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主义、社会理论与共同体的重建

[美]弗兰克·泰尼鲍姆 著 周鎏刚 译 （Frank Tannenbaum.The true society:A Philosophy of Labor Alfred A.knopf,inc.1950）  

个体主义与社会理论

当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坚持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时候，共同体的解体就到来了。这种流行的政治和道德理论还认为，每一个人依靠自身就能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智慧，这些知识和智慧能使他对自己真实的兴趣做出最好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个真实的灵光，通过这个灵光他能区分出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微妙差别。个人应该做一些最有利于他自身，因而也最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这种行为往往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从上述理论出发也是必要的。

经济学家强化了现存的个体主义倾向，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自由的经济交易将会产生一个和谐状态，在这个和谐状态中每个人都将获得自己应得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每一个人都将依次对天赋的公平做出贡献，这种天赋的公平体现为所有人的工作都要分工，每个人只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个体主义理论的逻辑暗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即每一个人都是自负的，在自负的人群中每个人又都是平等的，并且在这些平等的人群中只有一种竞争性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计划所包含的最完美的和谐。因此，政府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基础上的，并且来源于每一个人的同意。同样，道德也完全是个人的，根据“快乐和痛苦”的原则只有个人自身才能对什么是善良和邪恶做出恰当的判断。经济学中的获利与亏损原则使每个人都对他在和谐计划中的角色做出了最恰当的判断。

个体主义理论导致了社会的解体，因而又引发出一个道德问题。一些传统的和古老的“行会”的解体被描述成一个良好的和进步的迹象，这些行会通过一些被人们共同坚持的价值观把人们整合在一些小的团体内。这种理论的极端形式似乎助长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组织的人际关系和责任最少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一个社会只需要具备某些确定的前提就可以存在，例如公开承认马尔萨斯人口论，对适者生存理论进行“爪牙”式的曲解，以及广泛接受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人与国家对抗》中所涉及的观点。个体主义理论的要旨似乎还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纵向的，而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却一点也不是横向的。他只会通过他所在的家庭与社会发生关系，然而家庭仅仅是他自我个性的一种延伸。在这些条件下，相信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可谓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如果真正的和谐将在人与人之间不受阻碍的竞争中存在，那么任何其它的理论就都不会出现了。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对个人胜任的理论产生质疑，但是却对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产生了质疑。在一些人眼里，这个世界是在工业革命的早期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他们被那些对他们来说本不必要经受的苦难打扰了，这些苦难源于工业资本家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如果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对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来说，一点都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可见他仅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理论。一点都不管的政府使自己摆脱了统治的场景，并且允许自负的、在道德上胜任的个人设计出一种天然的和谐状态，这种和谐状态在法律的干预下是不会变质的。

无政府主义是对现存困难的一种解决方案，而社会主义者则有另一种方案。他们接受了从洛克到李嘉图再到达尔文和黑格尔的一整套的理论公式。他们认为，每个人虽然是天赋平等的，但是一些有财产的人（称为资产阶级）通过掌控政府权力剥削压迫着没有财产的人（称为无产阶级）。每个阶级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并且这种设想还保留着个人的幸福。“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这纯粹是对个体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偏见。在这种新的说法下，管得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政府的缺陷是它的统治至今仅仅维持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局面。

在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国家最终将会消亡，然而实现这个意图要等到所有的人都获得真正平等的时候。坚定所有的人都天赋平等的信念是这套公式发生任何修正和改变的前提条件，这套公式试图解释现代工业的崛起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因此，针对现代工业带来的问题，我们共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二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三是管得最多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在西方世界，上个一百五十年中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主要争论点就是政府对个人幸福所负责任的程度。

上述三种社会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伴随工业革命而来，也都否定原有的共同体，这正是工业革命的特征所在。一个真正适合人类的“社会”概念似乎已经消失了，虽然哲学家们还在讨论个人幸福，但是这种个人幸福却好像是在社会真空中被他们发现似的。此外，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假定经济利益是人类治理所要关心的事情，可能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人类无需关心其他事情。可见，这些理论都含蓄地否认了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它们假定每一个人都是代表他自己的，不会因为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而改变，虽然这些影响使他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使他具备道德的和政治的观念。反过来说，它们都认为个人的完美性是理所当然的，并且相信幸福是生活的主要目的。很明显，这种幸福只存在于孤立的状态之中，而处于任何“社会”之外，在那里价值观和理想来源于共同体的传统。在上述每一种理论中，甚至在马克思“全部产品属于每个人的劳动”的理论中，一种没有批判力的信条始终在场，那就是追求个人目标的人们将会组建一个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自由的和完美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将会永久地持续下去。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状态与社会主义者的无阶级社会都意味着一个静态的世界。一旦我们创造出这个世界，任何干扰都可能会打乱这个理想世界的平衡。注意到极端个体主义者与极端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这会比理论或理论家更具有启迪作用。这个目标是，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经济满足的基础之上，并且以非常完美的和谐社会为最终归宿，在这个社会中任何的变动都被看作是一种扰乱。这种理想是寂静的，是彻底的沉静——死亡。

