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谢俊：匿名的大众：《匿名》和王安忆的后上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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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混凝土，金属，橡胶，玻璃钢，石化工业，纳米技术形成的新上海已经沉入水底，王安忆却到了上海的母胎：林窟，一个“人众聚集的地方”。

王安忆对启蒙/匿名的哲学问题有着明确的考虑，结合她近些年愈来愈强烈地对抽象的、大都市的、资本化的上海的批判，这里“他”身上的这种“收拾”的癖好就明显获得了一个隐喻意义：指向技术抽象时代的工具理性。

感谢作者谢俊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匿名的大众：

《匿名》和王安忆的

后上海时代

谢俊

王安忆的新作《匿名》写了一桩绑架案，一个六十多岁的上海老白领“他”被一桩误会的绑架拉拽出上海，“他”被放在深山“林窟”里自身自灭，却又因大火流落到边缘集镇九丈的福利院，并步步向上海归去，却最终在回归上海的前夜落水而亡。

应如何去理解这个奇特的、充满哲学气味的故事呢？我们可以怎样解释它的寓言意味？——这到底是一个可怜的、还是欢乐的故事？

面对这一大串的好奇因子，我的办法是先抓住“绑架案”这个叙事契机，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小说最根本的形态就是讲述故事，而“绑架案”正是叙事组织的“线头”。现在，当我们从这样一种技术角度出发，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看似陌生的小说在形式上其实是典型的王安忆式的：我们知道这已不是王安忆第一次写绑架故事了。

王安忆2003年的小说《姊妹行》里就写了一次绑架女孩子的事件，绑架本身不是叙述重点，虽然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王安忆将两个女孩子的大意，路途中隐伏的危险，以及落入圈套的悲恸写得风生水起，但这一部分是以一种后设的、大错已经铸成的叙事语调（时间）来叙述的，小说内部真正时间的开始是主人公分田痛定思痛的时刻，从这个时刻起分田的视角铺展并主导了叙事，这个小女孩开始在人世间顽强生长：分田从大山里逃脱，回乡后却遭乡人歧视、未婚夫抛弃，她又如何争取，失败而再争取，最后竟单枪匹马救回了同被拐卖的小姊妹——所以尽管一开始是被迫的，这个小说依然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是一个由绑架而使脆弱个体获得顽强生长的小说。而到了2005年，王安忆的一个短长篇《遍地枭雄》则是写一个上海出租车司机的被绑架，这个司机尚是一个羸弱的、未经世事的大男孩，本来也是“成长”的胚子，但王安忆笔下的男生总是过于温顺怯弱，于是小说只好成为“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即小说的重点，也是作者的美学激情，在于经营一个未明的空间：这既是对上海的周边世界，苏北、鲁南、浙西、皖东地区的开拓，也是对劫匪所隐匿的江湖世界的开拓——小说的男主人公陈燕来也是在作品的三分之一处发现自己，他改名为毛豆，成了三位劫匪大王的跟随者，正如王德威概括的，在这个对抗上海资本的法外匿名之地，毛豆面对了“生命粗粝的本质”，学得了“人间的凶险世故”，并找到了“同车一命，相濡以沫”，甚至“生死与共”的浪漫情怀。绑架于是成了创世的契机，“遍地枭雄”意味着重新生长出一个“匿名”的江湖世界。

王安忆《富萍》、

《姊妹行》

以这两个绑架故事为铺垫，我们大致可以理解绑架或出走（比如在《富萍》中的“出走”）——强行让主人公在现在世界里匿名消失，从而引导读者追踪另一个世界——在王安忆作品中的叙事功能：即提供主体重新生长和小说时空拓展的契机。王安忆的很大一部分中长篇作品都会设置时空更替，比如从《长恨歌》第一卷到第二卷里的变革，王琦瑶要在第二卷一开始处重新做人；再如《启蒙时代》中的1967年的冬天，南昌一代人正是在这个时刻从热烈的造反走向弄堂深处的，但在这两个作品是时间本身（新中国的成立、文革初期造反运动的衰退）提供了时空转换的契机，而在《富萍》、《姊妹行》、《遍地枭雄》这样的作品里，则需要主人公自己出走或被强迫带走来完成这个世界转变。于是我们若从这样一种叙事眼光来分析，《匿名》的叙事结构就是相当清晰的了，前三分之一是“失踪”或“匿名”，也是逃离上海，而小说的重点是“匿名”以后，这涉及新的世界显现和新的主体成长两个方面，在我看来，这个作品是在总结和强化王安忆在《长恨歌》以后或者从《富萍》开始的创作倾向，也可以说是王安忆对自己的“后上海时代”的一个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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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那么，小说中的“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隐匿或被隐匿？或者，“他”的原罪是什么？

