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韩少功：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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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科技一直在改变文学以及文化的生态：通讯技术缩短了时空的距离，互联网等新科技减少了学习知识的成本，人工智能取代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基因技术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这些变化有的已经发生，有的愈演愈烈。韩少功在北大的这次演讲，从空间的、知识的、民生的、价值的等四个方面分析科技对人类的影响，人文学科如何在新科技面前承继人文精神，是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是遭遇精神危机还是重建价值？需要我们不断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感谢韩少功老师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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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邵燕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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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我在北大做了一个评刊论坛，带着一帮学生逐年评点最重要的、有创新性的代表作。那一年，我们选的年度作家就是韩少功老师。为什么？因为他那一年他发了四篇小说，每一篇都在不同向度有形式的创新。

评刊工作做了六年，后来不做了。说得白一点，我带不动学生了。80后、85后的学生进来了，迫于学院体制的压力跟着我读，但知识背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非常切近地感觉到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我就开始跟他们混在一起，做他们喜欢的东西，刚开始是网络文学，后来是动漫，现在也开游戏课。就像当年您写《马桥词典》一样，一开始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下课请他们吃饭，让他们“现在说你们自己的话吧”。结果那一顿饭我完全听不懂，不管是他们讲的内容，还是他们用的黑话，我全听不懂。

就像您当年做《马桥词典》，后来经过我们五、六年的努力，做成了现在给您看的《破壁书》，就是从亚文化、二次元粉丝文化的各个部落各整理了一套黑话，做成了一部词典。我们有一个最自然的参照、致敬的对象，就是韩老师1996年出版的《马桥词典》，它是寻根文学十年之后的硕果。

这算是第二次跟韩老师无意间相逢。没想到，我们这个学期正在做一个研究，本来是关于网络文学抄袭，后来我们发现了背后的软件写作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此前研究的关于网络文学与整个二次元文化的数据库写作、人工智能、VR又深切地相连。正当觉得阻力很大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您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韩老师又一次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又碰到一起了。机缘巧合，我赶紧就抓住机会，把韩老师劫持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刚才都是闲话，下面就请韩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他最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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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我是来求教的。刚才邵老师讲的那一篇文章，暂定《读书》杂志第五期发表，已提前给一些同学传阅了。（邵：都给了。）那么我今天就不再重复，而是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把人工智能稍微扩大到高科技，看一看高科技时代里文学的处境与可能，看一看文学的主体和客体都可能发生哪些变化。我想至少得注意三点：

一、科技一直在改变文学以及文化的生态

科技与文学其实关系十分密切。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纸张的发明。很多人曾说中国以前没有史诗，事实上，藏族有《格萨尔王》、蒙族有《江格尔》、苗族有《亚鲁王》《开天辟地》，都是长篇史诗。汉族好像确实没有史诗，钱穆先生的解释是，原因是纸张发明早。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西汉纸远在蔡伦之前几百年就出现了，就使用了，因为方便书写，不必依赖口传的方式，因此《史记》《汉书》等就成了汉族的史诗。欧洲当然不一样，直到13世纪以前主要是用牛皮纸，既昂贵又笨重，所以他们古代的文学，从史诗到悲剧，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书写是他们的短板。亚里士多德谈poetry有六个标准，台词、情节、人物、主题、场景、声调——完全是一种“剧”的概念，是叙事性的说唱作品，与我们说的“诗”相差较远。总之，欧洲与中国在文学体裁、继而在文学传统方面有明显区别，背后看不见的推手就是纸张。

再举一个艺术上的例子：绘画。工业时代以前，欧洲的画种主要有二，一是肖像画，二是风景画——当然还有一些宣传宗教的壁画。出现巨大的改变，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特别是视觉领域里照相机的出现，让风景画、肖像画几乎突然就变得多余。后来出现塞尚的印象派、马蒂斯、毕加索等人的超现实主义，都是弱化纪实功能，用中国人的说法，是从“写实”转向“写意”。俄国、中国后来的油画风格潮流大变，比欧洲晚了一、两拍，但也是不得不变，我们现在去中央美院看，很多大一学生也不做素描了。当然，喜欢纪实的、工笔的，就像文学中就喜欢格律诗的，还会有，还可能出现天才，但从总的潮流来看，照相机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推手，最终逼得绘画艺术的生态体系大为改观。

