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人把“教育内卷”讲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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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行业，掀起一场大地震，上市教育巨头股价纷纷断崖式下跌。
这些年教培行业的爆发，离不开中国庞大的鸡娃大军，鸡娃又反过来促进内卷。
人人都说“教育内卷”，却很少有人能把“教育内卷”这件事，掰开了揉碎了，通筋活络梳理清楚。
教育内卷的原因是什么？教培行业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才能防止教育内卷化？教育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这篇文章， 做到了。
文章很长，但内容详实，非常推荐阅读。
读完你会对“教育内卷化”建立系统性认知，文章也指明了一条“反内卷”的思路，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何为教育内卷？
大概是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内卷这个词横空出世，并迅速流行。
它来自于一个英文词，involution，有“向内”的意思。
“内卷化”这个词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早的是一位华人历史学家。
他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卷化，就是：随着人口增多，越来越精耕细作，但是边际效应递减，整体农业生产并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级，也就是说并没有创造新的技术、生产方式等，而陷入了一种困境：
人们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产量还是不好，效益越来越低。
这个困境移到教育上来，也很恰当。
和教育“内卷化”同时流行的是另外一些热词，比如“鸡娃”“牛娃”“青娃”等。
这些莫名其妙的词，都是焦虑的“海淀家长”发明出来的，然后继续增长焦虑。
如果我们用稍微规范一些的词语，教育“内卷化”可能更好理解。
比如说教育的“剧场效应”：有一些人不守规则，站起来，然后所有人都必须跟着站起来，恶化了整个环境。
对教育内卷的误解
减负、克服焦虑这些问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现实，就是择校、竞争，所有焦虑都来自于择校、竞争。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焦虑，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中产的在焦虑，高收入的也在焦虑，普通老百姓也在焦虑；
第二个特点特别糟糕，焦虑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最初主要在小学阶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
对于这种现实，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的用词比较恰当：
他称之为“学历军备竞赛”。
用这么一个词来表达中国教育当前的现实，比一般的“择校”“焦虑”“鸡娃”等，更准确地说明了事情的实质。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那么严重的教育焦虑、择校竞争，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呢？
这个问题，教育界内外有很多人做过很多解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完满。
大家可以想到的，比如高考制度：由于存在着高考制度，而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短缺的，竞争就不可避免，越来越激烈。
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认为不是很有道理。
大家看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高校录取率非常之低。
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70后、80后的朋友都很清楚，那个时候小学还是正常的，小学没有那么多补课，没有那么大压力，寒暑假、节假日，儿童都是可以游戏和休息的。
而现在应届生高考录取率，大多数省份已经超过了90%（本科+专科），为什么教育机会增加了，这个竞争反而更激烈了呢？
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
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所以大家都要竞争，要享受最好的资源。
这个说法同样似是而非。
我们想想，近二三十年以来，哪怕近十年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毫无疑问是增加了。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不断增加，但是入学竞争反而更为激烈。
又有人说这是因为传统文化：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一千多年的科举教育传统，核心价值就是读书做官，就是出人头地、做人上人；
其二，我们在当前的教育竞争中，把这种传统价值格外合理化了，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其实，历史上并不是如此。
“五四”之后，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就得到了很严厉的校正，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都在校正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
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平民，这种观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比较普及的。
当时我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
所以，归因于传统文化，也不是非常说得过去。
还有一个很受认同的解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因为有了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宝贝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
这个因素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说对家长的教育选择行为，的确影响很大。
大家都知道，过去在多子女的时代，我们周围很多家都是四个、五个孩子，六个孩子的也不少见；在农村，子女更多一些。
那时候先经过了一轮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几个子女适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数的：
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的，送他去当兵；忠厚老实的，留在家里种地养老；偷奸耍滑的，去做生意。
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两个，用民间的话讲是“读书的料”，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学习，家长就让这样的孩子去上学。
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消失了，所有人都千方百计要让孩子接受所谓最好的教育，都要让孩子上大学。
