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如何重建批判理论？ | 社会科学报

进入大数据时代后，大数据和算法时刻影响着人们在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行动。在更为便利的智能生活面前，曾经激励着人类前进的批判理论面临着困境。我们有必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建批判理论，找到批判理论的新内涵和新价值。

原文 ：《大数据时代如何重建批判理论》

作者 |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蓝江

图片 | 网络

批判理论的境遇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大数据和通讯技术的变革没有工业革命时的那种狂风骤雨，但它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悄然改变着我们曾经熟悉的一切。我们现在更熟稔于在天猫和京东上购物，实体卖场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美团”“饿了么”等平台上订外卖，与朋友们在酒店里推杯换盏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已经热衷于用滴滴打车来叫车，在路边招手拦下一辆的士的传统似乎变成了很久之前的故事。我们仿佛沉浸在一个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计划打造的美丽新世界之中，每次下单和预定，每次“双11”之类的盛宴狂欢，我们仿佛都服下了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那枚名为“Soma”的药丸，在数字景观的幻象中挥洒着我们生命的力比多。

然而，正如苏格拉底曾经告诫我们的：“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每一个时代的人不仅需要像柏拉图《会饮》中的阿尔西比亚德那样沉浸在无尽的快感当中，更需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及时将阿尔西比亚德从这种堕落式的快感中拯救出来。换言之，相对于阿尔西比亚德，苏格拉底的劝诫就是一种批判，对古希腊式纵欲狂欢的生活方式的批判。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他们的批判性告诫的价值在于，让我们不要沉浸在时代的微澜的温水中被慢慢淹没，而是要成为那个时代的航海士，让人类社会的巨轮不断抵御着海浪和漩涡的侵袭，让人类可以在未来的世界里扬帆远航。或许正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这种精神，激励了后世的康德、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等，他们各自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高声呐喊，让人们重新省察自己的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发现繁荣的市民社会下藏匿污垢，资本主义的水晶宫般的奢华殿堂建立在无数工人的汗水和血污汇成的臭水沟之上。同样，在进入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的丰裕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而福柯、马尔库塞、德勒兹等思想家却站起来控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高度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无时无刻不监控着每一个个体。于是，在《什么是批判？》中，福柯才会将批判视为一种“不愿受统治”的技艺，以此来抵抗日益强盛的生命政治的统治。

然而，在21世纪已经步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曾经激励着人类前进的批判理论却日薄西山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景观面前，在更为便利的数字购物和智能生活面前，批判理论和哲学似乎一下子变得那么不合时宜。批判理论甚至成为了刺破人们美妙梦想的锋刃，它揭露了现实社会的创伤，引来的不是赞赏，而是一顿咒骂。人们更希望像阿尔西比亚德那样躺在数字技术缔造的柔美的温柔乡里，那个闯入的苏格拉底反而成为众人吐槽的对象。批判理论今天的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真的不需要批判理论了吗

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批判理论了吗？显然不是。以最简单的网络购物来分析，我们发现，与实体购物不同的是，我们在天猫、淘宝、京东等平台上购买商品的时候，我们不仅能看到我们想要的商品，也能看到另外一些商品的推送。

譬如，当我购买一台笔记本的时候，系统会推送出耳机、键盘等其他相关的商品，关键在于，这些推送出来的东西可能也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些推送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种大数据的关联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我们选择这个商品之前，前面的买家购买商品的数据被平台攫取了，它们通过对攫取的成千上万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买家在购买A商品的时候，往往会同时购买B商品，于是，他们在A、B之间建立起了数据关联，在下一次有买家购买A的时候，B商品就会作为链接直接被推送到A商品的页面上。这就是最简单的数据关联算法。