由此看来，文科生切不可以为科技与自己没关系。

  二，新科技正在改变什么？

我不是科技方面的专家，仅仅是与大家做一点杂感式交流，谈一些现象。有一位记者说我善于“前瞻”。哪有什么“前瞻”呢？都是当下已经发生的事。

比如说空间。通讯技术对我们的时空感觉改变最大。我们经常不知道邻居是谁，甚至连亲人都疏远，但地球那一方的某个人可能从早到晚都在与我密集联系，“天涯”与“比邻”在普遍交换位置。以前的文化差异经常是由地缘因素决定，什么南方/北方，亚洲/欧洲，等等。但现在地缘差异越来越小，倒是时间差异、代际差异越来越多。就像刚才邵老师一直在强调85后、90后——哪怕相差几年，都可能造成语言上不相通。网上一个80后在一堆90后里插话，90后可能会说，骨灰级的，一边去。学术体制好像没跟上这种变化。社科院有英国研究所、美国研究所、阿拉伯研究……有没有80年代研究所、90年代研究所、95后研究所？

超地缘、超代际的差异也在虚拟空间生成和加剧，暂时叫“网群差异”吧。一方面，是互联网促进全球化，不光中国的孩子追韩剧、美剧，好多国外人也在追中国的网络小说。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催生“逆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比如以前很多国人移居海外后，特别想融入当地主流文化，学外语、交外国朋友、建立当地人脉，好发展自己的事业。倒是现在有了微信，成天活在同胞、老乡的圈子里。我有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亲戚，现在每天发十几条湖南的消息，比我还像湖南人。很多海外华人的圈子越来越封闭，完全成了在海外的飞地型和孤岛型的文化群落。据说西方的很多中东、中亚难民也有这种情况，通过社交软件，天天讨论《古兰经》，把欧美的基督徒们给急死。西方曾经大为自信的文化同化能力，曾经美好的全球化愿景，突然被微信这种东西大打了折扣。

再说说知识。互联网等新工具使我们学习越来越方便，知识越来越多，据说将来可用纳米材料做成超微芯片，直接植入人体，省去我们的潜心苦读，省去所有的学校。但也并不全是好消息。比如我们很多知识都是来自屏幕，很多人是屏幕面前长大的一代，脱离社会、脱离实践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中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可以开始工作。现在呢，从幼儿班开始，三十多岁还是博士后，几乎半辈子在校园里。我在哈佛大学还见过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博士生在那里混。不是说实践产生知识和激活知识吗？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尝一口梨子。但是现在“梨子的滋味”都产生于书本和屏幕，用100本书产生第101本书，从1000G文件产生第1001G文件，“知道分子”满天下。知识的碎片化、复制化让人担忧。有一个中国作家写了一部小说，说的是女大学生晚上卖身。其实这故事来自小报上一篇来自日本的报道。凑巧的是，小说发表两、三年后，一个日本学者又根据这个小说，写了一篇论文，进而研究整个亚洲的什么什么……一个二手变三手、三手变四手的知识旅行就这样形成了，知识的不断镜像复制就这样形成了。记者、作家、学者在这一过程中都各得其利，但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反而伏下了某种风险？

我以前还只是担心文科太脱离社会和实践，以为理工科毕竟有实验，有实习，比文科要好。但我有位年轻人从美国回来告诉我，眼下很多理工科的实验们也掺水了。以前是用很“原始”的方法做实验，比如手工操作量杯、试管、试剂，虽有点危险性，但化学实验的体会很深刻，入心入脑。现在呢，大多用模块化的、半成品、甚至半智能化的工具来做实验，就像用傻瓜照相机来学摄影，安是安全了，顺是顺利了，摄影到底学得怎么样呢？对光圈、速度、聚焦等技术要点领会得如何？恐怕是有疑问的。