这个“他”是个上海老男人，退休以后在一家四五个人的小公司里给人当文秘，谨小慎微。熟悉王安忆创作的读者都大致了解，王安忆对这样的男性角色总是批评的，比如《桃之夭夭》中有着类似性格的何伟明就是用来对比充满活力的女主人公郁晓秋的。不过在《匿名》里，王安忆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将这个形象做了一个更加寓言化的提炼，小说里“他”的妻子回忆起他和她第一次约会的如下情境：

他将这些吃食的纸袋重新包紧包齐，已经占去一半的容量。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女用皮包，惊讶它的小却有着更多的贴袋，不是很适合分门别类吗？还有，这些女孩子的零碎使他又好奇，又有些狐疑，不知道如何归类。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基本将它们放对地方了。小圆镜、折叠梳子、几个发卡和一条手帕，放在外贴袋；几张歌片，多是电影插曲，印着明星的头像，叠成一沓，又找到一根牛皮筋，套起来，和吃食放在一起，因都带有生活的奢侈品的意思。至于看过的电影票、废旧车票、糖纸、一个桃板核，就一一清除出去。

这是“他”给妻子留下的最深刻也几乎是唯一的印象：“他”爱收拾。面对一个杂乱的女性的物质世界，“他”表现出如此顽固的归纳、清理、分门别类的欲望，结果是恋人的皮夹变得干净整洁了，每一样东西都被方便取用，却把一些“他”所认为的冗余物——废旧电影票、车票、糖纸、桃板核——给清理出去了。熟悉女性主义理论的评论者会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冗余的物质对女性书写的关键意义，而就王安忆这个对推理小说有着强烈兴趣的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这些冗余物则往往暗含着她的小说事件发生的端倪，而生活也总是在此处绽开。我们知道在《姊妹行》里，两个女孩子一生的大错就是对一张车票上“徐州东”和“徐州”之间差异的忽视；而在另一个中篇小说《逐鹿中原》里，一张糖纸透露出了一段摧毁安稳生活的婚外恋事件的最初端倪。实际上，若从美学和本体论的角度看，“他”的这个分门别类的癖好，正是现实主义美学最为犹疑含混的地方，现实主义是建构秩序还是去发觉秩序下所隐匿的不可见之物？在欧陆现实主义向自然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名的秩序能否成功地给越来越驳杂、越来越混乱的下层世界分门归类、规定意义成为了最关键的美学两难；而在对于启蒙的反省式思考中，比如霍德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思考，也是以理性对物的世界的这种命名暴力为起点的。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启蒙辩证法》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本书正是通过对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描述，试图着揭示这一主题。

王安忆将这个小说取名为《匿名》，而在之前刚写了长篇《启蒙时代》，可见她对启蒙/匿名的哲学问题有着明确的考虑，结合她近些年愈来愈强烈地对抽象的、大都市的、资本化的上海的批判，这里“他”身上的这种“收拾”的癖好就明显获得了一个隐喻意义：即指向技术抽象时代的工具理性，关于后者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技术的思考》中明确提出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最根本结果：

