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文明 | 唐际根、荆志淳 ：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日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十一篇，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实验室唐际根教授和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的荆志淳教授合作的《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中文学术界选取殷墟进行发掘,既有传统石学影响的原因,更有现代西方田野考古传入中国的结果。在中国所有考古遗址中,殷墟的发掘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历史,可以由此观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色。本文原载于《考古》2018年10期。
唐际根教授
荆志淳教授
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
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
文 | 唐际根 荆志淳
殷墟为商王朝后期都邑，甲骨文中称为“大邑商”。殷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不唯其埋藏着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在于它的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息息相关[1]。
2018年是殷墟发掘九十周年。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可以分为1928-1937年间的前十年和1950年以来的后七十年两大阶段（1937-1949年殷墟发掘停顿）。前十年的工作由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后七十年则先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最多的是前十年的殷墟早期发掘。站在学术史的立场，后七十年的殷墟考古见证了中国考古事业更长时间的发展。系统梳理前后两大阶段殷墟发掘的背景、过程与成就，客观评价整个殷墟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关系，具有学术史意义。
一
对于殷墟早期发掘的历史意义，学术界普遍给出高度评价。许多学者认为1928年董作宾的首次殷墟发掘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2]。个别学者甚至认为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水平“走在了世界前列”[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考古学已经诞生于中国[4]。
要对殷墟早期发掘给出科学评价，必然要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考察（表一）。
20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气候下，史学界兴起“古史辩”思潮，即对以前的古史进行追问。顾颉刚提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所代表的传统历史观被彻底动摇[5]。在旧的史学观被打破的情况下，中国上古史是否有希望重建？又怎样重建？上世纪初的学界人士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历史学领域展开的古史辨运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6]。
1919年的五四运动，适逢其时地将民主与科学理念带到了中国，从而为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提供了土壤[7]。
美国学者Gordon R. Willey & Jeremy A. Sabloff将上世纪初（1914年以前）的美洲考古学定义为“分类描述期”（The Classificatory-Descriptive Period）[8]，认为尚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令我们意外的是，刚刚起步的西方田野考古学，很快便随着传教士、探险家和部分学者的步伐传到了中国。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士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此前多有论著谈及，本文不再赘述[9]。
这些西方人士在华的探险活动和文物收集活动，显然刺激了中国学者，同时也给中国学者从事田野工作树立了榜样。“外国学者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不仅对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有刺激和促生作用，而且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于他们学术上的贡献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10]。与上述西方人士的在华考古活动相似但又略有区别的，是个别中国学者代表西方学术机构的考古活动，如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些考古活动，同样为现代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推波助澜。
表一：1928年殷墟发掘前的历史背景
考古学正式在中国落地之前，还有一个考古知识的传播阶段。西方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大概有两种渠道。一是部分通晓西方学术的知识分子将西方考古学知识翻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二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到西方学习考古知识。
