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汪荣：权力想象的文学镜像 ——“主旋律”反腐小说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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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无论是“处身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的作家”，还是“处身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限度地展示‘腐败’，然后靠党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依靠党的力量‘反腐败’，或者说‘坚持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绝对领导’一直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其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不难理解的。在“主旋律”反腐小说所编码的“政治无意识”中，作者们是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因此他们的道德勇气事实上来自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自身的道德诉求，是在党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做出的道德指控——而这些被指控的对象，正是那些在之前的故事中被有限度地展示的、并且需要被清除出去的“腐败”。

感谢作者汪荣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汪荣

文

艺

批

评

权力想象的文学镜像

——“主旋律”反腐小说研究

第三节  

政治文化的伦理重构

通过比较“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反腐小说”对伦理问题的格外关注。较之其他官场小说所谓的客观和中立，“反腐小说”的道德判断和价值立场异常鲜明，主要表现在“对腐败行为痛快淋漓的暴露与批判，以及对浩然正气毫无保留的呼唤与颂扬”。这无疑是“反腐小说”在作品风格和主题思想上的特殊之处。

然而，这在“主旋律”小说创作中并不鲜见。在刘复生看来，“这种将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伦理观念相联系的方法是‘主旋律’作品通用的手法”。至于这种手法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一方面是可以为“硬”的主流意识形态加上一层“软”的包装或糖衣，从而使“高调”的内容获得柔和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常识、道德合法性转接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去，充实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基础，建构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换言之，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与“一般伦理”之间是耦合的。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带有症候性的文本形态和文本构造，也必将带来复杂性和无法调和的矛盾性，而我们的阐释则是“再解读”式的。

一、官僚与民众：重建“代表性”和“血肉联系”

作为改革时代所出现的新问题，“代表性断裂”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对的现实危机。在《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一文中，汪晖认为：“代表性断裂”，首先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其次，代表性危机又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最后，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这意味着，要解决“代表性危机”，就必须重新建立与民众的联结，恢复“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张平

官僚的腐败问题无疑加剧了“代表性危机”，并且使得这种治理阶层和被治理阶层之间的断裂变得可见化。“腐败”，增加了民众对官僚的不信任感，也带来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在张平的《抉择》中，市长李高成就在心中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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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已经不是前几年了，领导随便一句话，就会地动山摇、震得山响。现在即便是一份一份的红头文件不断地在下发，即便是三令五申，正言厉色，讲了一遍又一遍，下边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人在心底里真的把它当做一回事。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一件腐败的事情，就足以伤透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虽然是年年讲月月讲，时时刻刻，大会小会都在讲，要花大力气，下大决心，要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端正党风，绝不姑息、绝不迁就。但到头来一切好像还是老样子，满地的老虎还在跑，漫天的苍蝇仍在飞。捉了一只，又跑出一只；捂住一片，又飞出一片。老这么下去，谁还会把你的文件当一回事，谁还会把你的会议当成一回事，谁还会把你领导的话当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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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僚腐败的泛滥和反复，领导的行政指令逐渐失效，民众不再信任政府，国家的公信力受到极大的损伤。“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基层建设是我们的立国之基，于基层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执政之本，基层是中国政治的最大舞台。”国家的组织能力、治理能力和动员能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当官僚脱离民众，并且漂浮在社会上层时，这无疑意味着代表性危机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如何化解“代表性危机”？如何重建“代表性”和“血肉联系”？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伦理”的结合可谓是化解“代表性危机”的重要手段。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这种重建是通过塑造优秀的基层干部完成的。长山矿务集团分管破产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黄国秀就是这样的人物。在长山市委书记唐朝阳的拜访中，唐朝阳抚着黄国秀的肩头动情地说：“国秀，实话告诉你，我对你已经观察了好长时间了，你这个同志心里有老百姓，和老百姓有割不断的血肉联系，难得啊！坦率地说，像你这种好干部已经不多见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太会当官了，整天在看上面的脸色，就是看不到人民的疾苦，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而黄国秀激动地说：“唐书记，你说得太好了！人民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党和国家赖以扎根的大地，大地动摇了，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黄国秀虽然当着“破产书记”，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个位置上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他既要向上级争取煤矿困难群体的低保，又要阻止工人到省委、省政府门前进行群访。黄国秀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党委副书记，是煤矿的管理者；但是他又时刻站在底层的角度，为工人说话。在官僚与民众的太平上，他显然更偏重于民众的立场。

