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杨宇振: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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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天推送的是重庆大学杨宇振老师《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一文。作者结合罗兹·墨菲、威廉·施坚雅、吉尔伯特·罗兹曼梳理了中国城市结构研究的三种范式。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大卫·哈维“资本城市化”的理论，试图初步解释190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联，特别是应对1978年以来中国三次重要的政策调节。在作者看来，权力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张力在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继续扮演重要的作用，并左右着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即城市与乡村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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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杨宇振

权力，资本与空间：

中国城市化1908-2008

——写在<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百年（下）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城市化过程

图表2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简约化表述：生产过程需要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投入；需要经过系统组织与技术的投入；劳动产品需要进入市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市场中获得的利润（剩余价值）进入再生产的流程中，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周期。这是一个静态的模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卡尔·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是追求发展的（扩张的），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追求组织与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试图平顺化整个生产流程，使之流畅，进而加速生产流程，压缩生产周期。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提出应当“根据生产资料的进步和已达到的状况”来划分和说明“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切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固定资本中首次为自己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条件。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的指示器。”[1]马克斯·韦伯（Max Web）强调市场自由的重要性，由此要求工具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实行管理权力分层化的“官僚制”的重要性。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则重视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代理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通过对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分析，阐释资本主义发展和衰落的必然过程；同时提出了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特点。

图表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示意图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在空间与城市研究中有亨利·列斐伏尔，纽曼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等。[2]比如，“空间的生产”是亨利·列斐伏尔城市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他认为资本主义正通过空间关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重新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型塑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空间的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的生产一般……占有空间的私人团体可以经营并剥削它”；“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乃是资本的一部分”。[3]另外，卡斯特尔关于“集体消费”的论述对于认知地方政府（以及地方间的竞争）、资本与城市空间生产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4]在此不可能对各位学者的理论展开讨论，但要简要转述哈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三个回路”与“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固定资产(fixed capital)与消费基金（consumption fund）”之间关系的理论要点。

图表3 资本主要回路、第二回路和第三回路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根据大卫·哈维著《资本的城市化过程》中所附图表翻译和重绘）

哈维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5]他认为因为过度生产、利润率降低、剩余价值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以及剩余劳动力等原因造成了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资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找到解决“过度积累”的办法。在理论分析框架中，哈维提出了资本的三个回路：第一个主要回路（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是资本向一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在这个回路中，“过度积累”的出现导致了资本转向第二个回路，即向以城市（建成环境）的投入，包括生产性和消费性物质环境的投入。这一回路是哈维关于“资本城市化”理论的重要组成。第三个回路是资本向社会性花费（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投入，为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剩余价值。（见图表3）资本从第一个回路向第二个回路转移的过程中，需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同时需要长期的运作（信用），“控制过程的金融与国家机构是一种集体的神经中枢管制和调节着第一与第二资本回路之间的关系”。[6]同时，“第一回路向第二回路的转移可以出现在某一危机的过程中或者依据调节机构的效率可以相对平顺地完成。”[7]在城市建成环境作为固定资产与消费基金方面，危机是以资产评估的危机方式出现。哈维指出，“长期的过度生产导致了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项目的贬值（devaluation），一个影响建成环境与制造者和消费者耐久性的过程。”[8] 城市建成环境一方面作为劳动成果（Productivity of labor）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其交换价值固化在使用价值之中。在新的和更有产能的固定资产形成过程中，系固在旧有的固定资产的交换价值遂发生贬值。抵制这种贬值阻止了生产率的提高并由此限制了积累。而对于新的更有产能的固定资本的形式追求——是对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加速了旧有固定资本的贬值。正是通过城市化的过程，剩余价值被转移，生产，吸收和获取；同时也正是通过城市的衰败和社会的衰退，剩余价值被贬值和销毁。

哈维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过程的理论研究对于近代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有着深刻启示和理论价值——一方面，就如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有其内在的运动规律。另一方面，资本的城市化是资本再生产与存在的必须，城市的繁荣与资本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的衰败同样与资本的萎缩联系在一起，资本是城市化的内生性动力（无论是来自任何方向，内部或者外部）。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比例、人口迁移、城市数量、城市规模、特别是区域和城市中的不平衡发展等等是资本为生产积累的后生性结果[9]，如果暂不考虑权力的调控作用。[10]

