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什么，武士自己说了不算 | 短史记

国产抗日剧中，常可见到对日本武士道的演绎。

武士道究竟是什么？

一般认为，武士道起源于镰仓时代，定名于江户幕府初期。

公元721年，元正天皇诏书首次正式承认“武士”的存在，至11世纪，镰仓幕府建立，以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基础。这类政权，通称“武家政权”，此后统治日本600余年，原始的武士道也在这600余年间逐渐成型。

“原始武士道”的核心理念，乃是“忠”与“死”。

所谓“忠”，是强调各级武士须严守岗位，绝对忠于各自的主君；所谓“死”，是倡导为主君献身乃至殉死。

“武家政权”对这两点的强调，实是出于一种现实的“等价契约”的需要——武士向主君付出“忠”与“死”，主君则赐予并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

这种契约关系，常随世局变迁而有所修正。比如，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旧主、新主更替频繁，旧契约不再等价，死不胜死的武士们，遂从自身利益出发，转而强调“为自我献身”，而非“为主君尽忠”。

不过，这种修正，主君们是绝不愿意接受的。

到了江户幕府（1603-1867）初期，“武士道”一词正式出现在典籍之中。

幕府希望“传统武士”转型为行政官吏，具备治民才干，不能再仅仅只懂得杀伐。于是“原始武士道”被改造成了新的“士道”。

出身武士、有弟子四千、深受儒学影响的山鹿素行，是这一改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儒家主张“德治”，要求士大夫以其德行垂范天下；山鹿素行则强调，武士必须文、武兼修，而且必须高度重视“文”的修养，必须做到重义轻利，通过自己楷模式的行为，让天下秩序归于井然，是武士天然的职分。

图：山鹿素行绘像

不过，幕府政权用儒学改造“传统武士”的愿望，并未完全成功。缅怀“原始武士道”的《叶隐》一书，仍在武士当中广泛而秘密地流传——不是所有的武士都能成功转型为行政官吏，也不是所有的领主都愿意见到下属武士成为“士道”的拥护者。

《叶隐》一书的作者山本常朝，特别痛恨让武士学习儒学，转型去做官僚。

按该书的观点，武士道很简单，就是“当生与死逼迫你选择时，唯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叶隐》反对儒学对死的意义的追寻：

“死就是死，勿为目标所制，若离开目标而死，或许死得没有价值，是犬死或狂死，但不可耻。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

《叶隐》也反对儒学用“义”来规范“忠”，作者明确表示：

“我讨厌考虑那些所谓的是非、正邪。不顾一切的尽心侍奉，无论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

《叶隐》是对“士道”的一种对抗。“士道”很自然地得到了幕府当局的支持；《叶隐》也仍有它的现实需要，故虽被幕府列入禁书，仍流传颇广。

其实，无论是“士道”里的武士道，还是《叶隐》里的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之前的历史中，都不曾完整地存在过，均是出于现实需要而做的一种理想化“提纯”。

旧时代的武士道，有两个特点：

（1）专属于“武士”这一特殊阶层。

（2）效忠对象多元，数十万武士，分别效忠各自不同的主君，而非天皇一人。

故而，明治维新后，旧武士道——无论是“士道”派还是《叶隐》派，都难以获得当局的认同。

新政权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又通过天皇诏书，将“忠良骁勇”的品性，定义为是全体“日本帝国之人民”所共有的优点，同时绝口不提“武士道”三字。

1882年，天皇发布《军人敕谕》，明确批判武士阶层长期掌控日本政权的历史，是“违我国体”。

简言之，在明治前中期，武士道地位尴尬，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半遗忘状态。武士道再度被激活，与明治后期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有直接关系。

日清战争中，因为旅顺大屠杀，日本被西方媒体宣传为野蛮民族。作为辩护，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出版了《武士道》一书。

新渡户稻造出身武士家庭，曾留学欧美，并成为基督徒。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民族的“优秀特质”，希望说服西方世界，日本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传统类似的优秀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就是“武士道”，其内涵是“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

日清战争打败了儒学中国，日俄战争打败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俄国，许多日本人因此认为，一定存在着某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在指导日本获胜。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重新宣扬，正好部分满足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需要。

1905年，新渡户稻造本人受到明治天皇帝特别召见，并获准向天皇献上《武士道》一书；同年，该书增订再版，风靡全国，新渡户稻造成了“新日本”的代言人。曾一度被官方刻意遗忘的“武士道”，由此一跃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具备的美德。

图：战后日本邮票上的新渡户稻造像

新渡户稻造的写作初衷，虽然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西方人有的高贵道德，日本人也同样具备，不过，他对“武士道”的赞美仍有限度，认为“武士道可以救日本，但不能救世界，只有基督教能救世界”。

故而，《武士道》一书虽被推崇，但还难以完全满足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本国独有的“文化传统”的发掘热情。

这种心理需求，最终是由井上哲次郎来填补满足的。

同在1905年，井上哲次郎编纂出版了著名的《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武士道“在外国几乎没有同样的例子，是日本一种特别的精神训练”，不但不同于中国的儒学，更是日本民族赖以与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西方道德”对抗的唯一利器。

武士道何以“独一无二”呢？井上的解释是：日本的“武士道”，有着“皇道”与“神道”作为指导原理，所以，“影响从日本及于全世界,负有道义地统一全世界的使命”。井上还宣称，“我国的军队之所以非常强大，虽然有许多原因，我确信无疑：武士道的存续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至于“武士道”的内涵，则无非“忠君爱国”四字而已。

图：井上哲次郎

如此，也就不难发现，所谓的“武士道”，其实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有着不同的涵义：

（1）镰仓时代所产生的“原始武士道”，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的“平等契约”——主君保障武士的地位与财富，武士向主君付出忠诚与生命。

（2）江户时代，士道与《叶隐》互相对立，代表了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江户幕府希望武士转型为官僚，拥戴自己的统治，故用儒学对之进行了改造；但下面的诸藩大小主君，显然更喜欢主张“什么事情都首先考虑主君就可以了”的《叶隐》。

（3）明治前期，武士道因效忠对象多元化，而被维新政权刻意淡忘；明治后期，出于为国家辩护的现实需要（日清战争的野蛮屠杀），新渡户稻造重新建构武士道，将之塑造成一种与西方主流文明共通的道德体系；为满足“日本崛起”的文化心理需求（日俄战争的胜利），井上哲次郎再次重新建构武士道，将之塑造成了一种日本独有的文化传统。

换言之，不是武士按自己的认知在决定“武士道是什么”，而是学者与政客按自己的需要在决定“武士道是什么”。不是武士道在决定历史进程的模样，而是历史进程决定了武士道的模样。

所以，到了侵华战争期间，最受日本军界推崇的武士道，又回到了《叶隐》一派。“如今如果奉召前往战地，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带上《叶隐》”，这是东洋大学教授古川哲史在1940年代，给全体日本国民的“忠告”。1941年，时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在《战阵训》里鼓励日军士兵去死，“不可生而受虏囚之辱”。

《叶隐》鼓吹“干脆利落地选择死”，反对追寻这种死是否与“义”相合，最适合拿来为对外扩张服务。

二战结束后，推崇《叶隐》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因为主旨是与西方沟通对话而非对抗，又翻过身来，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主流，新渡户稻造的肖像，也被印在了货币之上。

（完）

参考资料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三岛由纪夫，《叶隐入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戴宇，《面向西方世界的诉求与告白——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与明治日本》，《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4期；唐利国，《论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编与抵抗的失败》，《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周颂伦，《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张翔，《日本武士道的前世今生、历史作用》，新民晚报2015/04/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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