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 郑克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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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晚10点，著名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郑克鲁去世，享年81岁。

郑克鲁，广东中山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先生的曾孙。郑克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硕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任博士生导师。

作为翻译家，郑克鲁因翻译大仲马经典作品《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代表作《茶花女》、雨果作品《悲惨世界》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等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为读者所熟知。因其在翻译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1987年荣膺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教育一级勋章”，2000年荣膺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的“中国资深翻译家”，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

事实上，这些经典作品都是郑克鲁先生在研究和教学之余翻译出版的。他还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这本书成为中国高校学习外国文学的权威教材。 

郑克鲁在60余年的翻译学术生涯中，共完成1700万字文学译著，近2000万字著作和编著，共出版了18部著作，近20部译作。他生前留下的最后译著是去年翻译完成的《雨果全集》。

郑克鲁先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和教学，在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大弟子，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老师的眼中，郑师“水深流静”，是师范楷模和标杆。在2018年，《社会科学报》刊发过朱振武老师的一篇文章，记述他眼中的郑克鲁先生。特此重刊，以表深切哀悼。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上海师范大学   朱振武

（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4期第8版）

我是郑克鲁先生的第一个博士，也是他的第一届博士后。有人可能会说，博士和博士后不会是同一个导师，但我就是同一个导师，因为郑先生当初在苏州大学带博士，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后来郑先生携手从苏州大学调过来的孙景尧老师，帮助上海师大申请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并随后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郑先生作为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招的第一批博士后就是我和钟鸣校长，所以我就有幸成了郑先生的两个第一。在“《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先生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作为郑先生的两个第一，也作为上师大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带头人，我说了几个关键词，那就是门第、境界、声望和心态四个词。

门第

郑先生的门第是显赫的门第。他是《盛世危言》的作者、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先生的嫡孙，其祖产澳门大屋现在仍是澳门的标志性文化景观。名门望族对一个人教育和熏陶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且，一个人的本科出身可能比博士出身更加重要。郑先生本科是北大，接下来是社科院，然后是法国。郑先生说到自己时用的是“我读本科的时候”这样的话，从中能看出其谦卑与随和。郑先生虽然几个门第都很高，但从来都很低调。他总是说我是上师大的人，很少说我是北大的，或者说是社科院的人。郑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大家都十分羡慕，但是我们从未看到或听到郑先生炫耀其出身。郑先生说得上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堪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因为只有达到相当高的高度的人才能看淡这些多数人都会引以为傲的东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郑先生从未被浮荣所羁绊，从未被世俗的物质利益所诱惑，从未觊觎任何高位或任何显职，所以才成就了今天我们所景仰的大翻译家和大学者。

境界

郑先生的境界是崇高的境界。他在外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的低调也是大家公认的。我读书时曾经检索过《外国文学研究》这份重要的杂志，发现郑先生的文章是一篇接一篇。郑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是一部接一部，部部都十分厚重，语言平实，资料扎实，填补空白，言人未言。他从不故弄玄虚，从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从不摆弄新词套话，从不堆砌批评术语，从不膜拜西人外人的什么所谓理论，从不吓唬青年学者或普通读者。郑先生的学术文章是轻车熟路，驾轻就熟，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是深入浅出。浅出的前提是深入。郑先生之所以能够深入浅出，是因为他对研究对象早已了然于胸，早已观察思考得非常深刻透彻，所以他才能用浅显明白的话语把深刻复杂的思想和深刻的意蕴表达出来。

郑先生的翻译思想在他评论傅雷的翻译时表达得比较充分。其译文平实质朴，而非浮华夸饰；他一向摒弃所谓的翻译理论，而是尽量忠实源语的句式和句法等语言特征，充分发掘其字里行间的意义、意境、语气、基调、意蕴和节奏等文学要素，合理运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取得了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艺术效果。有一次我翻译几首诗，找了好几本字典，都找不到那几个词的释义。于是我去找郑先生。他迅速看完这几首小诗后，告诉我这几个词一般字典上是查不到的，并指出我那几个词在上下文中的意思，说着便把打印纸垫在膝盖上，把这几首小诗直接翻译成汉语。郑先生的现场译文形意兼备，长短、韵律、步、格、意向、意境等各方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令我汗颜。

郑先生的文学评论正好与之一脉相承，也总是平实稳重，从不聒噪浮夸，而是句句落到实处，从实证出发，用一手材料说话，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难的，这个境界可以说是我们许多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学者的“中国梦”。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我问郑先生我应该注意什么，郑先生只说了八个字：“宁深勿广，忌大而全”。我牢牢记在心里，并落实到具体写作和研究中，非常受益。此后我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时，都让他们记住这八个字，并认真谈我自己的理解和体会。郑先生平时的话不多，但字字珠玑，比如这八个字，就影响了我到现在。

声望

郑先生的声望是远播的声望。1994年秋，我作为新华社的兼职记者，约了同门师妹尹晓东到郑先生延安中路的家里给他做专访。当时郑先生跟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我们作了详细的记录，整理好后发在新华社的一家杂志上面，题目就是：“取精用弘，以点带面”。现在想到这次采访，我还觉得十分荣幸。记得2000年春天，郑先生带我们去武汉、深圳、广州等地，做一些调研和宣传，也就是跑博点。郑克鲁老师和孙景尧老师当时是两老带两小，两小，是我和一起读博的陈义海。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很高的礼遇。每次孙景尧老师做介绍的时候，都说：“这位是郑克鲁教授”。不论在哪里，不论在场的专家有多么资深、有多么年长，大家都肃然起敬，由坐改立，眼中立即生出恭敬和仰慕之情，纷纷表达各自的敬重之情。我当时感到很自豪，原来我的老师的声望比我想象得还要高。

心态

郑先生的心态是平和的心态。他在文苑楼14楼的办公室里，以及后来在光启楼11楼的办公室里，每天都是从早到晚，除非出去讲学或者有别的活动需要外出，就在那里，翻译他的书，做他的研究，清茶一杯，青灯一盏，这种心态是常人所缺少的。英文有一句话：Still water runs deep。我们有时候翻译成“静水流深”，或“大智若愚”，都是对的。郑先生早已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但他反而不声不响，像流水一样，是越深声音越小，说得上是“水深流静”。郑先生在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难以企及的。郑先生的名字是上师大的一个符号，也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和教学领域的一个符号，他让我们联想、敬重并愿意亲近这种符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其中的“师”和“范”两个字是对郑先生的恰当总结。

“一杯清水一盏灯，纵横译坛大半生。三十八卷神鬼泣，四千万字众生惊。才晓名邸是克鲁，又悉望族乃观应。但能文心托明月，何曾冷淡似野僧！”这两日，我写了这首小诗，题赠恩师郑克鲁先生，以此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及其崇高境界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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