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事能洗白吗？ | 短史记
问：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真的吗？有说法认为，坑的其实不是儒生，而是骗人的方士；焚书也只焚了一部分，医书农书什么的都保留下来了。
文 | 杨津涛
这种说法现在很流行。
比如，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松说》中，谈及秦始皇的评价问题时，不仅称赞其“雄才大略”，还为“焚书坑儒”平反，如此说道：
“焚书不是因为他仇恨知识分子、仇恨知识，是因为要‘书同文’，要让全国都看统一的文字。坑儒也不是把知识分子，都给埋了……他其实就坑了几百个方士。这方士是什么呢？就是整天在那儿装神弄鬼，有的是魔术师，有的是练气功的……把秦始皇骗了，秦始皇一生气，把这些人都给坑了。这种行为其实不坑爹，就这种人就应该给他坑了，要不然这种人祸害，祸害到今天……”
以上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确实焚了儒家经典
焚书一事，发生于公元前213年，即秦统一后的第八年。当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宴会，70位博士（“博士”系秦朝官职，负责记录史事及管理典籍）奉命敬献颂词。
来自于齐地的博士淳于越趁机进言，以商、周两朝实行分封制、延续上千年为例，建议秦始皇效法古人，给子弟分封土地，使他们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量保卫政权：
“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①
这实际上是在反对郡县制。
丞相李斯当即起来反驳，斥责淳于越是“愚儒”，始皇帝所建立的“万世之功”，绝非淳于越的智商所能理解。李斯认为，这些人靠着“学古”来非议当朝、惑乱民众，所以他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②
大意是，李斯建议：除了秦国史书，其他各国史书全部焚毁；除代表官方的博士外，民间留存的《诗》《书》，及所谓“百家语”等，都必须交官府焚毁。有敢谈论《诗》《书》者，除死刑；有敢以古非今者，诛杀全族；如果有官吏知情不报，则与其同罪。焚书令下达后，三十天内还不奉命烧书者，则要被在脸上刺字，并罚四年劳役。仅有关医药、占卜、农业的书，允许保留。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建议，并随即将之付诸实施。
图：表现焚书的漫画
就《史记》所留存的材料来看，秦始皇、李斯所要焚的书，乃是能起到“以古非今”之效、对秦朝政治合法性最具威胁性的六国史书、儒家经典及相关“百家语”。较之私藏禁书，秦始皇、李斯对“以古非今”及“偶语诗书”者的惩治，更为严厉。
亦即：焚书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钳制言论、统一思想，而非高晓松所谓的“是因为要‘书同文’，要让全国都看统一的文字”。
此次焚书，不过是秦始皇、李斯对秦国既有政策、固有理念的延续和执行。
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即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见于《韩非子·和氏篇》）——烧毁《诗》《书》等儒家典籍，以便于培养遵守法令的顺民。有此先例，秦始皇对焚书之事，并不陌生。李斯的老师荀子，曾主张“隆礼义而杀诗书”；李斯的同门韩非，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样的话。李斯在思想上与荀子、韩非同属一脉，又要迎合秦始皇，自然是要力主焚毁儒家之书、倡行法家理念。③
高晓松说所谓的焚书是为了“书同文”，可能出自《太平御览》所引《古文奇字》（作者为东汉人卫宏或西晋人卫恒）。该书称：
“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诸生贤儒皆至焉……”④
意思是：秦始皇改各国字体为大篆、隶书，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为打压反对意见，秦始皇引蛇出洞，以“郎”这种官职为诱饵，将“诸生”召集到一起，然后尽数杀之。
就《太平御览》所留下的这段文字来看：
（1）在《古文奇字》中，与“书同文”有关的并非焚书，而是坑儒。
（2）靠坑儒来实现“书同文”，并无可行性。愿意到咸阳做“郎”的“诸生”，显然并非秦政权的对抗者，而是合作者；坑杀合作者，并不能消灭那些“诽谤怨恨”。
综而言之，焚书是秦朝实行法家政策的必然结果，主要焚烧对象是六国史书，儒家典籍，诸子著作也被牵连。秦始皇和李斯，希望通过焚书，使民众失去“以古非今”的知识依据。
主要坑的就是儒生
相对焚书，坑儒的争议更多一些。历代学者对秦始皇坑儒次数、被坑人数，及被坑者主要为儒生还是方士，有很多不同说法。
这里主要梳理一下与坑儒有关的史料依据。
最核心的史料来自《史记》。
在焚书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方士侯生、卢生私下议论秦始皇，说他残暴、好杀，虽然招纳了70名博士，但从不让他们发挥作用。大臣们出于畏惧，对于秦始皇一味阿谀，不敢发表任何反对意见。
二人还认为，秦法严酷：
“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秦始皇）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意思是：方士如果找不到仙药，或者找到的仙药不灵，立刻要被处死。更何况，秦始皇残暴、贪权，为他寻找仙药，就是帮他更长久地残害天下。
于是，侯生、卢生选择一起逃亡。
秦始皇得知消息后，极为愤怒，决定新账、旧账一起算。
他痛陈往事——“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前搜查天下图书，把“无用的”全部销毁，同时招揽“文学方术士”及“方士”，希望他们可以“兴太平”、“求奇药”。结果，这些人竟然“忘恩负义”，徐福等耗费巨资也没能求得仙药；卢生等不思报恩还在背后诽谤皇帝。
秦始皇派人在咸阳察访，发现“诸生”常常“妖言以乱黔首”，随即命御史查问“诸生”，逮捕“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⑤
为了以儆效尤，这460多人被坑杀在了咸阳；之后发现有人诽谤皇帝或不满新政，全部发配边疆。
因为上述事件由方士侯生、卢生而起，且《史记·儒林列传》中有“焚诗书，坑术士”之语，后世很多学者认为，方士才是秦始皇仇视和坑杀的对象，所谓“诸生”，不是儒生，而是方士。
持此观点者，忽略了两个关键细节。
其一是扶苏对秦始皇的劝谏。扶苏说：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意思是：秦朝刚刚平定天下，现在就用重法惩治“诸生”，恐怕会让天下人离心离德。据扶苏之言，“诸生”既然“皆诵法孔子”，自然属于儒生无疑。⑥
