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谢俊：“寂寞新文苑”与“平安旧战场”新解 ——《题〈彷徨〉》与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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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鲁迅《题〈彷徨〉》一诗虽然短小，却非常著名，前两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通常被认为是对五四落潮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战场的历史描述，而后两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则常被读解为对鲁迅该时期寂寞彷徨心情的写照。本文从考证该诗的创作过程及得名由来入手，试图回到鲁迅写作此诗的1933年的文学现场，并从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状况和鲁迅此时的创作心态出发来重新解释这首诗歌。本文试图说明，“平安”的“旧战场”可能更指当时北平文人的保守状况，而“寂寞”的“新文苑”则针对着上海的革命文艺在文化政治上的艰难开拓。本文希望回到严肃的历史考察和文本分析，以更耐心的方式面对待30年代初的这一段具体而丰富的历史。
感谢作者谢俊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寂寞新文苑”与“平安旧战场”新解
——《题〈彷徨〉》与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
✪ 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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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彷徨〉》的创作过程及其题名
传统上学术界倾向于认为《题〈彷徨〉》是对《彷徨》这个作品集的说明，并把《题〈彷徨〉》和“五四落潮时期”的鲁迅联系起来。形成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见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题〈彷徨〉》这个题目确实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对《彷徨》的说明，这种误解和这个作品在创作、发表上的曲折过程有关；第二个原因是确有几条关于“五四落潮时期”的材料和《题〈彷徨〉》有呼应，但本文下面的分析会试图说明，这种简单对应是粗糙的、似是而非的。当然本文不是说该诗和这个“五四落潮时期”完全无关，而是说这个关联性要在30年代的语境中被重新考虑，并且可能只有把30年代的语境放进来，关于“五四落潮时期”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说法才能被澄清。第三方面的原因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在我看来无论革命时期对鲁迅形象的刻画还是八九十年代对鲁迅形象的再塑造都阻碍了将这首诗和30年代初期的鲁迅联系起来。在本节中我先对第一、三方面做个辨析，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我会在下一节中说明。
首先，我希望先澄清一下《题〈彷徨〉》的创作和发表过程。鲁迅在1933年3月2日的日记里记录了这首诗的写作情况：
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呐喊》云：“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彷徨》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1]
这条记录清楚说明了两诗写于1933年3月2日，而不是一般印象中的“五四落潮时期”。山县氏即山县初男，是内山嘉吉的朋友，他向鲁迅索要赠书，鲁迅题书相赠。3月2日，鲁迅从李小峰那里拿到一套自己的作品集，就立即在其中的《呐喊》和《彷徨》两本上分别题诗并送给山县，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书信、日记里很明确得看到。[2]此外，刘法绥、张芳在《鲁迅与山县初男》一文里清楚介绍了鲁迅的这两首题诗真迹被发现和被保存的过程，而随着真迹被发现，我们现在也很容易看到这两首诗的影印照片。[3]所以诗歌最初题写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只是这些情况研究界一直不予重视，因此这里有必要重新强调几点：一、诗歌写于1933年；二、两首诗一开始没有名字，《题〈彷徨〉》是后来加上的名字；三、《题〈彷徨〉》最后一句是“荷戟尚彷徨”而不是收入《集外集》里的“荷戟独彷徨”。
那么是谁命名了这个诗歌，又是谁把“荷戟尚彷徨”改变成“荷戟独彷徨”的呢？
这就涉及到对鲁迅古体诗的版本考证的问题。鲁迅这首诗在收入《集外集》之前已经发表了两次，一是题赠给山县，是以题在一本书上的形式发表的，山县拿到这个书后会给朋友看书上的题词，这样这首诗就会在小范围内流传。第二次则是在林语堂的《人间世》上发表的，在那里这个诗有了名字，叫《题〈彷徨〉》，并且最后一句成了“荷戟独彷徨”。然后这个诗被杨霁云收编到了《集外集》中，并以刊登在《人间世》上的那个面貌被收入。后一个过程需要仔细说：杨霁云在编《集外集》时，材料来源是较驳杂的，而鲁迅因为刚刚大病一场，在审定时也较仓促、马虎，[4]这就遗留了不少问题。具体来说，《集外集》共收诗14首，其中六首是鲁迅抄送给杨霁云的，杨连同诗题一起照实抄入，没有问题；但剩余8首现在可判断是杨霁云陆续从三份报刊文章上搜来的:《文艺新闻》上的《鲁迅氏的悲愤》一文；《人间世》上的《今人诗话》一文；以及《小说》半月刊上《赠人》（第一首）的手迹照片。《文艺新闻》上《送O.E.君携兰归国》一首在选入时鲁迅发现和原作有不少出入，自己写信给杨纠正了，《赠人》是根据照片抄的，问题不大，[5]剩下则是从《人间世》抄来的六首，对照日记原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出入很大，但鲁迅自己没有更正，于是遗留下不少问题。钦鸿在1987年的《关于鲁迅五首旧诗的题目及其它》[6]里对这六首诗的发表和命名做了详实爬梳，钦鸿认为除了《悼丁君》在收入《今人诗话》之前因已经在《涛声》发表而已获得名字之外，登出的另外五首诗歌的题名都是《今人诗话》的作者高疆擅自添加的，而杨霁云主要依据《今人诗话》这个材料，原文抄入了包括《题〈彷徨〉》在内的这六首诗歌，不但把高疆拟的题目也抄入了，而且最后一句也按照《今人诗话》变成了“荷戟独彷徨”。钦鸿的文章较清楚地说明了《集外集》收入的这六首诗歌的来源以及命名问题，我认为是可信的。
