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点：透过数据看美国国防创新体系（四）
五、国防工业基础的空心化影响战斗力生成
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其是否具有强大有力的国防工业基础，这不仅包括一流的发明能力，同特别重要的还是制造能力，否则创新就只能停留在概念阶段，停留在实验室里面，无法形成切实的战斗力。美国的国防工业制造能力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球化，除了国内的三级承包商/供应商以外，在海外的盟友等也是其武器装备系统的重要保障力量。
但是近年来许多研究报告都对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提出警告称，美国工业基础和其高科技能力正在滑落，而且这种趋势有可能对军队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例如，2005年，国防科学委员会高性能芯片供应工作组表示，美国正在丧失其高新技术工业能力，“建议采取紧急行动。”它警告，“美国的大部分战略性产业都无法改变业已出现的全球竞争动态，即生产和市场的重心正在离开美国”。美国国防工业协会也认为：“如果我们失去在制造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那么我们将丧失国家安全。”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空心化。随着大量美国工业制造企业迁移海外，而国防工业基础也在向海外迁移。乔尔尤德肯（Joel Yudken）在《制造业危机》一书中提到，“制造业持续迁移海外既削弱了美国技术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让其他国家即便不是跨越，也是在事关管家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快速赶超而来。”
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想要维持其高精尖防御平台的技术能力，就需要在众多领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制造能力，如纳米技术、先进电池、半导体、传感器，等等。《国防生产法案》第三条的计划任务是锁定并大力支持美国正在丧失或没有能力的高科技制造领域，第三条明确指出，防务“依赖外国制造商…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可取的。”得克萨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迈克尔•韦伯研究了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制造支持基地内的16家工业公司的经济健康，“新颖的机械产品和系统的创新与生产有直接关系，”他还发现，自2001年以来，那16家工业公司中的13家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
此外，美国有关国防工业基础的文章还明确提出，更多依赖海外制造商的能力增加了易受假冒商品损害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发生了9356起外国假冒产品进入国防部军需品供应线的事件，相比2005年增加了142%。假冒物资可以并已经伤害到军队在作战行动中维护武器系统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弱点。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调查的许多经销商显示，许多外国政府在其各自的边境范围内采取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的措施很不力。最近美国审计总署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美国武器系统中假冒产品的风险。
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国防工业基础，而这个基础必须能够做到军民两用、有效协同。当前，科学技术全球化扩散和工业生产链条的全球化势不可挡，国际科技竞争日趋复杂，美国为此提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法案》（RAMI）、扩大研发税收抵免和资本投资激励、更严格的贸易执法和智能多边联盟等一些列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我国也提出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国家战略，藉此解决军民二元分离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我国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一种重新审视、结构性调整、战略性布局。引用尤德肯的话“只有一个旨在完全改变国家整个生产基地减少的全面战略，才能在未来几十年充分保护和振兴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缺乏足够的制造产能时，创新效益并不能持续。
六、军兵种之间竞争压力的减少不利于激励创新
对于一般商业领域来说，竞争是创新的原动力。对于国防科技和工业领域来说，这种竞争主要包括军兵种之间和军民两个领域之间。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国防领域不同军兵种之间的竞争以及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都将研发支出推动到非常高的水平。国防研发支出在里根年代占GDP的0.67%。随着苏联的威胁消失，曾经在冷战时期推动军事研发的‘竞争型激励’减弱了。在2000年代，恐怖主义威胁似乎填补了真空，国防开支飙升。然而，这些支出大部分将重心放在了武器开发上，而不是关注真正的研发，因为后者才是重要的创新行为。
