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百年阿Q

《阿Q正传》100年

从思想到行动，阿Q的“革命”很快失败了，他的“革命”言行所引起的争议却长久存在。

原文 ：《百年阿Q》

作者 | 广州美术学院    李公明

图片 | 网络

《阿Q正传》最初分章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除了1922年1月1日和1月29日）北京的《晨报副镌》（1925年改称《晨报副刊》）上连载，作者署名巴人；1923年8月收入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的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的合集《呐喊》。一百年来，阿Q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谈中最熟悉的一个人物形象，但是阿Q更多只是作为精神胜利法的象征符号，其实在阿Q的生命故事中，“革命”才是他最辉煌的高潮。

革命：从思想到行动

话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当“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小道消息在未庄流传，阿Q很快就兴奋起来。阿Q对革命的认知是：“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Ｑ更快意。‘革命也好罢，’阿Ｑ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本文所引《阿Q正传》原文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下不另注）

鲁迅这段描写极为深刻和传神地揭示了阿Q的革命启蒙心理学，其中包含的敌我认知与立场转换等心理变化所依赖的是出自本能的潜意识。一向对造反深恶痛绝是出自顺民的立场，是抽象的本能；被老爷和未庄人的害怕所激起的快意，则是感性的、复仇的本能，这是区分敌我的最真实朴素的动机。阿Q说要“投降革命党”，看起来是立场的转换，但其实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反革命党，要说“投降”也还真轮不到他，“便是我，也要……”说明了在鲁迅心目中的阿Q也不是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一点自我意识。

其实在革命的消息来到的这一天之前，阿Q已经有过与革命沾点边的前史：最近这一次他从城里回来变得阔气了，穿的是新夹袄，腰间还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褡裢。更重要的是他在城里看到了杀革命党，“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Ｑ对未庄人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还挥手作劈头状，王胡惊得“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阿Q在未庄人眼中的地位顿时与赵太爷差不多了。革命党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现就是夹着血腥的叙事传言，让未庄人“悚然而且欣然”，也抬高了阿Q的地位。这是革命前史中的舆论战，虽然不是城里的革命党人来到未庄有意为之，却是很符合舆情的风传特征。

接下来就是阿Q的“革命论”狂飙而起的高光时刻。阿Ｑ在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后醉得更快，“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看到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看着自己，他更加舒服和高兴，于是喊出了他的“革命”初心与宗旨：“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赵太爷怯怯地低声叫他“老Ｑ”，问他“现在……发财么？”他脱口就说“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可见“要什么就是什么”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革命”的代名词。接着赵太爷的本家赵白眼惴惴地问：“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阿Ｑ说着自去了。”“大家都怃然，没有话。”这一段问答和结果说的就是阿Q“革命”论的核心问题：革命的朋友或对象要依据阶级来划分，阶级划分的依据是经济状况，经济状况的衡量办法是穷与富的比较——“你总比我有钱”，这几个字出神入化地回答了阿Q如何划分敌我友这个革命的最根本问题。阿Q飘飘然地回到土谷祠，躺在小屋里让思想像烛火那样迸跳起来：先是杀人，未庄的人都跪下求他饶命；然后是财，元宝、洋钱、洋纱衫和家具都要；还有就是色，谁谁谁的妹子、女儿、老婆，包括长久不见了的吴妈都看不上了。这是阿Q“革命”论中的欲望大释放，是他一生中想法最闪光的时刻。

下一步就是阿Q的“革命”行动，但是他四处碰壁了。到了静修庵，才知道赵秀才和假洋鬼子已经来“革命”过了，老尼姑两眼通红地问阿Q“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哉问。革命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令阿Q感到很失落，倒是象征革命的剪辫子和入了“柿油党”的徽章很显眼，阿Q终于领悟到要去真正结识革命党，但是被已经是革命党的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了出来。想革命而无门，反而被侮辱和驱逐，“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等到赵太爷家被抢劫，他才高兴了一阵，还想到要把不准他造反的假洋鬼子告到官府去。阿Q唯独没有想到，半夜里他被作为打劫赵家的案犯被捕，急于破案的把总第三天就把他押赴游街示众然后枪毙了。从思想到行动，阿Q的“革命”很快失败了，他的“革命”言行所引起的争议却长久存在。

百年以后仍然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鲁迅笔下的阿Q与革命不是他一时凭空写出来的。他自己说过“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他还说中国若有革命，阿Q必然做革命党。（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78—379页）据周作人说，阿Q兴奋地大喊造反以及与赵白眼的问答这个场面是真的发生过：县城的文武官员逃走后，人心惶惶，阿桂（也就是在第一章“序”中谈到的阿桂）在街上掉臂走着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对他说：“我们这样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回答“你们总比我有。”（转见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0页）

至于革命之后的换汤不换药，更是鲁迅所目睹的民初政治。鲁迅对于成为革命者或革命领袖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革命领袖要有特别的本领，自己做不到；做革命者只得遵命、不许过问，“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同上，38页）。虽然意识到难以充当革命者，但是他对革命现象与本质的思考却没有停止。在写阿Q之前，他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从最初的兴奋到怀疑、失望和颓唐，最后促使他通过写出阿Q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命运，表达了他对革命与国民性的思考。多年后他自己说“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44页），实质上他所暴露的还有民国革命的问题。当他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1页），所谈的不就是民国“革命”吗？

尽管鲁迅当时还不知道关于阿Q与革命的描写是如何在日后的时代风暴中应验，但是他在1926年已经提醒读者，阿Q式的革命党还会在二三十年后出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79页）钱杏邨在当年说“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真是大错特错。这是阿Q的“革命”在百年以后仍然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8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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