其二，在秦汉时期，所谓的“术士”并非特指方士，也包括了那些利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天道运作、进而向王（皇）权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儒生。所以，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有语：
“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所谓“六学”，即“六经之学”，也就是关于《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术士、六学并列，原因正在于此。
此外，据统计，《史记》共有33处使用了“诸生”一词，其中无一处明确指方士，而依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等语，则可确定“诸生”所指乃是儒生。⑦
综合秦始皇下“坑杀令”时的言语——同时提及“文学方术士”及方士——当时最可能的情况是：无论儒生还是方士，只要“以古非今”、诽谤新政，一律治罪。被坑杀的460多人中，儒生占了多数。
东汉人卫宏所著《诏定古文尚书序》，提供了另一种坑儒版本。
其相关内容，与前文所引《古文奇字》一书大致相同，也是一个阴谋故事：
“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阬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在这个故事里，秦始皇为了杀掉反对新政者，先封700名儒生做了郎官，再暗中命人在骊山温暖的山谷里种上瓜，让“博士诸生”去看。在儒生看瓜时，有人发动弓弩，把儒生们全部射死，然后将沙土倒入山谷，掩埋尸体。后世还有名为“坑儒谷”的地方。⑧
图：坑儒谷，据说位于现在的西安市临潼区境内
对卫宏所说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素来怀疑者众。或认为其所言无据，不足为信；或认为“坑儒谷”之事，只是对《史记》中坑儒事件的误记。不过，也有少数学者相信，卫宏治学严谨，不会凭空编造故事，故而认为秦始皇坑儒，实际上坑了两次。
相信卫宏之说的人，可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即秦始皇一贯的行事风格。秦始皇为政残暴，以杀人为常事，怎么会为杀几百个儒生，还大费周章去种什么瓜……
学者李开元是“坑儒虚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史记》中的相关内容，有几点怀疑：
一是“坑儒事件中被害者称谓的变化”，包括了“文学方术士”“方士”“诸生”等；二是“添加的说明”，即扶苏劝谏秦始皇的话，像是为说明“诸生”身份刻意添加的；三是“受害者处刑的奇怪”，即按照秦律，“妖言”罪当腰斩，而不是所谓“坑杀”；四是“有名的方士都没有坑”，被秦始皇点名指责的徐福，没有受到处罚。
李开元认为，《说苑·反质》较早虚构了“坑术士”的故事，《史记》将其裁剪，并嫁接了扶苏劝谏秦始皇的一段话。到了东汉，经学家卫宏为顺应朝廷鼓励儒学的趋势，“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 , 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 , 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最终将“坑术士”的故事移花接木，改写为名副其实的“坑儒”。⑨
以上对《史记》的怀疑，最大的问题在于，李开元忽略了“术士”一词在当时，既包括寻求不死药的方士，也包括那些玩弄阴阳五行的儒生。其次，秦朝之“法”，从来不是用来约束秦始皇的，秦始皇想要“坑杀“谁就坑杀谁，才不会在意秦律里有“妖言罪当腰斩”的规定。第三，徐福没有被杀，恰恰说明秦始皇真正恨的是“以古非今”者，而对那些声称可以寻求不死仙药的术士，多少仍抱有期待。
综而言之，坑儒主要坑的是儒生。
如何评价“焚书坑儒”
自秦汉以来，始终有学者对“焚书坑儒”持有异议。
部分人致力于论证“焚书坑儒”对文化的破坏不大，理由是秦始皇焚的只是民间藏书，博士们负责保管的书没有被破坏，大多数儒家经典流传了下来。同时强调坑儒不等于“反儒”，或声称被坑的只是方士，或认为坑儒不过偶然行之，理由是秦廷中仍有伏生、叔孙通等儒生。
还有部分人致力于为“焚书坑儒”找寻“合理性”。比如，梁启超认为被坑的方士死有余辜，大赞道：“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
还有人将“焚书坑儒”视为推行新政、巩固统一的必要手段。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人一度深信：
“秦始皇……推行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就势必针对反动派‘以古非今’的进攻，采取象‘焚书坑儒’这样的专政手段。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它。”⑩
图：《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出版于1973年
其实，不管秦始皇焚书范围有多大，无论被坑的是儒生还是方士，无论他有没有“反儒”，都不影响对“焚书坑儒”的评价。因为另一个层面的事实是清晰的：焚书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让民间不敢再“以古非今”批评朝政；坑儒也只是手段，目的不止于报复方士，而是清除一切敢于批评朝政者。
对于这种行径，实在找不出任何赞美的理由。
①②⑤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⑧高群：《“焚书坑儒”千古事——清代学者的考察与评价》，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
④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 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48、749页。
⑥刘亚贤：《还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中国地名》2014年第2期。
⑦王子今：《“焚书坑儒”再议》，《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
⑨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⑩施丁：《“焚书坑儒”辨》，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