所以现在我们大致清楚的情况是，鲁迅先题赠了这首小诗给山县初男，后来高疆将它发表在《人间世》上并取名为《题〈彷徨〉》，再后来由杨霁云根据《人间世》上的发表抄入《集外集》。现在不清楚的是高疆的是谁，以及他又是如何得到这些诗的。这有两个可能，一是高疆直接从鲁迅那里得到这六首诗，二是高疆自己从小范围的文人圈子里收集到这些诗。前者的话就是鲁迅自己改诗，后者的话就是高疆记错或擅改。现在从外围材料来看，我以为从鲁迅那里直接得到的可能性很小，理由如下：第一，鲁迅和《人间世》关系不好，拒绝给《人间世》投稿，关于这我们可以从他1934年3月29日，4月7日给《人间世》编辑陶亢德的信里看得相当清楚[7]所以鲁迅不大可能自己整理古体诗交与《人间世》发表。第二，鲁迅本就不热心整理古诗，在编《集外集》时虽经杨多次催促，也只是勉强凭记忆回忆了几首，不愿意去翻动自己的日记。如果是这样，那么专门为高疆另行抄诗是不大符合鲁迅的习惯的；而且如果真的在杨收集之前鲁迅为高疆整理过，那么鲁迅在和杨霁云好几封讨论自己古诗整理的通信里都对此只字不提，这就显得很不合情理。第三，从《今人诗话》的行文看，作者似乎已经交代了诗歌的来源，该文主叙事人在举完鲁迅六首诗后说“还有许多诗，但记不起来了”[8]，暗示以上是凭记忆记起的。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今人诗话》上登的鲁迅六首诗，《悼丁君》一首在《涛声》上发表过，《湘灵歌》、《无题（大野多钩棘）》之前在《文艺新闻》的《鲁迅氏的悲愤》一文上发表过，而后一篇文章的编者自己也交代“兹从日人方面，寻得（鲁迅）氏所作三首”，说明了他是从流传题赠诗的较小的圈子里得到的。[9]而剩下的《赠日本歌人》、《题〈彷徨〉》显然也可以从这个日人方面的圈子中得到，最后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由于一直挂在郁达夫家的客厅里，王映霞怀疑是高疆或其他人从郁达夫那里抄去的，虽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确实也是一种可能。[10]这么看的话，这六首诗完全可以不通过作者而只通过流传的文人圈子获得，而馈赠的诗文在传播时出现一些衍文误字，或高疆在回忆时发生记忆偏差，则都是很正常的事了。钦鸿认为不仅一些词句将错就错地被流传了，而且其中五首都被这个高疆擅自加上了题目，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基本立得住的。
这不是小问题，比如王映霞对那个硬加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题名就一直耿耿于怀，因为这会暗示她是阻碍郁达夫进步的红颜祸水，而且透露出鲁迅对她的不满，但王申述说这完全不是事实。[11]当然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比如鲁迅极有可能没写过“荷戟独彷徨”这样的句子，他最初写的只是“尚彷徨”，我们知道这一字之别所透露出的鲁迅的精神气质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荷戟独彷徨”这个姿态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被屡屡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是理解鲁迅的核心意象，但现在我们发现这一个关于鲁迅的关键形象没有能建立在一个牢靠的考据学基础之上。
不过我这里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即鲁迅没有把该诗取名为“题《彷徨》”，也没有想要用这首诗专门解释《彷徨》。这是一首无题诗，“题《彷徨》”只是后人加上的代称。这不是说这首诗和《彷徨》完全无关，而是说对这种关系的把握要有分寸，这种关系确切地说是一种在“题诗”体裁那里常见的“起兴”关系。上面已提到，这是一首题在一本叫《彷徨》的书上的诗歌，“《彷徨》”这个书与其说是诗歌说明的对象，不如说是诗歌发表的媒介。鲁迅曾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12]这里说了一个重要情况，即鲁迅大部分古体诗都是以“书法（字）”这种艺术形式首次发表的，发表的媒介或是条幅，或是信笺，偶尔则是书籍、照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叫“题《彷徨》”、“题《呐喊》”只因为它们是题写在《彷徨》、《呐喊》这些书册上的，正如“题三义塔”是因为拟想要题在建成后的“三义塔”上，而“自题小像”是因为题在一张自己的相片上。这些独特的媒介物自然会和诗歌内容发生关系，但这层关系多是“起兴”的关系，即由眼前之物产生出某种想录写于诗歌的情绪，关于这一点《题〈呐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13]当鲁迅要在《彷徨》上题诗时，这个小册子确实触发了他的某种心绪，但这种心绪是怎样的则需要结合当时写作的语境做更仔细的讨论，仅仅因他人后加的一个题名就把这首诗和鲁迅的《野草》、《彷徨》时期捆绑起来，用这首诗去证明鲁迅在“五四落潮时期”的心态，这是很成问题的。
我马上将较充分地展示，这个诗歌的情绪和意象都和30年代初期的情境有密切联系，我觉得以往之所以不能还原这个语境可能和上述诗歌发表过程的曲折有关。其实当30年代的读者在《人间世》上读到这首诗时，读者已不容易想到这是一首题赠诗，而且读者读到的也已是“荷戟独彷徨”了。不过即便如此，高疆还是不忘提醒说这是“讲文学界”的，或多或少提醒读者注意一个文学现场的语境。[14]《集外集》或后来各种作品集的读者却连高疆说的30年代的“文学界”也不会想到，看到一首名为“题《彷徨》”的诗，就难免认为这是讲作品的。等到八九十年代一些研究著作屡屡提到这首诗并强调“荷戟独彷徨”的鲁迅时，那个在1933年初春的夜里、在上海寓中给友人题写《彷徨》的鲁迅就完全消失了。这首诗歌经历了如此多舛的命运，难免让读者误会，所以我希望通过本文去做一个追本溯源、澄清事实的工作。固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阐释学理论并不会认为衍生的文本就要比本源性文本更不重要，但如果我写本文的目的正是想通过这首诗去展示1930年代初期文化圈的面貌——或者说反过来，要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来理解这首诗的美学张力的话，那么我想我最好还是从1933年初春的这个夜晚出发。
但除了上面的历史原因外，我认为还有研究范式及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这就有必要略微岔开一笔谈谈研究范式的意识形态问题。法国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曾用“问题性”（problematic）这个词来说明“特定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总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某个时代所能形成的“问题意识”是由这个时代的历史矛盾决定的，这决定了我们在历史中的“见”和“不见”。在读周振甫先生早年的《鲁迅诗歌注》时，我对这个西方人所说的结构性“盲点”很有体会。比如说，虽然周先生在解释其它诗时都特别强调创作时间点的重要性，也清楚《题〈彷徨〉》写在1933年，但他在对这首诗的解释里就偏偏不谈这个时间点和《题〈彷徨〉》的关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灯下黑”的情况？这恐怕是因为这首诗流露了“寂寞”的情绪，这在当时是无法被放到30年代初期这段鲁迅和左翼最紧密结合的时间段里来解释的。在马克思主义阶段论范式下，“荷戟独彷徨”一定只能在“五四落潮时期”，而鲁迅也必定要跟随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从寂寞、彷徨走向“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时候，如果周先生提出1933年的鲁迅“尚（独）彷徨”，那就非常不合时宜，恐怕不仅会引起个人在政治上的麻烦，也会引发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解释上的困难。
到了80年代后期，旧的阶段论、进化论的左翼解释模式引起新一代鲁迅研究者的猛烈攻击。在新的研究者看来，鲁迅是丰富的、个人性的，个体的鲁迅被历史阶段论抹杀了，而且革命并不比启蒙更先进。当时主导的氛围一方面是存在主义式的个人焦虑，即毛时代的理想已不能解决个人在现实中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是新启蒙的主体理想，即认为个人主体可以成为对抗外部历史的本体论起点。八十年代学人通过一波接一波的从“马克思主义与异化问题”到主体性理论，再到现代主义个人这样的思想革命，逐渐建立起一个坚实的“主体性”乌托邦。而在这样的语境中，只有那个直面黑暗或绝望抗争的鲁迅才是需要被重新捕捉到的象征性的“现代个体”。这就不奇怪研究者们不无夸大地在“荷戟独彷徨”的鲁迅身上做文章，而且要模糊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把政治、革命的鲁迅看作非本质的、异化了的鲁迅而只关注存在主义的孤独的鲁迅。这正是当时历史提出的新的“问题性”，我想强调的是，这时的历史在提供了一些“洞见”的同时又制造新的“盲点”，比如在这样一个主调下，即便鲁迅写下的是“荷戟尚彷徨”，也会被视而不见地看作为“荷戟独彷徨”，而且“荷戟独彷徨”不会被放30年代的历史情况里去解释，而只会被看作是一种个体气质。