《失控》

人工智能

再来谈谈民生。最近很多媒体和专家在热议人工智能。凯文·凯利最近有三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一本叫《out of control（失控）》。他是个乐观派，说像维基百科这种东西，大家参与编写都不要钱，使用也不付费，这叫“数字化的社会主义”，好像个个都是活雷锋。马云还说：现在有了大数据，搞计划经济毫无问题。不过知其一，还得知其二。机器曾经替代我们的体力，现在开始替代我们的智力。好事吗？好事，大家更有闲工夫爽一把了？生产效率还会突飞猛进？但由此而来的就业问题可能就比较难办。特朗普在美国上台，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美国人创造更多就业。当年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生就可以当上中产阶级，赚很多的钱。全球化之后，那种好日子慢慢不见了。很多工作机会流失国外，被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抢走了。其实专家们说，特朗普更大的克星是人工智能。即便这些工作机会今后能回到美国，也不会落到那些高中毕业生手上。郭台铭说，他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几十万工人，五年之内要裁减掉90%，他的富士康将变成“黑灯工厂”。他去美国会不会也使这一招？

我在文章里也提到，2016年底谷歌宣布他们新一代的翻译机出现，减少旧式翻译机的毛病60%以上。今后除了文学翻译比较难搞定，一般的商务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大概都可以搞定，那么外语系的孩子还有多少能就业？中文系也很悬。现在很多报社已经开始用机器人写新闻稿，保险公司、司法机构、社会团体等也开始使用机器人秘书。即便是最低一等的，那些兜底性的再就业岗位，保安、保洁什么的也可能好景不长。有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的软件，完全可以机器化，将不需要那么多保安。保洁可以用扫地机，我女儿家里就有个扫地宝宝，很便宜，没电了它还能自动找插头充电。报纸上有两个数据，一是估计以后99%的人要失业，二是估计失业率在42%以上。但不管哪一个数据，都会让整个社会玩不下去。别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玩不了。你让这些失业者都去干什么？晒太阳、斗地主、跑马拉松？或者都可以白吃白喝？如果那样，干活的人又怎么心理平衡？

最后谈谈价值。基因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一些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可以治了，一些不孕不育的问题可望解决，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说不定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福利，让生活焕然一新。但转基因食品到底是否安全，至今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更重要的，有一个以色列的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一本《未来简史》，在中国都出版了。他是比较悲观的，认为基因技术一旦同市场化原则结合起来，就会造成“生物等级制”。有钱人可以把买来优秀基因，穷光蛋就只能基因低劣，基因优化权掌握在富人手上，很多人一开始就输在娘肚子里。他说，“我们可能正在打造一个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人类简史》

《未来简史》

这件事与文科的尤其意义重大。因为人文人文，文科就是人科，文学就是人学，以尊重人类生命为最重要的价值前提，以人道主义为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所谓真，就是确保人类的认知可靠。所谓善，就是追求人类的利益共享。所谓美，就是提供人类感官的愉悦形式。这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如果基因技术推出各种仿生产品和类人产品，那它们还算不算“人”？如果那些活物不是来自父母，不过是基因公司的产品，五腑六脏、手足四肢都不过是纳米材料、或其它生物材料，那它们还能不能享有“人权”？伤害一个这样的产品，是犯有反人类罪呢，还是同抛弃一台电脑差不多？高规格和低规格不同配置的基因产品，在“人格”上该平等吗？不断的修补和置换，可以让很多产品不“死”，那么“生”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如果无性、无婚、无亲、无伦的活体产品满天下，那么以“爱”与“死”为永恒主题的文学还有何用，还能让人读得懂？……美国一个大发明家库兹韦尔，说2045年前将实现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的完全融合，就是人和机器的完全融合。如果他说对了，赌对了，人类漫长的文科历史——包括你们研究的网络文学，差不多就进入死亡倒计时了。