所有这些理论都把人从履行道德责任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只有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人才有一种负责任的角色，这个世界充满了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和相互矛盾的目标。不一致和压力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且也是生活本身的本质特征。工业革命理论家的愿望是想脱离现实世界，而当代物理科学正在深入地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个愿望。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也深深地受到物质可以分解为原子的观点的影响，并且他们着手把这个观点运用于社会科学。人变成了可以互相交换的人，变成了平等的人，变成了没有联系的人，变成了服从操控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了。由于道德和伦理在原子人中没有地位，阻止国家和社会分裂的唯一力量是自私的而非平等的经济动机，因此道德和伦理也就烟消云散了。边沁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

除了接受原子的概念之外，社会科学家也接受了这样一个信条，即一个理性的世界必然会受到规律的统治，而且他们还试图把这个信条应用到有关人的事务中去。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它们。下述的这些规律是不可避免的：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人口规律、铁的工资规律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它们是一个普遍规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避免这个普遍规律体系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是明智的，那么他会认可并服从必然发生的规律。如果有人胆敢违抗规律，那么自然规律就会证明自己是不可抗拒的，并且会迫使愚蠢的人类服从它的统治。但是，对规律的信仰既有助于乐观主义的普及也有助于悲观主义的普及，既有助于构建一种慈善的和慷慨的世界观也有助于构建一种吝啬的和苛刻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假设，人们总是遵循着他们自己的真实兴趣，并且确实可靠的本能也正确地引导着他们。进一步说，每个人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事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同样是有利的。洛克、亚当·斯密、孔多塞和边沁认为人是善良的和友好的，在他们的笔下人变成了一个高尚的生物，人的行为方式是明智的和理性的。对幸福的最大障碍是不必要的约束，干涉人的自主精神的联合体是邪恶的。哲学家的乐观主义、产品数量的增长、新发明的涌现以及资本的增殖都促使政治家和传教士深信这样一个道理，即放任自由的政策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

然而，坚信世界是受一个普遍规律统治的观点同样也为悲观主义者服务。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对人的本性抱有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太想说明他们的理论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把阴暗的色彩添补到人类的命运中，并且获得了广泛赞同和普遍接受。在约翰·洛克那里，看起来“每一个人的思想全部都来源于他自身。”¹同时，“每一个人都知道适合他自身的职业。”²因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论断，“到目前为止，由于一个人有权力根据他自己的主观偏好或倾向选择思考或不思考，选择运动或不运动，因而这个人是自由的。”³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自由是有益无害的，因为“一个人对他自身优点的研究，自然地或者可以说必然地，会促使他更喜欢选择那个最有利于社会的职业。”⁴遵循自己兴趣的人“处于这样一种情形，正如在许多其他情形中一样，他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从而推动并促进了一个目标的实现，然而这个目标原本却不属于他的意图。……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有效地推进了社会利益的实现，他推进社会利益的有效程度甚至超过了他真实想要推进的目标。”⁵

然而，在李嘉图那里，同样是这只无形的手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高工资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而工资又再次跌回它的自然价格”，“工人的生活状况是最为悲惨的。”⁶我们不能对此做任何的改变，因为这些“都是调控工资的自然规律”，而且工资“从来都不应该由立法机关的干预来进行调控。”⁷

在马尔萨斯那里，这种情形更为明显，而后果也更为悲惨：“自然界的意图不会也不可能被击败。……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制服苦难，但是这却不能使我们自己少遭一点罪。”⁸唯一的疗法是控制并减少人口，为此马尔萨斯认为“我们不应该向穷人倡导清洁，相反我们应该鼓励肮脏的习惯。在我们的城镇里，我们应该把街道建得更狭窄些，让更多的人涌进住宅区，并设法使瘟疫重现。在农村，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村庄建在死水潭旁边，特别是要鼓励人们在所有沼泽般的和不健康的环境中定居。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拒绝为灾难性的疾病提供全面的治疗。”⁹

