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词“限制令”：2020年共用的一把战疫“双刃剑” | 社会科学报

如果说往年的年度词遴选无异于“词海觅针”，那么2020年度词几乎是半透明的——肯定与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世界性大瘟疫有关。无论是《柯林斯词典》公布的2020年度词，还是《牛津英语词典》公布的一组“年度词汇”，lockdown（限制令）均上榜。Lockdown看似简单，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洞悉“限制令”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吗？我们在预想各种“限制令”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切不可对其可能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后果掉以轻心。

原文 ：《“限制令”：2020年共用的一把战疫“双刃剑”》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图片 | 网络

又到了一年一度为年份贴“年度词”标签的时候。如果说往年的年度词遴选无异于“词海觅针”，那么2020年度词几乎是半透明的。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年初开始大流行，随后不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大瘟疫并造成灾难性后果，2020年度词候选范围几乎在年初就可以大致圈定：肯定与新冠病毒所引发的世界性大瘟疫有关。果然，《柯林斯词典》公布的2020年度词是lockdown（限制令）。《牛津英语词典》公布的一组“年度词汇”中，lockdown也上榜。

2020年疫情期间，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有效控制疫情都在不同程度上颁行了严苛程度不等的各种“限制令”，由此导致几乎所有的地球居民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内拥有共同的体验：遵守或者违反各种“限制令”。虽然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经历了一段持续时长不等的、严格程度不一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同面对“限制令”的经历，但共同的经历并未达到相同的预期效果，也并未由此产生相同的预期共识。主要原因在于：藉由“限制令”战疫，无异于手握“双刃剑”杀敌。我们在预想各种“限制令”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切不可对其可能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后果掉以轻心。

“限制令”成为2020“年度标签”

《柯林斯词典》把lockdown解释为：世界各国政府为减缓新冠病毒传播对旅行、社会互动和公共空间出入等所施加的严厉的限制法令。基于此，笔者将其翻译为“限制令”。不少媒体将之翻译为“封锁”，我认为此译不妥。主要原因在于，lockdown的语义较为宽泛，包括为减缓新冠传播所颁行的所有限制法律法规。而“封锁”意为“用强制手段断绝与外界的往来或者联系”。通过语义比对发现，若翻译为“封锁”，没有把lockdown的法律法规本义翻译出来。此外，“封锁”实质是实施“限制令”的手段之一。“限制令”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封锁。

之所以选择“限制令”作为年度词，《柯林斯词典》的解释主要有二：一是，该词的使用频率在2020年超过25万次，而前一年只有4000次。二是，这是一次世界数十亿人共同拥有的经历，大家一起在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牛津英语词典》编者指出，他们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2020年大事件频发而致语言出现“现象级”变化和发展；二是，人们对于快速变化发展的语言反应迅速并且反复适应，第一次打破了其从2004年以来只选一词作为年度词的惯例，而选了一组“年度词汇”。其中，除lockdown之外，与新冠病毒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词汇有：coronavirus（新型冠状病毒）、COVID/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病）、social distancing（保持社交距离）、quarantine（隔离）、self-isolate（自我隔离）、hand sanitizer（消毒洗手液）、face mask（口罩）、reopening（重新开放，主要指商业或者学校等）、superspreader（超级传播者）、anthropause（人类暂停）和blursday（混沌日，主要指疫情期间因在家办公而导致每个工作日高度雷同，人们因而时常忘记某天到底是星期几）等。

在所有与新冠病毒大流行有关的词汇中，lockdown（限制令）一词看似语义半透明、理解和习得难度都不大，每个人谈论“限制令”时，似乎都知道自己正在谈论什么。正如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卡佛在其成名作《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所言：“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一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吗？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洞悉“限制令”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吗？

当谈论“限制令”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人类素来有反复谈论自身经历或体验的传统，尤其是对于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极端共同经历，更免不了对其进行各种谈论、叙说、评述、批评和反思等。

当我们谈论“限制令”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我们在谈论对法律法规的遵守或者违反。由于法律法规的遵守或者违反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因此，更进一步，当我们谈论“限制令”时，我们实质是在谈论遵守或者违反“限制令”所可能导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和伦理后果。

考虑到各种“限制令”的实施或者执行主要旨在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而减缓病毒传播的首要目的是保障公众的健康安全。因此，当我们谈论“限制令”时，我们实质是在谈论公共健康安全。又由于疫情期间，公共健康安全保障的关键主要在于社会个体的守规和自律，因此，进一步说，当我们谈论“限制令”时，实质是在谈论个体的法律约束问题。而个体的法律约束问题，一方面关涉到个体惯有的行为、情感和认知模式与“限制令”的一致或冲突，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一系列个体社会化问题。另一方面则关涉到个体所处社会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传统。比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的社会个体普遍对疫情期间政府所颁行的各种“限制令”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自觉配合。但是，在崇尚个体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限制令”的实施和执行不但备受争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社会个体的抗议、抵制，有不少人有意违反“限制令”，甚至愿意或者不惜为此付出遭受法律制裁的代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限制令”背后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制度不尽相同。进行类似“层层剥笋”的理论分析之后发现，当我们谈论“限制令”时，我们实质是在谈论其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颁行“限制令”的初衷是意欲引发社会的积极效果：减缓新冠病毒传播、有效保障公众健康安全、有效提高社会个体的守规和自律意识、规范社会个体的公共健康安全行为等。但从世界各国的共同实践来看，亚洲国家的“限制令”普遍比西方国家更严厉，民众的守规度和自愿配合度更高，因此，在疫情控制方面的效果也更好。