三，人文精神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按照库兹韦尔的说法，新科技不是在扮演上帝，而是已经成为上帝。问题只是在于，新的上帝是否足够仁慈？我们似乎不知道，很难知道。

也许我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文理互盲，精神危机。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分科太细、太窄，现在很多文科生无视科技，不懂科技，大概是“君子不器”吧，以为只有一口文艺腔才是高大上，用法文或英文谈点诗歌、戏剧才有范儿，才有×格。与此同时，不少理科生特别迷信科技，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其实是用一种对待宗教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在我的文章里，被称为“数理逻辑的一神教”。比如不少专家用医学、生理学来处理社会和精神的问题，说有人不快活，是缺少快乐的基因，说美国人选择当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那也是基因方面的问题，是他们的祖宗就决定了的。这也太扯了吧？经济学家们不懂数理方程，都没法在圈子里混，都没法开口。但特朗普上台，你们用那些个方程测算成功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你们那些数理逻辑的伟大作用上哪儿去了呢？

18世纪以后，所谓“上帝死了”，人文学科兴旺并取而代之。没想到，眼下全球性的宗教、邪教大举回潮，甚至极端主义的原教旨化。和尚道士、神父牧师很吃香，眼下家里稍有几个钱的，都要在墙上挂个金刚经或心经，结交一两个仁波切，似乎信仰问题要重新交给神学来解决。人文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他们的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到哪儿去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精神病的人数正在不断地攀高，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之间就增加了18%，每年造成自杀人口一百多万。一方面是高度物质化，另一方面是重新神学化，这已经构成了人类精神危机的基本面貌。

另一种选择是文理互补、重建价值——也是我觉得正确的选择。我们是人，按照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掌握新科技，是要走科技服务人类的正道。既要警惕物质化，又要防止神学化。既不要迷信科技，又不可拒绝、害怕、远离科技。其实我们作为人，并不需要事事都高科技。比如我吃饭，有一双筷子就行，如果给我一个吃饭的机器，我肯定不高兴。我散步、打拳、跑马拉松，也都很低科技，用不着用高科技武装到牙齿。再说，作为一种精神体，我们价值观的创造和坚守，也不一定非高科技不可。李白用毛笔写诗，我们用电脑来写，就一定写得过他？当然，从总的方面来看，文、理双方总是互相滋养、互相渗透、互相推进的。凯文·凯利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孩子”，需要人类不断给它“灌输价值观”，因为辨识和创造价值观，是人类的长项和优势，恐怕永远无法被机器人所取代。凯文·凯利这种援文入理的态度，是一个有智慧的启示。

启蒙时代以前，人类很多时候靠神学来管理价值观，后来因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现代人文学科成长起来，才以文科取代了神学，即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与此同时，也是得益于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科技反过来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有一本著名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书中指出，当年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并不是来自一个逻辑实证主义的直线积累过程，而取决于新旧“范式”的更迭，取决于这种更迭后面人类主体的心理变化。很多时候，在不利证据更多的情况下，新范式也可能因社会心理、文化潮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实现不可思议的不战而胜。这就证明，人文也一直在促进科技。

库恩这本书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五本哲学著作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文理互补、重建价值的黄金时代。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文、理双方反而要那样傲骄，要互相关上大门呢？为什么要那样怯于承认自己知识专业的有限性，不愿以更大的视野来关切当代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价值观的重建问题呢？这里面是否多多少少已经暗藏了一些准神学的态度？

没有科技的文科，只能是变种神学。

没有人文的科学，也只能是变种神学。

听说在座的有文科生，有理科生，这很好。虽然我们各有专攻，但就像古人说的，为术有别，为道相通。我们只有在互相补充、滋养、推进中，才能做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迈过21世纪这一道大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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