黄国秀的案例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流变中，官僚与民众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伦理。“在公共权力的建构及其运行过程中，官场伦理的兴起，使得人民伦理面临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种普遍性的“官场伦理”中，党和国家的干部失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成为腐败分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而言，要反对这种政府体制内部的顽疾，就必须挪用和借助“人民伦理”来制衡和规约“官场伦理”。于是，“人民伦理”变成了一种有力的对抗性的“武器”，成为个人从普遍性的“官场伦理”中突围的重要手段，以至于“以重新宣扬人民伦理来修复失范的‘公共生活的伦理生态’，是主流话语的迫切需要”。

然而，《国家公诉》中更为巧妙的设置是女检察长叶子菁与黄国秀的夫妻关系。这是一对琴瑟和谐的夫妻，这个家庭的各种日常生活的场景勾勒出了他们的亲密关系。在叶子菁的办理的“八一三”大火案中，由于涉及到黄国秀麾下的南二矿原矿工查铁柱、周培成等人，叶子菁向黄国秀详细地咨询了情况，才做出是“失火”而非“放火”的判断。在小说“第十二章 沉重的责任”中，叶子菁甚至陪同黄国秀连夜下矿，去调查矿区的实际情况。因此，叶子菁是一个“目光向下”的好官员，正是她所遵循的“人民伦理”给她带来的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她才敢于对抗王长恭那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嚣张气焰。

同样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民伦理”的结合还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的快结尾处得到了强调。那是镜州城里一个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夜晚，城市在尽情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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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属于人民的节日，”郑秉义站在市委大楼观景台上评价说，“说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奋斗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总书记反复向全党强调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这个政党来说没有自己的利益。”把目光从太阳广场上缓缓收回来，看着刘重天、齐全盛和身边的其他干部，继续说，口气渐渐严厉起来，“但是，我们的六千万党员呢？是不是都认同了我们党的这个性质啊？我看不见得！赵芬芳、白可树、林一达这些腐败分子就不认同嘛！他们从来就没有代表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代表的是他们的一己私利！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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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端倪：主流意识形态试图重新构造一种新的群众路线，也试图重新构造一种“代表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群众路线和“代表性”中，腐败者是不认同的，他们代表的只是“官场伦理”，也就是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不是“人民伦理”。就此而言，《绝对权力》毋宁说给化解“代表性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可能性。

周梅森

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性”、“人民伦理”和“反腐”处在同一个问题的延长线上。腐败问题的猖獗来自“代表性危机”、来自“人民伦理”的缺席，而反腐正好是“代表性”和“人民伦理”的重建，是一种重新恢复“与人民血肉联系”的方式。恰如总书记习近平所说，“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反腐意味着在符号-象征层面上对腐败问题的一个想象性的解决，但这未必不是对“代表性危机”的一个最好的回应。

二、法理与伦理：在法治理想与反腐英雄之间

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对司法权力正义性的强调，对司法或警界英雄的塑造也是为了重建大众对现实秩序正义性与稳定性的信赖。”但吊诡的是，在“司法权力正义性”与“英雄的塑造”之间，却有着十分暧昧的灰色地带——那就是，“在很多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在正与邪之间的生死较量中，与其说是法律获得了胜利，还不如说是人格、意志、操守、信念获得了胜利。”因此，“这就使‘反腐败’‘主旋律’作品具有了宽泛的道德主义色彩，法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紧密地联系起来，取得了同一性”。换言之，这就意味着即使在法治色彩浓厚的“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也不免出现卡里斯玛式的英雄人物，这就构成了对法治理想本身的反讽。

周梅森的《国家公诉》是一部以公检法系统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小说。这这部小说中，女检察长叶子菁在谈及执法环境和法治理想时，就说道：“理想总还要有的嘛，作为检察官，起码要有依法治国的理想嘛！我说依法治国是理想，也就是承认现实中依法治国的障碍和干扰还很多，这不又是现实主义者了嘛？”在“主旋律”反腐小说内，以权代法的现象是十分明显的，行政命令的干预往往会导致案件的调查受到莫名其妙的阻碍和困难，被无限期的延宕。这在《国家公诉》中就十分明显，在前市长王长恭的威逼利诱之下，叶子菁对“八一三”大火的调查陷入僵局而不得脱身。若非她身上的倔强和执拗，该案的调查完全可能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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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秘书长劝道：“叶检，领导们的意思你该看明白了，我看还是听招呼吧！”

又是听招呼！她叶子菁能听这种招呼吗？她要听的只能是法律和事实的招呼啊，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查铁柱和周培成这两个失业矿工的血染自己的红顶子啊，如果她听了这种践踏法律和正义的错误招呼，就会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

