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马克思的三类笔记性文本 | 社会科学报

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记性文本是十分复杂的，不同类型的笔记性文本需要以不同的方法论“打开”，对每一个笔记的分析也都需要费一番“苦功夫”。

原文：《“打开”马克思的三类笔记性文本》

作者 | 南京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生    孔伟宇

图片 | 网络

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的有序整理与MEGA2（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陆续出版，极大促进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的理论书写与当代阐释。其中，MEGA2的第二部分集中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摘录、笔记和批注，根据最新的编辑计划，第四部分正文共计32卷（已出版16卷）。如此卷帙浩繁的内容绝大多数尚未被中译，却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从哪来”的理论来源。对该部分内容进行细致的文本与理论分析，将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问题。

张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中曾将马克思的不同文本细致划分为三大文本类型：一是学习研究新领域的读书笔记；二是弄懂问题和建构思想的理论手稿与学术书信；三是已经完成形式化表述的已发表或准备发表的论著。在笔者看来，尽管第一类的笔记性文本完整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变化的全过程，但也是这三类文本中最难被“打开”的。从文字方面来看，与公开发表的论著不同，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并不是要展示给别人看的，因此，很多笔记不仅在写作结构上较为松散，写作语法缺乏严谨性，而且多处使用了德语、英语、法语混写，这给阅读造成一定的障碍。从内容方面来看，读书摘录的特点就在于有多位思想家的主体“共同在场”。如何厘清哪些内容代表了马克思的想法？如何辨别哪些摘录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如何以马克思的主体视域去把握这种多主体的思想对话？这些恰恰是笔记性文本最难被“打开”之处。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走向纵深，国内学术界近年来逐渐开始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细节与思想来源问题。南京大学MEGA2研究小组选译和研究了马克思的众多笔记，在此过程中，笔者发现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也具有异质性。根据马克思摘录的不同范式，笔者将马克思的笔记性文本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失语”型笔记。

马克思在跨学科研究中遭遇一个全新领域的问题时，常常习惯于在思想史中寻找脉络，并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但是金无足赤，当马克思刚开始进入某个全新领域的研究时，思想处于一种急剧变化的状态，因此对于摘录对象来说，马克思是“失语”的。这里的“失语”并非在表面上没有评论，而是指在思想上与摘录对象存在一种理论“错位”。例如在《巴黎笔记》中，一直从事哲学研究的马克思第一次系统性研究了古典经济学，摘录了萨伊、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在该笔记中，马克思大量评论和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但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进行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不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主要以德国古典哲学视域中的人本主义话语来批判古典经济学视域中的“非人性”的话语，这导致了此时的马克思与很多重要的古典经济学思想擦肩而过，甚至连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都被忽略。

在面对这种“失语”型笔记性文本时，研究者必须以复调式的方法进入马克思急剧变化的思想语境。仍以《巴黎笔记》为例，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并不是同质性的，由于马克思是从哲学领域进入经济学领域开展研究的，其脑海中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孙伯鍨教授将其概括为青年马克思的“两条逻辑”，即以异化批判为主导的人本主义逻辑与以对象化为特征的科学逻辑，这一概括无疑是准确的。在《巴黎笔记》中，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如何运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但是我们发现马克思还关注了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古典经济学家——斯卡尔培克，这位经济学家从“人”及其主体性的劳动出发来看待生产、交换和分工，给予了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中的人本主义共鸣，而这也是“两条逻辑”的交织点。因此，从文本的思想逻辑结构来看，“失语”型笔记是最为复杂的。

第二，思想型笔记。

当马克思以深入理解摘录对象为目的，进而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方法论时，此时的读书笔记和评论就是具有建构性意义的思想型笔记。同样都是面对古典经济学，为什么《布鲁塞尔笔记》与《巴黎笔记》有着质性的不同？其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运用原本在其脑海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逻辑对经济学进行外部批判，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却以科学的对象化逻辑吸收了经济学的积极内容，建构了自己的生产话语。我们可以在《布鲁塞尔笔记》这一思想型笔记中看到：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主客体关系的劳动概念，转而看到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生产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初步形成了生产话语，而这种思想型话语的建构正是思想型笔记的核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思想型笔记中思想话语形成的线索与逻辑？以《伦敦笔记》为例，24个笔记本涵盖了货币理论、信用体系、价值理论、利润、工资、地租、人口等多方面内容，要在错综复杂中把握每一条思想脉络与理论来源，就需要结合现实和理论的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考察。

譬如，马克思在第七笔记本中用大量篇幅摘录了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货币理论的分析。从现实历史背景来看，19世纪40—50年代，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了弄明白危机何以产生、货币与价值变动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必须研究货币理论。从理论历史背景来看，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进行的货币理论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其前承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评，后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达里蒙和蒲鲁东关于银行货币理论的再次批判。因此，历史与思想史背景将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型笔记的理论脉络和总体内涵。

第三，材料型笔记。

在马克思所有的笔记摘录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十分注重对现实客观数据、史实，甚至某一个村落里人们生活细节的摘录，但是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无法在这种摘录中直接呈现给研究者。在选译马克思《居利希笔记》的过程中，笔者也曾有过困惑：马克思在1846—1847年间摘抄了著名德国经济史学家冯·居利希的五卷《我们时代主要商业国家的贸易、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篇幅巨大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摘抄，属于马克思的评论很难看到。

马克思为什么要用如此大的篇幅摘抄欧洲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工业、商业、农业发展历史？马克思此时的思想状况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思想史中去寻找答案。恩格斯曾在晚年回忆，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后，他与马克思发现对欧洲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缺乏了解，这是写作《居利希笔记》的原因。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评价居利希：“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可见，马克思对居利希的研究立场和叙述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这些材料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提供了客观基础。如果我们将《居利希笔记》放到马克思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来看，居利希的著作使马克思第一次完整认识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萌芽、诞生和发展过程。

于是，在马克思的思想史中，材料型笔记呈现出了明确的坐标，并对马克思的理论创造持续起到客观作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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