20世纪的最初十年，许多学者通过在杂志撰文介绍西方考古学知识[11]。正当此时，李济、梁思永先后来到美国，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其中，梁思永师从美国著名考古学家Kidder，不仅参加过Kidder主持的考古课堂讨论（Seminar），而且跟随Kidder到美国西南部参加考古实习[12]。李、梁回国后，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最重要的人才条件。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虽然也关注器物图像，但其核心一直是铭刻文字。1899年王懿荣偶然识别了甲骨文和1917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辑出商王世系，都应视为典型的金石学研究。殷墟发掘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安阳发现了甲骨文。若无金石学的存在，中国考古学的首选发掘地或许会是其它遗址。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工作前后历时十年，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掘。学术界将此十年间的15次发掘称为殷墟早期发掘[13]。
回顾殷墟早期发掘的历史背景，下述要点是明确的：
①金石学无法发展成为现代田野考古学
少数学者对中国考古学概念作出另类解释。例如卫聚贤将中国的考古分为四大期，春秋战国期为宝贵期，汉至唐为祥瑞期，宋至近代为研究期，而殷墟所代表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发掘期”而已[14]。阎文儒拥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根据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科学，就是考古学”，因而在他的论著中会出现“两汉以前及两汉、魏、晋的考古学”、“两宋的考古学”、“元明的考古学”等概念[15]。
李伯谦指出：“‘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通俗地称为‘锄头考古学’……这种学问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欧洲首先兴起的。当然，在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和这门学问有关的古物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6]。因此现代田野考古学与金石学是不同的学问，金石学无法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殷墟发掘缘起于甲骨文，但正如西方考古学中从未把1822年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解读罗塞塔碑作为欧洲考古学的开始，我们不能将1899年王懿荣识读甲骨作为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也不能将1908年罗振玉确认甲骨卜辞出自小屯作为开始。
尽管金石学传统决定了中国学术界首先选择殷墟实施发掘，但金石学本身却无法给殷墟发掘提供任何田野作业方法。
②1928年前业已存在的田野活动主要是西方考古学者在中国境内零星的作业
如前所述，1928年殷墟发掘之前，中国境内的考古活动并不鲜见。特别是1921年以后，许多田野活动都包含有发掘的内容。如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Andersson）对渑池仰韶村的发掘[17],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Zdansky）对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8]。
然而上述田野工作，皆非中国学术机构主导的考古活动。即使曾经征得过中国政府同意，或是以中国政府与外国学术机构合作的方式实施，姑且田野工作本身的科学含量，多是西方学者在中国境内的零星考古工作。1926年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也是与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合作的考古活动[19]。
见于记载的最早由中国人和中国学术机构主持的田野考古活动，是北京历史博物馆裘善元对巨鹿宋代故城的发掘。裘善元是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的活动明显带有官方色彩。阎文儒在《中国考古学史》中提到了这次活动，但无细节[20]。有理由相信，裘善元的所谓发掘是没有学术含量的简单遗迹清理，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当然也不可能作为现代田野考古学出现于中国的标志。
③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
严格地说，1928年10月董作宾的首次殷墟发掘是学术含量不足的野外工作。李济本人评价董作宾的首次发掘时，说其“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惟检有字甲骨，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给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21]。
然而董作宾的发掘与先前的田野工作的区别是，他是受命于正在筹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28年12月成立）的一次学术活动，其目的是了解小屯的古物埋藏情况，为后续发掘作准备，因而是殷墟早期发掘的整体工作的一部分。
殷墟早期发掘有三个特点：一是发掘由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二是发掘主持人是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三是整个发掘工作前后持续十年，是基本连贯的发掘行为，它不同于西方人士在中国境内的零星作业，而是由中国学术界主导的、由掌握现代考古学方法的中国学者主持的自觉考古活动。这些理由应足以使我们得出公允评价：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它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落地生根。
二
研究殷墟发掘的完整历史，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观察整个中国考古学史的进程。
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与中国境内同时期的其它考古活动有什么关联？欧美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对中国考古学施加了什么影响？我们从指导思想、发掘整理技术、学术任务（科研热点）、发掘组织管理、以及遗址的保护利用等方面，来考察殷墟发掘与中国乃至欧美考古一系列重要事件之间的相关性（表二）。
表二：90年来殷墟发掘主要事件与中国及欧美主要考古事件时间关系表[22]
（左栏所列西方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不意味着前后阶段之间是取代关系；后阶段总是包含前阶段的思想和成果）
1、指导思想与发掘技术
90年来的殷墟发掘，可观察到指导思想和与之相关田野技术的阶段性变化。
①寻找甲骨
1928年董作宾首次发掘殷墟时，目的在于考察殷墟是否还埋藏有甲骨、是否还有发掘价值。当时的殷墟发掘，实际仍然是金石学的延续。
②脱离金石学