任何地方、任何东西都站在一边时刻准备着，都被放在手边，实际上就是那么站在那里等待着秩序的召唤。

这样的物，海德格尔命名为“准备物”(standing-reserve)，这样的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种有用性的物（小圆镜、折叠梳子、发卡、手帕、歌片、牛皮筋、吃食），它是完全在这个秩序里敞开的、被规定的，成为了不可隐匿之物（unconcealment），也就是失去了自己作为物的隐秘的那部分；而这同一个过程中，一些无用的、或者不能被归类的物就视作垃圾（看过的电影票、废旧车票、糖纸、桃板核）、被清除掉了。而对于海德格尔也是对于王安忆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人自身也成为了这种“准备物”或“垃圾”——“他”只为雇佣“他”的公司作为填报表的文秘而存在，或者只为“他”的外孙作为接送的工具而存在，于是“他”是这样的没有生气的人，他对整个秩序生成的过程（ordering）从不自知，“他”既不是真正的主体，也未曾真正接触世界，这当然就隐藏了严重的危机：“他”做文秘经手很多材料，却对公司和老板的种种欺诈行为一无所知，最后就成为了替罪羔羊。王安忆让她的人物用一个沪语——“木知木觉”来概括他。木知木觉就是迟钝、没有对真实世界的知觉。王安忆在一篇访谈里谈到，上海人最让她不喜欢的地方就是这种将自我工具化的理性：“一个好的公民就是颗螺丝钉，在你的位置上老老实实的。上海人就是这样，当然，同时他也就缺少一点浪漫的气质。”王安忆在她的女性主人公上挥洒的浪漫气质不是指那些空蹈的、虚幻的精神气质，而是指一种让自己的生命在世界里留下痕迹、挣扎奋斗、孤注一掷的赌徒气质，我后面会谈到，这是一种从个体内部爆发的、作为一个独特单体（singularity）的生长力量。然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他”还是一个不可隐匿之物，在上海，他作为做文案的文秘和带外孙的外公两个工具角色存在，所以就难怪在“他”失踪后，当“他”的公司消失，“他”妻女决定将他忘记，注销他的户口，“他”也就干干净净地从上海这个世界匿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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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他”在这个城市里的匿名仅仅是“他”在另一个世界成长的开始，王安忆显然要给她的主人公第二次机会，重新生长，于是“他”在劫匪的江湖世界里被指认为“吴宝宝”，在林窟成了一个野蛮人，在九丈老街他被叫做“老新”。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对这些世界是不陌生的，比如在《遍地枭雄》里王安忆就已经写了江湖，在《上种红菱下种藕》里王安忆已经写了破烂朽败的老街；王安忆虽然没有写过林窟这种山坳坳，却写了一种弯弯曲曲的断头河，也就是“上种红菱下种藕”的溇。只是在这个作品里，王安忆显然把这些空间朝着更加自然化的角度推进，而且试图在哲学上反思这些空间在本体论上的意味，这里的本体论我指的是，当王安忆在不断尝试写作这样的世界的时候，她认为世界应当是如何的？而这些世界与上海的世界，与王安忆笔下的弄堂又保留着怎样的美学和政治关联呢？

事实上在小说的最末尾，王安忆已经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给出了暗示：“老新”在即将回到上海的关头忽然落水，按情节推断应该是死去了，在他死的最后一眼里，他既看到了他从小生长的环线之内的上海，也看到了他第二次重生的“林窟”: 

他浮上来些，视野扩大，鸟瞰水底，山岩起伏，多么起伏，多么眼熟！他去过，不只是去过，而且，唇齿相依。是林窟，不只一处，这也是林窟，那也是林窟，原来凡是山坳坳，都是林窟。石头裥缝里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可是再小也有人手的劳作，精巧得很，就像微雕技术里的套球。他几乎可看见电车环线的雏形，电车环线就是从林窟里派生出来，他是林窟里飞出的鸟，这只鸟，水陆两栖。现在，从水天之间，飘游过去。