但是，独生子女这个因素，我认为也不应夸大。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实行三四十年了，但是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的“内卷化”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剧的，尤其最近这几年加剧得很厉害。
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还有人说是因为中产焦虑。
中产阶级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不能让孩子输了。
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的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怎么不焦虑？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风平浪静。我讲的主要是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非常平静。
经常有人说日韩，尤其韩国教育补习非常激烈。
其实这都是前些年的事了，因为我们前两年刚到韩国看过，它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已经非常正常化了，什么意思呢？
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在家门口步行5-10分钟，无需家长接送，没有择校。
我当时也不太相信。
随行的韩方翻译和领队都是小学生的家长，是两位女士，我们就私下问她们：你们到底有没有择校？因为学校总是有差距的，不可能所有学校都是一模一样。
这两个学生家长说：其实我们也有择校。
我说：你们是根据什么来择呢？
她们说，有两个标准：“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伙食。”这么一说，等于是没择校。
我说：你们的小学生下课后，有没有上补习班的？
她们说：当然也有，很多培训机构把小孩子接走了。
我说：主要补习什么内容？
她们说：主要是音、体、美，就是艺术的修养、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英语；但是其他的培训就比较少。
我又问其中一位：“你的孩子在学什么？”她说：“钢琴。”
我说：“你们的钢琴有没有考级？”她说：“没有，绝对不允许。”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
近年我们到国外或者境外去访问的时候，台湾地区的朋友反应最强烈，他们说：“你们大陆的老师老是说‘小升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大吃一惊：“你们难道没有‘小升初’吗？”
一解释，他们说：“我们没有，我们从‘国小’升到‘国中’，就跟四年级升到五年级一样，没有竞争。因为我们实行的是义务教育。”
我说：“我们实行的也是义务教育。”
就是这么大的差别。
一般讲，教育内卷是因为存在高考制度，因为存在中产阶级、中产焦虑等；
而这些因素都是背景，都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一个背景，但并不是最近十来年、四五年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
教育内卷化的
真实根源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老师，其实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
他们始终认为要学习就要有竞争，就要有淘汰，就是起跑线上的竞争，认为这是教育本来的内涵。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
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所以要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
义务教育天生就不是竞争性的，可我们把它搞得那么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就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
我觉得这些问题需要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
前面说到日、韩、台湾地区没有小升初，现在就来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
讲到底，就是一个原因——学校均衡。
既然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到离家最近的学校是最合理的选择，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的基本现实。
我们到欧洲国家、北欧国家看，都是：小学生就是小学生，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玩耍、健康成长、锻炼、郊游，不是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
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在1986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了，学校均衡还是难以达到？
前两年，我们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了。
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认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均衡发展还差得很远。
只要哪个地方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儿的均衡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就是对义务教育的讽刺。
在中国各个大城市，北、上、广、深、南京、杭州，择校竞争都是如火如荼，就是因为学校差距太大。
中国的基础教育的学校制度，我称之为“一种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把学校分成了三六九等。
首先，城市和农村这两类学校的配置、资源和师生比，就是不一样的。
对需要更多教师的农村学校配比更少，对需要更多支持的农村学校经费投入更少，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分配。
另外一道线叫做“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我们有一小批学校是重点学校，大多数是非重点学校；重点学校里面又分成国家重点、省重点、区重点，等等。
我们看到一个区的义务教育学校五花八门，相差非常大。
因为差距太大，家长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上一个最好的学校。
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我们的重点学校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立。
当时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先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为了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
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这些人才。
这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的属性。
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已经被废止了，不再合法了。