马尔萨斯的设想应该成为一项政策，毕竟这项政策是由一位知识渊博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所郑重提倡的。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原因就在于共同体的真实概念已经消失了，这个共同体本来是由习惯法统治的。正如边沁所说：

共同体是一个虚构的有机体，它由一些个体的人组成，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构成共同体的成员。那么共同体的利益又是什么呢？——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

如果不理解个人的利益是什么，空谈共同体的利益是没有意义的。当某件事情趋向于增加个人快乐的总和时，这件事情就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同理，当这件事情趋向于减少个人痛苦的总和时，这件事情也被誉为是促进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¹⁰

对经济动机的显著突出似乎证实了社会崩溃和解体的过程。只要一个人遵循了他的“经济利益”，任何其它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们对经济目标的追求，或者表面上对经济目标的追求，也是导致社会解体的原因，但是这个事实却被人们忽视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成员资格，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道德品格，因而也不可能具有道德身份。就短期的经济社会“进步”而言，个体主义理论的确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是以牺牲个人和社会为代价的，而这个社会正是人赖以生存的前提。此外，个体主义理论的成功还是以牺牲责任和价值观为代价的，而正是这些责任和价值观使人成为社会的成员并因而使人成为一个人。

共同体的重构

一场广泛流行的经济和政治运动并不只包含一种单一的逻辑。因此，当流行的理论和公共政策受到不断扩展的个体主义的影响时，另一种出乎意料的运动也应运而生了。这场新的运动否定了个体主义理论，但并没有批判这种理论，并且当时机到来的时候，它还会以自己的方式抵制社会原子化的进程。

当工业革命变得越发无所不包时，越来越多的个人不得不依赖于一个能获得工资的工作，并且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个人孤弱无助的状况也加重了。贮藏和占据的行为不是他们无助的表现。随着工商业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他们两者之间互相理解和认同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了。经济结构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到来。工厂制度容纳了为数众多的孤弱无助的个体人，所有的人都依靠一个共同的雇主而生存。工人们没有能力对他们的劳动状况施加道德的或经济的影响，也没有能力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留滞率。他们都是孤弱无助的个体人，他们同样都是无依无靠的。

这些工人共同享有的东西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雇主，他们都在同一个工厂工作，他们的劳动时间都相同，他们所用的工作台和机器都相同，他们获得的工资价格都相同，管理他们的工头是一个人，他们所用的原材料都相同，早晨叫他们起床或者叫停他们的劳动的口哨也都相同。此外，这些工人彼此之间也是共同生活的。他们在同一个工作台上工作，他们在同一个磨坊或矿场中工作，他们与同一种耐热材料作斗争，并且他们还依靠相互之间的合作。这正是一个新社会的因素所在。正是这个相同的过程把这些工人们聚集起来，因而这个过程锻造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集体认同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工人个人的无助状况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工人的集体力量已经显露出来，而且这种力量能在以下事实中被人发现，这一事实是他们都相同地受到把他们聚集起来的力量的控制。他们的相互联合和经历、他们相似的技能、他们在工作台上的关联、他们使用的工具以及他们生产用的原材料，都赋予他们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学到了同行的语言、工作的语言、商店的语言和工业的语言。他们共同分享了特殊的自豪和羞耻感，这种自豪和羞耻感只能具有特定的和本地的意义。他们可以抱怨亮度和热度、寒冷和潮湿。他们可以无休止地沉浸在谈论工作之中，无休止地议论工作的反复单调性，因为这种讨论细说了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这种讨论还赋予人们一种共同的即使是本地的词汇。雇主则变成了一种催化的力量，促使工人凝聚成一个自觉的团体。当劳资冲突蠢蠢欲动时，这个自觉的团体会刺激蠢蠢欲动的冲突爆发出来。

因此，由支付给个人货币工资而导致的社会原子化已被工人在功能上的共同结合及时制止了，工人在功能上的结合成为了一种坚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工会运动成长起来了，并且实际上这个基础已经使得工会运动不可避免了。