1929年李济亲自主持的殷墟发掘与第一次相比有明显变化[23]。首先表现在此次发掘不再以寻找甲骨为主要目标，陶器、兽骨、铜器等作为标本受到同等重视。正如傅斯年所说，“近代的考古学更有其他重大之问题，不专注意于文字、彝器之端”[24]。
田野作业时，使用探坑法发掘。每坑3×1.5平方米，都给出坑名。1929年下半年发掘时，李济还请张蔚然测量了较详细的殷墟地形图。这一切，都表现出发掘者对出土物空间位置的重视[25]。不过在发掘地层操作上，李济沿用了他在山西西阴村的水平地层发掘法。
指导思想和发掘技术的变化，标志着1929年的殷墟发掘完全脱离金石学范畴，开始真正走向现代田野考古学之路。
③自然层位与兼探四境
1931年实施的第四次发掘，田野操作方法发生革命性变化[26]。若干新措施被应用到发掘之中。例如在殷墟设立永久性基点，将遗址分为ABCDE五个区，并在各区排1×10米的探沟，甚至提出了“整个的翻”的发掘计划（尽管“整个翻”的计划到1933年才得以完全实施[27]）。
其时最重要的革新，是梁思永首次在后冈发掘中以自然地层法取代水平地层法。以此为基础，梁思永辨识出小屯、龙山、仰韶文化层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这是田野发掘技术的重大突破。随后数年的发掘中，梁思永在后冈观察到的仰韶-龙山-殷代文化层叠压关系，在侯家庄高井台子、浚县大赉店、安阳同乐寨等地经吴金鼎、刘燿等证实，故李济、胡厚宣、夏鼐等先生均对“三叠层”的发现给予很高评价[28]。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之间的时间关系明确后，空间关系也提上日程。为了解原生堆积的地下遗存，发掘者提出了“要了解小屯，必须兼探四境”的口号[29]。按自然层位发掘重视的是遗迹间的时间关系，而“兼探四境”重视的是遗迹的空间关系。对遗迹、遗物时空关系的重视，为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构架奠定了基础。这是田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变化。
董作宾、李济、傅斯年、梁思永1931年在安阳小屯考古时合影
到1934年殷墟第十次发掘时又有新的进展。石璋如将殷墟的1-9次发掘称之为“探坑法”，将第10次殷墟发掘以后的田野操作方法称为“现象法”[30]。由“探坑法”到“现象法”的变化，反映发掘者已经完全从以“器物为向导”进行发掘转变成“以遗迹现象为向导”进行发掘。随着遗迹现象成为发掘的主要关注对象，到1936年第13次发掘时，田野技术又有进一步调整，董作宾称之为“坑象法”。其重点是改长条形探沟为10×10米的探方布控，“平翻法”被广泛采用[31]。这是田野发掘指导思想由“器物导向”向“遗迹导向”转化的另一次重大进步，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完全走向成熟。
1934年，发掘者还曾沿洹河向上游进行调查，是对“兼探四境”的具体实施。可惜没有发表调查报告[32]。
④参与古史分期大讨论
1950年代以后，中国的田野考古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殷墟发掘虽然一直是重要的考古项目，但随着全国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却不再是唯一的发掘工程，到后期甚至不再是核心项目。
1950年以后，虽然田野操作技术基本定型，但发掘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积累的考古资料，需要精细的年代判断。因而1954年夏鼐首先将碳十四测年技术介绍到中国（1972年公布了第一批测年数据）。
殷墟的资料，早在1953年大司空村的发掘已显示出分期可能性。1958年苗圃的发掘，特别是1962年和1964年大司空村的发掘，为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坚实的地层证据[33]。
尽管自然地层发掘技术是在殷墟发掘中发展成熟的，但当时的三叠层只是用于讨论仰韶、龙山和小屯三个不同属性的文化的年代关系，而且当时并非基于地层关系的“器物类型学”研究。在基于地层关系的“器物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并不源自殷墟发掘本身，而是受苏秉琦斗鸡台发掘的影响。
明显影响殷墟发掘的，还有1950年代风靡全国史学界的古史分期大讨论。1958年，部分考古学家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意见[34]。以考古资料为证据参与古史分期大讨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的自觉运用。殷墟商墓呈现的社会等级，尤其是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大量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中常见的殉人，在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足以说明商王朝是奴隶社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考古证据的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期以前对殷墟王陵区的多次发掘，其中包括大批王陵区祭祀坑，以及传出司母戊很多年的大型墓葬M260[35]。1971年对后冈带墓道大墓的发掘，也出于同样原因[36]。
⑤从区域调查到殷墟布局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交流空前。199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数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堡德博物馆共同实施的“商丘计划”[37]。与此同时，一些欧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通过翻译被介绍到国内[38]。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前期，中国考古机构派出多位青年学者出国访问交流。经过大概10年的热络交流，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出现变化。殷墟考古工作的又一次指导思想变化，正是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996年开始，中、美考古学者共同发起了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将洹河流域作为单独的地理单元进行聚落考察，与此同时，强调聚落演变的时间因素。该项工作的重大成果，是发现了年代早于传统殷墟文化的洹北商城。随后又对洹北商城进行了为期10年左右的考古发掘，包括对其外围城墙基槽、宫殿宗庙基址及宫城的发掘[39]。
实施大范围区域考古调查的同时，以小屯为核心的殷墟范围内的布局同样受到重视。作为布局研究前提的考古发掘工作随之展开。1997－1998年对白家坟东黑河路的大面积发掘，其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布局研究。洹北商城发现后，重新认识殷墟布局的任务更加迫切。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将“殷墟布局探索”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学术攻关课题。数年后，课题确认了殷墟遗址的路网与水网布局[40]，并取得殷墟手工业作坊等一系列研究成果[41]。
