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新民谣”：城市中的声音创伤 | 社会科学报
人类对“完美城市”的追求，隐藏着对精致无瑕疵生活的想象，潜生声音的乌托邦主义。“民谣”可谓“城市”的一种想象性镜像，而“都市新民谣”乃是对民谣的反叛，它撕开了民谣提供的温情脉脉的充满乡土生活幻想的城市梦，展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累累伤痕，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民谣的声音政治。
原文 ：《“都市新民谣”：城市中的声音创伤》
作者 |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志强
图片 | 网络
从“民谣”到“都市新民谣”
几年前，赵雷的《成都》等曾经占领各个城市的街头商店，如今，五条人和周云蓬的歌声也成了人们耳边的常客。这些歌曲被称为“民谣”，但实际上，它们有着跟民谣完全不同的声音文化逻辑，我将这类歌曲命名为“都市新民谣”。
要讨论什么是都市新民谣，首先要看看什么是民谣。
华语民谣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最早崛起于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青年人对欧美轻音乐的拒绝与模仿，形成了早期的民谣热潮，结合了民族小调回环与真嗓的演唱模式和充满生活经验的歌曲内容。到了70年代，民谣开始产生独立意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校园民谣歌手大量涌现，台湾青年民谣歌手们在1975年举行“中国现代民谣之夜”。70年代以后，民谣一改当时流行音乐的媚俗婉约之气，成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当中表达本真性诉求的艺术形式。
很多人认为民谣是乡村的，但严格来说，民谣应该是城市的，早期的民谣是借用乡村意象抵抗城市化，然而它的发生地依然是城市。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无形当中唱出了城市民谣的内在精神：在城市坚硬的建筑和激越的爱情图景中，不要忘记，寂寞的山谷里才会有自然纯真的春天。
都市新民谣则有其独特的发生内涵，对此，我们不得不提都市新民谣崛起的先兆，即中国大陆的校园民谣。大陆校园民谣跟台湾校园民谣不同，台湾校园民谣风格清纯、清新、靓丽，而大陆的校园民谣却充满了伤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首歌里唱的“兄弟”和“你”指的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兄弟”是当年“分给我烟抽的兄弟”，而现在“你”写的信却“越来越客气”。校园民谣把社会分成了两个意象——纯真的象牙塔和冷漠的丛林社会，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校园民谣内在的悲伤。校园民谣的悲伤不仅仅是因为毕业怀念青春，而是曾经的天之骄子成为现在的社会边缘人的沮丧，是以往的无功利的情感到今天的丛林规则的伤感。
90年代的大陆校园民谣和21世纪的都市新民谣，在悲伤沮丧的情感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着很大差异。校园民谣是大学生在社会地位丧失的状况下所创生的强烈怀旧冲动，它是对80年代以罗大佑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行音乐形式和理想化时代的告别。在校园民谣中现实生活和校园的对应，隐含着城市丛林社会和乡村礼俗社会的对立。正如它自己所唱的，歌曲的理想听众是流浪歌手的情人，是望见星斗的眺望者，是白衣飘飘的同桌。
都市新民谣依托酒吧等场所生存，跟校园民谣不同，其创作者大部分是小市民，他们不认为自身的精神和肉体是干净纯粹的，市井生活的欲望和形而上的冲动并存，甚至歌曲中经常会听到脏话。所以“分裂”构成了都市新民谣内在的情感联系。在这里，歌曲的理想听众是酒吧里熏熏欲醉的人、午夜街头的失意者和抽烟不语的呆坐者。
简言之，校园民谣尝试拥抱社会、拥抱世界而不得，所以他怀念兄弟和冬季的爱情；都市新民谣遭遇的却是日复一日城市生活的昂贵、懒得寻找的“四块五的妞”。
都市新民谣的三种景观
都市新民谣是对传统民谣的反叛。民谣所提供的是在城市中对乡土生活的幻想，是从都市的嘈杂里面仰望星空，歌唱“闪亮的日子”，而都市新民谣展现的则是从夜晚车流的灯线里领悟自己被划伤的悲凉。所以，都市新民谣充满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累累伤痕，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民谣的声音政治。那么，都市新民谣的代表人物，如毛不易、周云蓬、五条人，他们唱出了怎样的声音政治，或者说他们扮演了怎样的声音角色呢？
都市新民谣的第一种声音景观是“虫鸣”，即不扮演任何角色的，完全是虫子的生理机体所发出的一种声音，它包含着一种回归家庭伦理和情感意义的“退行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无论多大年纪，总是会不断寻找童年的经验，比如一个成年人一旦开始恋爱，就要被抱抱、亲亲、贴贴，因为这是他童年时期的美好经验。这就叫“退行”：尽管你长大了，可依然愿意退回到童年的情感围抱当中。
毛不易的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唱出了自我内在的分裂：“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没有想到时至今日，我依然四处流浪颠簸，无所皈依。这首歌的有趣之处在于：旋律部分唱出了一个伤感的、沮丧的、充满挫败感的自我，节奏部分却演绎出了一个不甘平凡、不甘堕落、不甘平庸的自我的幻象。这首歌诉说着一个既卑弱又不甘的自我，但还是期盼着“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唱出了都市新民谣的绝望感，这种虫鸣的呻吟正是在暗中倾诉“谁来抱抱我”，这是都市新民谣非常有趣的退行意识。