但是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部门、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作为门面，或者说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
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了《义务教育法》。
至今很多地方还在实行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现在不敢叫重点学校了，叫“示范学校”“明星学校”“新优质学校”“未来学校”等很多名字。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它们的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
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力量，教育经费也非常充裕。
又要回到那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学校的均衡还是没有达到？
我个人认为，讲到底的话，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呢？这个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平衡：生源、财源、师源。
为什么我们强调义务教育要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弄到一所学校去，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所以，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
然后是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也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
财源的均衡，现在可以说是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配置方式。
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在生均拨款以外的渠道，叫专项经费等，所以日子过得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
不过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或者说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差距，学生家长择校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
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做到，甚至没有起步。
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日、韩、台湾地区没有重点学校？
因为它们规定得非常明确，教师四年、校长五年、学监三年，必须流动，这是义务教育法所要求的。
教师流动，不固定在一所学校，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也就比较均衡了。
其实我们国家教育部，也发布过关于教师流动的文件，最近一次是2016年，最早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就推进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当时全国范围内，有一个先进地区就是沈阳市。
沈阳市有一位女教育局长，非常有魄力，她在沈阳全市范围内推行教师流动。她在任的时候应该说也还是成功的，但离任以后，这个政策就停止了。
现在反对教师流动的主要就是重点学校，它们希望维护它们自身的特殊利益：有最多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甚至把外省的特级教师全部挖过来。比如北京、上海的学校。
有人说，像山东、河北现在都不太敢评特级教师，评一个就被北京的学校挖走了。
所以，教师流动，我个人认为是当前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关键措施。
说到重点学校，北京海淀“六小强”、西城“四大金刚”等这样的学校，每个大城市都有一批，升学率特别高。
其实这种重点学校，我觉得是不令人敬佩的，因为它们最核心的法宝就是掐尖，就是用尽办法把高分学生都弄到自己学校来，这完全违反了教育自身的规律。
而究竟应该让更多好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还是让他们分散在不同学校？
这是要有所讨论的。
台湾地区从2016年开始实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把高中阶段也纳入义务教育。
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影响是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要消灭一批著名的百年老校，就像“建国中学”“台北第一女高”等，都是百年老校，马英九他们都是那儿毕业的。
它们被纳入义务教育，就要按照均衡发展、一视同仁的概念来运行，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当时对此发生了一场深入的旷日经久的讨论。
争论的两派，一派叫做“均优派”，他们说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认为，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所学校，对这些学生也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在这些重点学校又形成了新的小宝塔，又出现了新的中心和边缘，而很多学生如果分到普通中学的话，带动作用和自我发展会表现得更好。
“选优派”和“均优派”两方，从政策上来看，应该是“均优派”获得了胜利，因为政策上是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
当然，对那些老牌、名牌学校也网开一面了，给它们一个过渡期，比如说每年30%还是多少的名额可以考试招生，以后逐渐减少。
总而言之，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还是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
我个人认为，非常可惜，我们绝大多数大城市，基本都是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什么原因呢？
原因之一是这些地方的官员、教育局长，绝大部分都是从那几所重点学校出来的，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那些学校上学。
重点学校成为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把它自身的利益放到了社会公众利益之上，想方设法都是维护它的自身利益。
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但是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方面。
还有人说：因为高考是指挥棒，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
不是这个道理。
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一个教育系统的底盘，这个底盘设计得到底是不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区域的教育生态是会因此很不一样的。