一股热血涌上头顶，叶子菁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此走进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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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值得留意的是叶子菁的“不听招呼”。她的“不听招呼”与“听法律和事实的招呼”之间构成了冲突。叶子菁选择的无疑是后者。但当我们细读这段文字时，又会发现在本质上她听从的，其实是伦理的召唤。在她身上，“法的尊严”与“人的尊严”构成了互为映衬的关系。究其本质，其实是她个人的尊严感促使她承担法律的尊严。

《国家公诉》

无独有偶，在张平的《抉择》中，市长李高成所纠结的，其实也是“法的尊严”与“人的尊严”的问题，是人的道德感的问题，是“人是有可能死于愧疚的”，是人怎样“与自己和解”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他那里，会显得更为痛苦和深刻。李高成兜兜转转，在经过多番调查之后，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内侄居然就是自己要抓的腐败分子。同时，反腐的根源就在于自己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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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这个专为富人效力的服务的地方还是他这个市长的内侄在经营的话，那么，你这个市长当得可就太可悲、太可恶、太阴险、太虚伪了！

几乎可以这么说，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不景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如果这是在欺骗的话，你就是骗子的后台。如果这是在犯罪的话，你就是犯罪的帮凶！

你说你根本不知道这回事，那则更是你的失职。谁都会认为你所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谎话、鬼话！连杨诚都有些不相信你说的话，老百姓要是知道了又有谁会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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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重重的自我诘问和自我剖析使得李高成的内心被展露在读者的面前。李高成那最为痛彻的觉悟在于：“你的消逝意味着它们的存在，而它们的强壮则意味着你的灭亡。是你用你的肌体培养了一群你自己的掘墓人，它们正在用你自己提供给它们的能量在一步步地将你击败，将你埋葬！”这未尝不是一个自噬其身的寓言，而他的妻子吴爱珍亦早已经提醒过他，若继续追查案件只会引火烧身。毋庸置疑，李高成是一个纯良的“好人”，而他的过错只是在于他置身于一个腐败的网络而不自知。在剧情的种种发现和陡转，他会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无物之阵”中，到处都是可见或不可见的敌人，而自己正是与各种权力和利益的“共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节点。若是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自己也必须壮士断腕、同归于尽。

但是我们的英雄却依然坚持下来了，这种坚持源自其崇高的道德感和自我牺牲。他们在层层的黑幕之中突围而出，用自己的毅力扭转乾坤，给予民众以“清洁”的政治乌托邦想象。“就这样，具有超凡魅力和强力的英雄人物力挽世风日下的‘腐败’逆流，重新拯救了正义的秩序，以这种方式，‘反腐败’小说解决了现实的矛盾，给焦虑中的公众提供了心理的抚慰和安全感。”然而，这种抚慰和安全感却是暂时的，因为反腐英雄的出现虽然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解决现实的危机，但未必是长久之计。恰如唐欣所持续追问的，“仅寄希望于某位卡里斯玛人物，轻则滑向‘个人英雄主义’，重则可能导致‘能人腐败’，而社会的现代性则将停留于未完成阶段”。“而以具有更高权力的卡里斯玛人物运用权力使腐败分子落马伏法，这是权力自身所实行的监督，因此是一种典型的‘人治’套路，虽然在短期的社会革弊兴利中会有成效，但由于它并非是以现代理性为依托的‘法治’模式来治理社会，因此从长远发展而言，将会更深地陷入封建主义的窠臼。”

恰如其言，类似于李高成的自我觉悟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去进行“反腐”具有暂时性。使用反腐英雄的叙事模式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因为腐败的根源在于社会性和制度性的因素，是内在于政治结构之中的顽疾。个人伦理固然可以打击一次的腐败，但并不能保证持久性的打击腐败。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反腐英雄的出现固然可以产生短暂性的危机的化解，但并不能合理的、持久的解决腐败问题。由此看来，“主旋律”反腐小说中的“法理”与“伦理”其实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法理”是中国现代性的终点和目标，被放置在一个远景的位置；另一方面，“伦理”可以处理现实存在的危机和问题，但这种“伦理”依然要挪用“法理”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许诺。

究其根本，这种“法理”与“伦理”的交相为用其实来自于1980年代新启蒙主义关于法治理想的失效和1990年代新意识形态中对法治理想的重申。“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法律身上的玫瑰色逐渐消褪，法律自身也遭遇严峻的挑战。司法或法制题材的‘反腐败’创作正是对这一危机的应对。它试图在想象的领域重建正在受到侵蚀的法制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在一个象征的层面上，将法律‘矫正’的正义转变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解决”。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正是在原本应当讲述“法理”的文本中讲述“伦理”，从而借助道德感的力量来处理现实中遇到的法治问题。而这种方法的使用，既可以消解民众关于腐败问题的焦虑，又巩固了“正义必将到来”的法治想象。这无疑是在文本层面落实了主流意识形态幻象的最佳方式。