都市新民谣的第二种声音景观是“卑笑”。高贵的人是可以哭的，因为你有资格哭；而卑贱的人是不能哭的，如果一哭，你的生活就会完全崩塌，所以卑贱的人必须要笑，必须要更珍惜欢乐、浪漫和温情。
周云蓬的《不会说话的爱情》唱的是和心爱的女友分手的一天，他们虽然相爱，但周云蓬是一个盲人，女友的家人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周云蓬用一种“卑笑”的声音来唱这首歌，他描绘最后一夜两个人倾情拥抱，享受着爱情的、身体的坦荡：“解开你红肚带/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荡开”，然而，越是纯洁，越是投入，越是迷醉，他们的分别越是痛苦不堪，越是悲观绝望。这就是都市新民谣的第二个主题：逃奔在爱情里的人卑贱不堪，只有躲在高贵的庸俗里，才能够想象爱情的浪漫。这首歌越是展现真切的爱情，越能够感受现实生活的单调、无聊、庸俗。都市新民谣展示了现代生活的情感悖论——你越追求浪漫，你就会越卑贱。
都市新民谣的第三种声音景观是“偷说”，就是偷偷地说“不能说的话”“不敢说的话”和“说不出来的话”。通常我们认为，社会通过警察、保安等以制度来约束别人说话，但是弗洛姆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让社会不再生产诉说这些经验的语言，因此，一个社会的语言中存在着社会过滤器，让人们无法言说那些被淹没的经验。
以五条人为代表的都市新民谣，创设了一种用现代的、合法化的、理性的、成型的语言所不能描绘的“阴郁”。五条人的《初恋》里，打击乐把音乐的节奏拉入到空间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歌曲讲述一个货车司机开车撞到了桥头上，他坐在路边哭泣，怀念起他的初恋，而他的初恋已经成了别人的新娘，歌曲的最后唱道：“嘿/我的朋友/我祝你一切顺利/生活愉快/嘿/我的朋友/明天的太阳依然为你而升起来”。五条人在这首歌里面践踏了一种日常语言——“我祝你永远快乐”，他让这种日常语言变得虚伪无力。我们可以发明浪漫的词汇去描绘城市里的爱情，但是我们永远缺乏语言去言说这个此时怀念初恋的货车司机，一个遭遇车祸的货车司机。这首歌表面的靓丽下隐藏着一种社会性的阴郁气质，向我们呈现了那些永远被遮蔽的绝望和沮丧。
五条人以塑料袋作为乐队的logo，塑料袋看似有用，可以装得下一切，甚至能在空中飞翔，但是最终不过是垃圾堆里惹人厌弃的环境污染物。塑料袋象征了一类人，他们沉默着，无法言说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歌曲总是唱着另一些人，却唱不了以塑料袋为生和与塑料袋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人。五条人穿塑料拖鞋，用塑料水桶作为架子鼓，他们的生活是由塑料构建起来的。老狼悲叹自己的生活像塑料袋一样飞翔，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塑料袋就是他们的生活本身。因此，都市新民谣的第三种声音景观所具有的内涵便是：唱出塑料袋所指向的、所包围的、所形成的、所装置的那些人的生活经验。
既“残”又“余”的都市新民谣
现代社会中，欲望客体被潜移默化地标高：抖音里面的小姐姐精致性感，想象中的男朋友帅气宠溺，婚礼上要有兰花绽放和百鸟啼唱……我们生活在一个四处飘散香味的极乐世界当中，它是电视机里的高档社区，广告中的雅致生活，橱窗里的富贵人生，更是你自己的辉煌成就。在高标的欲望客体中，人变得越来越渺小、残弱、卑微无力。抽象性的压抑促生了都市新民谣的情感压抑，它所唱的正是理想和欲望俯视下的低矮现实。因此，所谓的“都市新民谣”正是城市中声音的悖论性创伤。
都市新民谣真正的情感缘起，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消费主义的崛起和大下岗。王菲的《红豆》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它看似是一首爱情歌曲，却隐含着一个创伤世界：所有的感情都有尽头，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我却“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王菲的声音是平静的、冷漠的、绝望的，可是歌词是热情的、浪漫的，用绝望的声音唱浪漫的内容，形成了歌曲的悖论：我知道一切都有尽头，可是我多么渴望能够抓住。这就是都市新民谣最早的悖论的情形，一方面人们感受到世界的坍塌，另一方面却希望这个世界能更加有序。
都市新民谣让听歌的人不单是安安静静地用耳机听歌，而是更讲究器材设备的保真，体验现场歌手的激情，乃至必须辨认每个声音背后所隐含的细微变化。高保真的音响通过隔绝噪音而实现空间的本真，体现出象征界的有序；一旦戴上耳机，自我就会诞生，体现出想象界的错序。都市新民谣虽然形态多样，良莠不齐，但是总体上对现代都市经验表达的“奥利给化”和情感偏执化——“奥利给化”就是什么也别管，喊一嗓子，闷头活着，闷头吃烤串，闷头去工作，不再问理想和意义；情感偏执化就是只要有感情，只要有个人疼你就得了——进行了一种意义的阻断，它是对处在抽象性压抑当中的都市人生活编码的破坏。
都市新民谣体现了现代人的一种“残余”意识。本雅明的“游荡者”、莱蒙托夫的“多余人”、鲁迅笔下的“过客”，都可以看作是关于人主体的符号化话语生产力不足的后果，体现出“剩余物”的形态。但是“游荡者”“多余人”和“过客”都呈现出强烈的反叛气息，具有不可夺其志的主体精神。然而，在当代，除了这种不足之外，想象力的大爆发还带来了符号界关于人的符号话语生产过剩，造就了主体盈余化和剩余化。都市新民谣正是这种“残”和“余”的组合——不是“残余”，而是“残”与“余”。一方面新民谣是盈余的，它是漂浮在本真性话语上的多余物，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另一方面新民谣又是剩余的，它言说着在完美城市中丧失了表达空间的生存经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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