殷墟遗址路网与水网局部关系示意
殷墟发掘指导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发掘技术也有进步，主要表现在技术设备的提升。高性能照相机摄影、直升机摄影、无人机摄影、RTK测绘等技术都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大量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了改进遗迹遗物的田野记录方式，殷墟还首次采用“级差网格”方式标绘发掘地点，并同时进行文物数据库建设。
2、资料整理技术
殷墟作为商王朝定居时间最长的都邑，出土各类遗物极为丰富。由于持续发掘，资料整理技术的变化很大程度也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研究水平的发展变化。
①董作宾的甲骨分期与李济的陶器分类
甲骨卜辞是殷墟出土的特殊文物。由于部分甲骨上常常有干支、贞人、国王庙号等带有时间概念的文字，因而对不同的甲骨片甚至同一片上的甲骨文作出早晚区分是很自然的事情。1933年，董作宾发表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42]一文。该文根据甲骨文中的干支、贞人、庙号、坑位等“十项标准”，明确提出殷墟甲骨卜辞可以分为“五期”。这是对殷墟出土文物的最早分期，也是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进入中国后，中国考古学家对发掘品实施的首份分期成果。
殷墟所有发掘品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体现资料整理水平的是陶器整理。
1929年冬，李济博士在殷墟甲骨层中发现一片彩陶，最后论定这片陶片“是殷商时代的一件古董，好象现代人玩的唐宋瓷器似的”[43]。1930年，傅斯年即意识到，以殷墟出土陶器为标准，可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化情形及其时代关系[44]。经过若干次发掘之后，李济日益认识到殷墟是长期堆积的结果[45]。
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陶器标本上没有文字，实施分期极为困难。加之殷墟发掘过程中地层学的成熟经验并未及时影响到陶器编年，因而最初的陶器整理是从“分类”开始的。1929年，李济发表《殷墟陶器初论》，首先提出了对陶器进行分类的设想[46]。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前，动荡的时局妨碍了李济等对殷墟陶器的系统研究。
抗战结束后，李济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一套独特的陶器整理办法。该办法全面反映在1947年出版的《殷墟陶器图录》中[47]。在这部著作中，他以数字加罗马字母表示器物不同部位的特征。如以数字“0”表示圜底，以数字“2”表示圈足，以“3”表示三足，分别可以称为“圜底目”、“圈足目”、“三足目”。“目”确定后，其下一级的特征是足部以上的形态，用数字随其后表示。同目器物的更具体的个性特征，则以罗马字母紧随其后表示。由此他将殷墟出土的1700余件陶器分为6目143式，359型。
②陶器类型学与殷墟文化分期
殷墟文化的第一个陶器编年直到50年代才由邹衡先生编制出来。1956年，邹衡发表《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将殷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48]。邹衡分期的依据主要是1930年代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发掘的版筑遗迹及相关地层。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通过发掘殷墟大司空村遗址，获得新的地层关系。根据新资料，以大司空村为代表的殷墟遗存被分为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大司空村二期[49]。1962年，安阳队继续发掘大司空村遗址，注意到该地的文化层还可进一步细分。结合细分后的地层关系，安阳队修订了原来的两期说，提出大司空村所代表的殷墟文化应该分为四期[50]。与此同时，邹衡也将殷墟文化分期修订为四期七组[51]。
上述两种分期法所描述的陶器编年基本一致。随后的发掘，如苗圃北地[52]、小屯南地[53]、以及1969-1977年发掘的殷墟西区939座商墓[54]，都证明殷墟陶器编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因而也就证明至少从陶器演变的角度看，殷墟所属的晚商遗存可以分为四期。根据妇好墓[55]发掘，研究者对各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作出了推测[56]。
殷墟文化的四期划分，近年又有所修正。大体是在原殷墟文化四期说的基础上，追加了洹北商城所代表的“中商时期”两个阶段。关于这一点，唐际根等在《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与水网》一文中有详细论述[57]。
③殷墟出土标本的综合整理
1990年代中期，殷墟进入到考古资料的综合整理阶段。一方面，以地层学为基础的类型学仍然是资料整理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其它多种整理手段加入到研究中来。首先是整理对象扩大。原本重视不足的人骨、动物骨骼成为重要整理内容。殷墟铁三路发掘之后，骨骼整理取得重大成果[58]。青铜器的整理，以及与青铜器铸造相关的整理同样成绩斐然[59]。与此同时，陶器的整理过程中，类型学之外加入了陶器岩相学的内容，骨骼的整理中加入了锶同位素的内容。玉器的整理近年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联合装置项目《殷墟玉器的玉料来源、加工工艺与受沁机制》的实施，增加了科技含量[60]。
3、学术任务与科研热点
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寻找或探索完整的“商王朝”一直是殷墟发掘和研究的总体任务。总体任务之外，殷墟发掘的不同阶段，学者们关注的问题重点有所不同。我们选择一些重点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来观察殷墟发掘的阶段性变化。
①殷墟遗址形成过程
由于甲骨文的释读与考释在先，殷墟的堆积已被确认为商王室的遗存，因此殷墟遗存的归属从来没有成为“问题”。然而，殷墟遗址的形成过程，却成为困扰发掘者的第一个问题。
1928年首次发掘时，董作宾观察到地下甲骨“堆积”零乱，因而提出殷墟成因“漂没说”，认为殷墟的堆积是由多次洪水冲击的结果[61]。
1931年第四次发掘殷墟时，“漂没说”被修正。学术界认识到殷墟的遗存是原地堆积起来的。确认了“堆积说”，“殷墟为商后期都邑”才可能成为定论。
