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材料与注释》研讨专辑 | 李静：“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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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

“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研讨专辑

《材料与注释》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当代文学研究新著。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他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该书既延续了洪子诚教授一贯的冷静与精深的研究风格，同时也为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召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嘉宾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姚丹、姜涛、鲁太光、李静、石岸书与罗雅琳六位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目录：

01  姚丹  诗与真——《材料与注释》中的“主观”与“客观”

02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03  鲁太光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情感问题

04  李静  《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05  石岸书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06  罗雅琳  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材料与注释》：

      “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文

李静

编者按

在《材料与注释》中，原本只是作为研究工作的准备环节的“材料与注释”被以“学术成品”的面貌加以呈现。洪子诚通过材料与注释之间的往返映照，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复杂性与辩驳性充分揭示了出来。洪子诚的学术探索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由“批评化”转向“历史化”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还别具一种“预流”的眼光。我们不仅可以在“历史化”的学术氛围中讨论《材料与注释》展开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能够以《材料与注释》为镜鉴，见出学界通常的“历史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的奠立积蓄潜能。

感谢作者李静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通常认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1999年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此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便在于其“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视角。在其后出版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与《当代文学的概念》等多部著作中，洪子诚的这一思路得到不断深化。而新作《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由他近年来写作的一组资料文章与四篇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答问集合而成，在一种微观与具象的层面上“再现”了当代文学从50年代末期到“文革”初期的生产与构造过程，进而更深入地讨论了外在制度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不仅是对其既往研究的推进，更因其处理方式的独到而具有了一种方法论意义。

在《材料与注释》中，原本只是作为研究工作的准备环节的“材料与注释”被以“学术成品”的面貌加以呈现。洪子诚通过材料与注释之间的往返映照，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复杂性与辩驳性充分揭示了出来。近年来，基于对当代文学研究“批评化”现象泛滥的不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应当把“历史化”作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进路。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洪子诚自《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来的学术著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这一“转向”提供了重要参照，《材料与注释》自然也不例外。是故，倘若把这部新著放置在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历史化”的学术潮流中进行省察，也就别有一番意义。但此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既是在潮流之中“顺势”而为的一部力作，同时也在潮流之外别具有一种“预流”的眼光。我们不仅可以在“历史化”的学术氛围中讨论《材料与注释》展开的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能够以《材料与注释》为镜鉴，见出学界通常的“历史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一个新的研究起点的奠立积蓄潜能。

一

作为一种学术形态的“材料与注释”

在《材料与注释》中，洪子诚选取的“材料”多是从50年代末期到“文革”初期共和国文艺激进化过程中的核心领导层的原始文献。其中有他们“在位”时的发言记录，也有他们在被“打倒”或者“审查”之后的“交代材料”。前者包括《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中国作协1957年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与中国作协1962年大连会议的会议发言记录等。这些材料携带的现场感可以使读者较为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充满张力的时代氛围。后者则如“周扬集团”在“文革”时期的种种“交代材料”。这批出自前一阶段的重要文化官员——例如周扬、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与郭小川等——的另类文章，不仅提供了若干当代文学不断激进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的相关史料（当然，洪子诚在书中也反复提醒读者需要仔细甄别这些产生于高压环境之下的文字本身的真伪情况），而且也使读者能够透过这一“非常态”的表述方式，在某种“震惊体验”中较为真切地感知到共产党文化官员在与社会主义文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扭结在一起时生成的复杂境况。这对于洪子诚提出的文艺—政治“一体化”的概念自是一种具象呈现。而且，洪子诚选择共产党文化官员（“施动者”）的检讨文字而非普通知识分子（“受动者”）的“伤痕叙事”作为分析材料，显然可以对当代文学自身的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挫败进行更为内在的反思与追问。