工会运动的最初组织者是商店、工厂、矿场和企业。煽动者亦或工人的领袖只不过宣告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尽管有许多例子表明工人拒绝加入工会，但是工会运动兴起的事实却是真实的。工会运动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并且扩展到非常广的一个区域，以至于它必须被视为一种组织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在现代工业发展之后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工会是个体工人通过功能上的结合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工会反映了一种道德的认同和心理的团结，人们在一起工作时经常会发现这种认同和团结，这是因为人们需要认同和团结，并且没有认同和团结人们就不能生存下来。这一点并非是新事。事实上，道德认同和心理团结采取工会的形式只是一种历史巧合，因为工人之间的联合来自于机器强加给他们的联系。坚持劳动者与其它任何物品一样都是一种商品的理论把集体行动当作维护个人道德身份的唯一途径。工会就是一个有形的证据，证明人不是一种商品，而且人不能完全依靠自己。

工会的产生往往是以一个区域为基础的，并且它的产生一般来说都没有经过预先的计划。工会没有任何长期的计划，长期的计划往往是由人们打破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而“引起”的，而这些规则在“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关系中发育成熟，相反工会只有一些短期的和具体的目标。在工会的早期，区域性工会都是一种自发的微型民主，它们脱离自己的经验而建构出自己的治理机构。区域性工会的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们的特征也是易变的，它们的特征还带有一种平等主义的偏见。工会的最初成员由一些纯朴的、勤奋工作的人组成，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从事过文字工作，他们用当地居民的方言撰写他们自己的规则。这些会员通过选举选出每一次会议的主席，并总是希望每一个会员都能轮流担任秘书和委员会委员同时承担相应的职责。他们每周或每月向自己的会员征收少许分币，以便向公务员提供基本的必需品，同时他们从自己的会员中找出一些诚实的同伴担当财务员。这些公务员是没有薪金的，他们完成一天的工厂工作后，还要在工会的岗位上继续工作。¹

在工会的早期，工会是一种实行直接民主的组织，但是随着区域性工会的增多和在许多城市中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人陆续被组织起来，一个代议制政府就产生了。这个政府是由从各个地区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随后这些代表召开定期的政府会议。在早些时候，这种较大规模的组织例如区域性工会在形式上还是很不稳定的。这个政府中的公务员可能除了秘书和财务员以外都是没有薪金的。这个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资金、充满地域猜忌以及公务员缺乏相关的经验。组织起来的工人会发展为经验丰富的公务员，会开发出一个有执行力的征税制度，会制定出一套宪法性法律和工作规范，这些法律规范能把这个地区结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然而实现上述理想却需要花费一个很长的时间。许多已经形成的全国性工会不料竟会在区域性工会的顽强意志面前受挫，这些区域性工会拒绝或者害怕来自于中央组织的命令。回首以往的岁月，在我们的工业社会当中，无数这样的微型民主出现了又消失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些工会是因为内部的纠纷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软弱的领导力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不断变化的工业环境而衰亡的，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国家而衰亡的，还有一些工会是因为反对企业家而衰亡的。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西欧、英国和美国的工联主义历史上，持续的或者只是零星的、多少带有些突然的冲突始终遍及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大多数劳资冲突都是区域性的和无计划的，但是早期工会的民主形式却沦落为持续不断的冲突的牺牲品。在许多案例中，工会要么被消灭，要么勉强牺牲一些自我管理的权限，以便在一场与雇主的持久战斗中实现自己的要求。

只有不断成长的领导人有能力施展他们的权威时，区域性的和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会才能够生存下来，即使他们采用独裁和暴力的手段。在美国，暴力已经在许多冲突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冲突既包括工会与顽抗的工人之间的冲突，也包括雇主与工会之间的冲突。美国的雇主们有组织地、频繁地使用暴力。他们在地区、州和联邦的法律中都占有优势。法庭对他们持友好的态度，因为法律遵循了一种共谋的理论，并且动用了针对劳动纠纷不断频发的法律禁令。此外，一些雇主雇用了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伯恩斯私家侦探公司以及其他破坏罢工的团体，这些团体使组织罢工变得困难、昂贵和危险。规模更大的公司，例如钢铁公司，则雇用了一支私人警察力量用以对抗不断成长壮大的工会。