殷墟遗址形成过程的问题自首次提出后，直到今天仍未解决。因为要真正解决遗址形成过程，先要解决文化分期、文化分布范围，以及遗址布局等问题。而后者仍然在研。
②殷墟文化分期、范围与布局
如前所述，甲骨分期的问题提出早，解决早。殷墟文化分期的问题则是1950-1960年代基本解决的。近年又由于洹北商城的发现有所完善。
殷墟范围问题提出早，着手解决也早。1930年代大致确认殷墟的范围是沿洹河两岸诸自然村。1950年代末在1930年代考古工作基础上，确认了一个基本范围[62]。1961年国务院公布殷墟保护范围时，面积约24平方千米。
关于殷墟布局，1930年代的发掘确认了殷墟宫殿宗庙区和王陵区。1958年以来，先后发现大片墓地、居址，以及若干涉及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
然而殷墟布局不是静态的。1988年以后，郑振香先生在讨论殷墟布局时，多次以殷墟文化分期作为讨论布局的基础[63]。洹北商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殷墟的范围，也改变了其布局。例如现在已经知道，确信曾经被认为是商代晚期的小屯附近，也曾是洹北商城时期（商代中期）的居民点。甚至王陵区很有可能在洹北商城时期已经启用。至于殷墟腹地，最显著的布局特征，便是发达的路网与水网。手工业作坊分布其间。
洹北商城与殷墟商邑位置图
③动、植物遗存与自然环境
有关殷墟自然环境，三、四十年代即已引起学术界注意。最初主要是通过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来推断当时的气候。研究者有杨钟健[64]等。
70年代竺可桢撰写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65]。90年代，又有学者利用土壤磁化率信息、地层中的饱粉以及考古发掘中浮选所得商代植物遗存，对商代气候进行的探讨[66]。
关于商代殷墟附近地貌的研究，近年才展开。基本结论是安阳地区在商代以前，地貌特征比较稳定，至西周以后开始发生较大变化[67]。
④手工业与技术
手工业与技术的研究从殷墟发掘早期直至当前，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并始终在研的课题。其中铸铜技术、制玉技术、制骨技术、建筑技术都有进展。
⑤人口与城市
殷墟人口的研究，在殷墟发掘早期因缺少研究技术，未被关注。1980年代虽有学者讨论殷墟人口的问题，但关注的仅仅是数量，而且仅仅是数量的推测。近年学术界开始使用锶同位素等技术研究殷墟的人口构成。
⑥社会组织
从考古学而非纯甲骨文角度研究殷墟背后的社会组织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⑦精神信仰
自始至终受关注。
⑧殷墟文化探源与上古史重建
殷墟文化探源与上古史重建，前者是考古学问题，后者是历史学问题。但二者相互关联。从考古学角度上，殷墟文化探源是重建上古史的基础。
殷墟发掘之初，发掘者即关注殷墟文化的来源。1929年第三次发掘殷墟时，李济根据地层中出土的一片彩陶，对“小屯文化”的先驱进行了讨论[68]。第四次发掘时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是该问题的一次重大突破。梁思永先生根据后冈的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关系，提出小屯文化的前身是龙山文化而不是仰韶文化[69]。该观点在学术界被作为定论沿用了很长时间。
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使之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已知点”。有了这个“已知点”，则商王朝早期、还有由此上溯的夏王朝，以及知之甚少的史前中国，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研究。1959年，李济明确提出“中国上古史重建问题”任务，提出殷墟的考古发现，“一方面把地上与地下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联系了起来”[70]。
因而殷墟发掘便成为构建“中国上古史”的支点[71]。
21世纪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殷墟也是实际上的科研已知点。
4、殷墟考古的组织管理
考古发掘的组织管理方面，殷墟早期发掘至少有两项事件影响至今。
①殷墟与发掘执照制度
1928年首次发掘殷墟后的很长时间内，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殷墟发掘工作的组织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发掘实施过程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地方政府就发掘问题产生过摩擦。1935年，内政部认识到有必要将殷墟发掘纳入一定的管理程序，便于1935年颁发了首份“采取古物执照”（图一）。
图一：1935年颁发的殷墟发掘“采取古物执照”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承蒙惠允使用）
第一号申请内政教育部颁发，由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提出申请，申请于二十四年三月起至二十四年七月发掘安阳，由梁思永领队采掘，经“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发给执照，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颁发。
随着颁发执照的实施，形成了发掘实施者与管理者分开的两条线组织模式。
1950年以后，殷墟发掘的组织者改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对大规模基建以及主动发掘的申报进行规定。196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布《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要求一切考古发掘，均应报请国务院批准。
这种组织实施者与管理者分开管理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②殷墟的持续发掘与考古工作站设置
1928年以来，史语所逐渐形成了持续发掘殷墟的习惯（1930年发掘团移至山东发掘城子崖）。长期设点发掘有助于人员的培养和发掘技术的提高[72]，更有利于对遗址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因而对后来设立考古工作站制度有显著影响[73]。
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于长期发掘殷墟的需要，设立安阳工作站。工作站最初设在王裕口村，1959年移驻小屯村至今。
随后，考古研究所还设立了洛阳工作站、西安工作站。部分省级考古所也开始在不同的发掘地点设立工作站。
5、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殷墟遗址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① 殷墟与《古物保存法》的颁布