在小说前文已经交代，电车环线指代着尚未扩建成现代化都市的上海，这是“老新”的幼年时期的上海，而这个环线的上海在“老新”眼里是“自然”的世界。王安忆这么写，当然表达了她怀旧的情绪，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对上海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必然性的世界被混凝土，金属，橡胶，玻璃钢，石化工业，奈米技术加固，加密，封闭，偶然性几乎没法露头”的新上海的对立面，有着乌托邦的意义。这个电车环线是林窟派生出来的，那么林窟是什么呢？在小说里是这个林窟是劫匪“哑巴”和低能儿“二点”这两个最贴近自然的匿名人物的家乡，也是“他”被哑巴带去重新成长的母胎；然而在这个作品外部，王安忆还有另一个叫《林窟》的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在一次关于《匿名》的访谈中，她更明确地提到现实中的林窟是触发她写作这整个作品的美学契机，这就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美学空间了。王安忆谈到这是她寻访她母亲年轻时曾经战斗过的浙西雁荡山区的一个经历，在母亲的日记本上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山村“林窟”，但当王安忆再次寻访的时候，这个山村已经消失，自然重新将它覆盖，但它却依然隐匿着人类劳作的痕迹。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自然和人类的紧密接合让王安忆感到一种积极澎湃的美学力量。这样的接合是人类在生存的艰辛阶段对自然的直接拟态，有着一种蛮荒和粗鄙的气息，也是一种劳动者的生产力量的表达。我们在《富萍》里看到的梅家桥的棚户区就是类似的空间，那片依水而建的土胚茅顶的泥屋虽然肮脏破乱，却有着最为生动的人间形态。而在《上种红菱下种藕》里，王安忆又一次写到：

看起来毫无来由，其实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添，改建，加固。如同所有的水乡小镇，因有着太多微妙的弯度和犄角，很不好处理。但是，它忠诚而务实地循着劳动、生机的原则，利用着每一点先天的地理资源……无数个断头河，也就是溇，那就“上种红菱下种藕”。

《上种红菱下种藕》各版本

我们看到了“弯度和犄角”，“劳动、生机的原则”，“一点一点”这样一种度量方式；这和上面一段引文里的“山岩起伏”、“唇齿相依”，“人手的劳作”，“石头裥缝里小得不能再小”这些描述有着非常一致的对应。这里，我想可以概括为一种“弧线”的世界，德勒兹对弧线（curve）有过非常重要的阐发，而王安忆自己也说，“自然里充满弧线，万物以弧线构成” ，弧线于是意味着一种和自然更贴近的形态，更微小的变化力量，以及在变化中所付出的更具体的劳作，最终则是一种“偶然性”地改变世界的希望；这就和夜上海都市的光的“直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簇簇新的城市，光鲜得要命，由各种几何体分割空间，边缘都是光滑不起毛的，这就加强了光的锐度”，在这样的光的直射中，个体总是无能为力、无处隐匿。在王安忆近年来的作品里，她越来越多地批判直线性的光和都市，因为它象征着一种秩序的暴力和权力，却对弧线所构成的微妙的劳作世界充满美学激情，因为这是细民的人间。所以这个“弧线”世界事实上并不和王安忆之前作品里的弄堂矛盾，弄堂是从林窟里派生出来的，王安忆的弄堂不正是那些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生计吗？张旭东、王斑在他们讨论《长恨歌》的文章里就已经对弄堂的这种自然状态做过很好的阐释了，比如在王斑看来，弄堂里的自然人生其实是卢卡奇式的第二自然下的未被充分物化/理性化的基石，是交换价值不能完全克服的褶皱。这些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批评家实际上是较早地在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上海的书写里捕捉到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差异可能，这种可能建基于王安忆对唯物世界的忠诚，也建基于王安忆对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人手的劳作创造生活世界的平民主义理想。我们看到，相比于海德格尔批判的万事万物都成为“准备物”的现代工具理性世界，王安忆强调的是一种占据每一段“自然生活”的理想，——在这里“自然”意味着一种他者的、不能被理性轻易穿透的存在力量，而理性也只有在于自然存在处于“拟态”的理想状态时才是阿多诺和霍德海默所分析的最珍贵的理性，人的力量在此时还是小心翼翼，遵循着自然和人世的限度去实现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和占有当然伴随着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但这时的争斗是新鲜的，具体的，真实的，不是在一个同质化的时空里可能遭遇到的抽象暴力（资本、法则等等）。每一个细民都应该被赋予奋斗的正义，而他们只有在匿名的弧线世界里才能找到反抗秩序和资本的缝隙，不然的话，正如章太炎在一百多年前就谈到的，他们就只能像蒌蒿一样，在灼灼的光辉里枯萎、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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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