在一些行业，特别是煤炭业和钢铁业，把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需要更多的暴力以至于这种努力携带了一种私人的但却具有十字军圣战性质的热情。如果正如一些人所抱怨的那样，当前美国的全国性和国际性工会都是集权和独裁的，那么这种努力就会带有圣战性质的热情，因为它们在武装冲突中掌握着权力。这种冲突是长期的，也是剧烈的，因为美国的经验强化了人们对极端个体主义的信奉。直到前天，行业的领导人最多确信工联主义是一种应该被抵制的邪恶，因为它会带来痛苦的后果。甚至在联邦法偏袒工会的几年后，美国的公众舆论总有一天会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敌对的希望仍然没有破灭。不然我们怎么能解释通用汽车公司在1934年1月到1936年6月间花费“将近一百万美元雇用私人侦探”用以阻止它的工人组织起来的事实呢？²同样地，克莱斯勒公司支付给集团公司的附属公司的资金在1933年超过了61600美元，在1934年超过了76000美元，在1935年超过了72000美元。³阻止工会组织的愿望在汽车行业是十分强烈的，但是在其他行业中这种愿望则更加强烈。

美国的历史充满了阻碍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壮大的企图。对许多代美国人来说，这种现象的确是工业景象中的一部分内容，并且在全国劳动关系法案通过之后仍然持续存在。⁴拉·福莱特委员会的证词表明，在美国共有二百个机构从事劳动间谍活动，它们招募了超过四万的私人侦探，并投入了数十万的美元。⁵肯塔基州的州长宣称，哈兰县的煤炭经营者维持着恐怖的统治，他们控制着警察力量和州的政府机关，威胁着掌握真理的内阁官员，并且镇压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集会，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阻止他们的矿场工人联合起来。⁶为了能强有力地镇压组织起来的工人，一些钢铁公司甚至为它们的私人保安配备了防爆手枪、毒气面具、各种炮弹和毒气手榴弹。⁷

这些较近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对一种较早习惯的延续。一则有关1919年的钢铁业罢工的报道是这样评论的：

    向州警察、州副警长和公司保安提出的控告都涉及到有关男人和女人的谋杀——一个人在他自己的院子中被杀害——以及成千上百个工人不同程度的伤害；成千上百个工人遭到棒打；人们在街上合法地和和平地办事时遭到袭击，犯人也在关他们的监狱中遭到袭击；男人和女人遭到逮捕和监禁，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被关在监狱和警察局，而人们没有采取任何挑衅的行为，甚至没有对这些行径提出明确的控告。……法律和政府部门的执法管理人员却频繁地向当地的公司经理人员妥协。⁸

钢铁业公司颠覆了政府部门并且控制了公共舆论，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人员同时也是钢铁业公司的雇员。这里引用的证据只不过是历史的一部分片段而已。整个历史事实则是由无数卷国会听证会的证词、无数页美国的新闻报纸、无数条美国法院的辩护状、无数个小册子和书本所记载的内容组成。虽然如此，光靠文字记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大部分历史事实已经埋葬在无数工人所忍受的痛苦和辛酸中，这些工人分布在新英格兰州的棉纺织厂、加利福尼亚州的果园、科罗拉多州的矿山和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的森林中。在全美国境内，几乎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工业区域，在那里人们不能通过有关本工业区的特殊资料来说明工人长期遭受的悲惨经历和时常在组织权利问题上发生的血腥冲突。

尽管工人有过许多次的失败，但是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却始终在进行着。就这种努力的性质而言，工人建立组织的努力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人们通过共同的经历团结起来并且组成一个社会，这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这种愿望必须找到一个得以实现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介只能是工会。无助的个人处于孤立的状态，他既不能维护尊严也不能享有安全，而当人们不可避免地结合成一个社会时，反抗和暴力最终都将会变成偶然的事件，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再一次发现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否则，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将会变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确切地说是没有任何道德意义的。而在目前现代工会的全部历史仍然被人们解释为是一种阴谋，正如工会的敌人经常解释的那样。但是，历史的记录一再地显示，工会总是自发地、无组织地坚持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依靠了这样一群人，这些人仅仅要求得到作为人所必须获得的东西：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彼此受到约束的伙伴关系——人们为了获得共同的解脱而组织起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缓解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事实上这个苦难也沉重地压在整个社会身上。

自发的组织和对原子化的抵制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回应了那些否认在一起工作的人们是一个“社会”的规定和惯例。此外，工人苦难的历史还证明了，在很久以前，当现代社会还没有出现强大工会的身影时，“无组织的”工人所发动的突然罢工就已经预示了后来将要展开的主题。