比如，在资本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显现出资本对于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性占用，显示出资本对于局部的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由此从宏观上造成地理空间发展的极大不平衡，从微观上则造成城市空间的片断化和马赛克化）。或者，换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从地区的发展上来看即是强者恒强，弱者愈弱；从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上看，则是风景优美的地段、通达性好的地段（或者通过各种手段用公共资源创造为私人服务的通达性）、与公共资源更为接近的地段等等都成为资本青睐和占用的空间。其中，涉及到作为公共政策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城市规划的调节作用，但这已经是另外的一组叙事。

又比如，在资本城市化过程中，知识与技术的更新与创新是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笔者曾经对1994-2006年间中国主要建筑与城市规划类院校的学术生产做过实证研究，指出从1997-1998年以来，知识生产的地理空间差异逐渐加剧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文中认为，“十几年来建筑界的学术生产不仅仅是中国建筑业与整个学术生态变化的结果，同时与国家、社会剧烈变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无法摆脱经济、文化乃至学术全球化的影响。二十几年来国家经济转型与发展导致地区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平等——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相对应的是西部的贫穷和落后。学术研究无法不受到这一国家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对于先进地区的院校，可以顺应全球化趋势从理论与实践各方面与国际建筑、规划界快速‘接轨’；对于落后地区的院校，很显然，地区经济巨大差距大概将无可避免地持续和强化下去，如何来应对经济差距背后逐渐拉大的学术差距则是十分严峻的事情。”[11]

另外，在实践层面，城市空间生产的“代工”（OEM）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生产方式。即，由外来资本提供管理准则、技术支持以及“产品设计样式”，地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其支配参与空间的生产。[12]其中应当在两个端点之间划分出几种方式：在1（外来资本+外来组织管理+外来技术+外来劳动力）和2（外来资本+本地组织管理+本地技术+本地劳动力）之间的多种方式中变化。由于“外来的”往往毫无意外地来自上一层级的城市或地区，在普遍观念上意味着一种“见过世面”、一种“先进”，通常成为地方欢迎和接纳的对象。本地资本通常也希望能够接驳上外来的组织管理与技术，由此提高商品的交换价值。一个例子是，如果把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技术之一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侵入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进而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地区的技术主动或者被迫进入中西部、再而中西部大城市地区的技术推进本地的中小城市，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一种可以观察的、有趣的行业叙事——运动轨迹背后不仅与技术的创新相关，也与资本的运动相关。当然，“地方”与“外来”永远是相互竞争，互为关联的一组关系，有着演替过程中的种种重叠、起伏与变化。

资本的生产方式带来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在城市建成环境中以城市的交换价值“贬值”为特征（以城市建成环境的衰败为现象显现）。哈维指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1，局部的（Partial）危机，指特定的部门，某一地理区域，或者调节机构（如金融或政府）的某一部分；2，转移的（Switching）危机，指资本流或者调节机构重要的重组或者重新结构化，为了给更有产能的投资提供渠道和空间；其中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部门间（Sectoral switching）的转移危机，一种是地理空间上（Geographical switching）的转移危机；[13]3，全球的危机（Global），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的部门、领域和地区。

按照哈维的观点，如果把资本全球化看成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危机的一种地理转移，那么，从东亚地区看，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和80年代以来的中国（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在空间上接驳了这种转移；同时，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同时作为劳动力与消费者，由此从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潜藏的拉动世界经济的能量）、相对于日本和四小龙较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意味着调节的弹性和复杂性）以及原本较低的城市化率（意味着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转变存在着较长的过程），这一地理转移过程还存在一定的弹性。很显然，资本的地理转移过程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转移过程，而是与资本自身复杂的构成[14]、与资本和权力连接的疏紧关系[15]、与地方的劳动力素质与成本、同时也与地方的建成环境质量（其中特别是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等等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关联网络。