所以，如果说在海德格尔所批判的现代技术所统治的世界中，一切地方一切个人都成了“准备物”，和小说开头的“他”一样，成为秩序和全球资本机器的一个螺丝钉，那么，只有在王安忆试图呈现的那个匿名的、弧线的世界里，直线所规定的秩序才有可能被动摇，那些犄角旮旯里人生才会有展现自己的内在活力的契机，获得一种侥幸的希望。

那么怎样的主体在这样的弧度的世界里生长呢？我们发现王安忆在小说里不仅让“他”成长为“老新”，而且实际上是创作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匿名人物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江湖里的绑匪强盗，哑巴、麻和尚、敦睦；九丈养老院里的苦命人，老新、瘫子、老头儿、女人、小先心（一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孩），以及县城的福利院的吴宝宝（“他”的另外一个化名），新鹏飞（福利院为一个白化病少年取的名字），裂唇的孩子，脑瘫的人，护工等等；此外还有一群山民，在山区放牛养鸭的男人，他的女人，他的傻子弟弟“二点”，小山村的野骨留下的最后一户人，林窟里的人，瞎窟里的人。我们发现了如此一个和浙西山区的自然生态唇齿相依的人间世界，但是他们都是匿名的，因为从秩序或资本的角度看，这个群体是不被注册的，他们或者在“法外”，或者被认为是流民、社会负担，总之，是垃圾；但是在安东尼奥·奈格尔（Antonio Negri）与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大众》一书里，两位作者把那些穷苦人，移民，脱离了土地的游民，小偷，妓女等等都叫做“大众（multitude）”。这两位作者指出，这样一个群体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以前概念上的“人民”，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作为单体（singularity）而在世界上挣扎、奋斗的，他们在集体性的混杂中联合，这并没有淹没他们独特的单体性，包括他们各自的想象（imagination）、欲望（desire）和力量（power）。

左：哈特；右：奈格里

奈格尔和哈特这两位作家在写作《帝国》和《大众》这两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具体展开这种思想的哲学来源，这使得他们对“大众”这个概念的阐发总给人过于理想主义的意味。这里我想有必要略谈一下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德勒兹（Gilles Deleuze）、奈格尔、巴里巴尔( Etienne Balibar)、马舍雷（Pierre Macherey）等人那里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唯物主义传统，即斯宾诺莎的激进启蒙传统。斯宾诺莎给启蒙理性带来的重要贡献是强调 “自性（conatus）”，即万物为保持自己的存有的努力和倾向。当代理论家之所以认为斯宾诺莎神学是一种野蛮的唯物主义，是因为斯宾诺莎既反对基督教神学，也反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理性主义。

在传统的神学世界里，光是来自外部的，万物在上帝面前处于下位，是被创生物；整个笛卡尔主义的启蒙理性传统实际上是继承了这种神学上位论的，即普遍对于具体的上位，理性对于情感的上位，理念对于物质的上位，当然也包括竹内好揭露出来的西洋对于东洋的上位。但在斯宾诺莎那里神性和个体物的单体性（singularity，也就是物的具体存在状态）是同一的，神的普遍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万物共同生长的平等空间，但是每个自然物（也包括人）在欲望、想象、行动、生产上都具有一种绝对的主动地位，或者说正是在一个个个体的行动和生产中，在他们的欲望和想象里，一种普遍的正义价值才获得了实现。这就是万物生长的权力和力量，每个个体的力量从外面看当然是受困于具体环境的，他和其他的单体或单体的联合由此形成复杂的牵扯关系，这就是历史的有限性——这个单体要行动，就是在这种有限性里行动，他必须在这个网络的缝隙里行动和生产；但同时这种力量若从万物的内面看则是绝对的、不可限定的，这就是一种来自“自性”的正义，以“自性”为底子，那些制约性的历史限度成为了他行动的力量源泉，他可以借力打力，寻找缝隙，单体于是也可以由此联合成大众，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王安忆当然不会用她的文学作品去图解理论，但是这种理论提供了我们认识生活和大众的新视角，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王安忆所书写的人间世界。事实上，“自性”这个想法也并非一定要套用西方哲学传统，比如我们在《匿名》里可以读到庄子的齐物思想，佛教的求真向俗（真如）的思想。从中国近现代思想传统来看，章太炎通过对齐物论的重新解释，强调一名一物的激进启蒙理想，已经为中国现代的启蒙和革命奠定了现代唯物主义的基础，比如说我们想到鲁迅的“人各朕己”、“内耀”的说法，再比如毛泽东“万物霜天竞自由”的思想，这在毛泽东早年的《伦理学笔记》里有非常清楚的表述。这里没有空间来展开讨论，我想说明的是，中国现代的革命历史之所以对大众、对底层世界如此看重，是有着一个重要的激进唯物主义传统作为基底的。这种唯物思想简单而言就是万物，包括各种人，都可以由自己点亮自己，正如王安忆在《陈映真在<人间>》这篇文章里写到的：

