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创新系统，政府主导研发至关重要 | 社会科学报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息息相关。为了提振经济，各国政府是否应该加大研发投资？政府在研发上的投入，一定会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增长吗？近日，英国《经济学家》刊发《政府主导研发的经济学分析》（The Economics of Government R&D）一文指出，虽然政府对研发的投入未必一定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很多领域中，政府投入对重启创新系统至关重要。

原文 ：《政府应加大研发投入重启创新系统》

编译 | 李彦文

图片 | 网络

经济学家总是要求政府在研发上投入更多，这不是什么新鲜论调。历史经验表明，在上世纪50年代政府研发支出大幅增加的同时，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也恰巧经历了高速增长，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然而，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政府研发支出对总体经济增长总是产生积极影响，而很多政府对研发的投入也总是起伏变化的。

政府研发投入的起伏变化

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教授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极富影响力的书《美国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书中指出尽管从1870年到1970年美国生产力迅猛增长是由技术变革带动的，但这种变革是不可复制的。未来没有什么可以和内燃机、电气化、管道工程等那些“伟大的发明”相提并论。在那一百年中人类从农业社会劳动者一次性转变为工业化消费者，技术以空前绝后的方式满足了人类的需求。这个过程见证了政府对研发投入从无到有再到加大力度所带来的变化。

但在过去40年中，政府用于研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滑铁卢大学经济学家米科·帕克艾伦（Mikko Packalen）和斯坦福大学的医学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表论文指出，有数据表明支持最前沿学科的论文经费有所下降，保守的资助方式会产生保守的研究人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一直以资助外部项目而闻名，但近年来也减少了对有风险项目的资助。

然而，经历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惨淡，2018年24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显示，政府在研发方面的实际支出增长了3％，体现出一种健康增长水平。法国政府在2020年承诺将其研究预算在十年内增加30％，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增加研发资金，并为“登月计划”规划了新议程。美国新一届政府表示要增加研究预算，拜登政府承诺实施“突破性的技术研发计划”，该计划将“直接投资关键技术以支持美国的竞争力”。不过，《美国经济评论》202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支持研发的机制与50年前大致相同，呈现一定程度的僵化。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鲁姆（Nick Bloom）教授及同事提出，要在研发上投入更多时间、更多资金，才能获得与以往持平的回报。但许多战略目标只有通过政府引导开发新技术和部署现有技术才能实现，政府对新冠疫苗研发的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还包括深度脱碳的需求日益增长等。

企业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

杜克大学经济学家阿西施·阿若拉（Ashish Arora）教授及其同事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聚焦二战后美国的大型企业实验室。二战后不仅政府研发支出增长明显，而且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等大企业的内部实验室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卓越。在上世纪60年代，杜邦的研究人员在化学领域主要期刊《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超过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总和。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愿望紧密交织在一起，科学融入到了经济中，“研发”（R&D）这个词就产生于那个年代。

企业的研发增长虽然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却弥补了政府研发支出的减少。尽管企业对研发的定义各不相同，但许多公司的研发投入都是相当惊人的。亚马逊宣称去年在“技术和内容”上花费了360亿美元，超过英国和法国的科学研究预算总和。对经济而言，重要的不是科学发现或技术前沿的创新，不是同行评审期刊上的论文，也不是很酷的实验室作品，而是现实社会中技术人员的能力、企业广泛使用的技术水平、通过经济活动不断完善的商品。企业研发投入也得益于跨学科合作，例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最近在合成生物学家改变蛋白质结构预测中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实力，凸显了创新可以而且通常会产生于两个领域火花碰撞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俱乐部式的封闭世界中，政府投资于研发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任何一家大公司成功了都会带来高收益回报。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公司并不担心技术竞争。贝尔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大腕在1995年指出：“静电复印术是于1937年发明的，但直到1950年才被施乐公司商业化。”但随着国内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增多，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所说，“全球化加剧了知识和技术的跨国传播”。贝尔实验室透露，“1987年在IBM苏黎世实验室发现了高温超导性之后，休斯顿大学、阿拉巴马大学、贝尔实验室和其他研究团队仅用了几周时间就将研究更进了一步”。

政府的研发支出至关重要

戈登认为，虽然政府研发支出增加所带来的预期回报可能低于宣传的数字，但很多情况表明，政府的研发支出至关重要。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观点跟戈登类似，他指出尽管铁路、电力和汽车在过去推动了增长，但美国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单纯是由于投资机会丰富，新兴产业才迅速崛起”。后来许多人赞成汉森的观点，主张政府在战时进行研发投入，在二战后稍作调整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他们没有将新兴产业的形成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充分认识到政府为新兴产业创造了推力，规避弥补了私人投资可能出现的失败。

如今，很多人认为政府可以帮助解锁更多的发明。戈登指出，“某些发明比其他发明更重要”，这与政府介入息息相关，当政府起作用时，与其说是在选出赢家，不如说是在制造赢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战略重点是冷战，美国政府支持的航空航天和电子产品脱颖而出。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一直担心能源依赖，法国因此成为了核工业的赢家。

尽管也有学者表示政府支持的研发会让创新过于简单化，但政府主导研发投入确实有助于从全球范围内获得益处。如法国的反应堆就是基于美国的设计，他们几乎不需要再进行任何研发。德国仅通过为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大量补贴、提高需求量、给中国制造商提供机会，便成为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赢家。同时，如果没有众多受过良好培训的本地技术人才，就不可能很好地利用在其他地方开发的尖端技术，而如果没有政府的研发支出，也很难培养和留下这样的本地人才。

在政府研发投入基础上，各国还需要开展广泛的全球合作。英国最重要的技术史学家、伦敦国王学院的戴维·埃哲顿（David Edgerton）指出：只有在技术民族主义者的幻想中，“各个国家的发明才只驱动各自国民经济增长。在现实世界中，全球创新促进各个国家增长，而各个国家的创新则推动全球增长”。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大部分地方，创造增长的大多数技术都是从别处引进的，而不是在各自国家中制造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国内研发的投资永远不会纯粹对一个国家本身有利，它同样也会帮助别人，不管你愿不愿意。如在武汉以外有确诊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已在中国其他省份和世界其他地区共享，通过该序列进行疫苗研发是在过去一年中对经济产生最大影响的实用技术传播、共享和合作。

在这样一个24小时新闻不断的媒体世界中，政府项目投资失败的故事确实很快就会被曝光。但在这样一个急需创新的时刻，政治家们或者会发现，重启创新系统的风险值得一冒。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5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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