图表1中，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经历着3次极为重要的“调节”：1994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及2005年底2006年初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这三次调节，特别是已经可以观察到结果的前两次调节，巨大地推进了城市的发展，使得最近的十几年成为中国城市进入全世界都为之侧目的迅猛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中国城市的“黄金时期”，也有人称之为“大跃进”。1994年的调节，不妨用哈维的理论观点，认为是“局部的危机”调节：在经过十几年改革后中央与逐渐强大起来的地方关系的一次变革，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内部运行机制的一次调节，基于财政分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体现出来的“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并置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激发了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也是一种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同时，相比较其他可用资源，“城市空间”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为自主和灵活的“生产资料”。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等调整为契机，地方政府开始尽可能通过行政区划范围的扩张和尽可能多‘规划’城市用地来获得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尽管往往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城市总体规划’中存在土地规划的不合理性、人口规模‘大跃进’式的虚拟增加，然而，这些并不能有效阻止地方权力追寻自身发展空间的强烈意图和行动……这种‘空间扩张’的模式成为默认的、许可的、高速度的发展典型范式。”[16]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则可以看成是哈维提出的部门间（金融与房地产部门之间）的“危机的转移”，是资本空间位置的重新调整，为了给更有产能的房地产行业提供渠道和空间；是“近年来我国改革最为成功、对拉动经济最为明显的一次改革……它使得大量的存量资本得以释放”。[17]住房制度改革是这一时期推动城市化，促进消费，拉动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动力。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造成的严峻格局，创造内部的有效需求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而住房制度改革正是一次面对危机时的制度调节。创造有效需求“这一目标使中国的城市政策第一次从为其他核心政策配套层次上升到了核心政策层次，成为能够同时在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国际市场和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国内市场两个方向发挥重大作用的政策选择……城市化政策将是起关键作用的国家政策之一。”[18]

2006年全面启动的“新农村建设”至今状况仍然不很明朗。很明确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体系，并非欧美社会中的城乡之间资本主义化的关系：乡村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城乡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是劳动力分工的表现。但哈维认为，关注于城乡两分也许有助于寻求理解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引起的社会构成（social formation），比如在一个仅被限在供给生产与交换系统中城市的工业部门对抗于（opposed to）乡村农业部门引起的城乡之间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工业与农业工人都在资本的支配中，由此，劳动力的分工失去其本身的大部分意义。哈维提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城乡差别失去了其真实的经济基础，尽管两者存在这关联。[19]与此相应对的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本质上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历史时期以来并未有多大的变化），城市则日趋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今日中国城乡间的根本矛盾乃是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和矛盾，而不是其他。在相当程度上，乡村并无需依靠城市存在，本身即是一个低层度的、相当自给自足的体系；相反地，城市的兴盛往往则是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近三十年来尤其是作为稀缺资源的土地）对乡村进行剥夺，由此导致乡村的衰败。早在民国时期，费孝通就从生产关系上解释了中国的城乡不是资本主义的“乡市相成”；[20]黄宗智亦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悖论之一是“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发展”。[21]

和1908年的《章程》颁布相似，2006年的“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在相当程度进入以现代产业为主的社会，农业已经不再是首要的生产部门。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保障无需如过往的两千多年一样，依靠压榨无数农民“汗滴禾下土”的劳动积累；国家进入一个所谓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历史时期。这样的变化无疑取决于以“城市”为主的空间的高效产能。一个典型的论述是，赵燕菁反对国家向农村的巨额投资，认为由于农村的低效率，使得国家的巨额投资将无法产生应有的回报（相对于对城市的投资），由此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其提出的策略是，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此可以创造有效需求和扩大再生产。[22]这是普遍的、经济实效论的表达；本质上也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去“进化”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本质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在全世界农业人口基数最为庞大以及小农生产及其文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完全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特点），到底中国的城市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有效吸纳农村人口？或者说，中国的城市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扩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是一个引起众多争论和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23]

在此不能讨论这一问题，但是结合哈维的理论，不妨也可以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次“危机的地理转移”，将内化在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向乡村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多人口数量的弥散（比如，10年以前在众多媒体上可以看到城市化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的论调；而今，农村则接替城市被言说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市场）。然而，这次的“危机转移”是在具有坚韧弹性边界的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进行（不比前两次的状况，是在政府内部和现代化了的部门之间的转移），能够产生多大的效能，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或者说，这次的“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城市的进一步繁荣，仍然有待于未来的观察。值得在此处强调的是，哈维提出的调节的有限性（通过主要回路向城市建成环境的第二回路转移，由此来消除过度积累），在某些时刻投资将变得没有收益，从而引发城市交换价值的折损、减少甚至完全丢失，进而引起城市的衰败。[24]同时，哈维在文中还引用相关的研究以及英美法三国实证研究的结果，指出投资在城市建成环境15-25年的周期（cyclical model of investmen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25]卡斯特尔则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发展部分地得益于较晚进入全球化经济（late arrival to the global economy）；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优势将逐渐消失，逼迫着中国面对和它先行的邻国们相同的矛盾。[26]这些都值得引起注意。