1928年殷墟发掘两年后，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古物保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国家级文物保护法规。该部法规的颁布，与殷墟发掘有一定关系。
由于西方人士广泛在中国掠夺古物，早在1916年当时的中央政府便颁布过《保护古物暂行办法》。1925年，美国考古学家N. C. Nelson在蒙古采集标本，1928年，当他将采集的标本运回国时，南京国民政府新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扣留了这批采集品[74]。这两件事，时间上都早于殷墟发掘。因此1930年国民政府颁发的《古物保存法》，应是当时的中国面对多方面压力的产物。然而殷墟发掘加速了这部法规的出台，同时也最早受益于这部法规。
②殷墟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国务院根据当时的勘察和发掘成果，划出了殷墟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外围区，将殷墟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殷墟的公共考古活动
殷墟早期发掘时，深受社会关注。殷墟的公共考古活动，几乎从一开始便受到重视，并伴随殷墟发掘的始终。1930年，《大公报》便以相当篇幅连载《发掘殷墟之经过》[75]。发掘过程中，部分出土文物也曾向民众展出[76]。1946年，运至南京之后的司母戊鼎，也曾向部分人士展览过。蒋介石在马衡陪同下，亲自参观过这件大鼎。
1950年代恢复殷墟发掘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批判奴隶社会的鲜活教材，殷墟出土文物甚至考古发掘现象都曾向社会开放。部分工人农民被组织起来参观商代墓葬，以宣传奴隶社会的本质。
文革结束后，殷墟的公共考古活动并未停止，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出现。1987年安阳市在殷墟小屯宫庙区打造殷墟博物苑，将殷墟建成遗址博物馆。这是国内除半坡遗址博物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以及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之后，比较早建成的遗址博物馆。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安阳市政府合作，又建成新的殷墟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至今。
④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85年，中国政府签署《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从1998年动议，经多年准备，2006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将殷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获得成功。
⑤制定《殷墟保护总体规划》
2012年编制《殷墟保护总体规划》。
⑥制定《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2017年开始编制《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殷墟考古工作呈现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由早期的重发掘研究，到后期的发掘、研究、保护与利用并重，而殷墟的考古工业伴随着中国考古事业同步发展。
三
殷墟是我国连续发掘时间最长、清理遗迹最多和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遗址。殷墟发掘走过的90年历程，见证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中国考古学的整体背景下，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事业既有主动的贡献，也有被动因应。
由于选点与甲骨发现有关，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有关，殷墟早期发掘带有明显的金石学影响和一定的证史倾向，但殷墟发掘不是金石学的自然延续，而是西方现代田野考古进入中国的结果。
殷墟的发掘进程与整个中国考古事业的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例如殷墟早期发掘，与当时大量西方人士来华从事考古活动有关；抗日战争期间，殷墟发掘被迫中止[77]；1950年代殷墟发掘服务于当时史学界的古史分期大讨论（当时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讨论均与此有关）；1980年代，中国考古学开始构筑理论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和更严谨的地层学、类型学论述，殷墟发掘却似乎未参与这场论述。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遗产保护升温，殷墟则因应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还先后制定《殷墟保护总体规划》、《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不断强调遗址的价值认知与利用。
如果将殷墟发掘与同时期西方考古学发展水平相比较，1929年李济测绘了殷墟地形图，1931年梁思永按自然地层分出了“三叠层”。有学者认为“殷墟发掘所创立的一系列发掘和记录的技术、方法、制度、规范等，为此后大陆和台湾的考古工作者所继承发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说，早年殷墟的发掘形成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技术和方法传统。西方考古学的“地层学革命(The Stratigraphic Revolution)直到20世纪40-50年代才得以完成，在这方面，后起的中国田野考古学反而走在了世界的前列”[78]。
这一评价听起来令人振奋，却是拔高殷墟发掘历史意义的成份。从殷墟发掘角度观察，中国考古学从未在理论、方法或技术上“走在世界前列”。
梁思永在殷墟后冈识别仰韶、龙山和小屯文化“三叠层”，是中国考古发掘技术距世界水平最接近的一次。1920年代的美国，虽然仍然有少数学者采用水平层位发掘，但Kidder等人已经完全采取自然地层发掘。与Kidder等人的考古活动相比，梁思永的后冈三叠层发掘在时间上仍然落后当世美国考古实践近10年。
1996年围绕洹河流域展开的区域考古调查，也是安阳发掘者受西方聚落考古思想的影响。洹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在中国属开展比较早的[79]。但若以1960年代R. M. Adams在近东与中美洲的区域调查和聚落考古作为参照，这时展开聚落考古，已经比欧美晚了约30年。同样地，殷墟人骨研究应用锶同位素技术较早，但该项技术本身也是从西方引进的。