    我阅读过年代久远的英格兰资料，甚至是十八世纪的英格兰资料，以此我推测工联主义只是一种自发的感情和意识，即使任何一名工会会员都意识不到它，它也已经存在着了；即使没有正式组织的存在，工联主义的习俗和规范也能自发地形成。甚至当工会组织并不是十分强大、仅有松散的架构的时候，当只有少数工人加入工会并支付会费的时候，工人们也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处于非常紧密的社会关系之中，无论他们是否是工会的会员。⁹

在美国，相同的历史过程可谓是自我重现了。工人零星的罢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足以证明一个具有共同习俗的社会是存在的。“在1797年以前，那些仅仅是工人们有所记录的罢工也都是‘无组织的’，的确如此，事实上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罢工都是‘无组织的’。”¹⁰美国工会的历史是由无数个工人起来罢工的事例所组成的，而这些罢工运动都是没有组织的，没有正式的领导，没有基金，也没有任何外部资源的支持。公元1850年，在马赛诸塞州的福尔利西城（瀑布河城——译者注），纺织工因为工资被克扣而举行了罢工，但是这场罢工“事先并没有在工人们之间相互通告和协商”。¹¹可以估计，在1936年以前的五十年里，纺织业部门一共发生了六千次罢工，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罢工都没有经过正式工会组织的领导。¹²

上述的一些“自发性罢工”持续了数个月，吸引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暴力行为。类似的劳工暴动也发生在其他行业中——煤炭业、钢铁业、交通业、服装业等等。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工联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段“无组织的”、没有得到支持的和不成功的罢工史。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罢工都在某个局部地区爆发，以本地斗争的方式解决，并且独立于任何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联盟组织之外。

在英国，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没有开始试图把当地的工人互助会合并为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时，当地的这些互助会就反复地经历过兴起、衰落、再兴起的过程了。第一个工人互助会是棉纺织工人互助会，它是在1792年在斯托克波特成立的，并且只是在1810年的时候才遭到有计划的合并。¹³

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全国性工会才得以成功地建立起来，并且在很多年内它们的会员数量仍然是稀少的。1860年12月，机械师和铁匠在他们的例行会议上煽动了一个关于建立全国劳工联盟的主张。1869年路易斯维尔的工会大会秘书长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会组织写了一封信，也建议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目标被设定为“最终废除罢工和签订劳资协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瓦格纳法令而言，用选举代替罢工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试图促使“劳资协定”能够在一个充分稳定的组织环境中订立。我们必须一直牢记，伟大的斗争都是为争取承认工会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正式的、形式化的“社会”，在那里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都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同时每一个成员都能在这个“社会”剧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如果不承认工会，就不会有正规化的、形式化的社会，也不会有公认的可以扮演的戏剧，更不会有对个人和社会承担的责任，而个人与社会存在根本的和有机的联系。这就是争取承认工人组织的斗争永无止境的原因，也是这一斗争之所以遭遇抵抗的原因。

这一斗争遭遇抵抗的原因是，工会社会趋向于变得包罗万象，并且趋向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会运动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即使工人和雇主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显现出来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以及工会可以作为一个现存的组织融入到政治国家当中，工会就不再是最初那个进行斗争的工具了，而是转变为一个“治理”的工具了，因为所有的组织都有它们特殊的职能范围。在政治国家当中，工会代表的是它所在社会的要求，这个社会是由功能上团结起来的工人所组成的。

工会的治理方法是反复不定的，也是自相矛盾的。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依靠耐心和折衷来协调这些方法，因为折衷是智慧的精髓和治理中的实用主义。但是，除非工会的权利一直存在并且它的功能几乎不再是斗争或者怀疑，工会运动才能够具有一种组织上的特征。就像所有的组织一样，工会组织最终也趋向于使自身被一个规模更大的共同体所容纳，并且不仅仅对它自身承担责任而且还要对整个共同体承担责任。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符合一个现存组织的本质属性，甚至是在为它自己的要求说话时也要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然而组织对共同体的认同必须建立在组织赢得权利斗争的基础之上。只有争取组织认同的斗争胜利以后，一个组织才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如果工会不能履行对整个共同体的责任，那么它就丧失了得以存在的理由，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也不再扮演任何道德角色，并且最终将会解体。

从长远来看，只有工会运动履行了所有的组织都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是多方面的，包括为它的会员服务，保护它的会员，并且把它的会员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工会运动才能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而幸存下来，这个社会是依靠人们在功能上的团结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组织具有生存价值，除非它认为自己能够履行一种必要的对社会整体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囊括了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其它各种属人的利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瓦格纳法令才变得意义重大。瓦格纳法令不仅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建立，工人已经为这一目标奋斗了许多年，而且该法令还减缓了一个以个体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成长进程。经历和时间将会教育和训练工会运动，最终工会运动也将会产生出一套传统习俗和不成文的法律，它们将会界定出工会运动的责任和工会运动的权利。