城市化可以从不同方面解释。大卫·哈维深具洞见的理论，城市作为资本再生产的空间无疑是城市化最为本质的解释之一。如前文福柯所暗示，城市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盛而兴起。资本主义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铲除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加速生产与消费，缩短运行周期，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城市及其空间正是资本主义加速其流动性的据点，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须。与此同时，城市建成环境的不可移动性、城市作为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产的场所、城市同时作为消费（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的空间构成了城市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哈维指出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内化在过程中的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危机及其后果。如上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3次极为重要的调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资本城市化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阶段性问题、以及权力对于这些严峻问题的应对。

然而很显然这3次调节不是终结，而是中国城市化持续进程中的开始。这3次调节的秩序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推行城市化政策的某种过程：从政府自身内部开始，到部门之间，然后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这是一种增量的调节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的动态演进将更为深化和持续进行。比如，现行的“市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并已经在东、中、西部部分省市试点。将向上负责的“省-市-县”三级结构向“省-市、县”两级结构的转变意味着新一轮的政府内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也潜藏着城市化广度与深度的持续进行（见图表4）。另外，如户口制度管制（作为一种劳动力流动的边界，两种部门之间的关系约束）的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向更为广泛的地理空间转移的深化）的措施等将是可见的调节。

张五常在新近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因素及其内在逻辑。[27]近30年来的中国改革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向“以资产界定权利”合约转变的一种制度性的变革，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一种张五常认为的居于两者之间的“责任承包制度”[28]——不仅是早期的农业发展，也逐渐转移到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其核心是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他认为土地（作为一种空间）租值的上升直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29]而1994年的税制改革，促进了政治与经济向上负责制的县（其实包括其他各级的行政单元，见图表4）之间的激烈竞争，由此保持了中国经济长达十几年的繁荣。

张五常论述的中心在于，中国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使得权力与资本皆可以用较小的阻力运作和支配空间，进而产生中国式的经济繁荣；其核心在于土地使用性质从农业用地转向工商业用地的转变。毫无疑问，张五常的这一论述可以直接用于对近30年来中国城市化内在机制及其特点的总结。

卡斯特尔在《千年终结》中探讨了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发展，指出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以“发展为主导”的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以不同的程度，各种的方式，都曾经是成功发展的主要演员。然而，就当前看，除了中国和新加坡，其成功皆导向了其下台（demise）。卡斯特尔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中相对受损失较少的台湾地区、新加坡和中国的状况，特别是其十分关注的政府权力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台湾是“在不灵活政府制导（guidance）下的灵活资本主义”，其经济体已经完全进入全球化的网络（由此而减少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新加坡则是完全的发展型政府，其经济已经整合入全球经济，其社会富裕和现代化，但并非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政府强力控制着经济与社会。卡斯特尔认为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例外（an exception），全球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新加坡的经验；同时，他还认为这是人们的自律（self-inflicted）和自查（censorship）而不是武力导致了新加坡的模式。这种模式很明显为中国所青睐和追求，但岛国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很显然，中国对于世界不会是一个例外。卡斯特尔认为在进入信息社会过程中，如果中国能够管理全球化（managing globalization），调控社会（marshalling society），就意味着发展型社会适合至少五分之一的人类并持久存在。反之，则意味着全世界这种发展类型的终结；资本与信息的全球流动将毫无争议地统治这个世界。最后，卡斯特尔反复强调，权力与全球化的关系，在亚太地区发展与危机的中心位置，是新世纪支配性的政治议题。[30]

城市及城市化毫无疑问是权力与全球化矛盾运动最为直接和激烈的表征，矛盾最为深刻的体现；沿循着卡斯特尔的论断，中国的城市化将在新世纪支配性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作为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口众多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结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改革方向极大程度决定着中国的造城运动及其空间生产的模式、机制与形态。”[31]

