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贺桂梅：“今日批评家”笔谈·文学批评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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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编者按

文学在想象、构建、扩散一种理想观念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它可以转化人心，变成一种可见的社会力量，因为它作用于人的情感、感性、乃至无意识。在今天讨论文学批评与时代的关系，也就是讨论一种重新复活文学力量的可能性。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在于，作为“驯狮者”的文学批评家，可能具有怎样的历史批判的能力、理解社会的能力和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感谢作者贺桂梅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今日批评家”笔谈

文学批评的“想象力”

贺桂梅

对我来说，参加今天这样的以“70以后批评家”为主题的会议，是一次新鲜的体验。一方面，我的专业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但我近些年主要从事的大致是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以及当代文化现象批评，比较少参与当代文学批评，所以参加这方面的讨论也不多。另一方面，参与会议的都是70年代出生（包括比我们更小的80后）的同龄人，这种会议对我也是第一次。

首先我想谈谈对“70后”的看法。我记得在1990年代后期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坛就提出过“70后作家”这样的提法，不过那时候我很难在同龄作家作品中找到“共鸣”的感觉。这可能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差别有很大关系吧。但在很长的时间中，我都认为“年龄”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范畴。同龄可能造就一些相似的社会经历和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对待这些经历和经验的范式，以及是否能造就共通的文化记忆与历史态度。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谈“代”的认同才是可能的。不过最近几年，关于“70后”这样的说法，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一方面，我在许多同龄人比如刘复生、梁鸿、刘志荣、张念、李遇春等的研究与写作中，读到了某种熟悉的历史经验和较为相近的文化态度；另一方面，随着年龄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我也开始不断地反省自己如何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们现在已经走出青春期、也算是人到中年了吧，看待自我的方式不再那么自恋和自我中心，而更关注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更多地意识到“历史”如何在自己身上发生作用。这也意味着更关心你置身的历史结构与社会结构，关注与你一起生活的同时代的人们，关心我们的社会生活被组织在一起的基本方式，其中可能包含的种种权力关系，并去思考“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我认知与历史态度关联在了一起。而且由于我们所从事的，主要是文化批评与知识生产的工作，当“历史”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它又不仅仅是一种生存态度，而与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与知识实践密切相关。

“70后”批评家

不过尽管如此，以“我们”的口气来谈论“70后”批评者，仍旧是一种很可疑也很专断的方式。我更愿意将我在这里谈论的对于“代”的理解，视为一种个人的但却是历史的体认。历史感正是在对自我经验的反省中浮现出来的。应该说，这种理解自我与历史的关联方式也是很有“70后”特色的。要说“代”的话，我们大概都是些天生的个人主义者。我们确实享有比我们年长的那几代人多得多的个人生活的自由，而“自动”地进入我们的主观视野的，也往往是诸如“个人”、“日常生活”、“自我”这样的范畴。不过，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却常常因此而变得格外萎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就生活在社会与历史之外。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可能千差万别，不过作为在1990年度过自己青春期的一代人，我们可能共享着两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其一是“学院”。和此前的批评家们相比，今天在座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学院中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进入大学的时间，正是80年代终结、90年代延伸至今的时间，是中国的学院体制成熟并扩张的时间。科班训练不仅造就了相似的青春记忆、社会阅历，而且也大概拥有相似的知识结构，比如说相对规范的学科训练与专业知识。而且因为我们的职业与工作乃是这种学院生活的延伸，因此，学院、知识生产几乎就是构成我们历史“血肉”的那些东西。另一是“媒体”。1990年代以来的时间，也是中国大众文化工业逐渐成熟，媒体日渐成为渗透至生活各个层面的时期。比如我记得90年代后期读博士的时候开始，电脑普及、网络成为媒体新贵、网络文学和文化成为了某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被组织的方式，是与媒体分不开的。但是，“学院”、“媒体”本身并不构成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这既然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组织形态（这当然不是说在“学院”与“媒体”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的社会组织形态），人们常常采取的态度就像是鱼在水里而不觉得自己是在“水”里。要意识到“水”的存在，需要某种“社会”或“历史”的视野。

这几年我自己一直关心的，是如何具有“社会的想象力”这样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关心“社会”的总体组织形态与我们个人的关系，它如何运转，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在怎样的意义上可以介入这个社会过程。这也意味着需要一种比“学院”、“媒体”本身更大的视野。我想把它描述成一种“既内且外”的视野、眼光和意识。一方面需要意识到你在怎样的社会组织形态中生活、工作与思考，另一方面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的总体关系如何被组织起来，这样你才可能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对于自己能做什么和要做什么有比较明确和清醒的意识。比如说对“媒体”，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态度。一种是乐观主义的，像加拿大理论家麦克卢汉理解的那样，把媒体看做我们身体器官的延伸，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听到我们听不到的、甚至想到我们想不到的。这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中国是比较普遍的。而到今天，人们或许更多地意识到媒体本身如何作为一种专制性或垄断性的力量，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说它，而是它在“用”我们，甚至是它在“操纵”我们。在这两种态度之外，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了解媒体机制如何运转的同时，在媒体中找到一些有机的空间，将它转换成发出我们声音的通道。又比如说对“学院”，在80-90年代的一段时间中，它一直被视为不受“政治”干扰的“纯粹学术”的领地，今天我们自然知道它如何作为一个知识-权力机器而存在。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历史地把握这个机器的总体形态，在其中寻找有机的空间，尝试转化并实践一种批判性知识生产的可能性。