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中，都不可见的正是那个在30年代初写作“荷戟尚彷徨”的鲁迅。所以我希望以下的精读能为呈现一段独特的历史做出贡献。尾崎文昭在解释“精读”方法时曾批评一些学者的“时代错乱”病：“比如要谈鲁迅30年代思想的时候，中国的学者常常引用鲁迅20年代的文章来作证。按照我们的思考来说是不科学的。”[15]这种批评自然不能被扩大化，不过就我谈的问题而言，我觉得尾崎的批评还是切中要害的，而我下文的阐释正希望从一个更精确的起点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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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旧战场”：30年代初北平保守氛围
让我们回到这个原初语境： 1933年3月2日夜间，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写下这首诗时到底是怎样的心情？但如果这么问的话，就不能不牵扯出一堆和文本阐释相关的问题。如按照新批评的说法，严格地说，试图通过作家意图去理解诗歌会犯“意图谬误”[16]的错误，因为再小的文本也企图建立自己的文学空间，因而文本不能被简化为作家传记或历史材料——再极端一点说，即便有大量可信的、关于鲁迅在3月2日活动的传记材料，我们仍可能无法最终通过这些材料去获知鲁迅内化在特定文本里的美学情绪。但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一个如此短小的文本是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内部语言世界的（这和长篇小说又不一样），我们还得借助语境——关于作家个人的和历史的——去接近文本中比如“寂寞”、“平安”这样的词汇，而且在解诗时还免不了有解释者或读者自己的潜在理解渗入（比如今人对“新文学”的理解）。这些阐释学上的问题不可能在理论上被彻底解决，但提醒我们在解释实践中要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即尽可能综合考虑各种外部材料与诗歌内部文本或近或远的关系、注意诗歌内部语义的含混以及阐释者的潜在理解可能带来的思维惯性。这就需要大量仔细的辨析工作，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接下来只讨论诗歌前两句。本节先讨论“平安旧战场”句，下节讨论“寂寞新文苑”句。
自然这样的精读工作会和传统的解释很不同。传统解释先在地把“新文苑”和“旧战场”都理解为新文化战场在“五四落潮时期”的状况，并往往附以如下两条证据，一是《〈自选集〉自序》（1932.12）中以下很有名的一段文字：
另一条是《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3，以下简称《小说二集序》）中的这个段落：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18]
在传统解释中，第一条材料被认为是鲁迅在历史地描述“五四落潮时期”的新文学战场的状况，以及自己当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状态。而因为《题〈彷徨〉》里有“寂寞新文苑”一句，而这个“新文苑”一直被不加辨析地认为是“五四落潮时期”的“新文学”战场，所以《〈自选集〉自序》的这一段就被用来和《题〈彷徨〉》互相映照。而对第二条材料论者则多强调五四新文化战场成了“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这一点，认为这里“古战场”对应着“平安旧战场”，而“寂寞荒凉”再一次对应“寂寞新文苑”。
这个解释表面上能说通，但若以一种更精准的目光来审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是似是而非、问题重重的解释。首先，这种解释不尊重诗歌内部的语义结构。在这个解释里，“平安”这个关键词被完全忽视了，几乎被看成是“寂寞”的同义词。但这个词在鲁迅30年代初写作中频频出现，而下面我们很快会谈到，这个词带出的情绪和“寂寞”是对立的。再有，诗中有“新”/“旧”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在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作家那里都很重要，但在这种解释中也只能被无视，因为“新文苑”被等同于“古战场”了。第二，仔细看第二条材料的话，我们发现读者要得出传统结论的话就要断章取义，比如目光就要跳过“在北京这地方”和“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这两个限定性分句，以及不理会这个段落之后作者马上讨论的1920-22年的上海和北京1923-27年的文学界一点也不荒凉寂寞的热闹的创作情况。鲁迅只是说1920-22年的北京是寂寞荒凉，他甚至以“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这种双重强调的方式来提请我们注意“北京”和“古战场”的关联，并且明确限定在“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可是后来的论者从未予以重视。鲁迅在这篇严谨的学术史论文中明确界定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这个时间段，以此和创作上又恢复热闹的1923-26年做区分，但在后来“五四落潮时期”这样的含混说法里，这完全被取消了。可是我们知道鲁迅创作《野草》、《彷徨》的时期是1923-26年，是他说的热闹时期，和这里说的“寂寞荒凉”的1920-22年是错开的。第三，在第一条材料中，鲁迅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自己“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可是他又在《小说二集序》里谈到1923-27年间的北京是热闹的，这里发生了自相矛盾的情况。这个怎么解释？传统的研究并没给出明确说法。其实客观上说，鲁迅在第一条材料里的主观回忆确实不符合鲁迅及《新青年》团体在1923-27年的实际情况。《新青年》固然散掉了，但刘半农、钱玄同“高升”是在1928年国民党控制北方以后的事，周作人在1926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也没有隐退，而且《新青年》虽散掉，但鲁迅在南下以前和“语丝社”、“莽原社”、“未名社”同人一起战斗，绝不是一个人。这些历史情况提醒我们注意到主观性很强的第一条材料是不能用来说明历史情形的。
刘半农
