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终究是广大的”：怀念“崇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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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他最想去的是俄罗斯西北部古城老罗撒，“登上城中教堂的钟楼，不用再面对自己和时代，只看着眼前漫无边际的平原草地就好”。

原文 ：《怀念“崇高”》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  齐昕

图片 | 网络

疫情在俄罗斯蔓延开之后，彼得堡的友人米佳把父母送到了乡下去躲避，自己则关在城里的小公寓中，据说是在做一个新的影评系列。

“很闷很无聊，”他的邮件里依旧没有任何对柴米油盐的忧虑和抱怨，“窗外病毒泛滥，而我担心自己会在索居和谨小慎微中琐碎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近我在看你特别喜欢的阿布德拉什托夫的电影。”

《辩护证词》

米佳提到的这个阿布德拉什托夫是苏联中后期一位特别好的导演。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米佳要说的是什么，于是便将这位鞑靼族导演于1970年代中期所拍摄的一部叫《辩护证词》的片子找出来看了大约是第三十遍。

《证词》其实是典型的知识精英心态书写，并将时代的苦闷定格在所谓“抉择”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产生跟当时“停滞”的苏联社会如何消化之前“解冻”时期的思想文化成果、面对其后果有直接关系。

就如《罪与罚》一样，讲道理要借助一个惊悚的社会事件。《证词》的社会事件，表面看是情爱所致。外省来京、年轻貌美的女子瓦莲京娜为了支持求学的男友，打短工、超时加班，甚至献血换钱，却被负心汉一次次背叛。绝望中，她打开煤气，企图与之同归于尽。两人被及时救活，然而瓦莲京娜却面临严厉的法律惩罚和牢狱之灾。她的辩护律师伊琳娜，一位同龄的女性，理性而高效，深入其内心，了解其动机，在法庭上为其作了动人的辩护陈词。解救了瓦莲京娜的同时，她却发现自己的人生也已变了轨道。

伊琳娜终于明白，这个一开始几乎被她当作精神病人的爱穿红色衣裙的乡下女子瓦莲京娜，在自布尔加科夫以来仿佛并未改变多少的庞大纷繁、群魔乱舞的莫斯科，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圣女。疯魔的自我牺牲所代表的宏大人格，在这个国家与文化中似乎永远是典型的崇高品质。

然而，瓦莲京娜的男友维塔利也实在算不上一个头上长角的怪物。这个身体羸弱、聪慧肯学的美男子，充其量也就是吃吃软饭罢了。法庭上，众目睽睽之下，他坦然解释，对瓦莲京娜的背叛源自对其“火一般激情”的厌倦，过日子的话，他所需要的是“平凡的温度”。职业上，他的态度亦是如此。进了研究所工作后，尽管才华过人，但他不争不抢，安心做个低级的研究员。就是这么一个从外表到言语均带那么点儿无为气质的维塔利“走一步咬一小口”的德性，让众人都不齿到了极点。

“六十年代人”

许多年前，当莱蒙托夫离开俄语文化中心区域，去往高加索的水深火热中时，他与眼前“满目疮痍的俄罗斯”叹气作别。但那声长叹，虽面向着腐败愚昧、皇权浪荡的国家，却也无比深沉。毕竟，莱蒙托夫所离开的，是一个习惯大起大落、大气狂野的俄罗斯。阿布德拉什托夫所叹气的，则是这个历来尊崇“高、大、阔、广”的国家，开始陷入社会生态的琐碎化。

阿布德拉什托夫这一代是苏联中后期著名的“六十年代人”。他们多出生于1920年代后半期或1930年代早期，父辈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清洗，自身则是历经二战的历练与淘洗，对抗了战后社会文化的收紧，在1950年代中期全心拥抱了苏共“二十大”和“解冻”，又在1960年代彻底成熟的一代。1970年代中期，他们是帝国文化和思想的中坚。“解冻”，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事件，更不如说是一场社会人文运动。他们中的多数，甚至日后变为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本质上都不曾动摇对这个国家的信念。对这一代来说，对西欧传统人文主义的接受与俄罗斯传统的本民族的世界救赎思想奇特结合在一起。哪怕是柯西金以苏联伏特加出口为条件换来的百事可乐进入苏联市场，在他们看来也有宏大的象征意义。所以，对人性的关注，是要培养“大而广”的品质，而不是要滋生影片中维塔利那样坦然过自己安分舒坦小日子的家伙的，更何况还是个男人。“六十年代人”这个态度自始至终不曾改变。

