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给中国博物馆带来了什么重要命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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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给各个国家、各个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整个世界正切身感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也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各行各业重新思考其存在的价值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博物馆来说亦是如此，新冠疫情是对持续了近十年的“博物馆热”的一个阶段性检验与总结，也应该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下一个十年从量的发展到质的飞跃的“催化剂”。

原文 ：《新冠疫情给中国博物馆的重要命题》

作者 |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孔达

图片 | 网络

首先，中国博物馆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中国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感与过去十年的发展成就。

一月下旬，为配合新冠疫情防疫工作，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陆续宣布闭馆，直到三月中下旬疫情渐趋稳定，才纷纷重新开馆。从2月1日开始，国家文物局陆续汇总推送了六批、共300个线上展览和数据平台，大众足不出户，仍可欣赏文物，云看展览。

开放的数据，涵盖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综合大馆，也有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专题小馆；展览既有湖南省博物馆的“三湘历史文化”、辽宁省博物馆的“大辽契丹”、“又见大唐”等基本陈列，也有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苏州博物馆的“画屏：传统与未来”等热门临时展览。另外，国内博物馆基本没有收藏、只能通过境外引进展览的阿富汗、古埃及、古罗马、安第斯等世界文明展览，也在其中。近几年随着博物馆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打卡博物馆、追热门展览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些开放的线上资源，是疫情期间博物馆给社会的文化慰藉，对那些博物馆爱好者们，自然也是惊喜。

展览、学术讲座、公益课程、从业人员培训等各类线上资源开放的同时，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尝试利用抖音、微博、淘宝等平台进行直播，既可带领观众云游博物馆，又可以利用线上实时互动，回应公众兴趣和疑问，解读博物馆背后的故事，也带动了博物馆文创设计的人气与销量。博物馆似乎变得更年轻、更接地气儿了。在各种“数字化”服务之外，我们也看到各地各类博物馆公开征集抗疫相关见证物，发挥博物馆的“收藏”属性，记录这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征集标准与原则，介绍国外同类博物馆的案例与经验，甚至呼吁中国应该建立疫情相关的专题博物馆。

以上种种，充分肯定了过去几年中国博物馆致力于数字化建设、智慧博物馆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成就，在特殊时期，向社会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没有强大的数据支撑、技术支撑、人财物力支撑，博物馆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自己的展览、活动、教育资源，全部搬到线上的。

事实上，早在疫情之前，许多博物馆已经部分开放线上展览，积极探索各种新媒体。新冠疫情只是提升了开放速度，增大了开放力度。疫情过后，这些线上资源是否会继续开放、更多开放，线上线下资源如何互动，是大势所趋，值得期待。更重要的是，这场疫情，也充分见证了整个文博行业、所有文博人的社会责任心与使命感。博物馆用自己的方式，慰藉并记录着这场重大疫情给社会带来的伤痛。如今，在国内疫情渐趋稳定之时，过去十年的发展成就，疫情期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又将把中国博物馆的未来带向何处呢？或许可以从西方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中寻得一点启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美国博物馆的变革。

以刚刚开放的国立美国历史与技术博物馆（现为国立美国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美国的博物馆、策展人积极收藏社会运动的相关物件，推进相关主题展览，反思博物馆与非洲裔、印第安等各类社群的关系，以此见证并参与着少数族群的民权运动，推动美国社会的文化平权。这也为后来美国国立印第安人博物馆、国立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与文化博物馆的成立奠定重要基础，也直接推动着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从记录历史转向对当代社会的关注。至今，推动社区共建、文化平权与身份认同，已经成为美国博物馆的重要使命。这与六七十年代美国博物馆回应社会运动，进而推动自身内部发展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7年，英国博物馆界首次公布的全面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共有2131座博物馆，其中1000座为七八十年代建成开放的新馆，这一时代，也成为十九世纪中期之后英国的第二个“博物馆热”。而这一千多座新馆中，大多数是独立博物馆（independent museums）。所谓独立博物馆，由慈善信托基金运行，同时接受当地政府及其他公共资金，多为专题博物馆，且多与地方社会史和工业史有关。这与当时英国的后工业化大背景密不可分。这些博物馆大多建在那些萧条的工业城市，用来收藏和保护逐渐废弃和消逝的工业厂房、机械设备和当地的生活，同时也通过刺激设施改造、就业、旅游等，助力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经济复兴。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有社会史、工业史背景的研究、策展人员进入博物馆，他们用最贴近公众的主题、最直白的语言、最受欢迎的方式，使博物馆成为人们“一日游”的娱乐和旅游场所，逐渐与传统博物馆的“学术权威”、“知识殿堂”拉开距离。

这种改变，推动着英国博物馆越来越多的引入经营管理、财务管理、营销运营、公共服务的理念与运作方式。到了今天，参与种族、宗教、经济发展、性与性别、身心健康等多种社会关注议题，已经成为英国博物馆承担社会责任、拉近与公众距离的核心内容，博物馆开始从收藏、研究、展示等各项职能，以及经营管理理念与方式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探讨博物馆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无限可能。当然这中间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博物馆行业的不断挣扎、反思与探索。但七八十年代，适应社会现实环境，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引入社会视角，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模式与运作方式，无疑成为英国博物馆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十八、十九世纪世纪的“知识殿堂”，到今天的“公共空间”，博物馆在适应、见证、记录、参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实现自身的变革与提升，进而更好地正服务并推动社会的永续发展。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公共与社会事件，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之于中国博物馆，是考验，也应是契机。在疫情发生之后，提供更灵活、更高效、更有责任感地公共文化服务外，博物馆如何通过自身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经营管理的变革，在未来，更好地启发公众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的责任，进而成为推动甚至引领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应该是这场疫情给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人的重要命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2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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