《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

材料的编排，可以被视作研究者“编码”的过程，研究者籍此建立起的是自身对于历史的观照视角与叙述方式。洪子诚在材料的选取与组织上无疑是高度自觉的。他说，《材料与注释》“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 [1]可见，材料的编排不仅意味着复现曾经存在过的人、事、物，更要运用电影镜头般的语言呈现出历史情境、偶然性甚至危机，将其间“摇摆的姿态”与“互搏的痕迹”尽可能捕捉下来。在这一方面，书中的《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就颇具代表性。洪子诚在文中将“文革”初期沦为批判对象的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与郭小川等人的“交代材料”与冯雪峰的“交代材料”并置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冯雪峰是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批判对象，而待到“文革”爆发，当年的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又一同被更为激进的文艺政策抛弃。对于洪子诚呈现的这一历史情境，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入。若顺时来看，读者可以发现的是“当代文学的展开是靠预设和选择从一种文学形态的理想出发，展开创造这种文学的实践”，[2]但“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往往容易演变为路线之争、立场之争，乃至“权力分配上的较量”。由于“理想”极易被实体化为某个具体的个人，进而这一个人也就拥有了“划分敌我”的绝对/无限权力。而且，文艺的“理想”形态本身也在不断地演变，曾经的决策者完全可能被更新的“理想”抛弃，而“理想”本身在这一过程中也变得愈加纯粹与僵化。若逆时来看，从1966年的“交代材料”回望1957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57年运动的合法性难免会受到质疑，而1966年文艺政策展开与落实的合法性也会因其与1957年的激进运动在逻辑上与结构上的相似性而同样遭受质疑。又如，在《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一文中，洪子诚选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周扬从50年代后期的激进立场“后退”之后提出的“全民文艺”观。与一般研究者通常只注意到周扬在这一时期的“摇摆的姿态”不同，洪子诚希望藉此讨论的是其蕴含在紧张情势之中的超越思考，他所看重的是思想观念在权力制度面前的“活动空间”。文中通过比较周扬与林默涵在起草纪念“讲话”社论时的不同构想，显示出周扬在60年代初期的理论眼光。需要说明的是，洪子诚在写作过程中并未直接做出任何结论，所有这些都是读者在解码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体认到的。这是居于幕后的“注释者”有意采取的叙述策略，一方面使得普通读者更容易接受本书潜在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会激发某些读者对于这位幕后“注释者”的意识形态归属的“好奇心”，历史叙述与主观意图之间的复杂性由此也可见一斑。

总之，《材料与注释》一书较为成功地建立起了当下读者对于异时异地具体情境的历史感觉。读者通过“设身处地”地阅读与感知，可以“窥见当代激进政治、文艺理念的内部逻辑，具体形态，从中见识文学-政治的‘一体化’目标在推动、实现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紧张、复杂的文化冲突，也多少了解这一激进的文化理念的历史依据，以及它在今天延伸、变异的状况”[3]。通过对历史情境与紧张时刻的复现，当代文学权力机制的运作过程以及文艺理念在具体实践中产生的“疑难杂症”也就在洪子诚的笔下被揭示出来了。

其实，在面对书中呈现的“材料”时，洪子诚同样也是一位读者。他在书中进行的“注释”便是更早一步对“材料”做出的“解码”。对材料进行注释，其最高目的在于打捞起理念与现实之间的“中间项”[4]，通过拆解“话语活动”的针脚，使历史尽可能地具体化、去神秘化、去意识形态化。此外，好的“注释”工作具备沟通历史与当下的能力。“如果‘过去’不能转化为‘现在’的问题，它们就很可能不会成为我们的‘记忆’，不会成为‘历史事实’，可能会在时间之流中遗漏、消失。”[5]因此，“材料”不仅是被发现的，同时也是被身处当下语境的研究者“发明”的。不稳定的、备用的、暂时的历史“材料”，必须被不断地回望、申明与阐释，才能作为“活”的历史被打捞出来。尽管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的笔法内敛节制，但他对于当下文化与政治问题的关切却总能不时从纸背透露出来。是故，研究者个人与研究对象之间也就达成了某种相互激发而又彼此圆融的状态。

《材料与注释》从50年代后期至“文革”初期的共和国文艺历程中截取出若干具体历史事件加以讨论，作为注释者的洪子诚不仅对这些事件关涉的背景与语境做出了事实层面上的说明，同时也借助这些材料的编排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因此，“材料与注释”这一看似最为普通的写作方式却带来了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宏观与微观、制度与思想、政治与道德等看似“二元对立”的事项皆以某种充满张力的方式共存于阅读视野之中。这种处理方式与书写效果对于追求“历史化”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态自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历史化”中的个人经验及其价值

在《材料与注释》中，《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一文可以看作全书的“总注释”，是我们理解全书的入口。洪子诚在本书《自序》中指出：“它有助于读者了解书中材料的来源，有助于了解我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态度和感情，知道我其实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对这些文章涉及的人物的处境不是完全隔膜、无知，所以还是把它放在这里，它可以看作本书的‘代序’”。[6]《大事记》清楚地交代了书中“材料”乃是出自洪子诚在1967年参加大批判写作时抄写的作协内部材料，因而此中涉及的50—70年代研究也就可以具体化为洪子诚个人视野中的50-70年代的研究。这里的“具体性”强调了洪子诚作为“时代中人”的内在视角，凸显了个人经验在其历史叙述与学术研究中的“在场”。这也就决定了即使作为文学史家，洪子诚的历史叙述也不可能绝对全面与客观，而必然会被内嵌于生命历程中的问题脉络所形塑。[7]故而，本书虽以对“历史知识”加以整理与诠释的方式出现，但实则是对于自身“处于持续焦灼的心态”的直面，处理的是某种个人的情感认知与生命体验，而其中蕴藉的则是一种救赎与安顿的希冀。

