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存真」的三点小经验 | 短史记

岁末年初。

觉得应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

既然短史记的宗旨是“疑今察古，辨伪存真”，就说说如何“辨伪存真”吧。毕竟，判断各类历史文章的可信度，本就是一个互联网历史栏目编辑的核心日常，常年与伪知识、伪常识打交道，多少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经验。

这点经验，说穿了无非三条：

1．回归常识，这是窥破谎言的核心诀窍。

2．区分“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这是对史料进行脱水的核心手段。

3．对史料的解读保持克制，这是考据史实的必要心态。

分别简单说两句。

一、回归常识

对此，史家吕思勉有一段很形象的阐释。他说：

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傥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剪除》）

吕先生所言的“原则公例”，即是一种常识。这种常识，或基于对人性的体察，或基于对现实的认知。这种常识，既可以用于“禅让的尧、舜”是否真实存在这样的大问题，也可用于史实细节的考据。

图：吕思勉

比如，我们之所以对“段祺瑞向三一八惨案遇难学生下跪忏悔”这一说法起疑，是因为按照常识、依循常理，段祺瑞身为国家元首，若真有下跪忏悔的举动，必是媒体报道的重点，而查阅当日京、津地区的重点报纸，却无只字提及。有了这种基于常识而生的疑虑，再去翻查史料，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是一段伪史。

再如，我们之所以对“1940年代前后，西康省府曾下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一说法起疑，是因为按照常识、依循常理，军阀因所处地位的不确定性（非但子嗣不能继承其地位，即便其本人也未必能长期维持割据），往往重视眼前利益甚于长远利益；而且，势力越小的军阀，地位的不确定性越严重，对短期利益的重视就越高。教育恰恰是一种收益期限特别漫长、收益多少难以预料的长线投资，很难成为割据西康的小军阀的施政重点。基于这样的疑虑，再去翻查史料，重新勾勒西康当时的教育状况，就可以发现事情的真面目。

二、区分“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

如何通过区分“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来给史料脱水？

可以简单举个例子。关于“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魏建功在《文艺报》上有这样一段回忆：

刘半农托付（台）静农（向斯文.赫定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件事，我还在场。这一件事情的发动是由于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关系。……这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腕的老手，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鲁迅）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这一段经过回想起来，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仅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在还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斯文.赫定的诱惑。

这段回忆文字中，“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腕的老手”、“斯文.赫定的诱惑”之类词句，就是典型的观点表达，是魏建功的个人观感、个人评价、个人理解，是需要过滤的对象。

图：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

而“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鲁迅）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一节，则属于“事实陈述”，它不在脱水的范畴，是需要翻查史料，来证实或证伪的对象。

史料查证的结果则是：（1）真正进入到了斯文.赫定视野的中国作家，是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没有鲁迅；（2）想要向斯文.赫定推举鲁迅为诺奖候选人的，其实是刘半农；（3）斯文.赫定在1927年春天曾与以刘半农为代表的北京学术界就西北考察问题展开过谈判，而刘半农托台静农询问鲁迅是否愿意成为诺奖候选人，已是谈判结束五个月之后的事情。此时，斯文.赫定与西北考察团已深入蒙古高原，并无“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的必要。

三、对史料的解读保持克制

许多谣言产生的原因，是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信息变异。而出现信息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在于没有对史料的解读保持克制。

比如，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政府曾继续对日偿还了两个月的庚子赔款，这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那么，该如何解读这个事实呢？此时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克制的心态，继续搜集史料，将“继续还款”一事的具体背景补充清楚。而非匆忙做出评价——在历史领域，越是简单明了、清晰有力的结论，往往也就离事实越远。

补充背景资料之后，很容易会发现如下事实的存在：

（1）中国政府下定决心全面抗战，是在1937年8月4日，7月的偿还庚款，系按部就班之举。

（2）8月继续偿还庚款，是采纳了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的意见。梅认为，在两国并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率先毁约，停止偿还庚款，日军很可能以此为借口出兵直接占领、掠夺津秦一带沦陷区的中国海关。所造成的损失，将远超过对日偿付的款项。

（3）为兼顾战争现实、国际信用和国内舆论，从1937年9月起，中国政府采取了将对日庚款偿付存入伦敦的特别银行账户，使日本人无法染指的变通之道——即名义上仍继续偿还，但日方无法实际得到还款。

图：钱钟书

若不保持解读上的克制之心，即便是历史当事人，也常不免陷入到错误的结论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钱钟书被清华破格录取”。

钱报考清华，数学只得了15分；入学时曾蒙校长罗家伦特地召至校长室谈话。据此两点，钱遂在回忆文章中称自己进入清华是罗家伦利用校长身份破格录取。殊不知，当时清华的录取标准是国、英、算三门主科“有一科目考分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各科平均分数及格，合乎入大学标准，也能录取”，钱本就符合这个录取标准，用不着校长罗家伦来为他“破格”（比钱低一班的季羡林，数学只考了10分，也因满足标准而被正常录取）。他被罗家伦召见，不过是因为罗注意到了这位新生科目成绩上的巨大反差，希望对他做一些提点与勉励。

略言之，人的视野有限，而历史演进的链条难以穷尽。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把握住了历史演进的全部链条，其实却是未必，最重要的一环很可能已被忽略。保持一种克制之心，不脑补逻辑链条，史料停在哪里，论述就停在哪里，推论也停在哪里，谣言自然会少很多。

谣言无尽，真相难寻。希望这三点粗糙的小经验，能起到些微的助益。

再见，一零年代；你好，二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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