三、个人与国家：忏悔、教化与公民伦理

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强烈的道德感的存在不仅是关于官僚与民众、法理与伦理，更重要的是关于个人与国家。在这里，我们所指称的个人主要是被腐败所侵蚀的官员们。恰如周梅森在《国家公诉》中借叶子菁之口所作的解释：“腐败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腐败一般包括三个要素：一、腐败的主体只能是享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人；二、这些人滥用了公共权力；三、他们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由此可见，腐败的本质就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滥用，其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贪污受贿和侵权渎职。”根据这个定义来看，腐败问题其实主要涉及到“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个人如何处理与国家的关系。

斯琴高娃饰演赵芬芳

不可否认，在腐败分子那里，个人的私利是远胜于国家的。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中，腐败分子女市长赵芬芳念兹在兹的只是自己的私利。她在自杀之前打电话给儿子钱勇，而钱勇根本就不在乎母亲的感受，只顾着自己的事情。面对此情此景，赵芬芳不免失望，但是她依然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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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子的期望也成了泡影，赵芬芳开始怀疑自己这一生不遗余力的奋斗到底值不值？为政治奋斗，眼看要当上市委书记了，却又无可奈何地栽进了致命的政治深渊。为儿子奋斗，却培养了这么一个只会花钱的纨绔子弟——仅收受外商五十四万美元这一件事，就足以判她的死刑了，她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换来的除了伤心失望，还是伤心失望，天理不公啊……

然而，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哪怕是个白痴，这五十四万美元也足够他活过未来的余生了，作为一个舐犊的母亲，她尽心了，尽职了，到九泉之下也无愧无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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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固然是一个母亲的温情，但内里却隐藏着对国家和事业的无情。这样的腐败分子无疑是道德低下者。而在张平的《抉择》中，李高成却有着如同鲁迅《这也是生活》中所写的“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责任感，他挂念着人民，“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在啼饥号寒，而我们却在斤斤计较着个人的荣辱得失、仕途升迁。久而久之，我们还有什么领导能力，又还能去领导谁？”也唯有这样的官员，才会毅然决然的投入到反腐的战斗中去，才会为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的生活。

在“反腐败”小说中，通常会在腐败分子落马之后安排一个“忏悔”的情节。例如，在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中，周密的结局就充满了隐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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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预审周密的那天，他头上的伤还没有好，依然包扎着雪白的绷带。他明显地消瘦了。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只是在凝视，凝视着拘留所外那一片皑皑白雪，以及把他和这片皑皑白雪隔离开的那些“物障”。比如说：高墙，电网，哨兵。和哨兵在一起的警犬，更远处的白禅林和近处这一幢幢既保护他不受严寒袭击，又明令他不再享用自由的砖砌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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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窗外皑皑白雪是“清洁”的象征，而周密的目光被“物障”所遮蔽，他再也回不去了。周密是一个复杂的政府官员形象。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很多人性化的解释，以使其细节更为充实，也对其走向腐败的心理作了详细的分析。周密向自己心仪的女性丁洁讲述过自己童年时代在桦县东沟村艰难的生活、少年在城里衣不保暖食不裹腹的勤奋学习。其后他的一生顺风顺水，考上大学，又成为大学教授，走上政坛，成为炙手可热的政界新星。但他的私人生活又是不幸福的，他长期过着近乎苛刻的自律主义生活，导致个性内向甚至有些变态，夫妻感情不佳。这既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励志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养成故事。在他的人生履历表中，没有公共伦理的位置，而只是专属于个人的历史。而对“主旋律”反腐小说做出如此人性化的解释是有原因的：“在这里，‘腐败’转化为人性的腐败与灵魂的扭曲，‘腐败’分子被处理成非正常的个体，处于疯狂状态与非理性状态，是‘鬼迷心窍’……这种将腐败进行人性化解释的方式掩饰了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性根源和深层社会原因。”腐败分子的个人历史回顾被放置在单一而非普遍的解释模式中进行，从而把社会结构性的内容排除在外，这无疑是“主旋律”反腐小说特有的一种叙事模式。

陆天明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主旋律”反腐小说的道德化表征又包含了浓厚的“劝善”和“教化”意味。这些小说似乎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法理层面还是伦理层面，个人都应该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为谋取个人的私利而不择手段。值得注意的还有“主旋律”反腐小说的封闭式结构，这些腐败分子的结局无疑是被正面人物所揭发，最后不得善终。这似乎呼应了如同明清“三言二拍”通俗小说中“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天道轮回思想和小说传统。结合前述“忏悔”情节，无疑凸显了伦理叙事的巨大力量。