也有人认为，军兵种之间的竞争会造成浪费，比如，二战期间三个司令部在太平洋各自独立作战，在20世纪50年代各自发展弹道导弹。但是军兵种间竞争还是有好处的，一是有利于高层把握关键情报信息。一个军种保密不能保证所有军兵种都保密。第二是高层领导可以利用这种军兵种间的竞争来制定有倾向性的政策。第三就是竞争可以刺激创新，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害怕核威慑任务会旁落到空军，从而导致了北极星潜艇的出现。
当人，创新并不是总是受欢迎的。创新肯定会威胁主导市场，前浪推后浪。而对于国防领域来说，创新被定义为革命性的变化，意味着军事条令、某些技术的作战作用和那些专攻技术使用的军事组织的地位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商业企业一般通过创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从事新产品研发，与母公司进行竞争（例如1981年IBM个人电脑）。
对于国防领域未来的创新，目前有三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军方对当前技术和学说的依赖性特别强，以致于革命性的变化主要通过民用领域的干预发生。二战开始时，英国皇家空军最初试图利用其有限的资源构建轰炸机攻击大陆。正是政治领导人的积极干预，才使得战斗机及时进行生产，并实现了击败德国的不列颠之战。第二种思路认为，重大的改变往往逐渐发生在军方，需要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更替，而且由于军兵种内部团体的力量，该改变相对不受民用领域的干预。典型例子是战争中海军陆战队和由海军航空航母发展的两栖作战。第三种思路认为，主要的创新发生在军兵种之间与现有力量的竞争中。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性的来自民用干预可以迫使创新凌驾于军事反对者之上。
综上所述，军队组织性创新对于各个军兵种之间的内部冲突自有价值。
七、主流国防承包商研发支出比例下降
自9.11以来，美国国防和安全开支显著增加，但研发投资未能保持同步。在1999年和2012年之间，研发支出占高级国防承包商的销售额的百分比下降了近三分之一。1999年，波音国防公司、L-3通信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雷声公司研发支出总计24亿美元，占销售额的3.3%。到2012年，研发支出总额虽然数增长了大约50%，销售额增加了一倍多，但研发份额下降到了销售额的2.3%。有解释说这事因为销售额快速增长，从而增大了分母。
图1 国防承包商*：研发支出（单位为千美元）
*波音公司、雷声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公司、L - 3通信公司
国防承包商的研发投入比率的下降可以与商业技术部门形成对比。事实上，国防领导和技术领袖在研发的支出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2012年，五个大型国防企业——波音国防、L -3通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雷声公司，在研发项目上总共投资了51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五家领头的科技公司——微软、英特尔、谷歌、思科和IBM - 在研发上投资近380亿美元。
*波音公司、雷声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公司、L- 3通信公司
图2 国防承包商*：研发支出强度（研发/销售额，%）
五角大楼更加强调低成本采购的采购政策变化似乎也发挥了作用。业内高管认为，五角大楼的重点是采购低成本产品，尤其是引入可接受最低价格报价分析的理念，鼓励公司为了赢得合同而保持较低的研发支出。
研发支出密度（研发/销售）的差异同样显著。2013年，五大国防公司研发支出从1.3%到3.6%不等。科技巨头的相应比率从19%到5.3%。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商业技术领域的研发支出可以并导致来自新兴市场的收入显著增加。相比之下，在一个国防采办总量减少的时代，国防的研发支出尽可能让公司得到稍大的收益——但这对那些股东来说刺激性步枪。
国防承包商也经常把美国国防部计划的不确定性作为研发支出仍然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关于未来将会采购什么样的武器系统不太确定，甚至也不太确定会分配给他们多少钱，研发投资变得风险更大。
在过去，主要的国防承包商可以依靠政府资助大部分武器系统的研究，但这种安排已经消失殆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预算压力和获取当前武器系统的优先级，而不是开发下一个武器系统。虽然国防部经常提倡创新，但是其尖端技术、在未来几年开始的主要项目仍然相对较少。由于减少了国防开支，五角大楼也被迫减缓、推迟或取消新项目。
*波音、雷声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L - 3通信
**微软、英特尔、谷歌、思科和IBM
图3 五大国防承包商*和技术领先者**的研发与销售额比率
国防研发承包商投资的这些趋势对国防创新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在军队削减的情况下，国防研发的好处已经从历史上得到认识，因为大部分的研发投资是在创建期间进行的。然而，由于研发投资与国防合同的其他支出之比在过去的二十年一直低于之前的几十年，所以从未来几年军队削减中得到的好处，似乎可能会更少。
八、国外竞争力量的崛起
过去，全球防务领域的引领者主要源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这些企业和美国国防部或美国北约盟国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其他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将不再存在。