我想，今后一段时期内，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我们的公办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
教育培训的
本质又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在近十多年的义务教育环境当中，青少年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为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生长出了一个新的系统，叫课外培训机构。
课外培训机构现在的体量已经超过了小学，有22万家机构还是多少，800万教师，这远远超过小学——小学总数是16万所。
我们在公办学校系统之外又造了一个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
教育培训的实质是什么？有人说，一言而蔽之，就是制造焦虑、满足焦虑。这就是它的生意经，完全不是围绕教育规律、教育方针而产生的。
“起跑线上的竞争”这样的说词，这些年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家长的共识。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毫无价值，而且完全不真实的，就是一种忽悠。
教育的成功是终点线的竞争，是不能输在终点。
教育就像马拉松，起点早一点、晚一点，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
成年人里，有多少人会记得自己小学一年级时候的排名或者成绩，三年级时候的排名和成绩？
这些对你的成长有重要性吗？没有。
但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么一句口号，把家长搞得非常焦虑。
培训机构是围绕商业利益运作的，最后上市，获得最大的经济价值。
它要对它的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儿童和家长负责，所以它的动机、价值，和教育是两回事，并不是真正的教育。
但是，培训机构的出现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东亚国家发展得最为强大。
所以，国外对课外培训机构也有很多研究，他们把培训机构称为“影子教育”。
什么意思呢？
“影子教育”是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生的，因为公办学校有这个需求，所以它来帮着满足。
也就是说，从教育的关系上来看，培训机构有它的问题，但是它只是一个随动系统：因为公办学校有激烈的择校竞争，所以它来给学生补课，帮学校掐尖，帮学校选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公办学校的导向改变了，比如，择校要评价的是足球，你就会看到所有培训机构都去培训足球了，课外培训机构是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不能说培训机构是万恶之源，培训机构是依赖于公办学校的择校需求而生的。
这些年来国家在治理择校机构上，除了规范它的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收费标准等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绝不允许培训机构和公办学校勾结，帮助公办学校招生或者通过奥数来选拔学生。
培训机构的异军崛起，是中国教育生活当中的一大奇观。
可以说，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大家事先都想象不到：
培训机构的体量能够超过正规教育，能够整体性地忽悠了家长、绑架了教育，使得整个义务教育偏离了它的正常和正确的发展轨道。
2018年起，国家八部委等开始强力整顿课外培训机构。
最近，国家深改委也开会，再次把整顿培训机构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且看下一步会如何做。
这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刚才讲到的，培训下沉到了幼儿园这种事情。
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学前教育不得进行学科性的教学。
而我们这两年随处可以看到的广告，大街小巷，什么“××思维”等，2-8岁，就要搞思维训练，就要搞培训。
一个两三岁的儿童，究竟应该干什么？是不是应该学习吃饭睡觉、拉屎拉尿？学什么××思维？这完全是违反人道的，向那么小的孩子下手。
现在对儿童下手太狠了。
前两年奥数泛滥的时候，有一个机构也办了“奥托班”，在幼儿园大班就进行奥数训练。这种事情，很严重的。
到底是办企业
还是办学校？
培训机构的异军突起，在整体上绑架了家长、影响了正常教育，这个事实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我称之为“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
也就是说，通过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和资本市场、房地产深入结合，使得制造学校差距成为拉动地方经济、抬高房价、拉动房地产的兴奋剂。
想要拉动这个地区的房地产吗？引进一所大城市的名牌学校，给它投资、给它土地，这个小区就变成学区房了，房价整体上涨。
这个事情和教育是什么关系？
现在有很多公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所挂牌收费的分校，也有很多民办学校在全国各地办了很多高收费的学校，典型的就是衡水中学，出现了一批超级中学。
衡水中学前两年到浙江平湖办一个分校，后来遭到浙江省教育厅的抵制，下文如何我们也不太知道。
它的办学模式，大家一听，是不是很简单有效？
花一百万聘一个名校的校长，出高价购买优秀的高分学生，这样的话，杭州市那些名校的高分学生都到它那儿去了。
所以它可以用一年时间把这些名校全部打败，成为第一的学校。
但这个还是办教育吗？到底是办企业还是办学校？出现一所这样的学校，整个地方的教育生态就被搅乱了。
所以，最近国家对于跨地域招生，包括民办学校跨地域招生，也开始强力干预。
前两年，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初中阶段的优质学校都是民办学校，公办学校纷纷败下阵来。
像上海，某一年的中考成绩，民办学校要比公办学校平均高40分。
当然家长就会对民办学校趋之若鹜，公办学校成了备胎，没学上了再考虑。
为什么民办学校的分数和升学率那么高呢？
民办学校肯定说：“我们办学灵活，教师敬业……”的确，民办学校的校园文化、服务精神比较强，课程学习比较生动活泼，这些都是事实。
就像培训机构一样，说句公道话，培训机构的课都比公办学校的课有意思，小孩更喜欢。
但是，这真的就是民办学校打败公办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吗？
根本不是。
关键就是一条：因为民办学校利用了当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招生自主权，可以考试招生、提前招生，所以把学区内最好的学生全部招到民办学校去了，当然分数和升学率大大高于公办学校。
但是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
中国所有的好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掐尖。
无论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但是这是一种非常low的策略，真的算不上是教育。
把最好的学生都弄到你的学校来，能上清华、北大、985，这是你的本事吗？
实际上，最优秀的学生都不是学校教出来的，放到别的学校照样上清华、北大，校长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野蛮人，不择手段地掐尖，包括揽尽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整个区域的教育生态就恶化了，就会发生大面积的“水土流失”。
防止这种跨区域招生和掐尖招生模式，对于维护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最近新出台的政策严格限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跨区域招生、掐尖招生，禁止它们考试招生。