对工会组织的政策转变在瓦格纳法令中有所体现，但却并没有在罗斯福新政和大萧条时期得到推行。在新政和大萧条时期，主要是美国的工人构成发生了变化。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庞大的移民群体，这使得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雇主们充分利用新来的移民击退罢工运动并瓦解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雇主利用无助的和不知情的移民来阻止工会的建立，这是钢铁业、纺织业和煤炭业的工会在历史上不幸的一页。

同样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会运动限制移民的原因。来自国外的工人洪水般地压制了美国的工会。但在一些特殊的事例中，外来移民已被证明，他们既不是容易驾驭的工人，也不是自愿反抗工会的工具，这一点也是真实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外来移民为了工联主义的成功加盟工会进而成长为工会的领导成员。萨缪尔·龚帕斯、西德尼·希尔曼、大卫·杜宾斯卡和菲利普·默里都是在国外出生的，他们仅仅是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劳工领袖中几个显著的例子而已。

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些成功的实业家也是如此，例如推动美国工业图景重构的安德鲁·卡内基。像在1820年至1940年之间的其他三千八百万移民一样，卡内基也是一个外来移民，只不过他在新大陆淘到了自己的财富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基业。

这两方面明显的例外只不过启发了许多无名的人，这些人都曾经卷入过一个陌生的社会，在那里成千上万个无名的人都不知不觉地站在雇主的一边，他们与把美国工人组织起来的企图作斗争。¹⁴

欧洲的农民和隶属于同一个工会的美国产业工人之间的差距，如果说不是更有研究价值的话，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他们两者截然不同的经历和观念简直是天各一方的两个世界。一些欧洲国家试图改变一个从农村地区新来的人的信仰，并赋予他一些对现代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很正常的心理和价值观，这种努力既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也是让人悲痛欲绝的，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工会会员几乎难以企及。更为不同的是，美国除了存在农民和产业工人在习惯和态度上的差别，还存在由多种不同的且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所造成的特殊困难。¹⁵

1910年，外来移民在雇佣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煤矿厂是48.3%，在铜矿厂是65.4%，在铁矿厂则是66.8%。在服装厂，有超过7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面包厂、制革厂、毛纺和精纺厂、高炉厂和轧钢厂，有超过50%的白人男性都是外来移民。在屠宰场、汽车和铁道车间、酿酒厂、黄铜制造厂、地毯制造厂、丝织厂、橡胶厂以及街道、公路、下水道和桥梁等建筑工地，在所有受雇的白人男性中外来移民所占的比例超过了40%。¹⁶

毫无疑问的是，由于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基础产业工人都是新来的农民，他们又使用许多不同的语言，因而工会组织者就对充分实现工联主义感到失望了。把出生在外国的工人转换为高素质的美国工会会员的负担有多么重，这可以从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看出来，美国的天主教则必须妥善处理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姓名地址录（1947年1月1日）把亚美尼亚人、法国人、德国人、波兰人、叙利亚人以及属于其他国籍和教派的人编入大约2000个教区目录当中。其他的资料也表明，至少有2855个教区向亚美尼亚、亚述、比利时、喀尔巴阡—俄罗斯、中国、克罗地亚、捷克、荷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墨西哥和波多黎各）、叙利亚以及乌克兰血统的天主教徒提供服务。上述的大多数教区都属于罗马天主教教派。还有数百个教区属于亚美尼亚、拜占庭、卡尔迪亚、马龙教和东仪天主教的教派。在那些拜占庭教派中，乌克兰主教区拥有138个乌克兰教区和307065名教会会员。所谓的匹兹堡主教区拥有165个喀尔巴阡—俄罗斯教区、15个匈牙利教区和2个克罗地亚教区，共有大约285652名教会会员。如果这些数据都具有代表性，那么属于已知的非英语教区或国籍教区的天主教徒总数就超过了五百万。另外五百万教徒十有八九也属于国籍教区，尽管后者并没有像前者那样被人鉴定。¹⁷

美国的外来移民使用了许许多多种语言，这个问题可以由以下一个事实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是，在1948年7月底美国竟有九百七十三家报纸商使用四十种不同的语言发行报纸。¹⁸

