨《皇朝实录》加以增补的时间下限究竟是哪一年？陈大任《辽史》的史源又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取舍的？南朝系统的史料的价值究竟如何判定？《辽史》中的某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并不是元人的过失，而是另有他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中间环节，值得进一步探究。另外，对于辽朝修史的契汉双轨制度，康鹏认为《辽史》中类似“范密”（实为“潘美”）这样的记音讹误，很难说是辽朝史官将契丹文文本译成汉文文本的结果。最后，对于苗润博老师提及的俄罗斯契丹大字抄本，康鹏简单地描述了这一文献的现状，认为学界真正释读、认知这个抄本还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流老师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辽史〉探源》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认为其对后续研究元人知识体系中有关辽史知识的流传，乃至元人观念中的辽史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推动学界全面重新思考有关辽史的重要议题，进而重塑和展现出一个不被以往所知的辽史。同时，《〈辽史〉探源》也开拓了新的研究模式，推动正史史源的研究走向精耕细作。除此之外，曹流老师期待着苗润博老师对元人为何分撰《营卫志》《兵卫志》，以及《营卫志》为何又分宫卫、行营、部族三门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老师并未对《〈辽史〉探源》的具体细节展开讨论，而是对正史的经典性问题进行了反思。胡鸿老师认为，传统历史撰述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循”。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考证史料来源出处，因为即便是最原始的“档案”，记录的也并非事实，而是现代史家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图景都经过了一重重的信息过滤和扭曲，我们今天习焉不察的宏大叙事往往都建立在无数不可靠的细节之上。中国历史载籍丰富、历代正史连续不断，在胡鸿老师看来，这些引以为傲的事实有时恰恰遮蔽和掩盖了历史记忆本该具有的多元性和矛盾性。通过史源学的方法为“正史”去魅，重估一切史料的价值，重估一切事件的价值，将已有知识都当做待证的假设，承认我们对历史所知的局限，或许是《〈辽史〉探源》带给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启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老师在发言中以中古史为例，对史源学方法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在处理史料的一般性原则上，中国古代史各个断代差异其实不大。但是我们在掌握一般性方法的基础上，应该具体区分对待不同断代的史料。吕博老师具体举例指出，目前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对《资治通鉴》史源的清理算是比较充分。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资治通鉴》大约有20%的记载不见于南北朝文献，隋唐史部分大约有50%的文献不见于两《唐书》，其中的很多史料我们并不知道来源。吕博老师进而以唐长孺先生的《唐书兵志笺证》为例进一步说明，研究者如果想讨论欧阳修的史观，那么对史料进行必要的清理当然很重要。然而，如果要讨论具体的问题，如是唐代府兵制，那么欧阳修的史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欧阳修关于兵制的看法常常是有很大缺陷的。这里我们就应该利用杜佑的《通典》、王溥《唐会要》之类更原始的文献，去探讨唐前期的兵制。

针对吕博老师的质疑，苗润博老师进一步申述道，史源学首先讨论的不是“意图”，而是文献“源流”。他强调，史源学绝不应限于现存文字的简单对比，如果没有整体的文献关照，很难解决具体研究中的问题。比如关于《通典》的史源问题，目前唐史学界的认识就还有很大的深入空间。仇鹿鸣老师也表示，苗润博老师的史源学关怀，很值得中古史学界进行反思。他试图纠正人们对中古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错觉，即认为很多问题前人都已解决，而事实上不少大部头文献在文献学、史源学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很多基本文献亟需通过“史源学”的方法进行厘清。

在讨论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霖老师也同意苗润博老师对史源学的看法，认为史源学并不等同于史料学。史源学这一方法由来已久，是文献校勘中常用的方法，不仅可以运用于史学，也可以运用于经学。李霖老师以皮锡瑞《经学通论》为例，说明史源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作者会根据主观意图扭曲对史源的理解，甚至对史源问题含糊其辞，在这种情况下，不对史源进行追究可能会错过很多核心问题。史源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将人为建构的因素剥离出来，从而呈现出真实的历史图景，同样也在于通过史源学的工作，认识到后人置于历史文献之上的“滤镜”。而历史学界普遍关注事实，对“滤镜”缺乏重视。同时李霖老师也强调，史源学并没有义务处理所有的史料问题。

云端论坛现场

论坛最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老师对本次论坛做了简要总结，他希望经过本次论坛的讨论，能够达成以下两个共识：一，对传世文献，尤其是重要的史书做史源学的探源工作很重要，也很有必有；二，辨析文献源流、考证正误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去讨论为什么文献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本次论坛从《〈辽史〉探源》说开去，聚焦于史源学的路径、威力、边界及其局限，诸多讨论已跃出个案的范畴，而牵涉到史学方法的问题。相信随着具体研究实践的积累，不同断代、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史源学方面会有更多的对话空间，文研院也将持续关注、适时组织相关的讨论与争鸣。

延伸阅读

责任编辑：杨帅琪 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