如此问题重重的话，那么应当如何更妥当地看待第一条材料和第二条材料，以及两条材料和《题〈彷徨〉》的关系呢？我以为虽然第一条材料不符合第二条材料陈述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不宜说因这个主观回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是不真的或无用的。竹内好在谈《〈呐喊〉自序》中说：“鲁迅的文章里讲述自己的时候，多采取追忆的形式”，“我便觉得其中虚构的成分居多”。[19]要注意竹内好不是指责鲁迅在虚构，而是指出追忆免不了会加上追忆者当下的心绪，所以追忆性材料可能更能说明的是写作当时的情绪而不是被追忆的时间段的情绪。这个观察切中了要害，其实既然《题〈彷徨〉》和《〈自选集〉自序》的写作时间很接近，第一条材料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鲁迅在1933年初春在上海题写《题〈彷徨〉》时对当年在北京时的经历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写作于两年后的《小说二集序》里也出现了，比如在“寂寞荒凉的古战场”这样的字句里。我们马上会认真分析这个情绪，不过现在需要注意到的是鲁迅的情绪在这里是落实到了“古战场”这个地点上的，即文中特别强调的“北京”这个空间。事实上，鲁迅在1933年春的一个夜晚回忆往事，20年代前期、后期，30年代初期的印象是都会在“旧战场”上叠加起来的，而这时“旧战场”与其说和具体的历史时段相关，不如说和一个空间——“北京这地方”——更相关。
事实上这样的解释可以得到多条其它材料的支持，比如翻查这个时期鲁迅的传记材料，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在1932年年末的时候，鲁迅常常把“北平”和“旧”、“平安”结合起来谈，而这种情绪的发生显然和他在1932年11月回北平探母的经历有关。鲁迅这次不仅见到了周作人，和《新青年》的一些旧友也有接触，但具体人事鲁迅在书信里谈得不多，除了在回来以后马上写下“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这样的文字外，鲁迅似把某种情绪集中表达在了对“北平”的描述中，比如在信中他屡次就把“北平”和“旧”联系在一起：
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一切如旧。[v]
故都人口，已多于五六年前，房主至不敢明贴招贴，但景象如旧……[vi]
而且在这个“旧”里头，又加入对“北平”的“平静”及“安全”的印象：
天气仍暖和，但静极，与上海较，真如两个世界，明年春天大家来玩个把月罢。[vii]
那边压迫还没有这里厉害，但常有关于日本出兵的谣言，所以住民也不安静。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明年也许到那边去住一两年，因为我想编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边较便于得到参考书籍。[viii]
实际早在1929年5月鲁迅前一次回北平时他就用“平安”来描述当时的北平了，[20]这些描述对我们理解“平安旧战场”是很有帮助的。后两封是鲁迅的家信，生活气息更浓郁一些，相比于上海的热闹和“压迫”，北平在这个时期相对安定、平静，虽然“旧”，但对知识分子建设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这样的“平安”有深刻的政治意味，张旭东在《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21]一文中谈到，周作人建设“自己的园地”的“退隐”其实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建设个体空间上的激进，它的政治性在于要从美学上建设一个新的现代个体的生活世界，而这正是五四启蒙工程的延续。要“退隐”是因为之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工程结合得过于紧密，只有将“个人”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自己的园地才能被建立。不过除了要在政治上脱离外，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1933.10）中还提出了要和市场文化脱钩的问题。于是如果说周作人要摆脱国家，沈从文则是要摒弃商业，可是这样的话个体空间将寄居何处呢？这时候“北平”可能是一个合适的答案，一方面北平教书的文学者“大约每月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22]另一方面既然北京已改名为北平，也就暂离政治和革命——所以30年代初的北平，确实给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耦合的“平安”的空间。
沈从文
但是鲁迅却又看到了这种“平安”的寄生性，于是对这种他私下也渴望的“平安”产生了厌恶情绪，而这种情绪是在实事的推进中日益加深的。1932年年末还只是“关于日本出兵的谣言”，1933年年初日本就已出兵热河，战火离北平城不远了，学生想逃难，当局也把文物运到了上海。鲁迅这时写了《论赴难和逃难》（1933.1）、《学生和玉佛》（1933.2）、《从幽默到正经》（1933.3）、《中国人的生命圈》（1933.4）、《天下地下》（1933.5）等多篇文章，都是在讨论这个不平安的北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圈》[23]这篇文章，在这里鲁迅正面提出了中国人的“平安”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在作家看来，一方面在边疆日本人要炸进来，一方面在腹地蒋介石围剿苏区要炸进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蚁民自然是被炸得一塌糊涂，甚而文人学士或市民阶级的“生命圈”也越来越狭窄了。然而在这种场合中，林语堂、周作人等人还要继续提倡“幽默”和“性灵”，鲁迅就很难会认同：鲁迅在给许广平的家信中早有“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24]的评价，而对林语堂的《人间世》又有言，“倘依然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25]鲁迅不是不理解这些五四老战友在营建现代个人的内在空间上做出的努力，但问题是存不存在一个完全摆脱经济和政治的纯个体的空间呢？且对于“蚁民”来说，又有没有这样“苟安于乱世”的“生命圈”呢？对于正在经历严重民族危机和激烈社会革命的中国来说，哪里会有这样一个“平安”的场所呢？在这一个情境下，“平安”在这个词在鲁迅笔下就有了讽刺色彩。《从幽默到正经》一文作于写《题〈彷徨〉》的当天，在这里鲁迅讲了一个反讽气息浓郁的故事，即33年元旦一群青年男女在北海公园联欢，有人就扔下一个炸弹警告这些男女。这个故事里的讽刺情绪是非常强烈的，这讽刺既针对享受“平安”的男女，也针对蓄意制造“不平安”的投炸弹者，也针对当局和文人，乃至“生命圈”就要渐渐消亡的整体中国人。在写这篇文章的当夜鲁迅题了“平安旧战场”这样一句诗，我想这样一种讽刺情绪也应是渗透在了“平安旧战场”的“平安”中了。
但这还不是“平安”的全部意味，鲁迅随即发现伴着这一种“求平安”的保守性的发展，知识阶级会很快加盟到统治阶级中去而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在《京派和海派》（1934.1）一文中鲁迅把“京派”与“五四新文化老战士”联系起来，对他们的保守性的批判丝毫不留情面：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26]
《论“赴难”和“逃难”》（1933.1）里也有类似的描述，[xvi]这里虽是回应沈从文，鲁迅情绪上的愤懑却是指向他曾经的战友的：《新青年》、“语丝社”、甚至“未名社”同人。[27]“当时的战士”在“现在”——30年代初——保守化了：1930年刘半农成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同时钱玄同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而沈尹默早在1929年就当上了河北教育厅厅长。这些五四老将纷纷凭借五四的文化资本在新秩序中争得权势，而真正前进的老战友李大钊却被绞死了，[28]鲁迅的心情是失望而愤怒的。鲁迅在当时给章廷谦的信中写到：“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xix]这就是知识阶层和社会统治阶级结盟并最终沦为统治秩序的护卫者的问题。而我们知道鲁迅在1930年代初的文化和政治认同已经逐步转向“下等人”阶级，那么鲁迅的“下降”和老战友的“高升”当然就不是小分歧了。鲁迅现在跑到上海去，在南方当“匪”当“贼”[29]当“贰臣”，[30]而从“贼”和“匪”的角度来看，旧战场的“平安”就十足让人厌弃了，在《漫与》（1933.9）中，鲁迅甚至把“平安”和奴才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这种麻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而它的对立面则是“不安”和“战斗”：