今天，新的挑战者可能并不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但他们的技术费效比高，足可以占领国际军火市场。在这方面，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翼龙无人机等无人航空产品的成功出口，只是未来的一个预兆。此外，并不是所有的新挑战者源自新兴世界。瑞典的萨博鹰狮战斗机（Gripen）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的实例包括区域销售能从事实上终结美国或欧洲公司的机会。
根据领英（Avascent）和Reishman Hillard 2014年6月对近350个富有全球竞争力的航空航天和国防高级领导人调查显示，80%的高管认为，竞争格局明年将会在本土市场以外增加，而只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公司已经对全球竞争市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高管也相信美国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但新兴竞争威胁反映了未来的局面。
*百分数表示高管人员的比例，这些高管人员认为在3个市场中的1个市场上，该国被他们视作为正在出现的竞争威胁。
图4 全球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当前的竞争压力*
美国国防工业也可能在美国过去享有领导地位的战略要地市场上易受伤害，这些战略要地市场包括无人驾驶的空中平台、情报监视和侦察、导弹，和卫星。这些新兴威胁真正代表的是“成本创新”：并非世界上最好的技术，但有成本效益的世界一流的技术。在未来几年，一些国家还有望逐渐从成本创新转变为对原始技术的创新。
* 百分数表示高管人员的比例，这些高管人员认为在3个市场中的1个市场上，该国被他们视作为正在出现的竞争威胁。
图5 全球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新出现的威胁
随着新兴的、转型经济体的日益介入，新的威胁不限于成本，还包括技术创新。美国国防工业也可能在美国过去享有领导地位的战略要地市场上易受伤害，这些战略要地市场包括无人驾驶的空中平台、情报监视和侦察、导弹，和卫星。这些新兴威胁真正代表的是“成本创新”：并非世界上最好的技术，而是有成本效益的世界一流的技术。在未来几年，一些国家还有望逐渐从成本创新转变为对原始技术的创新。随着新兴的、转型经济体的日益介入，新的威胁不限于成本，还包括技术创新。
这些变化体现在美国可能已经失去了作为世界主要武器来源的地位的国际军火市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引领世界武器出口，每年海运了70多亿美元的武器。但在2013年，俄罗斯武器出口超过美国20多亿美元，标志着俄罗斯武器销售额增加了35%，而美国制造商证明排名前100名的国防公司平均下降超过6%。
这些变化反映不再只是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变化。由于发达经济体持续地减债，在大多数G7经济体中，国防开支已经下降或停滞，而一系列的军备竞赛正在非洲、亚洲和中东进行。尽管这些变化加速的原因在每个地区各不相同，但都是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推动的。许多这样的国家负担不起昂贵的、世界一流的国防产品和服务。所以他们选择负担得起的、接近世界一流的、由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制造的产品。
结束语
谈国防科技创新，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美国是永远都不会拒绝的话题，几乎到了言必称美国的地步，一种观点是对美国完全照搬，就是学美国，这方面主要是科技战略研究者。还有一种观点是美国不行了，大谈美国衰落论，这主要是社科研究者。
本文分四期来比较深入的分析了美国国防科技创新当前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存在的问题，但我们的观点绝对不是美国国防技术占据领导地位和国防创新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竞争力有重大影响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毋庸置疑，美国国防科技在其预算、全球参与和技术能力方面依然是龙头老大，本文分析提出的观察都是他们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致命性问题，有些问题也同样存在我国国防科技领域，在新一轮深化改革推进阶段，我们在国防科技领域除了要学习美国的成功之外，有时候也要深入的去分析一下他们发展中的问题，也许对我们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是有一些更加有益的启示。
尽管美国是私营经济占主导的国家，但是在国防科技创新领域，美国政府绝对是深度参与者，相信美国政府在今后依然会继续支持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一是创新，二是制造：通过一流技术和更广泛的美国商业全球竞争力来继续增强美国的国防力量。因此，对于我们的国防科技创新而言，是否也要从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规划，从而整体推动我国国防力量，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广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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