如果我们在某一平台的购买行为足够频繁，被该平台攫取了更多的数据，那么这个平台可以对该用户实现准确的数字画像，例如，Kindle之类的读书平台会判断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哪些页面读得快，哪些页面读得慢，在哪些句子下面我们会感动，甚至画上记号，由于有了这些数据，Kindle可以准确描绘出我们的阅读习惯和爱好，便可以更为准确地向我们推荐值得阅读的书。抖音也是如此，当我连续看5个视频以上，后台的视频算法软件就会精准算出我的观看喜好，然后在后续的视频推送中确保我所能看到的视频都是我感兴趣的，这样，我本来无意间被一个视频吸引点开观看，但不知不觉间会连续花几个小时看数十个视频。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淘宝购物、Kindle阅读以及刷抖音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自主性选择，但是，从我们点开购物页面、书籍和视频开始，我们实际上在与一个经过算法计算之后的“我”交流，我在观看“我”所喜欢的页面和视频，而且我会把“我”的选择当成自己的选择。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算法计算出来的“我”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自己，我便被沉浸在这个“我”之中，一切看起来是我的选择，但实际上都是通过算法性的“我”做出的精准推送，我被淹没在这个数字镜像的“我”当中，一旦我被算法性的“我”所掌控，那么我便成为了巨大的算法治理的“我”的生产线上的一部分，在庞大而永恒的大数据生产链条上运行着。

“双11”的消费盛宴也具有同样的魔力。与以前的电视购物不同的是，现在的“双11”在数据上是高度关联的，他们利用了限时限量的折扣策略，将消费者牢牢地绑定在这个虚构的数字化时代的狂欢当中。为了享受一丁点折扣的便宜，我们早早地将希望购买的货物放在购物车里，等待着狂欢时刻的来临，我们在其中经历消费社会最盛大仪式的洗礼。而这些狂欢背后，各大平台公司的爬虫工具和云计算部分都争分夺秒地工作，让所有参加盛宴的用户都成为它们巨大算法下的仆从。

于是，在这样的数据算法控制的时代里，演化出来这样的逻辑：在“双11”，我花了钱，意味着我赚了；我没有花钱，我反而亏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用户在“双11”下的狂欢根本不是什么“非理性消费”，而是充满了十足的“理性”，不过，这种理性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而是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过的“工具理性”，里面充满着最精致的算计。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的决定都已经被算法算无遗策地掌控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自主性的理性的人的行为？

不仅在消费领域是如此，在生产和工作领域中，大数据和算法也无时无刻不控制着每一个人的行动，送外卖的骑手被严格限定了一定距离的单所需的最长时间，如在某平台上，3公里以内的单必须在38分钟之内送达，这迫使一些骑手违反交通规则，去尽可能地避免超时而导致扣分。滴滴打车软件也是如此，每一个加入滴滴的司机都有一个分值，而滴滴公司会将客户的单分为优质单和低质单，只有高分滴滴司机才能接到更赚钱的优质单，而为了不扣分，低分值的滴滴司机有时候宁可赔钱也要接平台派过来的低质单。

就连办公室里的白领和高校的教师也深受这种算法治理的控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绩效评估的算法系统，为了获得对应的绩效，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像机器上的轴承一样不停地转动，从而希望能在算法系统中不至于被淘汰出局。在这个时代，虽然没有了手执皮鞭的监工，但是有了更为无情的算法监控，这些看不见的绳索正在将所有的“打工人”绑缚在一台巨大的算法机器之上。

重构关于虚体化“我”的批判理论

当我们被淹没在数据和算法的温水中时，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需要“上来透口气”了。当奥威尔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上来透口气》这部小说的时候，面对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时代制造的官僚科层制社会的窒息感。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数据时代也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感受到了这种窒息感，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裹挟着前进。我们需要“上来透口气”了，但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上来透口气”。这就需要重建属于我们时代的批判理论，帮助浸润在数据和算法之中的人们学会“上来透口气”。

当然，我们解决大数据时代算法治理和控制社会的方式，绝对不是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拒绝，指望我们能退回到前数字社会之中，继续在一个安逸的午后，在和煦的阳光下，惬意地啜口新茶。问题在于，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还原为巨大的数字网络中一个“我”，一个虚体化的身份，一个与我们如影随形的存在方式。倘若没有这个虚体化的身份，我就相当于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也无法结成有效的社会关系。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向后退，退回到一个前数字技术的时代，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重建批判理论的方向在于向前进，既然这个虚体化的身份已经构成了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那么我们要重构出一个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批判理论，以及各个虚体化“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新社会关系，因为虚体化的“我”不仅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奴役的对象，也可以让各个虚体化的“我”在数字时代结合成全新的赛博社会关系，成为一种抵御数字资本和权力侵袭的力量，成为走向一个自治性数字共同体的根基，让我们重新看到通向未来社会的希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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