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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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新文苑”：30年代初上海的左翼文化政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30年代初北京知识界的保守氛围，以及鲁迅在“平安”这样的词里所蕴含着的厌恶情绪。我们最后停留在了“平安”和“不安”这个对比中，在这个对比里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情绪，即“不安”和“战斗”的情绪。那么这种情绪是否和“寂寞新文苑”相关呢？在本节中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样一种对比的视野至少是我们进入“寂寞”一句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事实上类似于“平安”和“不安”、“麻醉”和“战斗”这样的对比，鲁迅在1933、1934年的文字里是常见的（诸如“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一系列对比），而认识到这些对比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诗歌内部在“寂寞”和“平安”、“新”和“旧”，以及“两间”这些语言要素中透露出来的紧张关系。然而这不是说“寂寞”句的诗意就简单是“平安”句的反面，它可能是更复杂和更含混的，所以还须做更加谨慎的、更历史化的讨论。
我们先不谈“寂寞”，先谈“新文苑”。在对“新文苑”的理解上，我想首先需要防止的一个错误是把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对“新文学”的理解直接投射到“新文苑”上，认为“新文苑”是“新文学/现代文学”诞生的地方。这是明显的“时代错误”，因为在鲁迅写作“新文苑”的时候“新文学”还尚未被经典化，还没有被建构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新文学”从来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概念，关于“新文学”的建构，刘禾[32]和罗岗[33]都注意到1934-35年编辑的《新文学大系》的重要作用。根据他们的研究，编纂《大系》的动因正是当时文化界对“新文学”消逝的担忧。这个担忧有鸳蝴派的压力，有蒋介石政权的文化复古和政治压迫的压力，但同样也有“新文学”内部、特别是来自革命文学的压力。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已经分化的五四老将又一次合作起来，企图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经典化，并最终在市场、政治和文化的特定形势中取得了成功。当然，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大系》的几位策划人巧妙地将编纂年代定在1917-27年，从而策略性地规避了各方关于更“新”的文学的争吵。但搁置了争议并不意味着争议消失，实际上不光鲁迅，几乎所有撰写导言、参与编辑工作的五四老将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都有自己的认识。《题〈彷徨〉》写于1933年3月，是在这次经典化工程之前，那么我们自然要问鲁迅自己在这时是如何认识“新文学”或“新文苑”的？
其实回到30年代初的上海文化界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会在很多场合谈到“新文坛”，这个词也常出现在新书广告中，在那里“新文坛”是一个相当于当今文坛的泛泛的称谓。鲁迅的这个“新文苑”中的“文苑”是“文坛”更显文艺腔的说法，鲁迅在写于1933年3月5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就用这个词指文学界；[34]而高疆在《今人诗话》上给《题〈彷徨〉》做注时也说这是“讲文学界的”，也体现了他对“文苑”这个词的理解。不过，“新”的含义就很有些复杂了。它的最基本的一层意思当然是“当代”，而在1933年思考当代文坛，显然包括1927年后的文化界。不过“新文坛”的含义要比“当代文坛”稍窄一点，对所有那些有意识地强调“新”的作者来说，这个“新”应至少包括对五四新文化遗产的继承——虽然怎样去阐释这个遗产有很大争论。然而如果要更精确地说明这个“新”对当时上海左翼的意义的话，则对“新”还有第三点要说明：即在哲学上这个“新”意味着激进的现代性精神。就这种“现代性”，罗岗在上面提到的文章里认为正是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精神，即激进的启蒙现代性态度。他是在福柯意义上讲启蒙，主要指一种不断“维新”、以新代旧的批判态度与现代意识。也就是说“新”文学就是不断否定过去、不断前进的文学。我们知道年轻一代的“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受到这种激进现代性的影响，但还须强调，按照罗岗对“五四”的认识，这种建立在新/旧对照上的进化论实际上在“落伍”的五四老将的意识里也有很深的阴影。比如刘半农在30年代初就有著名的“三代以上的老人”的自况；[35]而鲁迅也写诗取笑过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实际上是指责钱不能坚持年轻时崇“新”的激进态度。[v]郑振铎算是一个“前进”的老将了，不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也隐约表达了这种“新”的压力，在谈到更“新”的革命文学时他说：“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没有随波逐流的被古老的旧势力所迷惑住，所牵引而去”。[vi]五四老将似乎必须不断努力往前进，才能不被保守势力俘获。这样的“少数人”当然包括荷戟战斗的鲁迅，然而鲁迅不是在1929年也被指责为“落伍者”，读阶级论是被“挤”出来的吗？这就我们看到了不断求新的现代性的压力，但鲁迅正是常“维新”的，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对鲁迅的压力之所以能在鲁迅那里成为动力，是和鲁迅彻底的激进现代性态度紧密相关的。早年鲁迅就深受尼采的虚无进化论影响，在《摩罗诗力说》中，他谈到晚清维新失败后说：“则中国尔后，且永续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36]而在《〈自选集〉自序》里，鲁迅说在《野草》、《彷徨》时“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但随即发问“新的战友在哪里呢？”[37]在1934年年初他和茅盾一起帮伊勃生编辑介绍中国当代小说的《草鞋脚》时，又有如下针对“新的小说”的表述：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38]
