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是汉高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庶出。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著名标签，是“以三十税一与清静无为，开启了文景之治”。其实，就物质层面而言，文景时代的百姓所过的，也只是一种勉强糊口的生活。贾谊在给汉文帝的奏疏里说过：“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也。故失时不雨，民且狼顾矣。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矣。”——汉朝建国快四十年了，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遇上风不调雨不顺的年景，百姓便要饿肚子，便要卖儿卖女。贾谊不至于特意写奏疏去诋毁刘恒的治绩。这段叙述显示，当时的底层百姓仍过着一种低程度的生活，抗风险能力很弱。汉文帝时代真正的大变化，或者说“文景之治”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其实是社会从转向了“以举报为耻”。这一变化，记录在《汉书·刑法志》里。内中说：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告讦”的意思，是举报他人的问题，揭发他人的隐私。所谓“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指的便是刘恒君臣论事论人皆从宽厚处着眼，以关注他人的优点为主，以举报他人的过失为耻。为了将“以举报为耻”这种好风气推广至底层社会，刘恒还做了一件事情：“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罪疑者予民”的意思是：对百姓的指控若存在疑点，该疑点在判决中产生的利益须归被指控者，大致相当于今人常说的“无罪推定”。“罪疑者予民”乃是一种从制度上消灭举报者的良策。道理很简单：举报者的常规手段，无非是捕风捉影、割裂情境与翻查旧账。如果司法政策鼓励举报，这些手段自然会奏效；如果司法政策坚持“罪疑者予民”，则捕风捉影、割裂情境等手段造成的疑点会让被举报者受益。举报者难以举报成功，拿不到举报的收益，“告讦之俗”便会很自然地消退。
♦ 汉文帝像
出台“罪疑者予民”这种司法政策，既是刘恒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强烈诉求。自商鞅变法，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便在底层社会造就了一种彼此监视、彼此举报的风气。秦国（朝）的政策是：同一编制中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举报，便要受到株连；反之，举报者可以得到奖赏。不独邻里之间，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负有互相举报的义务。据睡虎地出土秦简，秦律中有规定：丈夫行盗，其妻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须同罪论处。反之，丈夫犯罪后，妻子于案发前主动举报，则其嫁妆可以不被没收。这种政策在刘邦与吕后时代，也得到了延续。萧何以“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为由，“采摭秦法……作律九章”，其中便应该有鼓励举报之类的内容——刘邦与吕后诛杀韩信等功臣时，常常借助举报者提供的讯息来给功臣定罪。这种举报不止常见于长安庙堂，也在底层社会造成了一种战战兢兢的空气。所以，当汉文帝“求能治《尚书》者”时，年已九十余岁的伏生提供的《尚书》版本中，便有“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的主张，希望文帝少杀人，如果一名被告有可能是无辜者，也可能是有罪者，便应该放过他，因为杀害一名被诬告的无辜者给社会造成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放过一名有罪者。贾谊给汉文帝提意见，也说“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疑罪从去，仁也”——被告如果有可能是无辜者，便应放过他，而不是将他当成罪人诛杀。疑罪从无，这才是仁政。这些意见显示，在汉文帝实施“罪疑者予民”的新政策之前，汉帝国存在着举报之风。是新政策让“告讦之俗易”，给了汉帝国百姓一种更具安全感的生存环境。
♦ 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西汉兵马俑
其实，举报之风会在汉文帝时代消退，是多项人事改革与制度建设合力造成的结果。其中最重要者有三项，除了前文提到的新司法政策“罪疑者予民”外，还包括“尊重律法”和“废除诽谤妖言法”。前者主要通过任命张释之做最高司法长官来实现。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张释之的司法理念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律法不止约束天下百姓，也约束天子。所以，即便行人惊了汉文帝的马，张释之也仅按律条对其“罚金”，而非按文帝的意志将其诛杀；即便盗贼偷的是刘邦庙里的器物，张释之也仅按律条将其“弃市”，而非按文帝的意志将其“族诛”；即便上朝时“不下司马门”的是太子与梁王，张释之也会弹劾他们违背律法，让汉文帝不得不出来道歉，说自己“教儿子不谨”。张释之曾告诉汉文帝，律法须取信于民，百姓犯了法按律法判决，天子与贵族犯了法也按律法判决，不在律法之外施加惩罚，百姓才能感受到社会秩序具有安定性，才会有安全感。反之，百姓就会失去安全感，“民安所措其手足？”，他们做事处世，都将变得不知所措。后者，也就是“废除诽谤妖言法”，则由汉文帝颁布诏令来实现。诏令的原文如下：“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大意是：当下的律法里有诽谤妖言之罪。该罪名让朝臣们不敢说真话，让皇帝没机会听到真实的批评意见，也让朝廷没法获得贤良之才的辅佐。应该废除。当下的律法里，百姓以言语或巫术诅咒皇帝，批评朝廷出尔反尔不履行已约定应允的政策，也会被官吏定性为大逆和诽谤之罪。这不过是底层百姓的无知愚行，不必管他。从今以后，此类情形不许追究。
诽谤也好，妖言也罢，皆是滋养举报与告密的温床。汉文帝下诏“废除诽谤妖言法”，甚至容许百姓因为政府说话不算话而诅咒皇帝，对民间的举报之风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遗憾的是，由汉文帝主导的人事改革与制度建设，在汉文帝去世后便坍塌了。人事方面，《史记·张释之传》里说，“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懼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在汉文帝时代，张释之坚持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曾弹劾时为太子的汉景帝违法骑马通过司马门。文帝死后，他立刻战战兢兢起来，开始称病不再管事。想要辞官又怕惹怒景帝被诛杀，想要去向景帝谢罪也担忧后果难测。好在，景帝没有跟张释之直接算旧账，只将他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
♦ 汉景帝像
制度方面，新廷尉为汉景帝制定了新律法，开始鼓励官僚系统内部互相举报，“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举报者将得到被举报者的赃物作为奖赏。该政策与文帝时代的“耻言人之过失”完全相反。汉武帝时代，奖励举报的政策又从官僚系统内部扩张到了民间。《史记·平准书》里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所谓“告缗”，便是举报民众财产中的非农业收入部分，举报者可获得被没收资产的半数作为奖励。百姓互相举报财产的结果，是再无人愿意努力劳作，因为增加家庭财富便等于成为被举报的目标。为什么在举报这个问题上，景帝与武帝会采取与文帝截然不同的政策？答案或许便藏在《史记·孝文本纪》当中。文帝即位的第一年，颁布政策废除了连坐酷刑。“有司”普遍表示不能理解。他们说：一人犯法全家连坐乃是为了恐吓百姓，“累其心，使重犯法”，让他们心生惧怕不敢触犯律法。这是古老的办法，不应更改。文帝的回答是：“法正则民愨，罪当则民从，……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律法必须正派，论罪必须恰当，百姓才会遵从。用不正派的律法去惩罚百姓，是在驱逐百姓由好人变成暴民，逼他们去作奸犯科。“告讦”，很显然乃是一种“不正之法”。（来源：腾讯新闻）①班固：《汉书·食货志（上）》；《汉书·刑法志》；《汉书·孝文帝纪》；《汉书·孝景帝纪》；《汉书·张释之传》。②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史记·孝文帝纪》、《史记·张释之传》；《史记·贾谊传》。③《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年，第97-98页。④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30-131页。*版权声明：腾讯新闻出品内容，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