上海从前两年就开始实行“公民同招”——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
原来民办学校提前招生，还可以考试招生，把最好的都挑走了，公办学校只能接收其他的学生。
现在规定必须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同时招生，都不许考试。执行了两年，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马上就均衡了。
所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不要说什么文化传统、中产焦虑，等等，就是在于教育政策要一视同仁。一个公平、恰当的教育政策就可以比较快地保持学校之间的均衡。
不能把家长
变成助教
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在整体改善教育生态的过程中，家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现在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异常“亲密”，学校用微信群等，时时刻刻跟家长联系。
很多微信群成为家长的马屁群，天天向老师谄媚。
老师说“下课了”，家长就说“老师你辛苦了”……
一个家长“献花”，另外一个家长也得献，最后弄成一个群的家长都在“献花”，因为家长都怕万一没献，别人献了，自己的孩子又吃亏了。
这种家校关系是非常扭曲的。
现在的“家校通”、微信群，教师也在利用这种通讯工具制造焦虑，无时无刻地对学生进行评价比较：
今天某某同学又得了一个什么优，得了一个“小红花”，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得“小红花”的家长自己掂量掂量。
老师都在制造焦虑，这种现象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如何构建和保持一个恰当的家校关系，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家校关系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合适的。
我问过一个台湾地区的老师，这位老师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教师是专业的工作，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插话的；我们这些活动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来做。”
也就是说，学校和家庭是有隔离的，不应该时时刻刻、无时不在地紧密联系。
这位台湾的老师说：我们有事情会给家长发通知，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发一个通知，仅此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跟家长打交道，否则会给学校带来很大干扰。
学校把教师的责任转移给家长、让家长当助教，那么学校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的。
最近，国家的文件里对这条也限制得非常严：
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能把家长变成助教，因为在教育理论当中，三种不同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场所或者边界。
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它的功能并不是帮助学校提分或者帮助老师改作业，完全不是这个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自我实现。
为什么美国学校下午下课时间很早，一点半左右就下课？
有一个美国的老师说：
我们必须给家庭教育让出必要的时间，不能让学校教育把学生的时间都占了，因为学校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老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特殊关注，这是家庭的责任。
家长面对自己的这个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这个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
职业教育和
普通教育
5：5
今天我特别想说还是教育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急功近利的短期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
“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程度，这好像变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为了考大学，你干吗要上学？”
最近这段时间，家长有一个新的焦虑，就是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比。
因为国家十部门有发文，强调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要保持大致相当的比例，也就是过去我们一直说的5﹕5，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半。
保持5﹕5的普职比不是新的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了，多年来一直是要求这么做的，这里就涉及对职业教育的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
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我们说“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看低动手操作的体力劳动者，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跟它的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相适应。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这么多的人进入经济领域、进入职业领域，成为技工或者是职业人才。
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想给大家公布一个数据，OECD（经合组织）发布了2018年的教育概览，里面的一组数据我看了非常震惊，难以想象。
它公布了一些欧洲国家，高中阶段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比重（大都为2016年数据）：
芬兰71%、德国70%、荷兰69%、瑞士65%、奥地利58%、澳大利亚56%、意大利56%。
也就是说，那些最发达的德语系以及北欧国家，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比例相当之高，远远超过了5﹕5，达到了70%左右。
人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但是为什么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比例还那么高呢？
这就要说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如果你让学生自己去选择的话，我相信很多学生并不愿意选择学术性、研究型工作，而愿意选择符合自己特点的操作型、技能型或者动手的工作。
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职业教育，是学生在独生子女背景下被家长灌输的。
因为人天生不同，有的人适合做这个，有的人适合做那个，有的人动手能力特别强，有的人有艺术禀赋，而适合读书的人，我认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比较小的一个比例。