这里提供了鲁迅对“新的小说”史的一个理解，四幕剧是：人性的解放——保守家们的压迫——阶级意识觉醒——迫害更厉害。戏剧在革命者和保守家间展开，革命者不断和保守家战斗，成为前进的革命者。这一场戏剧不仅呼应了郑振铎引文中关于革命时代的老将的描述，而且概括了鲁迅一直以来的激进进化论立场，也为我们认识《题〈彷徨〉》中的“新”/“旧”对立提供了视角。对于1933年的鲁迅来说，“新文苑”正是这样一个不断经历着战斗和压迫的场所，而“新文苑”的英雄自然是代表着前进方向的“革命文学”。关于后一点，他在1931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两文里有清晰地说明，在1934年编《草鞋脚》和1936年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小说时也持同样坚定的态度。[x]至于这些英雄形象的显影，我们在鲁迅当时最好的战友中可看到，比如“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中的朋辈柔石，或赠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知己瞿秋白，这些“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的新战友和“旧战场”里“平安”的老朋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瞿秋白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新文苑”依然是“寂寞”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鲁迅的“寂寞”一词有深刻的理解。关于“寂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做过这样的描述：“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xi]从这里看的话，寂寞有两个相伴条件，一个是叫喊，一个是荒原。如果置身荒原却并不想叫喊，那就是“平安”，而鲁迅把“平安”视作奴才心态；“平安”的另一面是“不安”、叫喊，这时如黑暗仍强大，叫喊如同置于荒原中，就会产生“寂寞”的情绪。而这样的话“寂寞”的美学也就有了张力：一面，因为“寂寞”所以要“呐喊”，另一面，虽然呐喊了，但“寂寞”还是会袭来。汪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这首诗时提及了前一层意思，[39]尽管他还是误认为“寂寞新文苑”是五四后写的，但他准确地指出了“新文苑”的“寂寞”和“荷戟彷徨”的战斗是顺接的。但如何看待另一面，即竹内好把“寂寞”、“虚无”看作比“呐喊”更本质的文学自觉呢？[40]实际上，不能不承认“寂寞”的悲哀、虚无一面和不安、呐喊一面是辩证地维系在一起的。那么，鲁迅在30年代初写下“寂寞新文苑”，是否此时也渗透着虚无的悲哀呢？我觉得若聚焦在某个特定情形里，答案是肯定的，鲁迅往往会在静夜的黑暗里感受到一种“寂寞”的悲哀，比如说在下面这个情境中：
写下的这首七律最后一句是“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缁衣”是黑色衣，鲁迅或在这里强调“丧服”的意味，因这诗最初作于柔石遇害几日后。不过我这里想强调这个“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情境：一个黑衣人夜半时分枯站在月光下，破旧的客栈一片静寂。类似情境在《〈呐喊〉自序》里也能看到，一个人深夜在S会馆破屋外的槐树下钞古碑。这些场景让人想起“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我们知道恰在这样的“荒原”里，“寂寞”滋生蔓延。所以在此处若是说遇到了竹内好强调的从黑暗里袭来的虚无，我想并没有错。但也须指出竹内好的非历史的哲学阐释对理解此时此刻鲁迅的“寂寞”并不够。现在这个情境相比于S会馆破屋外的情境，显然血腥味更重，“寂寞”这种情绪不像来自鲁迅内心，却仿佛是从身中十弹的柔石的尸体上发散开来的，它在黑暗的荒原里弥散，感染了在月光下枯站着、穿着黑衣的作者——于是这样的“荒原”情境就有了明确的所指，这是30年代初受到严酷绞杀的革命新文苑，“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而对鲁迅个人来说，就是柔石被枪毙。鲁迅写《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个抒情性极强的文章本来是想在静夜里抚平伤口的，“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42]可是在文章进入第四部分讲到柔石被枪毙身中十弹的时候，原先流畅的叙事忽然中断，鲁迅又在“悲愤中沉静下去”，而在沉静中呈现的只能是这个“月光如水照缁衣”的寂寞情境。正是在这种寂寞中，我们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力量：愤懑、无力、孤独和幸存者对死者的愧疚。事实上“寂寞”这种情绪正是这个文章在美学上最有力的地方，而这种美学意味自然也会渗入到一个月后写下的“寂寞新文苑”这样的一句里诗里。
柔石
但柔石的死对“寂寞”还有另一层意味，就是“寂寞”后的又一次“战叫”，鲁迅为克服“寂寞”而进行的荷戟战斗。根据冯雪峰的回忆，[43]鲁迅在得知柔石死讯后虽沉默了好几日，但之后马上和冯雪峰等筹划了反击，他们组织了一期《前哨》专刊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在《前哨》中，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写到：“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污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44]同时在这个时期的另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鲁迅也有类似文字:“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中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原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毫无其他文艺”。[45]这些自然是激昂的战斗文字，是为打破“寂寞”的“战叫”，然而，若我们更仔细地去体会，我们却依然能看到荒原的意象，色调——最黑暗里的一抹鲜血——也绝不是明亮的。这和刊登在《前哨》上的冯雪峰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一文的论调很不同：鲁迅只说“荒原中的萌芽”，用鲜血才能“写了第一篇文章”，但在冯那里五烈士可轻易超越资产阶级文学，因为他们“既都具有相当的天才而又从事于表现正确的思想和尊贵的感情”。[46]我认为这种“不同”是重要的，也是理解鲁迅的“寂寞新文苑”的一个门径，而这实质是鲁迅身上尼采式的、有着浓厚虚无色彩的进化论和黑格尔目的论式的乐观主义进化论之间的区别。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相信进步是绝对理念所确定的，这个绝对理念从将来投射到现实，整个进化论因而具有“必定胜利”的浪漫色彩。当时革命青年们多接受这种黑格尔式的革命乐观主义，认为一旦接受“正确的思想”或有“尊贵的感情”就马上获得了真理，黄金世界的光芒也就照亮现实了。但我们知道鲁迅多次对这样浪漫化的革命观予以批判（《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7）、《听说梦》（1933.1））。鲁迅自己最欣赏的革命是《毁灭》中的革命：在毁灭中新生，“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47]在鲁迅那里并没有什么黄金世界，前进的动力只来自毁灭一切乃至毁灭自我的意志，而自我以及世界也正是在“毁灭”中重获“新生”，这就是为什么在鲁迅那里“婴孩”只能在污秽的“荒原”上诞生，也只有用“血”才能在最黑暗里写“第一篇文章”。我们发现，鲁迅这种在寂寞荒原中战叫，通过毁灭获得萌芽的革命文学观和我们已谈过的鲁迅的“维新”精神——否定性的现代性精神——是一致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寂寞”和“新”就不只是对立，更是相辅相生的关系。