所以，“人间灯火”并不是从外照耀，而是升华在内里，让敛气静息的人生响起亮色。

熟悉王安忆的读者如果去读《陈映真在<人间>》这个文章，恐怕会诧异地发现王安忆讲述的《人间》杂志所刊登的故事和王安忆自己讲述的故事有着如此密切的呼应。比如第十二期介绍城乡结合部，写到“在媒体和传闻中已成流氓、色情、犯罪的群落，而这里，却展现给人们三重另一番面目：勤劳，自信，有爱，尊严”，这让我想到《富萍》中的梅家桥；比如十三期写到被叫做“哑巴农场”，“矮狗庄”，“丑人庄”的地方的蒸腾的生活，这就和《匿名》最后写白化病少年幼时生活的白化病山坳“瞎窟”有着很呼应的地方。在美学上，王安忆的人间和陈映真的《人间》是不同的，但是就“自性、内耀”或“自己点亮自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从同一个起点出发书写人间的。

王安忆与陈映真

以上我对“大众”做了比较抽象的理论阐述，但在我看来这和王安忆在《匿名》这个作品想做的工作并不远，从《启蒙时代》开始，王安忆就很明确针对抽象理性，或资本主义的抽象现代性展开批评，她很近的一个小说《闪灵》就是在用一种文学语言讨论“光”的问题，而另一个短篇《游戏棒》则是从积极一面强调个体的赌徒般的投掷力量，在《匿名》这个作品里，王安忆对她以前写过的弄堂、溇、江湖、老街等空间做了一次较彻底的本体论反思，彻底是因为她让人物完全投入自然的弧度世界，因而也就避免了工具理性惯性或理性的抽象力量（无论是革命的激情还是商品拜物、金钱）的诱惑和压迫，在这个意义上，“他”在林窟和九丈、县城的生长过程正是一个只在文学中可能的、乌托邦的本体成长原型，这是在小说世界里畅想一种理想的人生，我想最终总结这个成长的两个步骤：单体的生长和大众的联合。

“他”在林窟的第一次生长处理的是单体生长时如何“占有”自然的问题，这在哲学意味着在当今世界主导的生产模式和个体性——资本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之外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和个人性。鲁滨逊是洛克式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原型形象，鲁滨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个人，这种理性是上帝给定的，这是他的先天决定的自我，而在洛克的理论中，这种自我通过劳动实现了对自然的占有，并在同一个过程中实现了主体意义。也就是说我种田，我生产出物质财富，我在财富里看到了自我的意义，这里的关键是通过财富（金钱）这种抽象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的不断发展中，资本或财富成为了个体生存或世界运转的终极意义，这就是鲁滨逊的理想。但是巴里巴尔想问的是，劳动和占有难道不应该更和身体的自然需要相关吗？我们发现，在林窟里，“他”却是一个丧失理性的人，王安忆明确地说，这就是丧失抽象的能力，于是只能用“肢体进行思考、解析、记忆”，他的第一个肢体感受是“冷”，他做出直接性的反应——找到棉布，搬运柜子作为睡榻，用茅草编制席子，这是一种具体性的自然占有行为，这种行为带来了直接愉悦——这个没有理性的失心人可以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愉悦：他可以抵御寒冷了，而且在他将茅草劈成草丝，再将草丝一段一段地编成一张席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人的力量的愉悦；这是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的愉悦，这种劳动不必将自我异化，不用财富作为评价主体的标准，而恰恰主体是诞生在这个生产行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而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单体性个体的下一步行动，即形成一个人间的伦理社会也已经做好了铺展开来的准备，因为他的单体性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和他人交流的，而是作为行动的个体和社群的其他个体交流的，这样个体和社群集体就是一种构成性的、生产性的关系，这就涉及到“劳新”在九丈养老院和新苑福利院的成长了。

