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别化”问题 | 社会科学报

● “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

原文 ：《布罗代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别化”问题》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黄力之

图片 | 网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产生的问题。此两位巨匠在世时，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欧，特别是英国，但马恩不认为这是只适应于英国的思想，而是面向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在日后真正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时，他们创立的思想体系面临了国别化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别化”问题首先出现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带来新的文化意义。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在二十世纪60年代出版的《文明史》中，对此有比较客观而深入的分析。

非典型性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文明史》论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发生时，布罗代尔发掘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书本上的命题，而真正首次将其付诸实践的是俄国人，列宁“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产生在革命进程中一开始出现对立之处：在革命的战略和革命技巧方面。他肯定是在俄国之具体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来构想革命进程的”。

何谓“与马克思不同”呢？布罗代尔概述了马克思思想的基本逻辑：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是从奴隶制度转入封建制度，然后转入资本主义制度（先是商业的资本主义，而后是工业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这个历史过程的最后阶段。十九世纪的世界在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同时，也达到了革命的阶段，达到了废除私有制的阶段。然后，世界还会达到共产主义阶段。这个工业化阶段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工人阶级的充分发育成长。

然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朝一夕可至。马克思在1875年阐明，未来存在着一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新社会。“社会主义”就是指这个“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之后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称为共产主义。“

1880年前后，俄国不断传出革命的信息。马克思在世时，对俄国革命的可能性有些犹豫不决。十九世纪末，农民在俄国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工人仅占5%，俄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在这个工业化才冒头的国家，怎么能设想会出现一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呢？“马克思认为，在俄国，工业无产阶级过分不足，造就工业无产阶级的进程还须持续整整数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新环境还要经过数年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到了那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才将宣告来临。至于目前，各种条件还未汇集在一起，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

布罗代尔注意到，列宁的独创性首先在于，他“赋予政治相对于社会或经济事务系统性的优先地位，赋予‘政党’相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系统性的优先地位。人们几乎可以说，他赞成‘政治第一’，政治优先”。就是说，列宁不完全寄希望于社会的自然过程，而希望以政治行动去推进革命。

布罗代尔说：“一种思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中具体化，才有价值，这点不是在二十世纪初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为革命家们反复提及吗？马克思主义是彼此有力联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有投入千百万人的实际经验才有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在俄国的最早实践。

“不能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革命取得胜利。但是另一个问题随之发生，工业化程度较低、生产力落后国家的现实使得布尔什维克并不能进一步去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践，梁赞诺夫斯基在《俄罗斯史》中描述了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经济生活现实。经济凋敝，民生艰难，民间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1921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搁置马克思的书本结论，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之“新”在于：其一，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允许自由贸易；其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其三，发展商品生产，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其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租让经济、合资经济、国营经济等。

对新经济政策，梁赞诺夫斯基评价为：这“是一种妥协，是俄国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次暂时的退却，为的是给国家一个喘息和恢复的机会。用列宁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农民版的《布列斯特和约》’”。

面对新经济政策的质疑，列宁解释了中央的意图，提出了一个主要观点，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我们搞错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似乎表明可以在一个几乎不存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在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我们必须重建资本主义。”“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历史使“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

持文明史观的布罗代尔认为，俄共（布）中央的做法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他说：“文化转移已经发生，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就像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重新解释’，以适应沙皇俄国这个在20世纪初尚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仍居主导地位——如此接近而又如此遥远——的国家的具体情况。”

注意布罗代尔的双重判断：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式。第一个“是”是从本质上说，第二个“是”则承认了列宁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这里既存在马克思文本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差异，也存在列宁的文本与马克思文本的差异。可以说，从布尔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判断开始，马克思的文本就不再具有唯一性意义，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认为，普列汉诺夫就是以“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指责俄国革命的进程，但是，“当时历史自当使‘纯马克思主义’无法应付”，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为文本局限，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从而以充分的主动性创造了历史。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同样认识到了，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能一字一句地搞马克思书本上的社会主义，必须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5年8月，邓小平对俄国的新经济政策有一评价，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成功崛起。历史总是证明那些能够证明的东西。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在“一个漫长的时代空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学说，一边捍卫其重大主题和习惯解释（信条），一边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不这样，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09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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