这种强调“教化”功能的伦理叙事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还有更为明显的表征，那就在结尾处的“启示”情节。在这种叙事段落中，小说作者往往会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总结陈词，对前述反腐的种种遭际做形而上的提升。例如，在周梅森《国家公诉》的结尾处，就是女检察长叶子菁在法庭上慷慨激昂的一段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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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告人王长恭和负有不同领导职责的各级国家公务员比做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无疑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比喻。现在我想说一个广义的概念，为了表达和论述的方便，我想把我们国家和社会也比做一部庞大的隆隆运转的机器，把在座旁听的市民代表和“八一三”大火的受害者家属，以及法庭外的每一位普通公民比做螺丝钉，谈谈你的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你是个普通公民，无权无势，你必然会为法律将要给予王长恭的严惩鼓掌欢呼。对此我毫不怀疑，并且深深感谢来自你们的正义的掌声。不过，我也想问一问，公民同志，当你义愤地诅咒腐败时，向腐败现象和腐败势力妥协了没有？你有没有为达到自己某些也许是正当的目的去请客送礼？你是不是助长了腐败陋习的横行？你在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里尽到一个正直公民的道义责任没有？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面对陋习的一次次妥协，一次次忍让，正是你善良而无奈的无限宽容，造就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腐败土壤和氛围！最终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王长恭们以掠夺这个国家、吞噬你们血肉的机会！公民同志们，挺起你主人的胸膛，时不时地问一问自己：我这颗最普通的螺丝钉松动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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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话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被凸显出来，叶子菁使用“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比喻，不仅指出在国家机构中作为官僚的责任，也将其推广到普通的老百姓身上，提醒我们作为普通人的伦理承担。她告知我们：“反腐”不是高头讲章或者权力的游戏，而是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反腐”既可以是一种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博弈，又可以是一种最为微观的行为，它诉诸于生活中必须担负的道义与责任。

恰如学者唐欣所说，“叙事伦理是在讲述现代个体的生命故事中，通过叙事提出关于生命的种种问题，从而‘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也就是说，叙事伦理是以具体价值观念为脉络的，它具有寓言层面的道德感，并通过深沉的伦理询唤，相应地在读者中间产生一定的意识形态后果。”在一般状态下，伦理叙事具有隐身性和匿名化的特征，也是一种文化潜意识。但是，伦理本身也是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价值导向，它能够主体进行的询唤。在“主旋律”反腐小说中，伦理问题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要素，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

结语

美国学者苏珊•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认为，“叙事是面向文化的窗口，也是文化的镜子、建构者和征兆。文化叙事以故事的形式将社会秩序的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和加密，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谓‘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之中暗含的‘政治无意识’。”“主旋律”反腐小说是对政府反腐败的再现（represention），它的讲述可谓是一种“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是蕴含着暧昧而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需要我们进行解码。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作为“主旋律”小说中政治色彩最为浓厚的反腐小说，其强烈的批判性与高昂的道德评判是相得益彰的。腐败与反腐败，不仅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敌我关系，还构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两极。在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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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话说得真不错。事实证明，作为前任市委书记的陈汉杰和作为撤职市委书记的唐朝阳，已经用他们的正确抉择和道德操守为自己写下了高尚的政治墓志铭；而像王长恭这种毫无道德感的政客，则用自身的卑鄙获取了前往地狱的通行证，对这个政客的公审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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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腐败者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如同摩尼教的光明与黑暗的两分法一般，正义与邪恶之间并没有中间地带。这种强烈的道德感构成了小说书写重要的情感基调。从表层上看，这种道德感是由作家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所驱使的。在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出作家“压在纸背的心情”：“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里，都有一种呐喊。”

然而，如果从深层上看，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这种道德感其实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阀域之内的道德感。总体而言，无论是“处身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的作家”，还是“处身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限度地展示‘腐败’，然后靠党的力量‘反’之而成功，才是真正的‘反腐败’小说……依靠党的力量‘反腐败’，或者说‘坚持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绝对领导’一直是国家‘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原则，其深刻的政治意义是不难理解的。这条原则也自然应该成为‘主旋律’小说意识形态表达的原则”。在“主旋律”反腐小说所编码的“政治无意识”中，作者们是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进行创作的，因此他们的道德勇气事实上来自中国共产党自身对自身的道德诉求，是在党所允许的范畴之内做出的道德指控——而这些被指控的对象，正是那些在之前的故事中被有限度地展示的、并且需要被清除出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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