所以必须澄清的是，当我说鲁迅的这种战斗带有“寂寞”的影子，不是说他的战斗是悲观的、犹疑的、虚无的。在我看来恰恰由于鲁迅的革命文学观并没有用“绝对真理”来做必胜的保证，它才和现实始终处在紧张、对抗的关系中，而鲁迅的战斗意志才更激烈。1932年4月，鲁迅编完《三闲集》并总结了自己几年来的翻译、校注工作，忽然觉得“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凉，便在百静中……”这是典型的寂寞情境，然而鲁迅在此时却马上产生自己和左翼青年们都要“不断的（！）努力一些”的情绪。在他看来，虽然1928年以来革命文学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文坛围剿工作，却依然是空洞抽象的，革命文学依然没有什么实绩。这样的“新文苑”是“寂寞”的，于是鲁迅在这里提出要“不断努力”去战斗，因为只有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批评，创作——才能真正从理论、思想、文化和美学意识上夺得新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文化空间。实际上当时和鲁迅关系较好、一起战斗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柔石、冯雪峰、瞿秋白、曹靖华等都是能够静下心来在译著或创作上做切实贡献的战士。但鲁迅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冲锋陷阵，现在只要我们在下面略微总结一下鲁迅在3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化建设工作，我们很快就能够切实地理解他为改变“新文苑”的“寂寞”是如何进行战斗的了。
除了翻译引介新俄文学和文论外，鲁迅这个时期的战斗主要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批判当时文坛上的种种文艺观；一是在当时的公共空间里进行的文化政治批评。前一方面的工作，集中在1930-1932年，这些战斗包括：针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针对才子佳人小说和创造社伪革命文学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针对新月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针对第三种人文艺的《论“第三种人”》。鲁迅这些文章的理论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同时是耐心严肃的理论论辩。早在1930年4月，鲁迅就呼吁需要“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现在他自己充当了这样的批评家角色，目的是做“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前卒，批判旧的文学意识，为新的文学的诞生清理出思想和概念空间。鲁迅后一方面的文化政治批评则进入了更大的公共空间战场，1932年年末思想左倾的黎列文掌握了《申报·自由谈》阵地，邀请鲁迅、茅盾等为栏目写稿，鲁迅便利用这个空间展开葛兰西式的“市民意识”上的文化霸权争夺。他此时主要论战对象是《大晚报》作家群，后者是30年代初迅速发展起来的、较成功占领上海市民文化的新的媒体，所以在一个文化意识混乱和不稳定的时期，鲁迅的文化批评实践加入到了短兵相接的意识形态争夺战之中。鲁迅在这场战斗中不仅文化意识鲜明——坚持以大众和阶级为立足点，而且在实战中也很勇猛，相比于革命文学青年较单薄的文字，他在战斗中的作用很显眼，而他不断变换笔名的做法以及青年对他的杂文笔调的模仿也让左翼文化批评看起来人数众多、力量强大。
以上两个方面，加上鲁迅此时做的翻译、对青年创作的指导、编辑左联刊物和出版木刻等，都显示了鲁迅为了让“新文苑”不再寂寞、为开拓新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政治空间所做的切实工作，我以为这同样应是我们理解鲁迅的“寂寞”的重要一面。“寂寞新文苑”中“寂寞”，虽然浸染了鲁迅痛失战友的孤独悲哀，虽然也意味着残酷压迫、黑暗荒芜的文学现场，透露着鲁迅尼采式的虚无革命观，但同样因为这些原因，这个“寂寞”也酝酿了更激烈和更彻底的“战叫”，而在这种热度下，那个“荷戟”的“卒”就更像一个背着战戟冲锋陷阵的小兵，而不再是举着投枪透着冷意的“这样的战士”了。
4
简短的结语
在这个文章里，我主要对《题〈彷徨〉》的前两句做了一个精读，我希望在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氛围中重新理解《题〈彷徨〉》中的“新文苑”和“旧战场”、以及与此相关的“寂寞”和“平安”的情绪。在分析中我尽量使用30年代上半期的材料，希望用一种较朴实的实证研究去反驳关于鲁迅是如何“荷戟独彷徨”的非历史的阐释。本文认为，鲁迅《题〈彷徨〉》一诗所表达的内容和所释放的情绪是和30年代初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而通过对于这个政治文化的重新审视我们可以在“荷戟独彷徨”的鲁迅背后读到一个很不同的“荷戟尚彷徨”的、在30年代初视野里的鲁迅。但本文并不是想要回到传统的阶段论解释中去，比如去说明30年代初的鲁迅已经比《彷徨》时期的鲁迅更“进步”了。传统的阶段论解释用一种笼统的历史描述抹杀了鲁迅个体在复杂的历史中的具体性，本文的工作却恰恰是要去呈现一个在历史中的鲁迅个体——他对“平安”的厌恶，在“寂寞”里的战斗，对“旧战场”的愤激，为“新文苑”做的行动。这些当然都鲜明地指向了鲁迅自己，但鲁迅的个体生命又恰是在时代和历史中才丰富起来的，所以这里“个体”和“历史”是以辩证的方式展开的。正是从这样一种辩证视角出发，我虽然部分认同“寂寞”背后的虚空，却不认为唯有“黑暗和空虚乃为实有”，鲁迅30年代这些积极的文化实践不过是驱赶内心寂寞的努力。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一切历史的东西都只是对本真性自我的遮蔽，只在去蔽的瞬间，我们才能发现鲁迅的真正内核。可是真有如此连贯一致的叫做“鲁迅”的主体吗？历史的杂乱难道不正在让主体寻求统一的努力不断变得徒劳吗？上文我们谈到了鲁迅在《题〈彷徨〉》中对“平安”的厌恶和30年代初北平局势的关联，也说明了他的“寂寞”是由柔石新鲜的血和30年代初国民党对革命文艺的严酷压迫所激起的，而且鲁迅对寂寞的反抗也正是在开启着朝向新的历史时空的政治努力。这些不正是历史在鲁迅个体身上的烙印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只希望回到个体的鲁迅，但却为此牺牲了对历史的把握，而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指向知识确定性的研究都不能忽视对历史性的考察，而且也只有以更耐心的方式面对待丰富的历史，我们才能捕捉到一个个更开放、更面向“新”的具体的存在瞬间。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2]见鲁迅1933年3月2日日记。又见鲁迅1933年2月26日鲁迅问李小峰要书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 374页），又见鲁迅在1933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对山县回赠礼品的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第366页）。
