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 司法改革，需谋求政策的能动影响

点击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

司法改革在既有框架确定的情况下，既要以技术性改革为突破口，点滴推动法治，也要注重政策对司法工作的能动影响，通过政策引导，调试改革方向，并指导具体的司法工作。

原文 ：《政策要为司法改革提供理性指导》

作者 |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听   

         湘潭大学法学院讲师    黄艳好

图片 | 网络

正确认识和处理

司法与政策的关系

目前在政策与司法的互动中，受观念、体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了政策指引、调适和弥补司法不足等功能的发挥。归纳起来，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政策难以落实。由于政策缺少必要的评价和约束机制，受地方、部门利益的阻隔，党和国家的政策有时难以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得到真正贯彻落实。例如，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也发布了文件要求贯彻落实，但仍有一些司法机关将中央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司法政策不当回事，跨省抓捕，侵害民营企业家财产安全和人身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当然，难以落实也可能出于政策本身的原因，例如强调以司法责任倒逼公正的改革政策，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司法的行政化思维，而在行政化思维的逻辑下责任的追究反而难以落实。

第二，司法过度回应政策，对司法公正的保障不足。由于政策往往较为原则，在传递、细化、适用和落实的过程中，会出现对政策的错误理解、过度创新和回应过于积极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司法“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和独立性、专业性、被动性、中立性、谦抑性的基本特征，有损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第三，服务大局异化为服务地方。一些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以国家政策之名，不恰当地要求、干预甚至强令司法机关进行积极回应，导致服务国家大局异化成服务地方“大局”，甚至异化成服务个别领导。

第四，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例如，“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旨在回应纠纷剧增的社会现实，具有合理性，但在一些地方执行过程中被异化，被当作法官和法院考核的重要指标，出现了攀比调解率现象，甚至出现“零判决”法院，导致法院的审判功能被遗忘，难以发挥定分止争、规则引导、秩序维系等重要功能。再如，当下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扫黑除恶”，前提是“依法”，但一些地方在推进中出现了扩大化和运动化趋势。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强调不能“拔高”和扩大化，但有的地方出现了定指标的情况，有的案件突破了法治底线；虽然具有短时间内压制犯罪的积极效应，但运动式司法不仅有可能制造冤案，而且历次“严打”事实证明，效果难以持久。

建立司法与政策

良性有序的互动机制

上述问题的解决，亟需建立司法与政策良性、适度、有序的互动机制，以保障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正确、有效地执行，为司法活动提供理性的指引，并由此助推司法的实质性改革。

具体建议：第一，促进政策制定的法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政策要坚持法治原则，与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持一致，还要考虑司法活动的特殊性，符合司法规律。政策制定的过程，需要建立和完善开放性的参与机制，确保公众、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的有效参与。

第二，完善政策的执行及监督机制。并非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司法的回应，也并非所有政策的回应都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或通知的形式，针对不同类型和内容的政策应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和手段，以保障司法的统一性、中立性和稳定性。同时，明确政策执行的责任，建立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的监督机制，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  

第三，建立政策的评估和调整机制。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对政策运行作出综合判断与评价，及时发现政策落实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并以评估指标为导向保障司法活动与政策的一致性。同时，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信息反馈机制，有效收集反馈信息后，依靠科学评估机制的判断来做出是否调整政策的决定。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9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