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探寻浙学中的“良法善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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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大多懂得良法善治之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故而传统浙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或曰地域思想学术，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贡献了诸多经验与启示。

原文 ：《浙学中的良法善治传统》

作者 |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张宏敏

图片 | 网络

本之于德政，辅之以威刑

古代浙江良法善治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越国。越王勾践承袭周公“明德慎罚”的法理思想，听从谋臣文种、范蠡的建议，“修宽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称其善，掩其恶”，推行“缓刑薄罚，省其赋敛”的治国之术，是浙学中“良法善治”传统的历史起点。东汉思想家王充（浙江上虞人）提出了“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的“德力具足”论。儒家的“德”与法家的“力”，刚柔并举，相辅相成，方为完整的“治国之道”，这显然是一种“德法并举”的社会治理模式。

南宋永嘉、永康学派基于重视事功的制度新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法制思想，要求法律制度服务于国计民生，以社会效益作为衡量法律价值的准则，进而追求“道”与“功”、“义”与“利”的有机统一。在叶适（浙江温州人）看来，“法治”比“人治”更公平、更长久，“天下以法为治，久矣”，“夫以法为治，……盖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无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陈亮（浙江永康人）则提出“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的论断，在肯定“公法”之于治国理政重要性的前提下，力主法令宽简。

元明之际的政治家刘基（浙江文成人）对明初社会治理建设贡献良多，其寓言政论集《郁离子》开列了影响社会治乱的四大要素——纪纲、道德、政刑、人才，“治乱，政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在刘基看来，社会治理的“行法之道”就是“本之于德政，辅之以威刑”。藉此可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是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传统儒家在探讨“治法”与“治人”二者何为先、何为主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是“有治人，无治法”。（见《荀子·君道篇》）而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浙江余姚人）在政治学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命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浙学新论，主张从完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出发解决社会治乱问题，这就是“法治”高于“人治”的思想，而“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也契合了近代法治精神。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的主持修订者、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沈家本（浙江吴兴人）认为，“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世无无法之国而能长久者”，进而提出了“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的社会治理理论。他一方面继承了“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传统中国法制思想，另一方面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蔡元培（浙江绍兴人）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也对传统礼法的现代转换予以关注，“我国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今之所谓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

息讼罢争，讲信修睦

现代社会追求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明代心学大儒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任江西庐陵知县时，“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庐陵百姓“以健讼称”，特别喜欢到官府告状。面对“狱牒盈庭”的局面，王阳明并不急于审理案件、宣判定罪，而是慎选里正三老，在全县广建“申明亭”“旌善亭”。他明确规定：谁有善言善行，就在“旌善亭”大力表扬；谁干坏事，则要在“申明亭”公之于众，并由里正三老来执行。与此同时，他还对诉讼双方进行劝谕，乃至有涕泣而归者。

南赣平乱后，王阳明在江西赣州等地颁布推行《南赣乡约》，这是一部乡民自治手册，要求城乡民众，不论是否自愿，都必须入约：“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南赣乡约》之于民众教化的要求是：在家庭守孝悌之义，在乡里则相助相恤，劝善戒恶，息讼罢争。以《南赣乡约》为代表的公序良俗在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种朴素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合一”的基层治理模式。这也启示我们，现代社会推进城乡基层治理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以期从源头上减少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2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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