《证词》中隐性的“六十年代人”代表是女律师伊琳娜和她的未婚夫鲁斯兰。他们比典型的“六十年代人”要年轻一些，却同样受惠于“解冻”，在学生时代是精怪活跃的世界主义分子。大学时代，他们弹唱弗兰克·辛纳屈，沉醉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电影，夹道欢迎卡斯特罗访苏……等需要事业有成、家庭完满之时，“解冻”早已收场，原本如拜火教教义般明晰的价值变得不伦不类起来。

一方面，此时苏联社会的物质不断充盈，且充满了帝国的区域分工色彩：南斯拉夫的布料柔软舒适，中亚产的甜瓜价廉味美，波兰来的组合家具甚至可以分期购买。另一方面，个性模糊的最高领导人所代表的新一届政权，作风公开地世故而实用主义，虽疏于念意识形态的紧箍咒，却似温吞水般毫无个性，使人失去与之激烈对话的欲望。伊琳娜与鲁斯兰的生活平稳安逸。在他们看来，学生时代结束后，一路的按部就班是时代的理所当然。遭遇女犯人瓦莲京娜，伊琳娜受到巨大震动，她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拒绝嫁给鲁斯兰，拒绝了当时“社会契约”所暗示她的标准生活。这远不是个人情爱的问题，凭借此，她与这个平稳而催人庸碌的时代展开了对话。片尾，她坐在逃离莫斯科与鲁斯兰的火车上平静地对父亲解释道：“不要紧的，爸爸，生活终究是广大的。”

深水鱼到了浅水域

每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塔科夫斯基。定居西方后，他有次突然无奈摇头，自我形容是一条深水鱼到了西方的浅水域，反倒失去了活力。拒绝平庸与琐碎，选择深潜，作为苏联-俄罗斯文化中典型的精英品质，在《证词》一片中再一次凸显：顶住巨大水压，激烈扎向仄暗的深处，自身的筋肉恐怕才会越来越紧实吧。

然而我多少是有些同情大约属于清浅表层水域里的鲢鱼品种维塔利的。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来，他的所谓人道主义对俄罗斯的现当代文化来说大约是最典型的。苏联时代，能够被拿来通讲的19世纪文豪并不多，每位划时代创作者的履历上，都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有严重格格不入的地方。陀也有，但不算太严重，功远大于过。他的以“孩童的泪”所串起的在流放苦役中“顿悟”出来的人道主义，特别不给小人物生存余地。确切地说，是小人物由求生求安逸的本能而引起的小奸小坏。陀所代表的俄罗斯精神深处的人道，几乎永远需要一个激烈的对立面。所以，在他笔下，索尼娅成了妓女，必是社会的逼良为娼，且卖了身之后精神仍旧直面崇高。所以，游历西欧，见识到彼地区人民坦荡甚至欢乐地消费肉体与物质，他真是恨到了骨髓。法国所吸引他的是那一下子斩断人脆韧脖颈的断头台，而在德国，他干脆深陷赌博。维塔利的躲避崇高，对于继承陀氏精神血脉的俄罗斯精英来说，大约才真是具有颠覆性的。

逃离中的伊琳娜安慰父亲说“生活终究是广大的”。经历坎坷的老父眼里有说不出的同情甚至惶恐：“女儿，生活，其实也没那么广大吧……”

我记得有一次电影讲座结束，米佳还沉浸在讨论当中。卷烟卷的手微微抖着，嘴唇边有明显的炎症痕迹，隐隐抽动。“你知道吗，”他道，“我最喜欢这片子的一点，就是它看似一部爱情片，却结结实实讲了俄罗斯的大气。”米佳跟我同龄，所以影片中所怀念的紧贴家国历史的无法抑制的所谓“大气”，他其实并没经历过。不过，他也说，疫情过后，他最想去的是俄罗斯西北部古城老罗撒，“登上城中教堂的钟楼，不用再面对自己和时代，只看着眼前漫无边际的平原草地就好”。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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