《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因此，洪子诚的“历史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个人的历史化”，从而极大地区别于当下某些“考据癖”式的历史研究方式。后者实质上将“历史化”变质为了“化历史”，将历史完全处理为了外在于研究者的单一、均质的“死”材料。在此意义上，作为本书标题的“材料”要比“史料”更为准确，因为这些“材料”实打实地构成了洪子诚个人生命的某种“材料”。对此，洪子诚有过明确论述：“（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我们就身处所处理的问题之中，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并试图‘处理’、叙述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8]对于具有高度历史感的“时代中人”而言，探究个人生命的秘密，便是探究历史本身的秘密。

可贵的是，即使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洪子诚也从未把自身当作历史的权威阐释者，而是始终与论述对象保持着一种合宜的距离感。他自称身属“即将走向消灭的那一代”，对自身有限性的认知可谓动人心魄。这种限度意识暗合了尼采在警惕“历史滥用”时所提醒的：“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9]。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不仅研究对象被充分历史化了，研究者自身也被不断历史化。他在重读“文革”中自己写作的批判文章与讲课笔记时，一度难以相信这些文字出自其本人手笔，而对于那个陌生的自己的“难以忘怀”，便构成了他理解历史的本能动力。也只有在这种陌生却又熟悉的“间离”状态中，真正的反思才变得可能。

除却对自身起源的不懈追问，洪子诚还致力于理解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本书的重心虽然在于揭橥“文革”前后共产党文化官员与社会主义文艺以及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在呈现出文艺—政治的权力结构与一系列运动的“冷”的历史之外，洪子诚还写出了“热”的历史，亦即“人”的历史。作为“同时代人”，洪子诚试图体悟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的“岁月沧桑”。比如他对邵荃麟这样真诚的思想者的惋惜，对于冯雪峰与周扬两人在晚年和解的慨叹，对于高压政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追问，都让本书具有了观照心灵的深度。通过对于共和国文艺展开过程中的“难题”以及人的困境的揭示，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灵魂内面被勾画出来。由此，历史研究被立体化为全息影像式的“总体知识”与整全学问，从最为微小的个体心灵到政治生活的伦理基础再到宏大历史的运转逻辑，被悉数收纳进来。这种历史研究达到的深度与研究者个人的阅历、修养以及历史观念密切相关。

实际上，无论“历史化”的研究技艺多么充分，决定其研究深度的根源还是在于研究者历史观的深度。正如洪子诚在书中不断强调“观看”比“观念”更为重要，他本人便是在不断地有距离地“观看”历史，而这正是洪子诚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历史只有在不断被触摸与接近时，才真的存在。洪子诚说：“我欣赏‘触摸历史’的这个说法；‘触摸’,有着靠近、探索等的不确定含意。在作为历史研究、历史书写的个体与‘历史’之间,存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一种呼应、到达,也是寻找、质疑和挣扎,当然,更是一种对话:和面对的各种复杂史料,和已经做出的叙述的对话。研究主体的这种有限性,既是存在意义、生命本质上的,也是历史上的:特定历史在我们身心烙印的,制约我们认知、感受方向和内容的种种。”[10]因此，他建立起的是一套开放、动态、语境化、充满张力与质询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本身，便是对“考据癖”式的历史研究以及历史目的论、历史本质论还有政治化/道德化的历史叙述的有力反拨。