殷墟分期对中国考古学发展有重大意义，但以器物编年为核心的类型学并非从殷墟发掘起来。李济整理陶器的办法是殷墟发掘的一项原创性成果,出发点是尽可能客观描述器物特征。然而李济的分类法似乎完全脱离了考古工作的实际。陈星灿曾评价说，按他的分类原则给出一个器物序数号，有时甚至连器类都不能判定[80]。因此李济的陶器分类虽然属原创，但由于没有与发掘地层建立直接联系，加之描述方式僵化，远非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器物类型学的成功。
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书影
事实上，运用陶器的形态变化探讨文化发展演变关系在20年代以前的美国考古学界是很流行的做法，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如1915年Kroeber和1917年Leslie Spier对墨西哥谷地史前陶器的编年[81]。从陶器编年所代表的类型学发展状态看，殷墟所代表的中国考古发掘整理水平也落后美国数十年。
殷墟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是随着殷墟分期展开的。1950-1960年代的殷墟分期，较之殷墟早期的发掘与研究是一个巨大进步。首先，它通过陶器编年，建立了殷墟文化发展变化的标尺；其次，无论是邹衡的分期过程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分期过程，都是以地层学为基础，以陶器类型学为主体完成的。殷墟文化分期的成功，无疑是类型学的成功。
必须指出的是，1950-1960年代的殷墟文化分期，虽然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却并非最早的类型学实践。1948年，苏秉琦先生在其论著《瓦鬲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类、型、式的概念[82]。殷墟陶器的类型学研究，晚于斗鸡台瓦鬲墓随葬陶器的类型学许多年。不过，殷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考古遗址，殷墟文化分期的成功，为全中国考古工作作出典范。大约从60年代开始，文化分期工作就成为各地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当然，该影响力的背后，还有更直接的原因。其中包括夏鼐于1959年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83]，以及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和《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等文章[84]。
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漫长时期，殷墟的考古发掘与欧美考古学的步调并不相同。当欧美经历所谓“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时候，殷墟的发掘先是追随中国古史分期的社会性质大讨论，然后进入大规模基本建设考古阶段。到1990年代中期，基本建设考古依旧繁荣，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殷墟的考古工作逐渐在发掘、科研等方面与欧美同步，而且显著地越来越强调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表二）。
客观回顾殷墟发掘的历史，正确评价殷墟发掘的意义，是我们庆祝殷墟发掘90周年应有的态度。尽管殷墟发掘并不象有的学者评价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也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与欧美发展同步，但殷墟发掘无论是90年前的筚路蓝缕，还是后来的风雨历程，仍然是伟大的考古活动。
殷墟考古对于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许多贡献将载入史册：中国考古学的自然地层发掘法和10×0探方布控法是在殷墟发掘中摸索成熟的；中国考古事业中现行的“考古证照”制度源于殷墟发掘；公共考古传统伴随殷墟发掘始终；殷墟考古为重建中国上古史提供了最早的“已知点”，奠定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基础。
我们最需要铭记：殷墟早期发掘是中国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有组织实施，它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2006年殷墟成功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由早期单纯发掘，经过发掘与研究并重的长期过渡后，全面进入了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相结合的新阶段。2009年提出的“维护文化遗产尊严、让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社会发展、让文化遗产成果惠及民众”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工作方针，离不开殷墟的考古实践和“申遗”实践，而未来的殷墟考古，将继续融入中国考古事业的整体发展，越来越具备“面向未来”的学科新特征。
注释：
[1] 殷玮璋：《殷墟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考古学集刊（第15集）》，2004年，文物出版社。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7页。
[3]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四）》，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72-379页。
[4]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二十世纪初的史学著作多将传说时代当作历史内容对待。例如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即以“三皇五帝”、“三王时代”为纲撰写国史。参见吕思勉著，《中国的历史》，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
[6]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9-80页
[7] 夏鼐：《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3年第5期；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79-80页。
[8] Gordon R. Willey & Jeremy A.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PP38-95, Third Edition, W.H.Freeman and Company, New York.
