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 |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是如何起草通过的？

从党章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深切体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不变的初心使命。

原文 ：《党纲党章见证伟大的开端》

作者 |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丁国强

图片 | 网络

从中共一大到十九大，制定修改党纲党章都是重要议题，把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实践成果写入党章，从而适应了时代发展、形势及任务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着手起草党章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并指出，达到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步，包括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去引导无产阶级从资本家手里夺过政权，将其放在工人、农民的手中。《中国共产党宣言》不仅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而且作为建立组织、收纳党员的标准，起到临时党纲的作用。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李汉俊表示不赞成组织严密、战斗的工人政党，意在把党建成一个松散的自由结合的学术研究性团体。受陈独秀思想影响，绝大多数代表否定了李汉俊的意见。党的二大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无政府）的状态”。

李汉俊没有参加中共二大、三大，在中共四大上，被开除党籍。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对李汉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指出：“大部分同志认为汉俊等退出党是独秀同志专横，使汉俊等消极，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到现在才明了。”

一大的第一议题：

讨论具有党章性质的党纲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因7月30日晚，发生了侦探闯入法租界巡捕搜查会场事件，最后一天的会议，经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和安排，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中号画舫上举行。

在游船上，会议代表首先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规定了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资格条件等。在讨论第14条关于共产党员可否到政府和议会任职时，代表分歧很大，争论激烈。李汉俊、陈公博认为可以，张国焘、刘仁静坚决反对，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作出如下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俄文稿对此标注：“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英文稿标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学者大都倾向于英文稿的说法。

这份纲领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这份简短的纲领只有短短15条，大约700个字，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战斗性和原则性，富有开天辟地的深远政治意义。据有关史料记载，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都称这个文件为党章。不少学者认为，这份纲领实际上就是党章。虽然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中共一大没有制定单独的党章，但是，党纲的党章性质是毋庸质疑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解决中国共产党建党问题的重要文献。

陈公博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一大代表讨论党纲时的态度作以下表述：“首先是内战连绵多年，陷民众于水火，经济凋敝。共产党人遂认为，任何一个党派若使民不聊生，它便是人民之敌。”可见，让人民大众从黑暗中走出来，过上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心。

党纲第11条缺失：

折射一大会议充满危险和紧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原件早已经散失，中文抄写稿、印刷稿也无处可寻。目前能够见到的是俄文稿和英文稿两个版本。俄文稿来自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第九卷，共15条，其中第11条标注“遗漏——译者”字样，没有具体内容。英文稿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保存的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后附录一即为纲领的英文稿。此稿与俄文稿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具体文字稍有不同。同样标为15条，但没有第11条。

关于第11条的缺失原因，学界有争议，除了“遗漏说”外，还有“技术错误说”“删除说”和“搁置说”。党史研究专家郭德宏说：“可能是讨论时删去，后来又没有补上。”（见郭德宏著：《中共历史探微》，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2页）作家叶永烈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仓促说”：“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遗漏之处，除了第11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外，第9条、第13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说到”和“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没有后文的呼应。”（见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叶永烈先生的这种揣测是相对合理的，在仓促成文的过程中难以保持文本内容的完整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印证这一观点，我又查阅了包惠僧在1979年6月撰写的《回忆马林》。这位时年86岁的老人对一大会议过程和细节进行了回忆，“我们鉴于时间的局限，大家加紧讨论大会的重要问题，如《党纲》《劳工运动方案》，优先决定‘党纲’暂不修改，交中央试行。”(原载《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95-106页)可见，时间紧迫是党纲讨论修改的真实状态。在那样的态势下，不可能对每一个条文都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更不可能翻来覆去推敲和打磨文字。李颖在《文献中的百年党史》（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中认为，一大纲领俄文版和英文版被带出的渠道不同，两份文件都遗漏第11条，这说明两份中文原稿本身就都没有第11条及相关内容的可能性极大。笔者认为，这种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一大会议的过程中，虽然具体原因难以找到可以支持的档案依据，目前尚不可知，但是这种遗漏恰恰证明了建党事业的艰辛、紧张和危险。

二大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党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静安区成都北路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住所）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12名代表讨论了一年来党的工作，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党章，党章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圆满完成。二大在建党任务上是一大的工作延续，两次会议具有连贯性，同时二大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除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外，还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妇女运动和少年运动决议案，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苏联人葛萨廖夫写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这样描写中共二大：“党在当时的地位比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巩固了许多，人数上、质量上都有增长，并且从工作里取得了实际知识和经验。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同的是，这次大会参加的同志，都是目标一致的，他们具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并且能够辩证地看问题。”（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从党章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深切体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和不变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紧紧依靠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和成就。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63期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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