[3]刘法绥、张芳：《鲁迅与山县初南》，《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关于诗稿手记的影印照片，见萧振鸣：《鲁迅的书法艺术》，第152页（《鲁迅的书法艺术》，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手记的全文如下：“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酉年之春书，请山县先生教正。鲁迅。”
[4]鲁迅在1934年12月7日和杨霁云见面，杨把他收集的《集外集》原稿交给鲁迅审订，但鲁迅在12月5日给杨的信中就表示身体不好，修订的事“唯近几日却难，因生病将近一月，尚无力气也”。不过，在9日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却告知“稿已看了一遍”，准备10日就还稿。由此可见审稿过程是仓促的。杨7日给鲁迅的这批稿件中应有从《今人诗话》抄入的诗六首，这六首诗在《今人诗话》上的这个版本虽和鲁迅日记中的记录有多处不同，但诗句语义是贯通的，所以若鲁迅没有翻查日记仔细核对，是很难凭记忆改正的，结果也是一字未改。鲁迅没有查日记中的古体诗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他后来三次给杨忆诗而不是查诗的情况看出；杨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1937年给许广平的信里才会建议可以从鲁迅日记中重新辑出未入集的古诗。
[5]根据鲁迅1934年12月9日给杨霁云书信，《赠人》第一首（“越女……”）鲁迅从杨的摘抄中看到过，当时杨自己搜集的。1934年8月份该诗手迹刚在《小说》上登出，杨应很方便获得。又据1934年12月29日鲁迅给杨霁云信，杨此时似又写信讨教《送O.E.君携兰归国》一首可否收入，鲁迅做了一些改正，从改动看，杨的原诗来自《鲁迅氏的悲愤》一文。关于《今人诗话》，详细考证见钦鸿文。
[6]钦鸿：《关于鲁迅五首旧诗的题目及其它》，《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10期。
[7]《鲁迅全集》第13卷，第58-59，67-68页。
[1]高疆：《今人诗话》，《人间世》， 1934年7月第8期。
[8]鲁迅：《鲁迅氏的悲愤——以旧诗寄怀》，《文艺新闻》，1931年8月10日。
[9]王映霞：《王映霞自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2-83页。
[10]同上。
[11]《鲁迅全集》第13卷，第227页。
[12]鲁迅在给山县的《呐喊》上写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自题十年前旧作。鲁迅。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于上海。”对鲁迅的创作出版经历有深入了解的读者和研究者知道，鲁迅受文网围剿最厉害的时期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段时期，20年代末是左翼的围攻，30年代初则是国民党收紧出版政策的后果——1930年以后由于《语丝》、《莽原》等杂志被查禁，鲁迅的发表空间非常小，这个局面要到1933年黎列文开始掌握《申报﹒自由谈》阵地后才慢慢改变 。而鲁迅政治抵抗行为最激烈的时期也恰是这个时期，不仅包括他和左翼的密切关系，也包括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而至于“积毁可销骨”这样的用词，则和鲁迅在这个时期书信里多次谈到的对他的谣言有关，在1931年初给李小峰的信中更有“然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寓里了”这样的说法（《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1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题〈呐喊〉》这首诗不是介绍《呐喊》时期的创作情况，而是抒发了鲁迅在1933年春重看自己当年“呐喊”之作的心情，鲁迅怕是从《呐喊》这个书的书名想到了言论和政治的关系，于是写下了这首题诗，这时《呐喊》这个书恰当地说只是起到了“起兴”的功能。
[13]高疆：《今人诗话》，《人间世》，1934年7月第8期。
[14]尾崎文昭、薛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尾崎文昭教授访谈录》，《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03期。
[15]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8-226页。
[16]《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17]《鲁迅全集》第6卷，第254页。
[18]竹内好著、孙歌编：《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0页。
[19]《鲁迅全集》第12卷，第338页。
[20]同上，第348页。
[21]同上，第340页。
[22]同上，第351页。
[23]《鲁迅全集》第11卷，第300页。
[24]张旭东：《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25]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10月18日。
[26]《鲁迅全集》第5卷，第104-106页。
[27]《鲁迅全集》第12卷，第341页。
[28]《鲁迅全集》第13卷，第92页。
[29]《鲁迅全集》第5卷，第454页。
[30]《鲁迅全集》第4卷，第486-490页。
[31]“未名社”在1931年前后的溃散以及一些成员的堕落对鲁迅打击不小，可见1931年10月27日鲁迅给曹靖华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277-279页）。
[32]在写下“平安旧战场”两个月以后，鲁迅在纪念李大钊的《〈守常全集〉题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全集》第4卷，第538页。
[33]《鲁迅全集》第12卷，第223页。
[34]鲁迅在《北人与南人》（1934.1）中把“南人”和“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联系在一起，《鲁迅全集》第5卷，第456页。
[35]关于“贰臣”见《〈二心集〉序言》（1932.4），《鲁迅全集》第4卷，第193-198页。
[36]见鲁迅《漫与》（1933.9）一文，《鲁迅全集》第4 卷，第604页。
[37]刘禾：《跨语际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6月，第308-341页。
[38]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39]《鲁迅全集》第4卷，第5页。
[40]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41]《鲁迅全集》第7卷，第459页。
[42]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1页。
[43]见《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2-103页。
[44]《鲁迅全集》第4卷，第469页。
[45]《鲁迅全集》第6卷，第21页。鲁迅和茅盾最初拟定的目录里共26篇，绝大部分是左翼作家作品。
[46]鲁迅在1936春和山本实彦商定了在《改造》社发表的“中国杰作小说”的篇目。原定10篇，最终发表了6篇，均为左翼小说。
[47]《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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