三

营构“同时代感”的学术尝试

在对于“历史化”的追求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学科“共识”的当下，关于“如何历史化”的思考也就尤为重要。正如伊格尔顿敏指出的那样：“左派与右派拥有同样的立场,两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历史地解读文本,而是如何解读历史本身”[11]。因此，仅将对于“历史化”的讨论限定在方法更新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是非常不够的，更为核心与根本的议题恐怕还是在于如何历史地理解既有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经验。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一书中分析历史与人的关系时，提出存在“纪念的历史”、“怀古的历史”与“批判的历史”三种情形。对于“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而言，伴随着大规模政治运动的落潮，“纪念的历史”似乎只有在节日政治中才会短暂“出场”。而主张张扬个人权利与个性的当代人，的确也不大可能再做历史虔敬的信教徒与追随者。与此同时，在不断求新的时间潮流中，“怀古的历史”也显得不合时宜。相比之下，似乎唯有“批判的历史”在今天拥有稍大一些的市场。在共识高度破裂的今天，不同立场的意见之争总是难免沦为表态与站队。此种情形在“学术生产”乃至日常议论中都已屡见不鲜。但在“众声喧哗”的表象之下，对于具体问题的实质推进实则寥寥。[12]因此，如果说更为有效地理解历史经验是最为重要的“历史化”方案，那么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找到一种有别于机械的意识形态论争的学术方式，也就成为了一种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

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回忆“文革”时期的大批判写作时，总是强调自己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比如他当时曾写过两篇批判电影《早春二月》的文章，其中一篇曾在北大中文系学生大会上念过。“念得时候，可能有些语调不大像是严正批判的样子，引起学生几次笑声”[13]。这里的“笑声”形象地提示我们，洪子诚与当时时代氛围之间的距离感，为此他也曾感到非常挫败。时至今日，虽然这段历史进程已经相当内在地消融在他的生命中，但他依然选择死死地“凝视”它，以实际行动努力地恢复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是这份“格格不入”的距离感成为他真正进入50-70年代研究的优势，使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同时代人”。

所谓“同时代人”，根据阿甘本的论述，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就是不相关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14]。也就是说，“断裂感”与“错位感”会促使研究者发现整全叙述中的裂隙，培养起捕捉要害问题的直觉与敏锐。以此反观洪子诚的学术研究便可以发现，在他的学术起点上，当代文学史曾是一套相对整全的“文学与历史叙述”。而在此后，他从中发现了若干裂隙，亦即“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他也因此探求感知与把握“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在晚近又将目光进一步聚焦到以“历史的横截面”的形式而存在的“材料”上，通过一种“注释”的技艺，不断反思历史叙述与重审历史问题。是故，如果借用洪子诚的著作题名进行描述，那么他的研究历程可谓经历了从《文学与历史叙述》到《问题与方法》再到《材料与注释》三个阶段。其中，推动他不断演进的正是一种“断裂感”与“错位感”。

在本质化的叙述中，非主流的、晦暗的部分很容易被牺牲掉。但时代的晦暗面实则与时代的光明面共同构成了时代的总体经验。晦暗面往往可以从另一侧面揭示时代的运转逻辑。对于洪子诚来说，要想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经验就必须直面社会主义的危机与“晦暗面”，所以他选取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是“高压文字”[15]。通过对“高压文字”的甄别、体悟与解读，捕捉其间的情绪、无意识乃至时代氛围，成为了洪子诚的研究特色。在《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的注释中，许广平的“泪”成为一个醒目的象征性意象，那些爆炸性场面与被压抑的情绪不可谓不真，不可谓不紧要，不可谓没有研究的价值。这些被压抑的文学力量从反面说明了何为当代文学的“制度”与“规范”。对此，洪子诚有着深切的体会：“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出现了怎样的‘危机’，它的‘自我损害’，‘自我驯化’是怎样发生的。这种‘自我损害’表现了怎样的‘制度化’过程。它的挑战的、不规范的力量，它的质朴，某种粗糙，然而富有活力的因素，又怎样在‘压抑’另外的文学力量，和不断规范自身的过程中逐渐削弱、耗尽的。正是在类似的，以及其他的问题上，‘当代文学史’才会成为必要”[16]。当然，受限于个人的问题意识与全书的主题设定，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对于50—70年代文学的正面建构力量谈及较少，似乎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始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操控，使得整个叙述陷入到了某种宿命论式的无力感之中。不过任何著作都有其特定的目标与框架，而任何“历史化”的工作也不可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一举达成。

谈及“同时代人”，绝不意味着只有亲历者才有资格和能力理解历史。当代人立足于自身语境回溯历史时，同样是历史被“赋权”与“复活”的时刻。因为“历史”并非出于线性时间上已经死去的某一时刻，而是实质性地参与建构了当下的生活。洪子诚本人便是站在多种时代文化逻辑的断裂点上展开其学术尝试的——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艺经验、“新时期”的文艺观与历史观以及90年代以降的当代文化语境在其研究中被编织为联动的经验结构。他在书中根据具体的问题调动与之相关的不同时代的历史经验，将“破碎的时代脊骨” [17]重新粘合起来。同时代人“不仅仅是指那些感知当下黑暗、领会那无法抵达之光的人，同时也是划分和植入时间、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与其他时间联系起来的人。”[18]洪子诚正是这样的“同时代人”。他通过打破线性时间观念，在划分、植入、改变与串联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断追问内面生命与当下生活的病症与难题。

