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溥仪没有被逐出紫禁城 | 短史记
一、驱逐出宫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
对于驱逐溥仪一事，冯本人颇为得意，自称“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但也有人反对此事，认为冯玉祥“不识大体”。①
由冯玉祥派人迎入京城，取代曹锟建立执政府的段祺瑞，是反对此事最力的高层政治人物。他于驱逐之事发生次日致电冯，责备称，“（清室）优待条件，全球共闻”，如今将溥仪强行逐出紫禁城，“何以昭大信于天下？”希望冯能从长计议。段还对冯说，“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
冯的回复则是：
图：居于紫禁城的少年溥仪
当时，清室也寄望于依靠段祺瑞的力量，让溥仪重返紫禁城，并恢复被冯废除的“清室优待条件”——由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磋商，于1912年2月9日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共包括如下8项目内容：
不过，此时的段祺瑞，已无让溥仪重返紫禁城的能量。一者，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冯支持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不听命于段政府；二者，国内舆论大多对驱逐之举表示支持，甚至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②；其三，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称“此举实大快人心”，表示支持。
及至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黄郛发表演讲，“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如此这般将保护博物院和保护民国关联在一起，等于断了溥仪回紫禁城的可能性。
进入1926年，时局的巨大变化，让“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也成了镜花水月。如溥仪所言：
二、存身日本租界
溥仪被逐出宫后，回到了醇亲王府。
相比紫禁城，王府的生活是拮据的，溥仪“每日与后妃仅用四元”④——其实相对普通人，每日四元的生活费已经非常好了，另外，这只是溥仪方面的说辞，自1922年起，通过“赏溥杰”的方式，溥仪等人“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后来运往天津时，“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所以，溥仪迁入王府之后，手上仍握有极可观的财富。
最主要的是不安。溥仪如惊弓之鸟，担忧自己会被进一步针对。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先是前去请求英国公使馆收留，被拒后又去求见了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芳泽表示“他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⑤。
于是，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秘密遁入了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
图：溥仪与婉容在天津
在公使馆，溥仪受到了“空前”的礼遇。为安排他的数十名随行人员，日方特意让出一所楼房，于是“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遗老们也获许进出公使馆，“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逊清小朝廷在日本公使馆内，获得了“重建”。
但让溥仪长期住在公使馆内，终非长久之计。日本外务省指示芳泽：
稍后，外务省又电示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
于是，溥仪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时间里，日方不断示好。如安排溥仪参观日侨小学，让学生们列队欢迎，高呼“皇帝万岁”；每逢溥仪生日，日本在天津的军政人员，都会登门祝贺；时常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参观日舰，以显示日本的强大军力。这一切使得溥仪确信，日本是“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三、东陵盗宝案
1928年的东陵盗案（军阀孙殿英盗慈禧等人之墓），让存身日租界的溥仪，颇受刺激。
按溥仪自己的说法，他听说消息之后，“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未能被依法惩治（回复关键词“孙殿英”，可获取文章，了解孙未获惩治的来龙去脉），让溥仪心中充满了怨恨，他发誓说“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复辟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⑦
图：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又一次当上“皇帝”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的影响，从溥杰在日本写给溥仪的信中也能看出：
“国破家亡”、“卧薪尝胆”这类用词，显示东陵盗宝案让溥杰深受刺激，激化了他的“故国”之思。
四、拒绝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定都南京后，与逊清皇室交集甚少。一者，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均是革命党人，与清室没有渊源（这一点与北洋时代大不相同）；二者，国内战事频繁，南京政府也很难注意到逊清皇室该如何安置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曾派了监察委员高友唐，前去游说溥仪。据溥仪自己的回忆，国民政府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高友唐转达的内容是：
溥仪回绝了高友唐。据他自己说，当时他是这样回复的：
高友唐来访之事是真，但二人交谈的真实情形，或与溥仪的回忆有所出入。
郑孝胥之子郑垂，当时提交给日本人的情况汇报，是这样写的：
郑垂的报告里没有提到国民政府有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或许溥仪提到的优待条件，即报告中的“每月向帝支付经费20000元”），也没有提到溥仪痛斥国民政府。但溥仪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无意脱离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此时的溥仪，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经不可更改。长期伴随溥仪的庄士敦曾言，尽管有中国人“力图证明宣统帝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这种观点是错的，“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
图：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补袜子
五、溥仪留在紫禁城的利与弊
如果溥仪1924年未被逐出紫禁城，他或许很难有配合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机会。
首先，按宫内规矩，溥仪不会被一心复辟的遗老们包围，日本人要接触到这位废帝也有一定困难。
其次，有“清室优待条件”在，溥仪等人可以在紫禁城内维持一个自娱自乐的小朝廷，或许会满足于现状，与民国和平相处，没了“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成了一名普通公民，巨大的落差无疑刺激了他恢复帝制的野心。
其三，若溥仪还在宫中，虽有东陵盗案的冲击，在国民政府所派卫兵的监控和保护下，日本人要将其劫走，也不会太容易。
但这种假设，也有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首先，早在1917年，溥仪已与张勋合作图谋复辟（当然，彼时的溥仪只有11岁，许多事是他身边之人在做主）。即便他此后未被驱逐出紫禁城，也很难保证他（以及他身边之人）不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行复辟之事——比如，若平津沦陷时溥仪仍在紫禁城，则日本人或许会选择扶植逊清皇室成立复辟伪政权，而非扶植王克敏等人成立所谓的“华北临时政府”。
再者，让溥仪长期留在紫禁城，也存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逊清皇室参与张勋复辟，让《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许多人主张，既然逊清皇室参与复辟违约在先，民国政府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应该废除——当然，关于《清室优待条件》的违约责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这里说的是当时舆论的一般看法。⑩
第三，如前文所述，至晚自1922年起，溥仪就开始以“赏溥杰”的方式，将紫禁城内收藏的文物，主要是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字画，秘密盗运出宫。据“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1924年的溥仪被逐及稍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算是彻底中断了这种盗运行为。
1931年11月，溥仪秘密出关，投靠日本，国民政府未及阻拦。
此后，国民政府吸取了教训，在1933年1月策划了段祺瑞脱离日军势力范围“南下颐养”；在1937年曲阜沦陷前夕，又连夜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接往武汉，使其免遭日军利用。
图：1961年，奉命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左）、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与溥仪合影
注释
①沈亦云：《亦云回忆 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第211页。
②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页。
④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页。
⑤（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
⑥（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 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页。
⑦孙殿英逃脱审判的真实原因，可参考《宋美龄受贿，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记第547期。
⑧赵雅丽：《宣统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币原外务大臣电（1931年10月30日）》，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
⑩可参考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ZB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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