[9]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0-95页；唐际根：《中 国考古 学 的“傅斯年特征”》，载丰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4-10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1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第51页
[11]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6-42页
[12] 1995年，笔者访问哈佛大学时，曾有幸查阅过李济、梁思永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选课记录。
[1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李伯谦：《感悟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四）》，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72-379页；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唐际根：《中 国考古 学 的“傅斯年特征”》，载丰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4-10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 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
[15]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 李伯谦：《感悟考古》，第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7] 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5号，1923年
[18] 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88页
[19]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20]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 李光谟著：《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第299-30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Gordon Willey and Jeremy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3rd ed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93；Colin Renfrew and Paul Bahn, Archaeology: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24-33. 1991 and 1996,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Bruce Trigger,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Chambridge, 2006；Brian M. Fagan. A Brief History of Archaeology, Chambridge,2009
[23]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24] 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25] 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26]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又胡厚宣：《殷墟发掘》第56－58页，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27]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28]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又尹达：《悼梁思永先生》，《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又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29]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30] 石璋如：《我在史语所》，载《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第639-654页
[31]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 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1947年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洹河流域几个遗址的试掘》，《考古》1965年7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年
[34] 李水城：《考古学发展史的回顾与思考》，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29-143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M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1期
[3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堡德博物馆：《豫东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
[38] 唐际根：《欧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所谓“理论流派”》，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第229-24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9] 唐际根、荆志淳、刘忠伏等：《洹北商城的勘探与试掘》，《考古》，2003年5期；唐际根、岳洪彬等：《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试掘报告》，《考古》，2003年5期。
[40] 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与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3期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8期
[42]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1933年
[43] 李济：《小屯与仰韶》，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44]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原载《史学》第1期，1930年12月，收入《傅斯年全集》卷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45]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46] 李济：《殷墟陶器初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50－51页
[47] 李济：《殷墟陶器图录》，1947年。另《考古》1988年曾重印
[48] 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4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5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8期。
[51]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4、5期。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店，1980年。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56]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57] 唐际根等：《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与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3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考古》，2015年8期
[59]岳洪彬著：《殷墟青铜礼器研究》，39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岳洪彬主编：《殷墟新出土青铜器》，45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岳洪彬：《论殷墟孝民屯大型铸范的铸造工艺和器形--兼论商代盥洗礼仪》，《考古》2009年第6期；岳占伟等：《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遗址的发掘》，《考古》，2012年12期；岳占伟：《殷墟出土的陶模、陶范、泥芯的制作工艺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2期。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联合装置，《殷墟玉器的玉料来源、加工工艺与受沁机制》，批号U1432243
[61]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又见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1期，1929年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63]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年10期
[64] 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6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
[66] 周昆叔、唐际根：《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殷都学刊》2005年4期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10期
[68] 李济：《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经过及其主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又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1930年
[69] 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1935年
[70]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原载《民主评论》第5卷第4期，1954年
[71] 孙庆伟：《追迹三代》，第4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72] 石璋如著、李永迪等编校：《殷虚发掘员工传》，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7年
[73] 唐际根：《中 国考古 学 的“傅斯年特征”》，载丰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4-10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74] 这批标本最终由马衡与之商定：标本留在中国，今后调查和发掘须由美国自然博物馆与中国国立学术机构共同参加，并需征得政府的同意。见《古生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汇报》，大学出版社，1935年，11-20页。
[75] 《大公报》中华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第四版。
[76] 陈存恭、陈仲玉等编著：《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
[77] 1937年以后，日本曾组织“调查团”和“研究班”在东北、华北进行考古。这些团体和机构也曾至殷墟考察或发掘。1938年，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组织了北支学术调查团，由大山柏率团来安阳考古。同年秋，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岩间德等来安阳。1940年至1941年，东京大学考古学教研室亦曾派人来安阳发掘。这些发掘规模小，缺乏详细记录，一般不被列入殷墟科学发掘的历史。
[78] 张海：《中国考古学的殷墟传统---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四）》，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
[7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考古》1998年第10期
[80]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7－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81] Gordon Willey and Jeremy Sabloff, 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3rd editi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93
[82] 苏秉琦：《瓦鬲的研究》，载《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83] 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
[84]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文物》198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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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敏萱、周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