正如在《材料与注释》中被重点讨论的“周扬集团”，他们身上既负载着50—70年代当代文学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在这一进程之中摇摆与挣扎的痕迹，同时也与80年代文坛的“拨乱发正”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并且或隐或显地构成了当下文化实践的某种基因与质素。可以说，这种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时间维度真正具有了结构性、反思性与当下性。《材料与注释》从具体历史事件起笔，连带出共和国文艺展开及构造过程的部分缩影，并在其中拓展出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视野，即将不同的历史阶段结构性地并存于自身的思考之中。这对于历史的后来者建立具有“同时代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贺桂梅在评价洪子诚的文学研究时指出“洪子诚文学史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难于逾越的知识平台”[19]。这个说法用在看似“碎片化”的《材料与注释》上仍是极为恰当与准确的。“材料与注释”这一学术形态也许恰是当代中国语境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书写方式，因为在共识破碎的民情基础上，任何整全的历史叙述都可能是效力不足的，或是缺少对话性的。与其耽于比较“理念”之间的优劣，不如回到充满差异的历史经验之中，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建立起对历史更为具体、细腻、辩证的认知。这种不同于“批评”的知识生产方式，不仅致力于生产学科的知识基础，而且将为当下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对可靠的共同视野与公共经验。是故，“材料与注释”对于当下的文学史研究不仅是有效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激进的与最具批判力量的。在当代文学学科崇尚“历史化”的今天，洪子诚的“历史化”经验可谓最为值得关注与省思的。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注释

[1]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2]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3]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4] “中间项”的概念是日本学者丸山升在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时提出的，亦为洪子诚所重视。洪子诚在关于丸山升的文章中专门谈到了这一概念。他说“中间项”在丸山升那里“是讨论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命题：思想为了推动现实，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终极目标，而且应当具备联结终极目标与现实间的无数中间项。思想、观念如果不是‘固化’的，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那么，它的具体形态，围绕它产生的特定条件，它与现实的关系，它在不同个体那里的有差异的表现方式等等，就不能轻忽和剥离”。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5]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6]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7] 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研究者理应直面一切历史事实。但落实到具体课题的讨论中，完全摆脱个人立场进而做出“价值中立”的研究，几乎是研究者难以实现的目标。因此，相较于一上来就评判作者在选取材料时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做法，深入理解作者的问题意识与论述逻辑，尤其是理解相异于自身观点的他人经验，也许是更有建设性的阅读方式。在阅读有分量的严肃的历史著作时，尤其如此。

[8]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9] [德]尼采著，陈涛等译：《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0] 洪子诚：《“文学史热”及相关问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徐娇娜：《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2] E.H.卡尔指出：“过去十年间，英语世界关于苏联的记载，苏联关于英语世界的大多数记载，由于彼此之间甚至不能以一种最基本的想象理解力来看待对方，因此，彼此的言行总是表现出诋毁、愚蠢、虚伪的样子。如果历史学家不能以恰当的方式接近其正在研究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就不能撰写出适当的历史。”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9页。这段话对中国当下思想界仍有启示作用。

[13]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14]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黄晓武译：《裸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0页。

[15] 无独有偶，钱理群在2016年也出版了其研究50—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著作《岁月沧桑》。此书在讨论对象的选择上许多与《材料与注释》重合。而在后记中，钱理群谈到他在研究过程中“对知识分子改造文体的特别关注”。所谓“知识分子改造文体”，包括“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以及“大批判”文体等。在他看来，这些文体“都是最具时代特色的”。钱理群：《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73页。

[16]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洪子诚还曾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涵义,也许可以理解为对已知的现象的发生、存在状况的进一步探究,也意味着对未掌握的材料、细节的挖掘,关注那些因种种原因(道德、宗教、文学派别、政党意识形态禁忌)而出现的各种涂抹、删除、扭曲的状况。也就是说,从已有叙述的清晰秩序中,释放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压抑的事物,关注那些在既往的叙述中被非连续化、被取消进入历史资格的‘非法的’的事实、知识。从文学史写作自身的角度看,我将它理解为具有‘自反’意味的理念和策略,即针对我们过去生产的历史论述的‘反思’。”洪子诚：《“文学史热”及相关问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7] 此处借用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粘合破碎的时代脊骨”，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著，黄晓武译：《裸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

[18]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黄晓武译：《裸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5页。

[19] 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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