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公共消费发展,为何要强调“适当”? | 社会科学报
日前,“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这是中央连续第三次提出增加公共消费。显然,推动公共消费成为决策层的政策基调之一。
原文 :《推动公共消费既要增量又要重质》
作者 |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胡靖
图片 | 网络
何谓公共消费?其实,社会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构成。公共消费是指由政府、非营利性机构承担费用,向全社会提供的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包括政府自身消费(行政开支)和社会性消费,如科研、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社会救济、劳动保险、城市公用事业和各种生活服务等。
各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公共消费是不断增加的。目前,发达国家的社会公共消费比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总的规模一般均保持在20%以内。数据显示,2018年全欧元区公共消费率为20.6%,经合组织国家公共消费率为17.7%,而中国为14.7%。与主要国家的数据对比看,我国的公共消费率水平偏低,确实存在一定幅度的提升空间。
应该说,增加公共消费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是满足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双循环格局的确立,使得进一步拉动内需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从政府间分工看,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大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仅可以让居民敢花钱,还可以创造新供给,推动人员流动,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积极发展。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民生领域增加投入,就可以减少居民在这方面的开支,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敢消费、能消费,不断提高消费水平。据测算,公共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大约可拉动经济增长0.2个百分点。
其次是可以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社会公平意识。政府增加、提高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中低收入者在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民生保障得到强化,这实际上就是优化二次分配,使更多人能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疫情和防控暴露了社会公共服务中存在的诸多不平衡、不充分。据《2019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8年底,在“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指标中,全国平均值为6.03,城市均值为8.7,农村均值为4.56,城市地区为农村地区的1.91倍;在“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指标中,全国平均为6.83,城市均值为10.91,农村均值为4.63,城市地区为农村地区的2.36倍。以上欠缺都需要以尽快提升公共消费水平来弥补。
再次是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我国传统增长模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容易出现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也不可持续。增加公共消费,可以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不过,推动公共消费健康发展,既要增加量,又要注重质,注重合理,避免浪费。比如新华社日前刊文,为推进“厕所革命”,某地于2016年到2020年间投入上亿元财政资金建设了8万余个厕所,其中被弃用的已经超过5万个。
正因此,中央在提出增加公共消费的同时,前缀以“适当”两字来加以强调。“适当”首先就是增加的公共消费内容应“适当”。要增加那些能够高效率地转化为社会公共产品、能够为社会所共享的、给大众提供舒适度的公共消费,比如说基础医疗、体育设施、廉租房等,用以满足部分人因财力不足而无法通过私人消费得以满足的基本需要。还要杜绝那些面子工程式的公共消费。此外,增加公共消费的速度应“适当”。考虑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长期化,各国经济增长都面临一定的压力,虽然中国2020年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但是保持财政赤字稳健也是重中之重。所以,以财政收入为支撑的公共消费的增加必须量力而行,渐次展开,合理适度,不可盲目追求大干快上。
推动公共消费健康发展,还要注意平衡主体,补齐短板。在公共消费中,应当合理调整生产性投资与消费性投资的比例关系,并在公共消费主体结构中逐步减少政府自身消费,即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根据平衡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的结构优化要求,政府应当由市场竞争主体转向公共服务主体,由主导投资的主体转变为促进公共消费的主体。
公共消费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物品与服务,而“水桶效应”决定了公共服务的短板往往是居民最大的痛点,所以增加公共消费应当突出补短板导向。建议侧重循序增大卫生健康、环境保护与科教培训等方面的支出占比,契合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加强农村学校幼儿园设施、医疗卫生网点以及乡村两级图书馆等方面的建设,同时增加低等收入群体和困难收入群众的生活补贴。
推动公共消费健康发展,是一场钢索上的优美舞蹈,既要做到平衡多方关系的适度把握,又是决定大多数居民福祉的关键,还是写入“十四五”的光荣任务,可以期待,亿万人的掌声终将会为这精彩的舞蹈响起来。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4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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