 4结语：

作为经验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处在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复杂关联之中。这种复杂关联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决定着中国城市未来状况。这一状况因为面临着多种变数而显得难以预测。然而就城市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大略可见的：一是随着资本的流动，资本对于生产方式中诸要素的优化组合将更趋精要。生产方面，城市将深涉全球化到地方化各种层级的劳动分工，由此导致城市间的差异（当前生产对于中国城市财富积累仍然有着较大比例的影响）。消费方面，从内部看，城市将成为“培育”、“诱导”和“引领”消费的重要空间；从外部看，城市的个性（尤其转化为“休闲性”、“娱乐性”的特征）日趋与其经济性关联，由此亦形成城市间的差异。生产周期方面，资本将通过对消费的引导等手段加快生产流程，进而缩短周期。[32]资本对于剩余价值追求的本质将继续生产地区、城市间、城市内部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些都将导致城市作为现实以及作为一种体验与经验的不同。

另一方面，权力必须面对因资本流动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差异。不同空间范围、不同密度、以及不同属性的空间一方面产生空间之间的强硬边界（作为一种社会隔离）[2]，另一方面带来对权力流动的不同阻尼。任何一种内化有权力意图的政策都将在具有不同阻尼的空间运行中接受挑战；而这将影响到政策能够在什么样的范围和深度转化为一种实践，进而改变地方的景观。以此同时，权力必须积极应对空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公平”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权力合法性基础。“公平”在具有各种不同产能与效率差异的、从小农经济到信息产业并存的社会中，尤其伴随着30年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逐渐形成，是一个复杂且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如上文说述，具有现代性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一是财富的增量；然而，更如约翰·穆勒所言，国家的致富和国家如何能够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卡斯特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依靠财富的增量来抚慰人心，而这一点的可靠性十分值得质疑。随着中国GDP总量的日趋增加[33]，权力为了合法性基础的稳固将积极回应复杂且棘手的“公平”问题——尽管这一过程将充满着各种冲突。[34]权力核心在处理“公平”的任何政策，都将作用于资本的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与形态。[35]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处理高效能的城市化与低效能且规模庞大的农村（独有的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如何同时在一个社会中容纳不同空间的不同生产方式。任何一个政策的阀门都将意味着生产资料（尤其是稀缺资源的、既作为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又是城市和乡村建设必须的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由此引发系统的变动，进而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以及权力的合法性。从中国内部的关系上看，影响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城市与乡村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未有的、巨大的人口数量，及其带来的一切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最为独特和艰难的问题。当这一庞大数量的人口逐渐着落在两块质地十分不同的空间：城市与乡村——世界上规模最巨大的城市和乡村，一组需要反复再认识的、互为相关的名词，代表着全球化与地方化、现代与非现代、独立与殖民、高速的外部发展与内部的自我调节、风险与抵制风险、效率与公平等多组关系的复杂纠缠，任何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极大程度将挑战权力的智慧。

图表5 1950-2050年中国、美国、欧洲城市人口变化前景（Prospects）

（单位：千人。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07年修订的人口数据）[36]

1908年的《章程》作为一个里程碑的标志，代表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迫于资本世界的压力，试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章程》的颁布也意味着城市在权力的视野中从乡村的背景中凸现出来，成为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接驳的端口；城市是一种观念上的要求。经过了漫长98年的时光，2006年的“取消农业税”，标志着《章程》中的愿望，在岁月变迁中经历着各种磨难和起伏，得到了初步体现；城市不仅是观念，也已然成为现实。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图表5的统计数据中，大约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美国，在30年后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超过欧洲；在未来的四、五十年中将持续高速增长，超过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人口总量，成为世界城市人口总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家。城市终于可以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不是乡村；城市的现代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意味着国家的现代化；而城市化的深度则反映着权力属性的演化深度。如上所述，中国的城市化将位于新世纪支配性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尽管其核心问题是与乡村的复杂关系。权力能否制衡资本和信息的流动，成为中国城市化能否有一条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道路，由此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属性和特点。这对于权力是巨大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将充分体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生活的城市空间中，成为一种日常的生活经验。