而在西方社会，严格执行“限制令”的国家和宽松对待的国家在疫情控制的实效方面差异不大，普遍在今年三到五月、八月和十一月出现了三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高峰。而十一月出现的病例激增高峰在很多西方国家至今仍未出现逆转之势。由此，不少专家学者指出，虽然西方国家颁行的各种“限制令”在减缓疫情大面积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仅靠“限制令”无法真正消灭疫情。真正能够消灭疫情的是安全有效的疫苗。由此，藉由各种“限制令”战疫无异于手握“双刃剑”杀敌。

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情感结构和社会演化结构

抛开“限制令”实施和执行在世界各国的实际效果不谈，我们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所意欲达到的那些正面效果，“限制令”的颁行是否也给各国的社会文化构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限制令”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实施和执行,不啻于制造了一场看似有序的“社会混乱”，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动乱”。抛开其对经济的巨大打击不谈，其对社会文化构建的负面影响也是触目惊心。若说这场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情感结构和社会演化结构都不为过。

首先，从公共健康安全角度来看，实施或执行“限制令”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将儿童的公共健康安全置于危险境地。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成千上百万的儿童错失了常规疫苗接种时间，这导致儿童感染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症的风险加大。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的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2020年美国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较上一年减少26%。此外，40%的家长和法定监护人表示，“限制令”的执行使得他们错过了给孩子接种常规疫苗的时间。美国医疗官员指出，如此一来可能造成严重的儿童免疫危机，引发诸多原本可防、可控疾病的大爆发。另外，还有科学家撰文指出，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免疫系统和大脑的形成和发育离不开各种广泛的自主性微生物暴露或接触行为。“限制令”期间出生的“隔离一代”、在此期间自主行为受到限制的儿童甚至是青少年因缺少足够和必要的户外活动，可能缺乏足够的微生物暴露或接触机会，进而导致他们无法接触到某些维持人类健康所必须的关键的微生物群落，从而可能导致他们免疫力减弱，增加染上其他疾病的风险和几率。此外，疫情控制期间，医疗资源大量向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倾斜，加上各种“限制令”的实施和执行，导致一些患有各种慢性基础病、或者有其他身心健康问题的患者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救助。

其次，从个体守规和自律角度来看，由于人际暴露和接触，以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是人类生命赖以存续的有力保障，因此，人类的社会性已然成为人类本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几乎是一种本能。当疫情乍起，“限制令”的利剑突然如此决然地亮出来，我们外出游玩、聚会和享受户外娱乐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瞬间被严厉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之后，很多人感到极度不适，似乎一下子掉进了黑暗的冰窟窿。那些在“限制令”之前一直受到鼓励，甚至是奖励的社会性行为突然被严令禁止，这势必给社会个体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不少学者撰文指出，社交隔离给很多人已经造成了程度不等的心理问题。而一个社会到底最终将为此付出怎样的心理代价，现在还未可知。

再次，从人类情感角度来看，“限制令”颁行可能导致的一个后遗症是公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减弱。有学者指出，以往人类面对各种重大自然灾难，如地震、海啸和恐怖袭击等，多半会产生各种积极的心理情感反应，如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和感同身受的情感等。但是，新冠病毒的超强传染性以及人类应对新冠疫情所实施的各种严控、隔离，甚至是全面封锁措施，使得人类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对外人和外部群体产生不包容，甚至是仇视和仇恨的态度，也更倾向于对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漠不关心，缺乏必要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最后，从社会后果来看，“限制令”的严格执行可能会加剧社会特定人群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限制令”的执行不但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而且切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导致不少家庭陷入求助无援的“人际孤岛”境地。这对于单亲家庭、独居家庭、或者有老年人、残障人士、精神障碍人士、或者其他有身心健康问题人士的家庭打击尤其巨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Laura Bear非常关注英国政府颁行的各种“限制令”对英国民众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关怀赤字”问题。她撰文指出：一个社会最不能切断的就是各种社会关系，最应该首先恢复的也是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被人为切断之后，很容易陷入关怀缺失，甚至是“关怀真空”的境地，从而对其身心健康构成威胁，而且可能使其形成“反社会”人格，甚至可能作出“反社会”的极端行为。

鉴于依靠“限制令”战疫无异于手握“双刃剑”杀敌，因此，为了最大化其预期的正面效果，同时最小化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限制令”的实施和执行必须以各种社会支持、援助系统的建立作为前提。

[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京文化对外交流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权建构研究”（18JDYYA00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3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社会科学报》

2021年征订开始啦！

01

《社会科学报》简介

《社会科学报》是经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首家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报刊，是社会科学界交流思想、展示成果、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阵地。

1985年，《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份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专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提供学术对话、思想交流、理论争鸣平台的专业性报纸，创立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三十余年来，作为理论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和宣传阵地，《社会科学报》以“思想性、问题性、前沿性、信息性”为目标定位，践行学术标准和宣传原则，坚持在突出主流价值的同时提供多重视角，在贴近现实热点的同时把握长远方向。

02

订阅价格

定价1.5元/份，月度订阅价6元，全年订阅价72元。

03

订阅方式

读者请向各地所在邮局（所）订阅，或者通过中国邮政APP、中国邮政微邮局、中国邮政官网等进行网上订阅。

邮发代号：3-62

国内统一刊号：CN31-0034

如果在订阅过程中遇到困难或疑问，请联系我们：

电话：[phone]

Email：[e-mail]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会科学报社

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