这个事实说明了今天的情况。如果想详细地说明上述问题，那么1910年的史实将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到了1936年，当瓦格纳法令被美国政府颁布时，自移民潮以来的一代人已经去世了，伴随他们而去的还有他们的多样化语言和乡村习惯，这些语言和习惯已经被1917年的移民法令和1921年的限额法令严厉地禁止了。到了1936年，大多数产业工人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并且受到了美国传统习俗的熏陶。

那些把美国的工会力量不断增强的原因归罪于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的人，太过于重视政治因素对美国工会组织成长的影响了。罗斯福新政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它既没有发起这一进程，也不可能阻碍这一进程。影响美国工会快速成长的因素包括以下内容，把外来移民的孩子转为美国人，让他们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教会他们英语，赋予他们宝贵的美国遗产——自由独立的精神和传统的美国方法——对常见难题的讨论进行民主地总结。不可避免的是，在工厂中相遇的受美国式培训和教育的工人将会集中在一起，并且将会尝试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他们的需求。这些工人把他们的个体主义、他们的雄心壮志和他们对发展和改善的愿望带进了工厂。工厂则把他们转变成一个“社会”，同时赋予他们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相互依靠感。在这里，工人们运用从美国社会学到的习惯和技能，以及他们从伙伴、共济会、棒球队和扶轮社中获得的经验，来满足现代工业强加给他们的要求。

比工会会员的数量增长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前工会所包含的职业范围和种类也在不断地增长。在罗斯福新政以前，我们就有了演员工会和音乐家工会。现在，我们又有了由在大型公司工作的律师所组成的工会¹⁹，由职业舞蹈教师所组成的工会²⁰，由工厂的保安所组成的工会，而且这些职工组建工会的权利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批准。²¹

如果上述事实仍然不足以显现出时代的趋势，那么我们仅需要补充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最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外证劵交易所和银行的雇员们也已经组建了工会。他们给工会的使命增添了意义，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工会这个新“社会”的元素，而在已经组建工会的工厂中当代任何其他的经销商和工头都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新“社会”的元素，并且他们组建工会的权利也已经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批准。²²

到1948年，在美国的舞台上，复杂的社会力量已经促使大约一千五百万的美国工人变成了工会会员，而在这个舞台上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和瓦格纳法令仅仅是一些表面现象。在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工会运动开始只是一种软弱地表达新社会要求的努力，现在却已经演变为一场伟大的运动。对致力于消灭这种合谋社会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对坚持边沁所说的“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结合”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同样，工会运动也回答了个体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或许每个人都与生俱来一种奇特的素质，即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竞争性的地位，其他人可以挑战他的地位，正如亚当·斯密所指，“以物易物、物物交换”，这种奇特的素质把人同野兽区别开来。

有人承认工会在批判每一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个体主义理论时是孤立无援的，这种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每个人只代表他自己的理论也会被其他人否定。个体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并不是自始自终都相信这个信条的。从开始的时候起，学术界就存在着一些反对者，并且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学、哲学和法学一直存在着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优良传统，他们反抗推动社会原子化和个人孤立化的力量，但是这种反抗最初是无效的。在英国，人道主义和同情怜悯的传统包括这样一些姓名，如柯贝特、沙夫茨伯里、罗米丽、狄更斯、拜伦、科尔里奇、卡莱尔、罗斯金、查理斯·金斯利以及许多其他人。这种传统也包括一些家喻户晓的运动，例如基督教社会主义、互助会、消费合作社、机械学派、星期日学派和卫理公会教的礼拜。²³

这些运动和许多类似的运动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组成部分，在1802年这个社会政治环境对十二岁以下的童工的劳动时间做出了限制，并且禁止童工从事夜间工作。1816年，运输童工的行为被禁止了；1819年，九岁以下的儿童被禁止在工厂中工作。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已经延续下来而未受干扰，并且这种补救性的立法程序还扩展到了全世界的工业国家。把个人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中并通过执行最低保障制度来缓解工业化的影响是一个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和罗斯福新政仅仅是这个趋势的两个表现而已。

然而，当我们把政府政策中的这些变化与工会运动的成长相比较时，前者的重要性就要略逊于后者了。因为工会挽救了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给予了工人一个扮演道德人的机会。现在，工人所需要的这个“社会”已经回来了。工人再一次成为了一个人，他不再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了，也不再是一只将要被人丢弃和抛弃的“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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