所以，并不是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还在于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个学科、对这个专业的特长，有发自内心的爱好和热情。
经常有一些大学的硕士、博士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走上绝路这种悲剧性的事件。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勉为其难：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是做学术工作的材料，你逼着他们，他们硬撑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
不光在学术领域，在艺术领域也是这样。
有人说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参加高中阶段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及化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出现了很多金牌选手，每年一届，累积下来的数量是非常多。
但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金牌得主到哪里去了？
消失了，看不见了，没有在做科学研究，而是搞房地产去了，做股票去了，等等。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举办的，到现在累计培养了大概2500人甚至更多的毕业生。
不久以前有一个统计，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学生在从事科技工作，其他人在各行各业的都有，当老板的也很多。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些金牌得主的内心并没有对数学、物理发自内心的爱好，只不过因为他们比较聪明，很容易胜任这些学习，而且可以获得高考加分，是作为一个功利性的追求，由此更容易上名牌大学。
很多艺术人才也是这样。拿了大奖以后就消失了，不愿意在艺术上提高，拿到了名校学历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好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发自内心具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去实现它，走向自我实现，而不是把教育作为一块敲门砖、一个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
如果就是为了要一个名校的文凭，这是容易做到的，却是很不负责任的，是一种对青春的浪费。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要满足的只不过是家长的虚荣心。
因此，对职业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要看到：
一方面有社会需求，另一方面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还是适合做这些技能型、动手型的工作。
疫情以来，美团外卖骑手队伍不断扩大，我们来看一组数据，美团专职骑手的学历：
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专占17%，大专占16%，本科及以上的占4%。那么，本专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
这组数据是比较严格的，是美团高管提供的。
本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到外卖骑手的20%，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来解读呢？
我个人认为，这些骑手是自强自立的。在就业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所谓学历的面子，首先自食其力，靠自身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
我觉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这种精神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难得的。
另外，这就告诉我们职业生活的变化，不见得你学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现代社会，职业变化就越快。
这些骑手也不会干一辈子骑手，他们以后又会转向新的领域。
所以，我们对职业要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不要认为从事体力劳动职业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
在未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非常稳妥的高收入工作、办公室里的白领，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岗位就消失了——就像会计、翻译、银行职员这些岗位正在大量消失。
教育的最高目标
是什么？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发展自己应变的能力。
讲职业能力，不见得就是炒菜、汽修，实际上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检索和收集信息能力，等等，有很多方面。
前两天，有一位作家郝景芳，发表了一篇文章。她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什么呢？
她说：我不为孩子的未来担心。
在这篇文章里，她很详细地阐述了她对于未来和职业的见解，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非常精辟的。
我们经常说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未来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确切地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都是大家在构建、在想象。
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到来，我们非常多已经习惯的职业会快速消失。
有的人认为，当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进入职业生活的时候，今天的职业可能要流失30%-40%；但是这同时意味着有更多新的职业出现，新的领域、新的技能出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对职业应该采取的态度。
郝景芳说：
“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上清华北大，清华北大加在一块，一年招一万个学生，我们每年的应届考生八百到九百万，考上的概率是多少？大概是千分之一的概率。
有人说：‘不行，我至少要上一个985、211。’985、211加在一块，每年招生五十万，概率是5%。
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是要多么优秀，才能在同龄人当中占到前5%？这是不是对子女过于苛刻的要求？
为了这个目标，孩子是不是也可能牺牲掉很多东西，他/她的健康，他/她的乐趣，他/她的个性发展，甚至他/她的生命。”
她说：如果我们光看清华、北大和985、211的话，我们的家长都可以崩溃了，觉得没戏了。
其实关键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职业时代正在到来。
过去我们碰到的无非就是公务员、老师、银行职员、开一个小店，等等，这种对职场的理解，今天已经不是如此，未来十年将会发生更剧烈的变化。