九丈养老院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群，因为所有成员都没有财产，也就杜绝了财富抽象、发展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可能。养老院里是一个瘫子，一个疯癫的老头子，一个换严重心脏病的小天心，“失心人”老新和一个粗鄙的护工：但是他们靠一月几斗米的救济，以分工合作的方式维持着生存，并且不乏快乐。这几乎是一个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社群了，但是显然在王安忆的叙事里，这样一个群体不会仅仅是受怜悯的对象，果然他们有决心有行动，他们要给小天心治病，可是这几十万的医疗费如何可能呢？但关键是“失心人”老新不会理性规划，也就不会理性否定，他感觉到心痛，就直接产生行动，这和他在林窟感觉到寒冷就去搜寻棉布如出一辙。另外一个条件是，九丈老街同林窟一样是以弧线的方式结合的，老街除了这个由尼姑庵改成的不伦不类的养老院，还有只有两个编制的派出所，一家乱七八糟的私人医院，卖春的发廊，服装店，由绰号敦睦的人掌管的黑社会……。养老院接合在这样一个几乎匿名的空间里的，但人与人之间因此有了奇妙的、亲切的结点，老新认识最初接管他的派出所所长，所长也无法，却给孩子去医院打吊针，医院院长也无法，但所长又认识了敦睦，敦睦神通广大，知道有个国家性的救助项目，于是就有了缝隙，可是如何能被选中？这时敦睦说“死马当做活马医”，这就体现了王安忆笔下的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则了——一针一线地编制和经营生命。小说里敦睦只能送一老一小到县城，于是又有了县城新苑福利院的一众人等，这里，民间的一个宏大事业是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展开的，何其艰辛，可是保留着因偶然或侥幸带来的喜悦，因为这个弧度的社会是充满可能的，而且在匿名的大众世界里，每个单体都充满活力，通过力量的集合和协商，他们最终让这个“小天心”进入了国家救助体系，也有了“名”，这个结果从匿名的细民世界来看，简直就是一粒芥子创造了一整个世界，一个小孩子的一整个新世界。所以这个作品就成了一个关于众生的创世纪。

王安忆在小说中解释林窟时说，“窟”是“人众聚集的地方”，鹏飞说这里“万籁俱响”，老新却说这里“万籁俱寂”。这是在用庄禅的想法来阐释匿名的乌托邦。万籁俱响是说万物的齐物平等，众生喧哗，在一个嘈杂的世界里各行其是，奔放生命的能量。“万籁俱寂”则是“和音为空”，是说这种一针一线编织成的人间如何达到一个美好的大众乌托邦。这样的思想自然是万物都是秩序的“准备物”的现代技术世界的反面，王安忆当然在这里书写乌托邦!上文已经提到，当混凝土，金属，橡胶，玻璃钢，石化工业，纳米技术形成的新上海已经沉入水底，老新却看到了上海的母胎：林窟。而王安忆在全书的最末一段给出一幕一群打工的惠安女骑摩托前行的宏伟画面，浩浩荡荡，生机勃勃，又一次释放了对移民和大众的乌托邦情绪。正是这些从穷乡僻壤的草莽里走出的人在创造着这个世界，而王安忆的小说在她的上海之后会是怎样的世界呢？是移民？是大众？还是熙熙攘攘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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