贺桂梅

《人文学的想象力》

河南大学出版社

显然，这种“既内且外”的视野本身也仍旧只是尝试一种可能性，某种可能的历史态度。在我的理解中，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的源泉。我觉得理解我们置身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可以通过沉浸在个人经验、自恋式的自我关注或个人主义的声明中就可以做到的。相反，在个人与社会、经验与历史之间，常常需要一种总体性的视野才能到达。“想象力”在这样的意义上，不是没有目标和边界的奇思怪想，而是把握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与社会的能力。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叫“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这里面包含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时代”，一个是“批评”。“时代”是一种很大很抽象的东西，某种总体性的认知和判断，而“批评”是一种很具体的东西，包含着个人的态度和实践方式。我认为这两者从来就不能完全分开。因为你如何从事批评，哪怕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在完全专业主义的意义上进行的知识操作，也会包含着某种对于“时代”的基本判断；而同时，“时代”这个范畴所打开的，恰恰是一种想象的空间，它使得无数的个人的批判实践成为可以交流并被理解的行为。

由此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不把“批评”理解为对当下作家作品的评论，而将它理解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批判实践行为，那么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现状批评，都可以纳入到文学批评的范围内。90年代以来，人们常常谈论的是文学（也包括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边缘化”问题。“边缘化”这种描述方式本身是很可疑的，因为它隐含着一种关于“中心”的想象，并且常常把问题带到关于文学如何重新回到像80年代那样的“黄金时代”的讨论层面上去。不过，“边缘化”这个词至少告诉人们，文学所能覆盖和想象的范围缩小了，有很多东西不再进入它的视野，成为了它的“外部”。强调文学批评的个人化、趣味化、非历史化，呆在文学的小世界、文学研究专业的小范围内当然是正当的、可行的，但是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鱼在水里看不见水，或许同时还有鸟在笼子里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包含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对于文学史的研究而言，这种审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忽略的恰恰是曾经在“文学”这个范畴之下聚合起来的广大的历史内涵与情感能量；而对于当下文学批评而言，却意味着否定了重新复活文学力量的可能性。在这里，或许同样需要的是一种“既内且外”的视野：如何可以在一种更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文学的位置？

在我的理解中，那种专业主义的、纯粹审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仅仅是一种“内部”行为。它把文学批评变成一种趣味（及其同好者）的自我欣赏，并且无法看见这种批评行为是如何受到学院体制、主流知识体制的制度性保障的。因此，首先需要一种“跨出”文学的社会性视野。比如说需要去了解在90年代以来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情况，如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是因为这些学科取代了文学的中心位置因而值得关注，而是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及其想象方式，正是由这些学科的知识所提供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80年代文学其实是一种“总体性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包含着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它的背后是与“现代化”相关的社会科学的新观念，但是这种新观念是通过文学这个媒介来传播和推进的，而文学批评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90年代以后，专业化的结果，文学与批评不仅丧失了中心位置，也丧失了总体视野。因此，需要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实践，尤其要了解社会科学的基本叙事，以及背后的社会构想。不过，强调文学研究者应该具有跨学科视野，并不是把别的领域或学科的东西搬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里来，然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而是希望由此获得一种包括文学在内的总体社会视野。当然，这是一个还需要深入辨析的问题，而且强调文学具有“总体性”视野也并不是重申那种“文学中心论”的老调。我只是说，在这种总体格局中理解“时代”与文学的关系，重新思考和定位文学批评的位置，寻找文学的、有限的、但却是有生命力和介入力的批评实践方式，才是可能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也许需要重新理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形态。文学在想象、构想、扩散一种理想观念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它可以转化人心，变成一种可见的社会力量，因为它作用于人的情感、感性、乃至无意识。即便在所谓“全媒”时代，文学也仍旧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网络文学的兴盛、影视与文学的互动，甚至整个文化工业中叙事能力的匮乏等，都从不同层面表明文学仍在某种意义上构成这个时代“想象力”的基本源泉之一。不过，文学的这种能量常常不是“自明”的，而始终处在与文学批评的紧密也紧张的互动关系中。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对文学的命名、阐释，也是一种再创造，或与文学创作居于同一水平的“创作”。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曾讲过一个关于文学的寓言：

“我们知道狮子强于驯狮者，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一点。文学的死亡也许有助于狮子的觉醒——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特里·伊格尔顿            

我认为他用“驯狮者”和“狮子”来比喻批评者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相当准确而又充满着感召力的理解方式。他所谈论的“文学的死亡”，指的是对一种审美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可以说，这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存在的。在今天讨论文学批评与时代的关系，也就是讨论一种重新复活文学力量的可能性。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在于，作为“驯狮者”，你可能具有怎样的历史批判的能力、理解社会的能力和想象一种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原文刊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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