这就是前瞻性。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在市场上有大量优质的新的工作，高薪、体面、有趣、前沿、朝气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毕业学校。
只要有能力、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机会，这就是现在的新兴领域和新兴职业。
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游戏行业现在每年要招聘约50万人，动漫行业每年要招聘30万人，各类产品经理岗位每年要招聘70万人，各类设计师岗位每年要招聘150万人；
仅仅这四个新兴行业或者岗位，每年的招聘人数就达到300万。
还有其他的新兴领域，包括互联网运营、大数据安全、产品经理、建筑设计、影视动漫、综艺、娱乐、直播、销售、游戏开发、宇航科技、文化文旅、生态保护、家庭陪伴、心理咨询，等等。
光这些新兴行业和新兴领域加起来，年需求量就是1000万；也就是说，每年的毕业生全部都放进去，大概也差不多。
而我们学校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些热门领域中，包括大数据、动漫、设计，它们的招聘缺口是非常巨大的。
只要你有能力，你都有可能就业，这和考公务员完全不一样。
郝景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具有前瞻性，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未来观，我们就会知道：
上不了名校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孩子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特长，尤其是对新兴起的这些领域和职业，没有基本的了解，也没有做过尝试，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如果你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去考公务员，只知道这么一招，却看不见在独木桥之外有广阔的道路可以走，而你看不到、不了解，被自己的视野所局限。
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北欧国家、在德语系的国家，高中生选择职业教育的比例那么高。
不光是因为这些国家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比较均衡——开卡车的、做修理工，待遇和一个教授是差不多的，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重要的就是，很多学生的兴趣不在于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够驾驭的、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开个点心店、做个烘焙、开个花店，自得其乐，又能养活自己，也很体面，收入又不少。
所以，青年一代的职业感和新的社会需求正在出现，家长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那些顽固不化的、上一代人的虚荣心，去绑架孩子的选择、孩子的未来，给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让孩子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一个人只有相应的空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才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们要回到教育价值观的主题。我们教育的价值观，或者说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很长时期是一直处于普及教育阶段，所以我们把知识和学历作为重要的目标。
我们评价一个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凭还是大学文凭，是本科还是大专。
现在高中阶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普及化阶段。
在18-22岁的大学适龄人群中，中国现在已经有54.4%的人在大学学习，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进入大学，这就是进入了国际评价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过了50%就是普及化了。
随着新出生的人口减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学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韩国、台湾地区看到的那样，不需要很高的考试分数都能上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过去说要追求能力，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学历更重要的指标。
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往前走一步。
在“后普及教育”阶段、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当中，一个人真正成功的评价是什么？是幸福，能够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是教育的最高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样的价值观，把幸福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善。
也就是说，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让孩子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敢于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去经历他们自己的未来，这种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标的。
周国平说过一句话：
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找到一件你喜欢做的事，并且把它变成你的职业。你喜欢做的事，你八小时都在做，当然很幸福，八小时之内就幸福了。
还有第二个方面，找到一个你喜欢的人，跟他（她）一块生活，那你八小时以外也幸福了，二十四小时都是幸福的。
这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标？
尤其是对家庭教育而言。
家庭教育，不是逼着孩子追求提高排名，或者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而是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乐，最后达成幸福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很多家长很不容易，但最后子女却走上绝路了。
其实上不上名校也没那么重要，上一个普通学校，最后结婚生子，其乐融融，不是也挺好的吗？不要把孩子逼到绝路上去，否则悔之已晚。
如果你足够有耐心，看到了这里，相信无论认同与否，都一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走更少的弯路。
愿教育不再内卷，愿我们都能有幸福的人生。
*作者：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自然之友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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