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状态深刻影响经济发展 | 社会科学报

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实践将深刻影响着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社会科学报》协办的以“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30人论坛在上海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在研讨中碰撞出理论智慧的火花。

原文 ：《数字化生存状态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第二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30人论坛近日在沪举行》

作者 |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温州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吴琼

图片 | 网络

多领域探讨数字时代的生存状况

自从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以来，这一概念一直备受关注。但目前学术界仍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概念界定、特性分析和系统认知。以跨学科视域多维度、全方位地探讨人类在数字时代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规律，从而掌握行之有效的范畴工具，构建良性高效、以人为本的数字化大环境，是与会学者的共识。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强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兼具双重社会效应。从积极方面来说，不仅有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支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领域发挥作用。从消极方面来说，数字平台的垄断和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抑制了数字经济本身的健康发展，数字技术的滥用导致人的主体性遭受严峻的异化危机。对此，需要跨学科的学术资源协同共振，共同面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以推动数字社会的健康发展，构建人类美好生活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数字经济的文件表明我们国家要构建以数据为观念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王立胜研究员指出，如何利用数字化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逐渐以数字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形态？如何推动数字化技术、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而为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彻底打破哲学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壁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经济哲学。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则提出，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前景，是当前数字化实践可能企及的最高阶段，具有超越自然时空的系统和逻辑，以及重构时空的动力机制。这一新的存在样态必然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同时给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带来一系列值得研讨的新课题。

数字化生存状态的哲学内省

千百年来，哲学存在论的追问，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内省状态，也是人类为了追求自由和解放所持有的深刻反思素养。特别是海德格尔将“生存”一词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以后，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无疑成为各学科领域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认为，数字化生存的哲学寓意可以从两个维度加以把握。其一，理论的维度。由马克思所开启的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后来韦伯在分析合理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包括海德格尔讲到对象性如何被可计算性所代替等，都为我们理解数字化生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其二，实践的维度。要从普遍性的视角出发，把数字化生存同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未来的生存前景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视域，在当前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可能开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境中把握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历史命运。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比特”为单位的数字化运动正在改变着以往以“原子”为基底的人类整体生存世界及其观念形态，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本体论的提出，更是以新的计量单位为中心的新型认识论、思维方式背后所反映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张雄教授指出，数字化生存是人类长期追求自由创造历史活动的产物。对数字化生存的追问体现为三个鲜明的哲学特征：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的共生。人类不断通过技术手段自我完善，在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塑造了“善”的目的因，同时也滋生了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和生存异化的问题。人类的形式化和形式化的人类同在，这是由数字化生成提出来的突出的哲学思考命题，需要在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加以检验和向前发展。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我国抢抓发展先机，深度开发大数据产业，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使数字消费、数字生产、数字劳动、数字共享等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存内容。智能技术、数字信息、数据平台等仍在加速建设的过程中，引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数字强国。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堡骏教授强调，应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的丰富内涵，充分认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和作为生产关系的双重角色，避免因对数字资本的片面认识而妨碍具体工作的落实，进而影响数字经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普惠性福利。中国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学会驾驭数字资本，开辟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形态。

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给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带来了挑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立足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汲取智慧，不断开辟数字经济治理的新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臧峰宇教授指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原则，强调共同富裕和共同正义，以新发展理念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彰显数字红利的普惠性，践行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现代化数字世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涛教授认为，我国能否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取决于民族精神的内省状态和自由心智的发展程度，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民族自信和精神自觉。

数字化生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字化生存给人类带来了经济增长、分配平等、财富共享、生活便捷等的可能性，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如资本剥削、普遍贫困、社会不平等、阶级统治等都会因数字化生存得以解决？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还面临哪些应该规避的风险和挑战，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启示和值得反思的维度。

第一，对“数字劳动”范畴的理解。西方学者以福克斯为代表，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将数字劳动置于商品交换的视域中，视其为一种物质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而我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这一概念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认为，数字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数字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概念。数字资本通过网络平台创造数字民工及其新利己主义需要，体现出不同于传统物质性劳动的新型社会劳动特征。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范宝舟教授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劳动主体遵循数字思维逻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运用数字要素及其应用对象而展开的，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活动形式。”与会学者的普遍共识是数字劳动的展开是通过数据、信息、技术、设备等劳动要素建构起来的，具有体系化、结构性的劳动样式。

第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思考。信息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生产力，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内容的出现。在人类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生产、流通、日常生活等诸领域劳动过程受到全方位的控制，乃至于人本身也被控制。可以说，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已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对此，南京大学哲学系蓝江教授指出，数字平台通过生产大量的数据—流量来从中获利，这是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所在。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任何数字交换都是在具体的生产和交往实践中形成的，都要以市民社会当中现实存在的物质生产为前提。因此，仍应遵循马克思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基本观点来解剖数字经济问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绍东教授则指出，资本似乎通过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全球网络等新的发展形势不断超越它的增殖需要与发展目的，创造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方式，从而获得永恒的技术条件与生产本能。但在根本上数字化生存仍然是资本主导的谋生方式，并未真正改变资本生产增殖与工人被强制剥削的基本宿命。

第三，数字劳动的伦理学关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于信息，也重塑着人的价值观、情感、思维结构、抉择习惯等方方面面，人的精神世界被置换为由符码操控的虚拟空间。对此，要始终明确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到底为了什么，究竟为了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毛勒堂教授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发明、运用新的生产工具以较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经济产出的内在要求。有必要通过更具公平正义价值的制度设计和伦理安排，合理分配财富所得，实现经济效率、分配公平与生态正义的有机统一，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成就人的自由发展和促进生活幸福的重要方式。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程教授进一步指出，数字劳动通过网络平台对劳动者的信誉、评级、口碑等建立排名机制，使劳动者受制于算法的控制。这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新场域，给劳动伦理提出更大挑战，应该积极创造有利于市场秩序和共同富裕要求的数字时代创新大环境，有效化解数字劳动资本化带来的弊端。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8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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