然而，城市化不仅仅是政治与经济的问题，或者更小范围的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生态学的问题。城市化也不仅仅是结构性的话语，同时也是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的体验与经历。城市化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这100年间就是一个佐证，而人的生命短暂有限。城市如何在作为空间（space）与作为地方（place）之间取得平衡，如何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提供最大的可能性，是城市化最为本质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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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可参见Katznelson, Ira. Marxism and the city.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参见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OX, UK ; Cambridge, Mass.,USA: Blackwell, 1991

[3] 参见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4] 哈维关于“资本城市化”的分析除了受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的理论影响外，应还直接来自于列斐伏尔早期关于城市理论研究的影响。可参见Lefebvre Henri. The urban revolu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该书的第七章Urban illusion。此书法文版出版于1970年。

[5]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7

[6]同上，16页

[7]同上，12页

[8] 用工业化的程度来比照城市化的程度，固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揭示城市化的本质。同样地，在许多研究中，也常以上述的各种现象来映照城市化的程度。这固然是一种方式，但并不很妥当。虽然本文不研究城市化指标，但笔者以为，城市的资本量及其变化趋势、包括与国内和国外经济关联度应作为衡量的主要指标之一。

[9]当然，资本如何在具有中国特点的权力空间中城市化是一个十分需要进一步实证研究的命题，不能做简单的判断。但这不是本文所能涵盖的内容。以下就资本城市化的空间表征、知识生产和实践层面三个方面提出作者的观察。

[10] 杨宇振：1994-2006中国建筑类院校学术论文生产、空间分布与格局演变，时代建筑，2007年第3期

[11] 城市空间生产“代工”与一般的商品代工还有所不同。城市空间的不可移动性，具有国家领土的深层含义，其组织管理属于政府的职责。但先进的组织管理技术往往总是受到欢迎的，甚至有时候不评估先进技术是否适合应用于地方的发展及其使用的代价。

[12]大卫·哈维在英刊《新左翼评论》中被对于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景提出了三种情况。他认为“……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由东欧和俄罗斯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中国向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同时，在新世纪里，资本主义将首次推进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见大卫·哈维：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13] 比如从大类上可以分为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国内资本又可以划分为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本有其不同的获取剩余价值的途径与方式（及其相应社会阶层的分隔），由此导致城市空间生产的差异和复杂。国际资本也有着不同的类型。关于资本类型及其运动与城市空间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个十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14] 中国的地方资本（无论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大多与地方权力有着紧密关联，具有红色之特点，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资本流动。或者说，地方资本由于与权力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被系固在地方的空间领域之中，通常只能是一种附生于权力的有限流动；其流动性范围往往与权力范围正相关。

[15] 杨宇振：围城的政治经济学，香港中文大学主编，二十一世纪，即刊

[16] 赵燕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形势与判断，城市规划，2002年第三期，第9页。

[17] 赵燕菁：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中国城市化，城市规划汇刊，2001年第一期，第10页

[18]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4-15

[19] 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第120-137页

[20]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21] 参见赵燕菁：当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形势与判断，城市规划，2002年第三期

[22] 可以参照的吴承明、黄宗智、林刚等人经济史、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相关论著。

[23] Harvey, Davi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Baltimore,  Md.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6

[24] 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危机可以作为一个映照。

[25] 指政府权力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见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336

[26]见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9u95.html

[27]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 见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28] 当然，张五常也提到了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而技术革新才是出路。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a4g3.html

[29] Castells Manuel. End of millennium. Oxfor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pp.307-337

[30]杨宇振：围城的政治经济学，香港中文大学主编：二十一世纪，即刊

[31] 关于这方面的精彩论述可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

[32] 特别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城市内部的空间隔离，城市之间与区域之间的隔离对于人才流动、资本流动等将产生越来越强劲的边界作用。

[33]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5年，中国GDP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人均GDP为1703美元。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四，占世界经济份额约5%，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34] 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答案可参见孙立平的诸多论述。孙立平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形成的利益集团，使得未来任何的改革都将举步维艰，任何的改革都将有利于既得利益者。

[35] 对于城市而言，最为直接的就是公共财政从何而来，为谁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36] http://esa.un.org/unup/

本期编辑：

L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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